我们不妨在农村建设最低保障线--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马晓河_农民论文

我们不妨在农村建设最低保障线--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马晓河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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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俗话说“农民稳,天下稳”。新一届政府在三农问题方面采取了许多颇具力度的措施,取得了很大成效。然而,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城乡差距大,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马晓河在日前召开的《长安论坛·中国经济50人》上发言时指出,我们在认识、分析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时候,不能简单地把这些问题罗列出来,应该“牵着牛鼻子”,把主要问题找出来,然后重点突破,重点解决。

我国粮食产量存在远忧

马晓河认为,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有4个特点需要引起注意:

第一个特点,当前农业、农村发展遇到的宏观环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为什么这么讲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历史来看,最近这几年是国家财政向农村、农民、农业方面投入资金最多的时期;第二,惠及9.35亿农民的税费改革是这一届政府采取的力度最大的措施;第三,放开收购市场,中央拿出116亿的资金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第四,中央对农民实行间接补贴,支持农民搞农产品加工业,支持农民调整结构增加收入;第五,近期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推广力度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

第二个特点,粮食产量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粮食供求关系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粮食安全问题逐渐缓解。从目前来看,全年粮食产量有可能突破920亿斤,加上大豆、稻谷、小麦进口500亿斤,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但是在粮食出现恢复性增长以后,仍有3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到底有多少粮食才不会出现粮食安全问题?第二,我们一方面要保证食品安全,一方面要发展城市化,还要考虑生态平衡,这些问题的平衡点在什么地方?第三,中国食品安全的关键是粮食产量还是耕地流失?马晓河认为,我国近期粮食产量无忧,但长期有忧,忧在什么地方?是耕地和水资源短缺。

第三个特点,乡镇企业快速增长,农民就业开始逐渐恢复。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乡镇企业与劳动就业实现了同步增长,这是个很好的现象。从全年来看,乡镇企业可以净增加240万的劳动就业量。

第四个特点,农民收入打破了1996年以来增幅连续下降的格局,出现了8年以来少有的增幅。由于政策因素、价格因素、气候因素等,使得农民今年的收入(不扣除价格因素)增幅超过10%,达到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这是1996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是现在威胁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仍然存在,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农村生产资料价格明显上涨,而且涨速快于城市;第二,农民收入在大幅度增长的同时,部分地区的农民出现了隐性负担,农民负担有反弹的倾向;第三,存在粮食丰收之后价格下跌的风险。

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新一届政府成立以后,全社会空前关注三农问题,包括土地市场、金融制度、粮食体制、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公共品建设、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马晓河指出,上述问题确实属于三农问题的范畴,但是在这些问题当中,有两个问题尤为需要重新认识:第一,这些问题是否在同一时期产生?第二,这些问题之间有什么关系?关于第一个问题,马晓河认为这些问题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不断累积出来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之间并不是一种并列关系,而是关联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认识、分析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时候,不能简单把这些问题罗列出来,应该“牵着牛鼻子”,把主要问题找出来,然后重点突破、重点解决。

现在有人说,中国的三农问题核心是粮食生产,但马晓河指出,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扩张,城乡关系现在越来越复杂,目前的城乡关系或者三农问题在宏观层面上表现的不是产量或者食品问题,而已经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就业为中心的经济社会问题。马晓河认为,当前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和核心,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农民的“两权”上。

分开来看,城乡生存权上的差距主要反映在公共品的使用权利上。公共品没有排他性,谁都可以享受,但是在中国,城市的公共品农村享受不到,农村的公共品只能靠农民自己供给。这样就导致一个结果:城市的公共品在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下越搞越好,而农民由于公共品供给不足,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在发展方面的差距更明显。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集体和个人的民间投资增长远远落后于城市,在过去13年,城市人的民间投资增长了19倍多,近20倍,农村投资增长不到7倍,相差3倍。

给农民一个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下一步怎么办?马晓河的结论是“农民稳,天下稳”。从历代王朝看,农民要不稳,天下肯定不稳,所以历代都从战略高度、政治高度关注三农问题。关注三农问题要把核心放在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上,要像对待城市人一样对待农民,要给农民一个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他特别指出,三农问题是由历史造成的,所以希望靠一届政府,靠一两个领导来解决恐怕比较难,只能是重点突破,渐进式的改革。

现在有人提出,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政府管得太多,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政权退,民权进”,马晓河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是弱势群体,对于这些弱势群体的保护,对于贫困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依靠政府,如果政权退了,谁来保护弱势群体?

怎么解决三农问题呢?马晓河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对当前的大多农产品价格,中央要采取干预措施,要保持稳定,要坚决执行保护价格,在收购季节要实行“多收购,少抛售”的政策,使粮食价格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通过这种高价位来给农民转移收入。第二,要统筹城乡财政资源,重点解决农村的供给不足问题,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到农村。财政要尽快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向中西部投入,这不是政府的恩赐,这是中国的稳定所在。第三,构建当前农村的最低保障线。马晓河指出,政府财政每年拿500亿就可以在城市搞三条保障线,能否拿一点钱分给农民搞保障线呢?让他们最起码能够“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穷有所济”。第四,支持农民调整结构。支持农民调整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核心,所以政府应该紧盯农民收入这个目标,围绕行业结构调整,实施一些扶持政策,比如从明年开始加大直接补贴、间接补贴,从基地建设、产业化工程、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对农民进行扶持。第五,农村税费改革。目前这项改革措施推进得很好,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1)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要及时到位;(2)防止增加农民隐性负担,要遏制农民的负担反弹。从长期看,我们应该实行城乡一体的税制,把城市和农村人放在同一个水平上。第六,金融体制改革。马晓河指出,信用社改革可以缓解农民贷款难,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贷款难。下一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必须以金融体制多元化为目标,从供给主体,从供给总量上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第七,要选择新的模式发展城市化。当前城市化的目标是要多吸纳农业人口,这才能稳定社会,才能发展经济。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尽快调整城市化的发展方式,同时要设计一套鼓励农民进城的制度,包括劳动就业制度、社保制度、子女上学制度,要为农民提供培训,取消一切对农民的收费项目和歧视性政策。

最后一点,在农村,政权不能退,要进,农民需要政府的帮助,同时我们要培育农民自己的组织,培育专业合作社,培育一些协会,培育一些服务性行业,让农民通过组织来反映他们的意见,维护他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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