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相互关系的历史轨迹与发展趋势——对我国“高增长低通胀高效益”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通货膨胀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发展趋势论文,经济运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高经济增长和高通货膨胀没有内在联系。经济增长和通胀有四种组合状态，“高增长—低通胀—高效益”组合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发展方向与未来趋势。构建这一模式的关键是寻求高增长和低通胀“双重目标”的结合点，从我国改革15年来的历史轨迹看，年均经济增长率9.3%、物价上涨率6.4%，属最佳结合点。要构建好这一模式，必须遵循四条基本原则和解决五个基本问题。
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高经济增长和高通胀没有内在的联系
高经济增长和高通胀的数量界定，目前尚无一致的看法，在理论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不同属性区间的划分，有的把6%的经济增长率定为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有的将4%定为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还有的把1-3%定为基本停滞的经济增长区间，4-6%定为中低速推进的经济增长区间，7-10%定为正常繁荣的经济增长区间，11%以上定为超常规经济增长区间；也有的根据我国的情况提出，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等等。从50年代以来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把我国经济增长放在世界经济的格局中进行纵横比较，并概括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统计概率分析的显示，我认为，1-3%为低速增长运行区间，4-6%为中速增长运行区间，7-10%为高速增长运行区间，11%以上为超高速增长运行区间。这种数量界定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也是比较适当的。
关于高通货膨胀的数量界定问题，有的把通货膨胀划分为四个属性区间，其数量界定是：通货膨胀率在7%以下为温和的通货膨胀，10-20%为严重的通货膨胀，7-10%区间是温和向严重的过渡阶段，20-100%为剧烈（即恶性）的通货膨胀，100%以上为极度的通货膨胀。①有的把10%定为中度通胀和高度通胀的临界值，也有同志将15%定为中度通胀和高度通胀分界点。根据我国的情况，可以作出这样的数量界定：6%的通胀率为低度通胀和中度通胀的临界值，10%为中度通胀和高度通胀的临界值，20%为高度通胀和过高（即恶性）通胀的临界值。
我国改革开放15年间国民经济运行的状态，从总的来看，1979-1984年间，是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的阶段；1985-1987年间，是基本处于高增长、中通胀的阶段；而1988年的经济过热，超高速增长，就把我国经济运行的中通胀阶段推进到高通胀阶段；进而1992年下半年至1993年的经济过热，超高速增长，通胀压力加大并很快释放，使1993年末物价大幅度上涨，以致出现1994年春物价上涨率突破20%的严峻局面。当然，刚刚启动的过高通胀很快得到抑制，但物价涨幅仍很高，回落势头较弱。这种经济现象，就容易遮住一些同志的眼光，以此得出“高经济增长必然伴随高通胀”的结论。有的学者著文强调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保持高经济增长，通胀是不可避免”，这种不可避免可以说20%甚至再高一点的通胀不可避免。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高经济增长和高通胀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内在联系，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认为，它不是当今世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更不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运行的历史轨迹来看，多数国家和地区没有形成高经济增长和高通胀相伴而生的经济运行状态，即使某些国家出现过，也只是一种短期的、相对的现象，难以证明高经济增长和高通胀之间存在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恰恰相反，完全能够在高速经济增长期间避免高通胀，保持较低通胀率。这主要有：50年代的西德，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新加坡和台湾地区，80年代的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就拿泰国来说，1980年发生最严重的通胀，达到19.7%，而经济增长率却只有4.8%；1983年经济加快增长，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到1988年出现超高增长，可是这些年来却一直保持低通胀。
众所周知的二战后日本，经济增长从1973年石油危机为分水岭，在此前是经济高速或超高速增长，使60年代实际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1.2%，而年平均物价上涨率只有5.8%。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在“94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会议上说：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批发物价通胀率最多为1-2%，消费者物价则上升3-5%。这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于光远听了小宫的通胀问题发言后指出：“小宫教授介绍的日本事实很重要，纠正了一个重要观点，即高速增长必然伴随高通胀。”②到了70年代日本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下降为6%，而物价上涨率上升为9.4%。这就是说，由60年代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运行状态已转变为70年代的中增长、中通胀的运行状态。所以，我国有些学者著文常常引用60-70年代日本的例子，来论证高经济增长必然伴随高通胀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国近15年来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历史轨迹也表明，高经济增长和高通胀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第一，改革开放15年间，有7年国民经济运行在高增长的7-10.6%区间，其中6年的通胀处于1.5-6%的低度区间，1年为7.3%的中度区间，即较低通胀。可以说，这7年国民经济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的状态，高经济增长没有引起高通胀。
第二，1979年到1993年，我国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很大，通胀率波动幅度也很大。前者最低年份为3.6%，最高年份为14.6%，相差11个百分点；后者最低年份为1.5%，最高年份为18.5%，相差17个百分点。而15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却有9.3%，年均通胀率也只有6.4%，所以，从两者年均水平来看，这15年国民经济运行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的状态。正如刘国光教授所说的“高增长与高通胀并无必然的联系，用通胀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绝对不可取。”③
第三，在1979-1993年间，其中1984、1985、1988、1992和1993年都属11%以上的超速增长，而只引起1988、1989和1993年的高通胀。这表明，超高速增长确实存在着高通胀甚至恶性通胀的可能性，如果其他条件具备的话，多数超高速增长年份会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所以，“过高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带来过高的通胀（重点引者加）。”④然而，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这三年出现的超高速增长和高通胀的变动轨迹，可以说是在特别历史条件下带有很大特殊性的经济现象，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历史曲折，并不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增长和通胀的组合状态与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发展方向
最近发表的一项最新的权威经济形势分析报告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关系有三种类型：(1)高经济增长伴随高通胀；(2)高经济增长时保持较低通胀；(3)低速增长伴随高通胀。⑤其实，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还有一种主要类型，这就是低经济增长伴随低通胀。下面，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基础上，预测国内外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和通胀发展关系的未来趋势，提出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发展方向。
（一）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四种组合状态。
(1)高增长、低通胀、高效益，即“高—低—高”的经济运行状态。如前所说的60年代的日本就是这种状态的代表。这种运行状态，促使日本经济迅速起飞，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2)高增长、高通胀、低效益，即“高—高—低”的经济运行状态。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韩国经济运行就处于增长、高通胀阶段。尤其是60-70年代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在短时间内摆脱了经济落后局面，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普遍面临严重的通胀，极大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
(3)低增长、高通胀、低效益，即“低—高—低”的经济运行状态。原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可作这一状态的代表。1980-1987年间这三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9%、1.2%和0.5%，而通胀高达64%、8%和20%x，其严重滞胀现象引起世界瞩目。
(4)低增长、低通胀、高效益，即“低—低—高”的经济运行状态。8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已不再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高增长，因而出现了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趋势，经济发展由总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虽然经济发展处于低速增长阶段，但经济效益却很高，使发达国家沿着“低—低—高”型市场经济轨道运行，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未来趋势。
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呈现下降趋势，与此同时，通胀也进入较低水平阶段。这将是今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70年代已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年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由60年代的5.1%下降为3.1%，80年代为3%，1990年为2.3%，1991年为0.7%，1992年为1.5%，1993年为1%；1994、1995年将分别上升为2.4%和3.5-4%。由于经济转型已初见成效，加之低通胀，将会为90年代中后期经济增长提供条件，估计到200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4%左右。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注意控制通胀，把物价稳定作为维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前提。例如日本把治理通胀，稳定物价作为金融政策的最重要目标，甚至是最优先目标。故日本1981-1988年消费物价上涨率分别为4.9%、3.1%、2%、2.2%、2.3%、0.7%、0.6%、0.7%，1989-1992年分别为1.8%、2.4%、2.5%、2.1%。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发展进入低速增长阶段的同时，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初，通胀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保持最低水平，使国民经济运行处于低增长、低通胀的状态。又如美国进入80年代以后，就由1981年的10.2%的通胀率，逐步下降到1986年的1.1%，1987年回升到4.4%，1988-1993年分别为4.5%、5%、4.3%、2.9%和2.6%。1992-1993的物价上涨率，七大工业国由3.4%降到2.6%，欧洲联盟国家由4.6%降到3.8%。不少欧美经济专家甚至认为今后是个全球物价不跌时期，期长约25-30年。因此，可以预言，到2000年前后，发达国家通胀将会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这就表明，美国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低增长、低通胀、高效益的经济运行状态，将是今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长期的、基本的趋势，形成为一种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的经济增长缓慢和严重通胀的极大冲击后，普遍认识到，继续通过通胀来刺激经济快速发展，达到经济总量的高增长已难以为继，必须放弃“高速增长模式”，实行低通胀条件下的“缓慢增长模式”，追求经济质量效益型的适度增长。因而，在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总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换，开始走上了“低—低—高”的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轨道。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发展方向与未来趋势。
第二，“低耗优构优质高效”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内容，已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发展，不能不反映这个现代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本要求。这主要表现为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普遍进行了以新科技革命为依托的产业结构调整，依靠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现代经济发展。这样，多数发达国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已突破60%；一是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突破60%。这样，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由以高消耗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转向以低消耗为特征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使经济发展模式已从高投入高增长型转向高技术高效型，从而奠定了“低—低—高”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客观基础。
第三，8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普遍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的一个最主要内容，就是稳定物价，使抑制通胀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目标。这是由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饱尝严重通胀之苦，所以，都把抑制通胀和防止经济过快增长作为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原则，实行反通胀的政策。尤其是90年代来，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采取了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措施，加之其他方面的原因，使这些国家的通胀率一般都控制在较低水平之上，据说还将长期坚持下去。
第四，虽然，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在某段时间内出现过“高—低—高”的经济运行状态，但这种类型最多只能说是“高—低—高”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雏型，这就是说它是不定型的，最终形成不了一种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这是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高速或较高增长，却不是一种长期趋势与一般规律。其深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深与激化，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常常发生停滞、低增长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总趋势。所以，“低—低—高”的经济运行状态，必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从而形成“低—低—高”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
（三）“高—低—高”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发展方向与未来趋势。
过去15年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主导地位。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已走到了尽头，潜力已耗尽，在未来的发展中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可以说，高增长、低通胀、低效益的运行状态，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未来趋势，它不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发展方向。唯有使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型转向低投入、低消耗、高效益型，建立起“高—低—高”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才是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发展方向与未来趋势。这是因为：
第一，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低效益的总量高速增长和较低通胀的经济运行，难以在国际市场经济竞争中取胜。
第二，“低耗优构优质高效”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普遍规律，不管社会制度如何，发展现代生产力，都必须按照这个规律办事。
第三，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比较长时间里，存在着经济高速增长和效益不断提高的巨大潜力。与此同时，在客观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为经济高速增长和效益不断提高，而且为稳定货币与保持通胀较低水平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并使此转化成现实性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四，过去15年我们虽然付出了过高经济增长带来严重通胀的学费，但却为我们构建“高—低—高”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积累了经验，开辟了航道。此外，发达国家从高投入高增长型转向高技术高效益型的经济转轨变型的经验，是现代人类的共同财富，给我们提供了学习与借鉴的机会，使我们减少甚至避免走弯路，尽快使经济发展走出近年来高增长、高通胀、低效益的运行轨迹，过渡到高增长、低通胀、低效益的运行状态，逐步建立起“高—低—低”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
构建“高—低—高”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基本原则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构建“高—低—高”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关键在于寻求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和保持通胀较低水平的结合点，即“双重目标”的结合点。
为了有效地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目标，促进国民经济能在比较稳定的状态下健康、快速、持续、协调发展，探索经济增长和通胀平衡协调关系的结合点，必须严格遵循四条基本原则：
第一，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不能超过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承受能力，还必须与我国资源环境系统的承载力相协调。
第二，通胀率不能超过工资增长率，否则就会降低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影响社会安定。
第三，通胀率不能超过储蓄利息率，否则就会使居民储蓄下降，引起经济生活混乱。
第四，通胀率不能超过经济增长率，否则就会使经济运行脱离正常运行的轨道，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
运用上述历史方法、逻辑方法和现实分析，对经济增长和通胀之间发展关系进行综合研究，并借助对预测模型所显示出主要预测结果的分析，我认为，今后的15年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左右，年均通胀为7%左右，可能是一个实现“双重目标”的比较理想的结合点。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理想结合点的实现是极其艰难的。经过两年的超高速增长，今年要回落到9%左右，虽然有希望，但却实有很大难度。我国国民经济运行要及早走出困境，期望1995年成为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由高增长高通胀进入高增长低通胀的转折点，并为今后若干年逐步建立起“高—低—高”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创造良好的条件。
建立起“高—低—高”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必须认真解决好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推进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选择适度经济增长率，是建立“高—低—高”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核心。
在我国现阶段的历史条件下，通胀形成的主观原因、其主要根源是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的偏差；而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又取决于经济发展战略。从以发展速度为中心转变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这是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实现这个转变的核心问题，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实现适度经济增长速度。然而，过去的15年现实总不尽人意，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非常艰难致使远远没有实现。这是造成过高经济增长带来严重通胀的根本原因。因此，坚定地推进速度型战略向效益型战略的根本转变，选择合理的经济增长率，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成为构建“高—低—高”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核心问题。
早在1985年经国务院转发的《200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中，进行多方案的比较，认为实施7.7%的经济增长率是积极稳妥、富国裕民的方案。其后，有的学者如王积业、原毅军等把适度经济增长率选定为6%左右；也有学者如熊映梧认为7-8%的经济增长率在世界上是较文明，在中国是适度的。到了1993年初，谷书堂等提出下限8.1%和上限10.9%就是今后一个时期（比如到2000年）我国适度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区间。同年冬杨德明预测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时强调说，中国经济增长率不应低于7%，也不应高于10%。目前13-14%的增长速度是特殊情况，不可能、也不必要长期持续下去。否则，会导致严重经济过热和通胀，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最后贻误中国经济现代化大业。对此，笔者在1993年底著文认为：“从我国国情出发，有效地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90年代到下世纪初经济增长速度，确定和实施经济增长为9%左右，这与世界各国相比是较高的，同我国过去相比也是较高的，这是比较适度的经济增长率。”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2.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实现我国经济转型，这是建立“高—低—高”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基础。
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效益，是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实现快速、持续、协调发展的基础。过去15年间经济高速或超高速增长，没有建立在效率和效益不断提高的坚实基础上，而是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来支撑，并最终迫使国家超量发行货币来维持这种低效率和低效益的高速或超高速增长。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坚定地推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坚决变那种主要依靠增加投入和加大消耗为其发展的基本途径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寻求低投入、低消耗为其发展的基本途径，来实现高产出、高效益，这是构建“高—低—高”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人们一直力图把经济工作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来，但转轨变型的效果不大，这就在于这种转变的重点没有放在推进经济发展模式上，实现经济转型，继续走盲目追求产值速度和扩大投资规模的老路。这样，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基本上沿用着大量消耗资源与数量粗放型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继续在低层次上粗放经营方式发展了15年。这种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主要依靠增加资源、能源、资金的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在总体上没有改变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局面。这是造成经济效益低下的决定性原因，而财政赤字和企业亏损作为通胀形成的重要原因，只不过是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低下的具体表现而已。因此，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应当把重点放在变革以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上，建立起投入少、产出多、消耗低、效益高的质量集约型与资源节约型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就一定会形成“高—低—高”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
3.保持适当的投资规模和适度的市场货币流通量，是构建“高—低—高”低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关键。
这些年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来支撑低效益扩大规模的高速或超高速增长的基本标志，是投资的超高速增长和市场货币流通量的超高速增长，从而推进物价大幅度上涨。因而，投资膨胀和货币超量供应，则成为通胀加剧的两个重要原因。所以，防治通胀，必须紧紧地把好两道关口：一是严格控制投资需求增长过快；一是尽力防止国家超量供应货币。我们宏观调控管好这两个“闸门”，是防治通胀这种经济灾害泛滥的关键。
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倾向，是投资过热造成成本推动与需求拉动的相互作用引起通胀。尤其是1992-1993年的经济过热，主要是投资需求增长过猛的“单膨胀”。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7.6%，其中国有单位增长40.7%；1993年分别为50.6%和57.8%，是15年来增幅最高的一年。投资超高速增长，必然引起物价上涨，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26.6%，是15年来涨幅最高的一年。这个事实表明，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资膨胀，固定资产超高速增长，可能成为今后我国通胀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努力管理好这个“闸门”，把投资控制在适宜的规模内，使投资增长速度同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大体相适应，严格控制在国力所能承受范围内。为此，我们要坚定地加快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实现优化投资结构，使我国投资早日走上与国力相适应的良性循环轨道。
通胀归根到底是个货币现象。我国的通胀同样首先表现为货币发行过多，而流通中货币的过高增长，必然带动物价大幅度上涨。因此，防治通胀很自然地首先要把重点放在控制货币超量供应上，保持适度的市场货币流通量。货币发行过多的问题已持续多年了。无论是从1979-1993年年均货币供应增长率，还是从15年间已发生的四次经济过热年份货币流通量增长率来看，不仅大大超过同期的经济增长率，而且超过经济增长率的两倍，还超过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之和。
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多高为宜，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确定适度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应当主要考虑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和货币流通速度等三个因素。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增长率应该是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最主要因素。一般来说，市场货币流通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为2∶1以内较为合适，即比经济增长率高出一倍的范围内，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通胀。这些年来，国家超量发行货币有其复杂的原因，但新旧体制摩擦的体制因素却是根本的。防治通胀，保持适度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就要紧紧抓住消除迫使国家通过超量供应货币来实现经济高速或超高速增长的体制因素。这是治本之道。
4.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有效供给能力，是建立“高—低—高”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根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由工业超高速增长而形成的。例如，1992年和1993年的经济超高速度增长，其中工业增长率分别为20.8%和21.1%。这就导致产业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产业结构不合理，是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深层性矛盾之一。从80年代产业结构演变过程来看，产业结构严重不协调有两个突出矛盾：一是工业过快增长与农业缓慢增长的尖锐矛盾。例如，1985-1988年间工农业增长速度之比为4.6:1，其中1988年为5.2:1；1992年和1993年分别为5.6:1和5.3:1，两者差距在扩大。这个比例关系，一般来说，我国现阶段应该为2.5:1或3:1的范围内较为适宜。一是加工工业过快增长与基础工业缓慢增长的尖锐矛盾。这种基础工业能力不足与加工工业增长太快的工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将会成为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工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因此，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基础工业发展严重滞后，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这表明供给不足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基本因素。如果不顾此，硬要维持超高速增长，必然要以结构恶化与效益（尤其是宏观效益）下降为代价。而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迟早会使我们服从它的权威，放弃追求超高速增长的战略选择，回到效益较好的适度经济增长的轨道上来，建立“高—低—高”型经济运行模式。
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发挥其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资源的职能作用，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主要是形成高效的动态的国民经济合理结构，即结构优化。而结构优化的趋势，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协调化，这意味着资源配置和再配置效率的提高与结构效益的最佳化。因而，我国现阶段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必须顺应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协调化的趋势。在今后若干年的重点是，必须把加强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不断强化农业的基础作用，缓解工业过快增长与农业缓慢增长的矛盾；必须把加快基础产业发展，不断增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力，缓解基础产业严重滞后不能适应加工工业及其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矛盾，从而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供给能力，这是构建“高—低—高”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根本之策。
5.实行消除高通胀和防止超高速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构建“高—低—高”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保证。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这是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现在的问题是，加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及其基本政策是否包括实行消除高通胀和防止超高速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没有成为人们的共识。从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经验和教训来看，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决策者认识到，实行通胀，不是发展经济的好办法；靠传统的高消耗与大规模生产维持追求经济总量高速增长，已难以为继。于是，他们就转向主要实行抑制通胀，防止经济增长过快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健康运行与稳定发展这个意义上说，抑制通胀，保持通胀较低水平，这是世界各国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共同经验。
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不仅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方面，而且在抑制通胀，保持通胀较低水平方面，都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很大优势。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不仅应当，而且完全有可能使消除高通胀和防止经济过快增长有机协调起来，实现保持经济高增长和通胀低水平的双重目标，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快速持续、协调的发展。因此，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实行消除高通胀，防止超高速经济增长，应当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宏观调控的重要原则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这是构建“高—低—高”型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保证。
注释：
①吴晓求：《中国隐形通货膨胀的计量与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1期。
②详见《工商时报》，1994年4月13日第5版。
③刘国光答记者问，《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6期，第15页。
④《经济研究》1993年第8期，第4页。
⑤《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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