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与中国的公共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外交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外交领域如何体现“三个代表”精神
3月19日，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正式对外宣布：外交部在新闻司内设立一个新机构——“公众外交部”，这是外交部增进民众对外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的重要举措。去年12月23日外交部长李肇星通过外交部网站“中国外交论坛”及新华网“发展论坛”与公众进行在线交流；在此之前的9月6日，外交部曾以“走进外交部”为主题，举办了首次“公众开放日”活动，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
如果民众不理解政府的外交决策，外交工作就缺少了国内舆论的支持，开展起来就比较被动。更一般地说，外交工作如何赢得民心，是我国过去比较忽视的问题。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即如何赢得国内民心，争取国内民众对外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如何赢得国外民心，改变国外民众对我国的看法。前者就是所谓的公共事务(Publicaffairs)，后者属于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所谓公共外交就是一国政府通过信息和语言去赢得国外民心的外交形式；而公共事务的最大任务则是让国内民众获悉政府的目的，更多属国内事务范畴。美国国务院设立主管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一职，就是兼顾这两方面的工作。
今天，中国日益融入世界。中国的国际形象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国际信用从而影响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而且从长远讲与中国的“软国力”密切相关，已经成为中国的无形资产。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必需越来越重视如何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中国的公共外交战略因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我国几代领导人都很重视民间外交或公众外交，从周恩来、邓小平到江泽民。民间外交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扮演了十分积极的角色，但对公共外交却重视不够。公共外交是以公众为受体的外交形式，而公众外交则是公众为主体的外交，如民间外交，或称为外交的第二、三管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如何从形象上入世，影响国外民众、媒体的中国观，某种程度上比一时的外交得失更加重要。
“三个代表”中的重要一条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外交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这就是要求我们的驻外机构首先要保护好每一个中国公民、侨民在海外的民间利益，而且要赢得国际社会最大多数人民的民心。现时代的需要催促我们在日常对外交往中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并把它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推行，这就是要深入探讨公共外交与和平崛起的关系。
公共外交与和平崛起
“9·11”事件后，美国重拾公共外交武器，旨在解决“世界为何仇恨美国？”的问题，力求挽救美国在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穆斯林世界的形象，通过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等推销美国的“反恐”政策、“反感”理念与美国式的民主自由观念。美国的经验表明，开展公共外交的使命是塑造国际形象、推行外交政策和传播国家观念，一句话，增进国家的软权力。
美国的做法对于和平崛起中的中国有什么启示呢？
1.和平塑造：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
过去，对国际形象问题我们存有不少错误观念或心态，较典型的有：①将国际形象与国力等同起来，认为国家强大了人家自然就会尊重你。但如何解释瑞士、北欧国家国力并非强大，国际形象却十分好；美国国力如此强大，但国际形象却很糟糕？我们常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却很少谈中国的软国力，忽略国家的亲和力，即国际社会对你的亲近和喜欢程度，这是中国威胁论产生、蔓延和强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②与此相关的是，重视国际地位，忽视国际形象。在朝贡体系下，我们特别在乎中华民族的威望，现在则有重“威”忽“望”之势。③发展战略中偏经济、轻文化，而文化也是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主，对现代中国形象宣传不够，影响到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进一步走向自己。④认为身正则影不歪、酒香不怕巷子深，敏于行而讷于言，忽视在国际社会中宣传自己、推销自己，塑造正面的国际形象。⑤以历史、文化大国自居，认为国际社会不了解我历史和文化，因而不尊重中国；而外国民众也常常只对中国的历史感兴趣，对现在的中国并不了解。我们的心态则是，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理应受到世界的尊重。但对历史的尊重不能自动转化为现在的魅力；更有甚者还带有受害者心态希望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具体做法常常是拷贝国内宣传做法，开展对外宣传或公关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外交。
带有以上错误或模糊认识，致使传统中国外交重视国家间关系和高级政治（如政府外交、首脑外交等传统外交，关注政治、经济、军事事务），忽视外国国民对中国的认可程度及低级政治（如环境问题、社会安全问题、文化、跨国界事务等）。比如，认为中美关系好了，美国人就对中国友好。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白宫对华施好而国会山反华之声仍不绝于耳？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长期游离于主流国际社会之外，国际形象主要是内政问题的某种折射；在此之后，内政问题也一直是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恒常因素，甚至一度是主导因素。国际形象表达往往比较被动：“如果你不去表达自己，就必然被别人所表达”[1]。在资讯时代更是如此了。因此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纵观中美200多年的交往史，中国在美国的形象一直在变，但美国始终没有客观公正地评价过中国。”[2]内政问题首先是中国由于体制、人权、新闻自由等方面与西方标准存在差距，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其次是国家统一问题，在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之后，最主要的就是台湾问题了。台湾问题成为考验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意志与中国国际形象的长远挑战。
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认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存在对方和我方两方面的原因。对方原因包括：不了解中国国情、意识形态的隔阂、不信任等；我方原因有不重视外部世界的反映、不善于推销自己等。针对国际社会对我内政外交政策的不够了解，近年来，我国政府经常以《白皮书》的形式加以正面、详细阐述，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自1980年起先后批准加入了17个国际人权公约和协定书，并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更是消除了国外舆论对中国政府的诋毁，使得综合国力与国际形象一同提升。
2.和平崛起：推行外交政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威胁论”成为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主要制约。其中也蕴涵着一个悖论：以中美关系为例，正如亨利·卢斯基金会副主席特瑞·罗兹所言，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是一个爱恨交织的历史循环：“我们对中国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当中国国力衰弱、疆土分裂时，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往往比较正面，但是当中国强大起来并开始具备外向发展的潜力时，美国的中国形象则趋于负面。”[3]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中国强大了就会威胁人家的逻辑，增强对中国的信任。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以做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并从以下方面着手：
——目标：自信、务实、开放、负责的中国，是我国公共外交的基本目标定位，长远上看是服从于中国国家发展的定位，积极配合“三步走”的经济发展目标，循序渐进地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向“中性—正面—亲近”转换。
——手段：关键是树立政府在国内的亲民、民主形象，中国驻外机构也要首先保护好每一个中国公民、侨民在海外的民间利益；其次通过开展文化广播的国际交流形式，利用当地国家的电台、电视台渠道播放中国新闻娱乐节目，利用当地华侨、留学生对华投资跨国公司开展针对母国的形象宣传活动，如“创意中国”、文化营销国家活动、塑造充满活力的、民主、开放和富有人性的国家形象，重视“国家品牌塑造”。
——重点：鉴于“今天中国的国际形象，基本上就是一个被美国媒体妖魔化了的形象”[4]（刘康语），我们抓住美国和欧洲这些影响世界舆论的重点，及时为欧美国家“憎恨媒体”妖魔化中国的举措消毒，充分利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传递中国的声音，善于与非政府组织与全国公民社会打交道，突破传统公共外交困境，以朝鲜问题为切入点，实现从内政问题的被动纠葛到国际行为的主导塑造为主，树立起“做负责任大国”形象。
——机构：整合中联部与外交部工作，设立负责分管公共外交事务的司长，统一协调外交系统的公共外交工作，从国务院新闻办中分设国务院信息局，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工作。
3.和而不同：传播中国外交观念
事实表明，公共外交是更好发挥一国“软权力”的重要手段，它突破了传统外交的政府对政府的僵化和民间的软弱，着眼于未来，通过沟通和交流赢得外国民众的信任和认同，这与东方朝贡体系时期中国的“德治”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也因此更有理由更有可能开展成功的公共外交以塑造自己的软权力体系，丰富我们综合国力的概念。
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意义在于，将彻底解决1840年以来东西方国际体系的矛盾，兼具文明古国的复兴与现代化的双重使命。因而，旨在塑造中国和平崛起国际舆论环境的公共外交，重点要传播以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四化”为主要内涵的国际政治文明观——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以及“和而不同”为主要内涵的传统文明观；同时，公共外交的目标不是简单塑造历史上朝贡体系的中国威望，把其它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态度简单归结为敬畏还是心悦诚服，而是将其思想纳入国家发展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负责任的大国”。通过举办APEC和即将承办的奥运会、世博会，我们更应该走出去，开展积极主动的公共外交，不应局限于传媒／技术层面，也不仅仅是国内树立政府的亲民、负责任形象，更是保护好海外侨民的利益；驻外使馆不仅仅是执行政府任务，更应关注、参与全球公共事务；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不仅仅是搞国际公关，推销中国，而更是通过多边外交的形式，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在的活力，手段方式为国际社会所喜闻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