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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中国传统哲学
所有的哲学史著作几乎都是哲人史的迭加。哲人的思想果真能代表人民大众的思想吗？哲人的语录果真能左右社会思潮吗？不能。孔子、孟子是中国古代两位影响最大的哲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却相当有限。他们活着吃不开不说，在他们的亡灵显赫荣耀的时候，他们的精神也难得发扬。例如：他们主张以仁、礼治国齐家，而旧中国的治齐者却大多不仁而违礼。显然，他们的哲学并不能左右中华民族的精神；这样的哲学算不上完整的中国哲学；这样的哲人史迭加，也不是完整的中国哲学史。我们应当面向社会，面向生活，面向人民，从民众中搜求中国真正的传统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总结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些是人们世代流传、不断发展的一套规范和道理。从来没有人对它做认真的分析，人们只是临机感悟、信手拈来，用它分析、判断、解决问题。比较明显的法则如“天无绝人之路”、“车到山前必有路”，反映了客观事物不断发展，相互转化的规律。比较明显的道理如“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表现了客观事物的矛盾性。还有一些比较模糊的法则和道理，语言难以表达它，只是一些普通的、传统的模式和经验，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人们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它，甚至是莫名其妙地预感到它。这些若明若暗的法则和道理在历代文献和古迹中留下许多沉淀，供人玩味、借鉴、效法，但更多的却是活在每个人的心里，靠言传和身教延续，无声无息地左右着中华民族的心理、性格、行为。
这种传统哲学的特点是：
1.至今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至今没有形成独立的科学思想体系，也没有专门论著。
2.它寓含在孤立分散的许多经验中，以故事、寓言、谚语、格言、诗歌、绘画、雕塑等形式表现出来；它还蕴藏在平凡的生活中，以风俗、习惯、传统、舆论、时尚、潮流等形式表现出来。前者是明显的、定型的，后者是隐晦的、活动的。
3.缺少严密的、逻辑的、抽象的理论分析和归纳，大多是直观地、简易地附丽于具体的事物，不易于研究、总结，却便于学习、运用。
4.每个地道的中国人都能掌握它的一部分，并能运用于生活；哲人则掌握得更多些，但他们总想按自己的意愿发展它、论述它，形成个人的哲学理论；但哲人的哲学无法和社会产生的中国传统哲学相抗衡，更不能代替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属于人民大众的，哲人的论述则有可能更多地表现出一些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也有可能背道而驰。
5.中国传统哲学不断发展变化，我们宜在古代史、近代史的范围内研究它的定型部分，在现代史和当代史的范围内研究它的活动部分和动向。
这些特点使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方法也是中国式的：
1.不能只依靠哲人的论著，要对中国历史的全部遗存进行研究，并和现时的社会生活相印证，才能抽象出中国传统哲学。
2.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要广，它不能象当代西方哲学那样，只是高度概括地抽象为基本的世界观和普遍的方法论；中国传统哲学必须是广义的，它的基本精神必须分门别类地落实于具体事理，才能较精确地表达出来，从而直观地为人类生活服务。
3.中国传统哲学的分类要细，大体宜分为天道学（天理人道哲学）、法术学（方法名辩哲学）、政理学（政治经济哲学）、伦理学（道德修养哲学）、审美学（评价、美饰哲学）。
4.应尽量采用中国的术语表述，但要注意和西方哲学对应比较，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二、中国传统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天道学。天道学最先萌发于原始人的生存斗争实践。当时大自然的力量几乎主宰着人类的生存，难于抗拒。于是人们对天地雷电等自然现象产生了敬畏。人们通过艰苦的劳动和斗争维持生活，便对人、对有经验的老人产生了信任和爱戴，并相信他们死后仍旧关照着后人。于是死去的祖先、首领也便成了神。这样，原始社会的天道主义——天理人道主义产生了。“神”字的结构标志了天道主义的特征：“示”的甲骨文象形为男性生殖器，代表祖宗；“申”即古“电”字，代表天神；神即天和祖宗的结合体。中国人的信仰一开始是多元的。从殷墟卜辞看，殷人祭祖最多，其次是山、河、天、地、风、雨等。但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常常发现，天命祖神并不可靠，尤其在商灭夏之后，连得天命者亦疑天，如殷帝武乙敢于射天即是。于是“民为邦本”、“制天命而用之”（《天论》）、“形灭而神灭”（《神灭论》）等反天道主义的无神论思想相继产生；但中国古代的无神论从来也没有占过上风，中国古代天道学的主流始终是半信天、半靠人的天道主义。在上层，北宋新古文运动的领袖、政治改革家欧阳修可以说是天道主义信仰者的典型。他修《新五代史》，一方面写进一些迷信天命的内容，一方面又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伶官传序》）。说明他对天命是半信半疑的。而下层民众则用俗语表达着同样的观点。他们一面信神祭祖，追求善报，一面又气愤地说：“行好不见好，到老脱不了（死）”、“好人无长寿，祸害一千年”。这也是对天命半信半疑的天道主义思想的表现。天道主义的绝对优势决定了天道学的主旨是“尽人事而后听天命”。
[二]法术学。古人的生活总是越来越复杂化，剥削、压迫、倾轧、竞争、告密、叛变、殴斗、报复、欺骗、恐吓、陷害、诽谤、讥讽、劫夺、凶杀、战争等事情总是以种种方式威胁着人们的生存。为了打击敌人，保护自己，几乎人人都留心交际和斗争的方法，每一种经验都被人们重视。逐渐有人把这些经验写成寓言、故事、格言、言论，于是法术学产生了。法术学分权术学、中庸学、名辩学三部分。三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对应。韩非就是权术学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一些篇章，以许多生动的小故事，把权术学的原理表达得活灵活现。《说林》的最后一个小故事甚至指出了权术家的下场：
“郑人有一子，将宦，谓其家人曰：‘必筑坏墙，是不善人将窃。’其巷人亦云。不时筑，而人果窃之。以其子为智，以巷人告者为盗。”
巷人好心劝人防贼，反倒自家成了嫌疑犯，正象权术家教人诡诈，却使人亦疑其诈。于是正人君子弃诡诈之技，以中庸之道代之。子思作《中庸》之章，把中庸具体为一种永恒的情感形态。他把“中”分解为“中”、“和”两个概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又把“庸”解释为恒常：“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这些话说明，中庸就是适时地、恰当地控制感情和行为的一种情态和道德规范。舜就用中庸之道治民。《中庸》引孔子曰：“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可见中庸真是万能的方法论：不偏不倚，不紧不慢，不即不离，不好不坏，折中、“公允”、调和。任何权术诡诈在中庸面前都无用武之地而哭笑不得。中庸本身就是古代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折中调和的产物，它还能将古代的唯物论、唯心论调和成为中国特有的天道主义。中庸的方法论使中国古代的思想很难用分析法一刀切地分辨清楚，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哲人都是唯物论、唯心论、辩证法、形而上学兼而有之；因此，我们不必坚持一些无谓的争论，而可注意一下古人的名辩学。
古人赤手空拳对付强权暴力，不得不巧立名义、诡辩图存，于是名辩学产生。名是指事物的名分，辩是指对事物的名分、概念、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辩。人们首先用名分别亲疏、辈分、等级，故有了姓氏、昭穆、爵号；然后以名分和礼制约束人们的行为，故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为了使行事名正言顺，古人常常精细地分析事物的名分、概念，利用概念的可混淆性和语言的歧义，进行巧辩和诡辩。齐桓公越权伐楚，即以“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和“昭王南征而不复”为理由（《左传·僖公四年》）。这种名辩之风越行越盛，遂有惠施、公孙龙等学者的名辩学研究。他们的“白马非马”、“坚白同异”之辩虽然实用价值不大，却闪烁着辩证法和逻辑学的光辉，为名辩学的程式分析和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法术学的三个分支——权术学、中庸学、名辩学互相影响、渗透，在社会上悄悄地发展着，逐渐形成一套三合一的方法论，或者用俗语说，叫做处世哲学。然而没有一个哲学家把它系统地揭示出来；因为有些东西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只是用些故事、言论、俗语等表现出它的轮廓或某些侧面，例如：“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老奸巨滑”、“八面玲珑”、“两面三刀”、“口蜜腹剑”等。法术学的积极方面则不断有些文字概述，如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所虑甚远者也。”这种精神，成语叫做“忍辱负重”。还有些成语，如“老练大度”、“随机应变”、“出其不意”等，也从不同侧面描述了法术学的原则。
法术学的要点是：
权术学以攻为主：
1.以假相迷惑对方，“兵不厌诈”，“攻其不备”，如孙膑减灶、马陵破敌即是。
2.以悖行扰乱、麻痹对方，如勾践以西施赂吴即是。
3.挑拔对方的内部矛盾，使对方自相抵消，如周瑜以反间计赚曹操杀蔡瑁、张允即是。
4.揣测对方心理，投其所好，控其阴私，以心理战指挥对方，如秦桧指挥宋高宗即是。
5.以天命、占卜、变异愚弄对方，为自己的言行找依据，如大臣以灾异谏君即是。
中庸学以守为主：
6.折中调和，抑制矛盾，如经纪人讲价钱，将卖价和买价折中成交即是。
7.一分为二，辩证求中，力求公平准确，如子产行政宽猛相济、德威并用即是。
8.模棱两可，不置可否，回避矛盾，如世称中间派、两面派、骑墙派、风派即是。
9.谦恭谨慎，老成持重，抱残守缺，不求进取，如各史书《循吏传》所载吏治即是。
10.能推不揽，闲事少管，以清静逸愉为佳，如道家主张即是。
11.忍辱负重，从众随俗，如俗称“路不平，众人踩”、 “千人过河随大家”即是。
名辩家以交为主：
12.设名分以别亲疏、等级、贵贱， 如孔子作《春秋》以正名分，而“乱臣贼子惧”。
13.辩事理以正言行，如触龙说赵太后以子为质，借兵救赵即是。
14.偷换概念，偷换论题，诘难对方，保护自己， 如公孙龙称“白马非马”即是。
15.利用语言歧义进行曲解，批驳异已，如历代文字狱冤案即是。
16.利用修辞文饰的的手法争取主动，转败为胜， 如曾国藩的奏折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即是。
法术学是古代中华民族的方法论，它的显著特点是立足于个人主义，目的是社会交际。它注重经验、实践，缺少理论抽象。
[三]政理学。政理学就是政治哲理学。它揭示的是政治学中的哲学规律。俗语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这样一条规律。政理学萌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可分宗主期、君主期、民主期三个阶段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则只有前两段。
古代宗法社会的特点是一个宗族统治整个国家，宗主为一国之王，宗主以嫡长子世袭。
原始社会末期，在尧舜禅让时代，就已经有了政治的雏形。夏商时代，政治经验日趋丰富。周初则总结前朝经验，损益改革，初步建立了宗主政治理论体系，有《诗》、《书》、《礼、《乐》》、《易》等书分散阐述。春秋以降，周室衰微，政权下移，文化扩散，士大夫得以干政，于是政治理论研究大发展，遂有诸子百家之说，揭示宗主政治、君主政治的基本规律。
君主政治起于战国，它的特点是国君掌一国之政，下设百官、郡县分理其职，国君世袭，百官由国君指派。君主社会也就是封建社会，它包括战国至清各朝代。每朝的国史和方志中都有大量记述政治生活的内容，其中包含着政理学的基本精神。它以君主政理为主，以宗主政理为辅。因为宗主、君主关系复杂，难于斩断。
许多学者则对君主政治发表各种议论，有支持者，如董仲舒、韩愈；有批判者，如李贽、黄宗羲；有半支持半批判者，如龚自珍、康有为。他们的著作也是研究政理学的好资料。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被压迫者往往有卓越的政治见解。他们少数被官府起用，如诸葛亮、王猛；也有人揭竿而起，逐鹿中原，如朱元璋、洪秀全；多数则老死山林，默默无闻。小人物的政治见解往往以故事、俗语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一朝天子一朝臣”、“法不制众”等。这些民间的政治思想也是研究政理学的好资料。
政理学的要点是：
宗主政治以礼为纲：
1.规定严格的等级礼仪制度，区别尊卑，维持秩序，如周朝以周礼治国。
2.按等级分配一定数目的田产，使百姓、庶民能有所依托，如周代行井田制。
3.奴隶、囚犯或役或杀或刑。役之则须养之殖之，杀之刑之则足以儆戒它人，如商代的奴隶制度即是。
4.王行仁政，臣民敬忠，是为王道，国祚长久；王行暴政，臣民离心，是为霸道，国势将倾；王霸杂用，宽猛相济，德威并用，合中庸之道，为治国良策。
5.广封同姓、功臣，拱卫王室，有枝叶相辅之效，如周初大封侯国采邑即是。
6.宣扬天命鬼神，愚民威民，如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戒”即是。
君主政治以教为纲：
7.繁琐的周礼不适用于君主社会，于是改以儒家的三纲五常教育为纲。岳飞、曾国藩等人拥重兵而不反叛，农民成千上万地饿死而不反叛，纲常之教有明显作用。
8.保护农民最低的家庭生活条件可使国泰民安。兵民无粮则乱，如历代农民起义即是。
9.加强中央集权，建设武备刑狱，是君主政治的首要条件。
10.宗法传统适当保留，作为君主政治的辅佐，如皇帝世袭制即是。
11.每朝初期宽惠、兴盛，中期腐化败落，后期暴虐昏庸， 导致农民起义或他族入侵，然后改朝换代，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是其规律。
12.兴科举笼络人才，信鬼神天命愚弄黎民，唐太宗、 武则天的策略即是。
政理学揭示了古代中国政治的基本规律。这些规律几乎历朝历代都要遵守它，否则要政治危机，改朝换代。
[四]伦理学。伦理学即人伦哲理学，或者叫道德哲学。它产生于原始社会。大致说来，原始社会没有政治，社会靠伦理道德维系。人们首先发现，必须互相关心、互相救助才能共同生存，于是最初的仁爱思想产生了。当母系氏族形成之后，人们发现血缘氏族内部的亲爱特别重要，于是原始的孝悌思想产生。由于氏族或部落之间常常发生争斗，所以原始的仇恨、报复思想产生。这样，原始的伦理学便以爱和恨为两个中心形成。
宗主社会中，伦理道德套上了宗法的规范，变成宗主政治的思想支柱，于是绝对的忠君孝祖思想产生。
君主社会里，功利主义思想膨胀，个性的要求日渐强烈，冒险精神萌发，于是产生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侠伦理思想。这种思想主要对武士，也对文人产生了一定影响。孟子民贵君轻、暴君当诛的民本思想显然与之相通。然而，宗法伦理思想的社会功用使君主们大为欣赏，故近乎全盘搬用，将宗法伦理改装为封建伦理，并明确地提出了“三纲五常”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
随着婚姻制度的文明化，妇女的贞节道德成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成了妇女的沉重枷锁。这条教规竟成了封建礼教中最顽固的堡垒。
伦理学的要点是：
宗法伦理以忠孝为本：人必须忠君，孝亲，友爱同胞，讲信用，讲义气，不骗人，不害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谦恭谨慎，守中庸之道，热爱国家，维护民族利益，疾恶如仇，抗击侵略，行善积功，帮助弱者，争取善报，乞来世之福。
封建伦理以苛求妇道为特点：三纲五常为人伦之本，无分贵贱贤愚，夫为妻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夫；女人要讲三从四德；维护邻里乡党，光宗耀祖；修身省行，人过留名。
游侠伦理以公平为宗：社会应公平合理，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天下应贫富均衡，要抑强扶弱，劫富济贫；冤有头，债有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感恩戴德，士为知已者死，妇为悦已者容；我行我素，放荡不羁，玩世不恭，得过且过，今日有酒今日醉，不管明日是和非；艰苦奋斗，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伦理学的三类伦理道德观念互相交织，综合运用。有时矛盾的心理会在同一个人的心里出现，有时矛盾的行为会在同一人身上发生。人们从伦理学库藏中各取所需，于成形成了千奇百怪的复杂社会现象。然而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主流始终是仁，其标志是唯仁者能得民心。
[五]审美学。所以称审美学，是为了区别被称为“艺术哲学”的“美学”。审美学的范畴大于美学，也可以说是广义的美学。它研究的是整个客观世界的美的属性、人的审美规律和人对美的创造活动；而狭义的美学，也就是学术界讲的美学，却主要是研究艺术美的哲学规律。
美是客观事物的一种属性，美感是人对美的主观感受，审美则是评价事物，获得美感的认知活动。审美的意义主要在于引导人们去创造美和审美学。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审美学就是在漫长的审美过程中产生的。
每一种事物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使人产生美感的性质，这就是它固有的美。然而人的美感却是人的需要、情绪所决定的不稳定感受。花是美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花产生美感，但花圈就叫人感到不美，将红花送给一个土匪，则会引起他怕挂花（受伤）的不祥疑忌。弄清这个道理，就可以设身处地地理解古人的审美观。
原始社会审美观的显要特点是功利性。群婚利于繁衍和泄欲，于是人人以群婚为美；劳动能给人带来利益，于是人们以劳动为美，模仿劳动创造了舞蹈、绘画；狩猎英雄以斑烂的纹饰恐吓野兽，满身伤疤是勇敢的标志，于是有的民族以断发纹身和伤痕累累为美；公平、友爱有利于人类的生活，于是人们以善为美。这种美感其实是好感。这种审美观先由功利评审而来。人们审美、追求美、议论美，于是原始社会的审美观就产生了。
我国宗主社会和君主社会的意识形成差别不大，所以从夏朝到春秋末，再到清末的审美观差别不大，都以伦理化为其主要特点。
生活，尤其是等级生活的需要，使人渐渐养成了伦理观，“三纲五常”是其基本要点。于是人的美感也逐渐伦理化：一夫一妻白头偕老为美；女子守节持贞为美；父慈子孝，相互包庇为美；仁义为美；诚信为美；谦恭为美；中庸合俗为美；团结统一，忠君敬祖为美；攻读诗书，建功立业，高官厚禄，夫贵妻荣为美；等等。人们竞相求美，至有忍痛割爱，泯灭天良者。故殉节身死者有之；假仁假义者有之；枪打出头鸟者有之；奉承巴结，人血染红顶子者有之；安分守已、老死沟壑者亦有之。
在艺术的创造与审美中，伦理也成了传统的法则。六代乐舞，《诗》、《礼》、《乐》诸经，被奉为美的楷模；郑卫之音，被称为“乱世之音”；“桑间濮上”之音被称为“亡国之音”（《礼记·乐记》）；烦音（繁杂的音乐，见《左传·昭公元年》）、细音（尖细婉转的音乐，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慢音（凌乱的音乐，见《礼记·乐记》）、过音（过分的音乐，见《周礼·春官》）被称为淫声、邪声，斥于大雅之堂以外。中庸之道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观，所以《礼记·乐记》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这就是说，文静、简易、中正、平和为中国传统艺术美的标准。这种风格在中国舞蹈上的表现就是以圆曲的形象为美；在中国画上的表现就是含蓄、朴素、淡雅为美，并注重疏密、浓淡、粗细、干湿、工拙、大小、长短的和谐；在中国戏剧上的表现就是以调和矛盾和大团圆结局为美，以喜剧为多。这些审美学特征在雕塑、建筑和诗文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中国伦理学对中国审美学的深刻影响，构成了中国审美学的突出特点。这些特点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其它方面，彼此相得益彰，遂使中国传统哲学自解自圆、封闭稳定，对许多外来影响都能同化改造。
三、中国传统哲学的外来影响
对中国传统哲学影响最大的是佛教。佛教自东汉明帝时（公元67年）传入我国，历久不衰。佛教主张“有生皆苦”、“苦行修炼”的思想，儒墨显学有之；佛教“超脱”、“顿悟”、“消除烦恼”的思想，黄老之学有之；佛教“生死轮回”、“升天成佛”的思想颇通于中国道教的神仙因果思想，信神信佛皆无不可；佛教“普渡众生”、行善积功的思想略同于儒教的仁爱、民本思想。这些相同或相近的精神被中国传统哲学同化吸收；但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没有的，中国的种种上等人是不欢迎的，故以强烈的排它性把它拒之国门外，中国的等级制和伦理思想仍然俎豆千秋。
伊斯兰教于唐代传入中国，其信仰要旨是：一切由真主前定，人死后要复活，参加末日审判，善恶各有其报。这些思想和中国的天道主义以及佛道思想都有相通之处，本来可以接受；但中国的大汉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宗教进行了有力的抵制，使伊斯兰教对中国传统哲学影响不大。
基督教在唐太宗贞观九年传入中国，当时称为景教，发生了较大影响。据唐德宗建中二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载：“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这种说尽管有些夸张，但基督教曾经在中国广泛流传了两个世纪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后来一经禁止，基督教连同经文、教义都无影无踪，连史书都没有记载。即使近代基督教在中国流行，它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基督教的天国、仁爱、忍耐、灵魂、上帝等思想和中国神学思想相近，中国都能同化吸收，但“上帝的儿女人人平等”是违背中国的纲常之教的，故传教举步维艰。直到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传入，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传统哲学才有所改观。
四、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中国传统哲学进入一个复杂的、剧烈变化的时期，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唯物辩证思想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新的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但是不可否认，中国传统哲学的消极因素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些人的行为。其主要表现之一是中庸思想的延续。人们相安于一种中庸的风习。马虎敷衍，按部就班，温文尔雅，不思进取，求稳拒变，如果有人活泼好动、善于思考、喜欢表露；或个性张扬，孤傲自负；或多管闲事，好出大言；或粗犷豪放，不拘小节；那么他会屡遭挫折，不受欢迎。中国传统哲学的消极影响之二是急功近利遗习的延续。急功近利，便流于及时行乐，搞不正之风。急功近利之习不革，则不正之风难除。
总之，中国哲学史不应当只是中国哲人史。哲学家的功绩主要是整理、记录了哲学，而不是独创了哲学。真正的哲学是民众创造的。中国古代创造的中国传统哲学是古代中华民族的行动规范。每个中国古代哲人都是暂时的、有局限的。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但不可夸大。
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源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斗争实践。中国传统哲学以强烈的排它性抵制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近代以来却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中国传统哲学正处在强烈的变革时期。中国传统哲学将吸收新的营养而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