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世界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当代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认为，民族主义在当代的重新崛起是国际社会萦注和困扰的焦点之一，当代世界民族主义呈现两大发展趋势，一是聚合型民族主义，二是离散型民族主义，这两大趋势既是对立的，又是并存的，而且相互交织。聚合型民族主义以欧洲联盟、东盟国家等最为典型，离散型民族主义则以前苏联东欧地区较为突出。文章对这两种类型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形成根源和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同时还对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民族主义和若干现实和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80年代后期以来，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狂飙突起，犹似决堤的怒潮席卷全球，如同喷发的火山改铸世界，不仅催生了一批新国家，改绘了世界政治地图，而且酿成了许多新的纷争冲突，促成了诸多民族和国家重新分化组合。当前，尘埃尚未落定，事态仍在发展。民族主义在当代的重新崛起已成为国际社会萦注和困扰的焦点之一，也是影响当代世界发展的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更是决定诸多民族、国家、国家集团之间竞争、合作或冲突的纽带和桥梁。在世纪之交，民族主义因素将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因素互为条件、相互作用，使国际社会形成多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网状结构形式。
鉴于当代世界民族主义在重塑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本着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本文拟对当代世界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些发展趋势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第一种发展趋势——聚合型民族主义
如果我们全方位观察当今国际社会，就会发现，当代世界民族主义正沿着聚变和裂变，或者说聚合和离散两种模式或趋势同时并行发展着。这两种模式或趋势既是对立的，又是并存的，而且往往聚变中有裂变，裂变中有聚变，相互交织，交叉发展，构成了一幅斑驳陆离的复杂图景。
从第一种发展趋势，即聚合型民族主义来说，从欧共体发展而成的欧洲联盟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典型。
欧洲联盟国家之所以出现聚合型民族主义，是有它深刻的经济、科技、政治和历史文化传统背景的。从经济上看，西欧国家都是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际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彼此间经济联系的更加紧密，推动了西欧国家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和垄断资本国际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为了强化与美国、日本等国竞争的实力，欧洲联盟国家采取了集团竞争的形式。因此，欧洲联盟国家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以集团的形式出现，在区域内适度冲淡本国的民族主义，增强集团的民族主义，采取一致行动来维护共同的民族利益。这些年来，欧盟与美、日在贸易抗争中的表现就是如此，最近在西班牙与加拿大的渔业纠纷中的表现也是这样。这就是说，经济一体化为聚合型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强大驱动力。从科技上看，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早已突破了国界和国家主权的范围，从尤里卡计划开始，西欧国家已进行了多年大规模多门类的科技协作攻关。事实表明，跨国界的科技联合攻关有利于各国分享科技进步成果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因此，超越国界的科技协作是增强西欧国家聚合型民族主义凝聚力的添加剂。从政治上看，除统一后的德国以及英、法尚可称大国外，欧盟其余国家都是中小国家，凭单个国家难以在国际政治中发挥重大作用，只有政治上的联合，采取步调一致的共同行动才能在世界舞台上显示力量和产生影响。这是欧洲联盟国家产生聚合型民族主义的政治背景。从历史文化传统上看，西欧国家都是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明一脉相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这为欧盟聚合型民族主义奠定了思想心理基础。正是基于以上诸多原因，欧共体终于在1992年底进入了单一市场并同时宣告成立欧洲联盟，共同的民族利益超越和冲破了现存国界的藩篱，在民族聚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尽管政治上的聚合和统一进程仍步履维艰，但从发展趋势来看，联合和统一进程是不会逆转的。应该说，这是当代民族主义合乎理性的、顺乎历史潮流的一个发展趋势。
还需指出，以欧盟为核心的民族联合正在向全欧方向发展，尤其是经济领域，虽然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其具体表现是，不仅奥地利、瑞典、芬兰已被正式接纳为欧盟成员国，而且一些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塞浦路斯、马耳他以及地跨欧亚的土耳其亦已正式申请加入，中东欧国家也一再要求参加。从发展前景看，欧盟向周边地区扩展将是确凿无疑的，至于实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合众国”构想则仍是相当遥远的事。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欧盟国家间出现强劲的民族聚合趋势的同时，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内部却由于地方民族主义因素的作用，出现了程度不等的离散趋势。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地区分立（分离）主义、地方分权主义。例如，在法国，科西嘉人和布列塔尼人要求分离出去。在英国，除了北爱尔兰人外，苏格兰人也加强了分离的压力。在西班牙，巴斯克人和加泰隆尼亚人为了分裂甚至采取了暴力行动。在意大利，北、中、南三部之间的裂痕和分立倾向日益明显。在比利时，北部讲荷兰语的弗兰德人和南部讲法语的瓦隆人已争取到了更大的自治权，但仍进一步要求分离出去。
至此，人们可能会大惑不解地发问，在这些高度发达、早已建立起独立民族国家的内部，地方民族主义还有容身的余地吗？为什么还要闹离散呢？然而现实却表明，在这些国家里，确有一些社会集团或利益集团力图把政治权力从民族国家向下转移到次国家的区域集团中去，地方民族主义成了他们分离斗争的有力武器，使一些国家出现了裂变趋势。那么，出现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从政治上看，二战以后，在不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架构的前提下，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取得了巨大进展，而政治上的民主化带来了权力的分散化和利益的多元化，这两者与民族主义的存留物，如历史上的怨隙，种族或语言文化传统的差异相结合，导致了民族国家面临崩裂的困境。第二，从经济上看，虽然这些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经济利益的差别和人们收益的悬殊。这样，富裕地区不愿当“奶牛”，讨嫌为落后地区提供过多补贴，而落后地区又抱怨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利益受到忽视，成了次等国民。经济利益的争执和摩擦刺激了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各个地区的压力集团把民族国家挤向了离散的险境。与地方分离主义作斗争，仍是某些西欧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
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也出现了趋向聚合的民族主义，主要以跨国界的地区经济合作为主，政治联合为辅。这种民族主义尽管发展水平，成熟程度乃至促成因素有别于欧盟国家，但它向聚合方向发展的总趋势却是一致的，我们不妨称之为走向合作的民族主义，或亚聚合型民族主义。例如，在北美，美国、加拿大与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共同组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又如，在东南亚，具有相似历史、民族、文化背景的东盟国家，近年来加速了联合的进程，除大力加强经济合作外，在政治、集体安全、对外关系方面也采取了有步骤的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形成了具有一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国家集团，并有向周边国家继续扩大的趋势。再如，在过去人们比较忽视的中亚地区，近年来也出现了民族大联合的新态势。原苏联南疆的中亚五国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与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共同组建了有上述八国参加的经济合作组织。这些国家在民族和种族、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方面有共同的历史渊源，这为“大中东”地区的民族聚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一个以非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为主的中亚国家集团已初具雏形。这个新形成的国家集团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宗教与民族结合了起来，标榜伊斯兰民族主义。此外，在拉美、加勒比地区、海湾、西非等地区已经出现或正在筹建的众多经济合作组织或共同体，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联合或合作型的民族主义发展趋势的加强。
由上可知，聚合型民族主义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却有一个基本的共同性，那就是它的区域性。这是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主导，以相同的或相似的历史传统、民族和种族、文化传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但彼此之间的特征仍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如果说，几乎完全由发达国家组成的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的聚合型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区域内冲淡了的或“缩小了的”民族主义；那么，东盟、中亚和其他地区的聚合型民族主义则是一种加强了的或“放大了的”民族主义。这是因为，后一类型国家集团的出现和强化，是这些国家集团处于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从属地位的一种防御性反应，标志着这些国家为维护其共同的民族利益而作出的一种集体努力，是反对西方大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一种对抗形式，其民族主义色彩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
二 第二种发展趋势——离散型民族主义
当代世界民族主义的第二种发展趋势，即以离散为主、聚合为辅的民族主义来说，则以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中东欧地区尤其是前南斯拉夫表现得最为突出。
以俄罗斯为例，虽然联邦中央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加强国家的统一和对地方的控制，从而使民族分离主义和地方分裂主义势头有所扼制，但离散型民族主义发展趋势依然存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共有一百多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虽占全国总人口的17.5%，但分布的区域却占全国一半以上国土，计有21个共和国。这些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共和国具有主权国家的某些基本特征，如有自己的国旗、宪法和议会，还有总统和总理。1992年初，俄境内的共和国领导人在莫斯科签署了联邦条约，而车臣和鞑靼斯坦两共和国拒签并坚持脱离联邦，谋求完全独立于俄罗斯。1993年夏，俄新宪法草案几经曲折终于在制宪会议上得到批准。该草案规定了俄境内89个自治体的法律地位，承认21个共和国享有“主权国家”的待遇，这引起了一些州的强烈不满，纷纷要求甚至自我升格为共和国，掀起了一股地方分立主义浪潮。1993年发生了击溃议会的十月事件后，联邦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和扼制民族分离主义和地方分立主义倾向，如1994年通过的新宪法删去了原宪章中“共和国是联邦版图内的主权国家”的条文。在此前后，叶利钦总统一再要求建立一个“完整的俄罗斯联邦，统一的俄罗斯”，强调不能把联邦国家转变为邦联国家。同年，在联邦中央的敦促下，联邦的89个主体又签订了“社会和睦”条约，限制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但在地方民族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下，联邦中央也不得不作出重大妥协和让步，确认鞑靼斯坦“既是主权国家又是联邦成员”的地位。最令联邦中央头痛的是车臣问题。不甘屈服的车臣共和国杜达耶夫当局继续坚持独立，对抗联邦中央。1994年下半年，车臣局势急剧恶化，杜达耶夫宣布“全国总动员”，集结军队，准备与“入侵”的俄军决一死战。联邦中央则下定决心，不惜动用武力“解除一切非法武装，恢复法制和秩序”。1995年初，大批俄军开赴车臣，爆发了大规模流血冲突。现在，俄军虽已攻克车臣首都格鲁兹尼，但车臣武装仍负隅顽抗，车臣危机仍无在短期内解决的可能。不仅如此，车臣危机更加激化了俄国境内中央同地方的矛盾，恶化了信奉伊斯兰的少数民族及周围伊斯兰国家同俄罗斯的关系。总之，俄国境内中央同地方的矛盾、俄罗斯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仍如地火运行、岩浆奔突，随时可能喷薄而出，遍地溢流，如同苏联解体前夕那样，因为俄罗斯从前苏联那里继承来的造成民族分裂的根源和机制尚未破除，民族离散趋势仍有可能沿着惯性效应的道路走下去。
独联体其他国家的情况亦与此相似。正当俄罗斯与乌克兰为克里米亚的归属而陷入长期争执之际，克里米亚地方当局为脱离乌克兰而采取了许多动作，使那里的局势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格鲁吉亚独立后，其境内错综复杂的民族冲突有增无已，先是要求民族自决的奥塞梯人与格鲁吉亚人的流血斗争，后是要求分离出去的阿布哈兹人与格鲁吉亚人进行常规战争。摩尔多瓦内部的民族冲突也很激烈，自我宣布成立的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和加告兹共和国仍在为分离而抗争。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由于纳——卡州的争端而不时燃起战火。总之，前苏联地区会不会因民族离散趋势的发展而出现更多的主权国家，谁也无法断言。
在中东欧地区，民族冲突仍是普遍困扰各国的热点问题。除捷克斯洛伐克于1993年以和平方式一分为二创建两个独立国家以外，该地区的多数国家却因民族混居问题而关系紧张，甚至提出重新划定边界的要求。其中尤以前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最为引人注目。该国因民族矛盾而一分为五以后，民族矛盾又以新的更加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了，先是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之战，然后是延续三年有余至今战火未熄的波黑内战。这场残酷的战争不仅是波黑共和国境内塞尔维亚、穆斯林、克罗地亚三族之间的争斗，而且还有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外部势力的插手，致使战火绵延、损失惨重，而且和平发展前景至今仍不明朗。
至此，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和独联体诸国，剧变后的东欧国家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地区，出现这种旧的民族仇恨死灰复燃，新的民族冲突层出不穷，甚至酿成大规模使用暴力的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呢？其主要根源在于，首先，这些新国家正处于社会政治制度根本变革的转型时期，又缺乏强有力的稳定的领导群体，权力的分散化带来了利益的多元化，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地方利益集团和民族利益集团，亟需国家通过有权威的机制来调节和缓解猬集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而新建的极为脆弱的国家恰恰缺乏这样的机制，既无力消弭旧的民族仇隙，又无法解决新的矛盾，眼睁睁地看着对立的地方利益集团和民族集团走上迎头相撞的境地而无可奈何。其次，地方利益集团与民族利益集团相结合，使民族这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成了地方利益现成的容器，两者的结合恰似火上添油，使新旧民族仇恨的烈火越烧越旺，在狂热到了白热化程度的民族情绪的驱动下，盲目性、排他性、仇外性应运而生，使新国家之间或新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愈演愈烈，甚至发展成为血腥的暴力行动或残酷的常规战争，或者导致新国家面临新的离散险境。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上述国家内部和彼此之间，除离散趋势外，同时也存在着某些脆弱的但不容忽视的聚合趋势。例如，俄联邦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和扼制地区分立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以巩固国家的统一，已收到了一定成效，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其趋于聚合的重要因素。又如，以俄罗斯为核心的独联体国家也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加强彼此的联合与协作，以经济合作为基础，以双边或多边协定为纽带，以加强一体化。在东欧国家间也出现了加强联系和合作的势头，尤其是经济贸易合作方面，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四国建立的“维谢格拉德公约”是其主要标志之一。
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也出现了趋向民族离散的民族主义，尽管其发展程度尚未达到威胁国家解体的地步，我们不妨称之为趋向冲突的民族主义，或亚离散型民族主义。例如，在亚洲，阿富汗境内各地方集团之间的冲突时起时伏尚无停歇之势。在非洲，许多民族、部族或地区在利益的基础上结成联盟，角逐国家的主导权或控制权，从而使许多非洲国家像索马里和利比利亚那样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困境。1994年，卢旺达发生了震动国际社会和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大规模的种族血腥屠杀。当前，相邻的布隆迪又出现了类似卢旺达那种两族仇杀迹象。总之，趋向冲突的民族主义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这种民族主义之所以高扬，从内因来说，是这些国家社会嬗变的产物。发展中国家的多数正处于从前资本主义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遽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由于发展模式尚未定型，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权力和利益分配不公，民族、种族、部族、教派、地区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由于历史纠葛和现实矛盾而迅速分化为以民族或地区为基础的利益集团，彼此发生冲突是极难避免的，由于社会尚未形成能适时和适度调整利益关系的协调机制，领导集团又行动乏力或政策失误，从而引发了尖锐的地区矛盾和民族矛盾，走向了民族或种族对抗的角斗场，使走向冲突的民族主义成为支配局势发展的主导力量。从外因来说，趋向冲突的民族主义也是国际社会环境剧烈变迁的结果。苏联的走向解体，冷战的宣告结束，美国的趋于衰落，多极化趋势的加速发展，意识形态因素的相对弱化，外来干预的日益减少，国际社会的动荡失序，不仅使许多国家内部原来就潜伏着的、掩盖着的、压制着的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如同解冻的河流，突然奔腾而下，冲决一切，而且还衍生出了许多新的冲突源，这就使走向冲突的民族主义得以开放手脚，到处显现自己的身影，成为影响地区乃至国际局势走向的变数之一。
三 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世界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两种不同类型的发展趋势呢？
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当今整个世界范围内，同时存在着促进民族聚合和民族离散的两股强劲力量。一方面，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进展，商品、贸易、技术、资本的交流和流通的扩大，跨国公司、多国公司、地区经济合作组织正在把世界日益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世界变小了，国际经济一体化正加速推进；发达的传播工具和频繁的人员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使信息传播变得空前迅速而广泛，人类生活全球化趋势正日益发展。这两者使过去受国界禁锢的人们的思想认识有了极大的改观，使人们在保持民族意识的同时又具有地区意识和全球意识。正是这种超越国界的地区意识和全球意识加强了民族聚合和协调的力量，使聚合型的民族主义得以孕育发展。另一方面，在现存的国际秩序中，还严重地存在着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民族壁垒，民族或国家间以大压小、恃强凌弱、以富欺贫的现象仍比比皆是；在许多国家内部，尖锐的民族和种族矛盾，地区之间的利益对立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离散型的新旧民族主义还有很大的生存空间和群众基础，从而引发国家间或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乃至局部战争。由此可知，世纪之交乃至下世纪上叶，世界仍将在民族聚合与民族离散这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力量的反复较量中摇摆着前进。
民族聚合的历史趋势又该如何评价呢？
一般说，民族聚合具有积极意义，是历史进步的一种表现，其前提是：它是以和平方式自愿进行的，而且与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准则相一致。这是因为，民族聚合不仅符合民族国家或本民族的当前利益，也顺应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方向。从当前利益来说，民族聚合可为各个民族国家或本民族在国内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为发展提供基本保证；在国际上可以加强国家间合作，促进协调发展，有利于保障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从长远发展来说，民族聚合是最终走向民族融合的一个有力步骤，尽管民族融合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向前迈步总是好事。
还应提出，在当前，肯定和促进各个民族国家间的聚合并不意味着要有意识地削弱民族国家的力量或降低其地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独立的享有完全主权的民族国家仍是国际社会的主体，构成国际关系的基础，世界秩序无可替代的基础构件。对此，我们应予以充分肯定。80年代以来，国外一些学者所宣扬的当代民族国家是过时的、缺乏生命力的、行将寿终正寝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也是错误的。例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托夫勒在其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对于国家规模的经济来说，民族国家曾是必要的政治容器。今天这些容器不仅已经有了漏洞，而且……过时了”，“民族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已成了一个危险的时代错误”，由此，他要求人们去“发明”一种“全新的政治形式和‘容器’，把秩序的新装带给世界。”①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民族国家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产物，当今世界任何人都不可能去“发明”或创造出一个超国家的“政治形式”或“容器”来替代民族国家的职能。民族国家是会逐渐走向消亡的，如同民族也将逐渐消亡一样，但那是遥远未来的事。
如何看待民族离散？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分裂为若干较小的国家是否就一定是历史的倒退或反动的逆流？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切忌一概而论，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对待。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内部各民族的离散还是聚合取决于诸多因素，如：是否具有共同的理想追求、是否有超越于各民族利益之上的共同利益、是否具有强有力的经济纽带、民族发育的程度如何、历史和现实的民族关系是否平等和融洽、主导民族是否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否有外来势力的插手，如此等等。如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未民族聚合趋势将占主导地位，否则离散趋势就可能占据上风。具体来说，苏东地区之所以出现怵目惊心的大规模民族离散现象，其基本渊源即出于此。由于诸多国内外复杂因素的交织，毋庸讳言，该地区的民族离散现象既有其很大的负面性，如导致了社会主义力量的严重后退、地区的剧烈动荡乃至冲突迭起，国际关系的失序紊乱；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如使某些民族国家摆脱了外国的掣肘，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和主权，有可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也使一些有生命力的、民族发育臻于成熟的民族挣脱了外族的束缚走上独立建国和发展之途。还需指出，该地区的一些国家或民族，以狂热的民族主义旗号为号召，使用逐步升级的暴力，提出一些过高的或不合理的要求，无止境地进行民族分离活动，不但破坏了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带来了无辜群众的生灵涂炭和财富损失，造成了地区局势的紧张和邻国的不安，而且也损害了本民族的长远利益。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民族离散的某些合理性走向了反面，使负面作用超过了积极因素，这是不足取的。
展望90年代后半期，世界仍将为不时爆发的、狂热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冲突所困扰。但从长期发展前景看，民族离散趋势是不会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的，随着民族意识的成熟，民族理性的发展，社会调节机制的健全，国际社会的干预和协调，尤其是经济一体化和人类生活全球化趋势的进展，民族离散趋势终究会向民族聚合方向逐步转化的。这是因为，只有实现了各民族的和解和合作，才能使各民族共同走上发展和繁荣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的未来将是光明的。如同百川归大海一样，世界各民族终将捐弃民族成见和前嫌，汇合和融合成为一个人类共同体，实现无数世纪以来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
注释：
①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5、429页
标签：民族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