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国际化——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课题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旧的百年就要过去，新的世纪即将来临。对中国高等教育而言，这一百年正是它产生、发展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无论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是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对建设现代高等教育道路的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但是，改革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高等教育要在下个世纪，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获得巨大发展，而且在质量和效益上得到显著提高，就需要确立相对稳定的中长期构想，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而这一切，又取决于能否大胆解放思想和树立全新观念。笔者认为，在需要建立的符合新时代的高等教育观念当中，国际化的理念就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对此，本文将作一简要探讨。
一、高等教育是一项国际性的事业
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它自己遵循的法则，而这些法则往往同时也是高等教育所追求的一套价值体系。笔者认为，在包括学术自由在内的一系列价值规范当中，国际性是高等教育的一项恒常性价值，也是它的一个本质特征。换言之，高等教育本身就是一项国际性的事业。
决定国际性成为高等教育本质特征的因素来自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现代高等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是满足探索真理和发现知识的需要。现代高等教育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但欧洲中世纪大学与其说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倒不如说是为探索真理而建立的一块自由地。在意大利波洛尼亚形成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大学，在法国巴黎形成的以教师为主体的大学，在功能上与现代大学存在着重大差异，它们主要是学生或教师的一种行会性自由团体，传播知识固然是它的重要目的之一，但自由探讨真理和发现知识却是第一义的。产业革命的发生和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对欧洲大学的影响越来越深远，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大学的研究领域有了重大扩展， 它开始摆脱神学桎梏和对传统文理学科（arts）的偏重，逐步加大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比重，美国大学则更为技术开发敞开大门。高等教育的这种探索真理和发现知识的特殊功能，是它与其他各级教育的一个重大区别。而探索真理和发现知识本身，则是一项没有国界的事业，它只有在不断的国际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当中才可能取得进步。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特点，决定了它在许多方面受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影响较小，这为高等育面向世界，进行跨国交流与合作也创造了基本条件。
第二，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表现出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国际性。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表现出的特点与它探索真理和发现知识的基本职能是联系在一起的。迄今为止的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不同，它不是传播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基础知识，而是传授高度专门化的知识；不是为了培养全体人民的共同意识和形成他们与本社会文化相契合的行为规范，而是以全体人民中的一部分人为对象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创新知识的后备力量。而这种人才，必须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具有关注国际学科领域和思想发展动向的意识和高度敏感性，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和开发能力，具有国际理解的胸怀和进行国际沟通的素养。在部分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以后，虽然高等教育仍然担负着培养科学研究人员和高精尖技术人才的职能，但是面对大多数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专业教育的特点在逐步减弱，而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 ）的倾向在日益突出。但是，这种变化丝毫未能对高等教育的国际性提出挑战，因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产生于一个国际关系日益紧密的时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非专业人员的国际素养也越来越成为必需。因此，高等教育也越来越需要承担起培养国际性人才的任务。
由于高等教育在教育和研究方面具有独特性，因此它也建立起了一整套相应的保障体系，而这些保障体系也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如现代高等教育尽管越来越受到国家的干预，但学术自由仍然是它的金科玉律，因此它与被政府直接掌握的基础教育情况不同。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中关系到国际化的行为往往都是政府行为，要经过较为复杂的程序。而高等学校是自治机关，只要有实际需要，并有充足的财源作保证，国际间的人员和信息交流以及体制方面的相互影响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因此，高等教育在运行体系上的特点也使对它国际化的内在要求得以实现提供了相应的保障。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后发国家的困境
虽然高等教育具有国际性的基本属性，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这种特点彰显的程度会有不同。
从历史上看，现代高等教育经历了“国际性—民族化—国际化”的历程，它的国际性的最初展现就是在欧洲中世纪大学时期，即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生时期。虽然，那时高等教育的国际性多是在一种不自觉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因为那时欧洲还没有形成现在这种意义上的国界，而当时欧洲在语言和宗教方面的共同性也是高等教育国际性的重要因素（注：〔英〕A·阿什比著， 滕大春译：《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24页。）。
但是，随着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的产生、成熟和发展， 高等教育和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一样，逐渐为国家所控制，成为国家的事业，这就是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的教育国家化的倾向，直到今天，这种倾向仍在进行当中。在这一时期，高等教育也同时开始了它的民族化进程，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成立促进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语言和共同意识的形成，进而形成了现代民族文化。高等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时也肩负着保存、传递和创新这种民族文化的使命。今天，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各具特色，即是它们民族化的结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后发现代化国家，高等教育往往一开始就作为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充当了赶超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工具。可以看日本和中国的例子。1886年创立的日本的东京大学和1898年创立的中国的京师大学堂，在奠定两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们都是国立大学，都由国家牢牢掌握。因此从起始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天生就缺乏欧洲高等教育所具有的一些基本要素。当然，如果从其高等教育的建立是靠模仿早发国家经验这一点来看，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国际化的产物。同时也必须指出，即使在欧美高等教育民族化的过程中，它们之间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国际政治关系的日趋复杂、全球知识网络的不断延展、各国民族个性的大力凸显，教育的国际联系也愈加紧密。西方发达国家曾一度纷纷建立国际教育研究机构，正是时代需要的反映。近一、二十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更加深了这种国际的教育联系。如前所述，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相比，在生源流动、教师交流以及学术合作都较为容易进行，而且它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也更为直接，因此它在战后教育国际化潮流中受到各国格外重视。仅从留学生这一项来看，各国接受留学生的数量在最近二十年来有了很大的增长。如美国在1975年接收的留学生是179,350人，而1992年则接受收了438,618名留学生，法国相应的数字是93，750人和138，477人， 日本接收留学生的人数也在稳步增长，则从1975年的5，541人增长到1991年的45，066人。 （注：张务一，蒋宁：《略论国际留学生市场》，《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7年第1期，第29页。））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建成，欧盟各国也积极开始了它们的国际人员流动计划，如ERASMUS计划（欧盟大学生流动实施计划）、 COMETT计划（欧盟技术教育和培训行动计划）和LINGUA 计划（欧盟外语和知识推广计划）等，促进了各国间高等教育人员的交流和高校间的联系。
此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与中世纪时期的高等教育完全不同，它已经是各国政府以及各种国际教育机构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推动的产物，在相当程度上说是国家政治运作的结果。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一个两难命题。必须看到，在20世纪末的今天，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仍然意味着“西方化”，进一步说则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美国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势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压力，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不学习他们的经验是没有可能的。可这也同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往往没有更多的余地在本国民族文化发展的延长线上发展自己的高等教育，而只能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标准提高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从这种意义上说，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即是不公平国际高等教育关系的延续和扩展，这一过程伴随着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无法摆脱作为西方边缘的危险。仅从高等教育学生的国际流动，便可以看出不公平的国际高等教育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影响。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接收留学生所得到的利益远远大于它们为留学生提供的学习费用和各种机会，如单从经济利益上说，有关数据表明，外国留学生为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据认为，美国高等院校已成为美国第五大从海外获取利益的行业。1993年，外国留学生的学费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68亿美元，此外留学生在美国的消费也有38亿美元。（注：夏亚峰：《美国留学生教育现状及其比较研究》，《比较教育研究》1997年第4期，第42页。）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到发达国家留学不归，则带来了人才流失的严重问题。除了人员流动以外，发展中国家为了与“国际”通行的制度接轨而对本国的高等教育进行的改革，也容易使它们的高等教育沦为西方的附庸。因此，如何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坚守民族的阵地，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始终警觉的问题。
三、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二十一世纪的课题
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开始在我国得到广泛的重视，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高等教育发展的有益经验被不断地介绍到我国，在学生与教师方面的交流日趋频繁，教学与科研领域的合作也逐步深入，可以说，国际化已经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口号，而且已经成为一项具体的实践。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仅意味着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国际性流动，而且意味着信息资料的国际共享和国际意识的培养，以及包括学位制度在内的各种相互兼容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等都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容（注：顾明远，薛理银：《教育国际化与比较教育的课题》，《比较教育研究》外国教育研究所所庆专刊，1995年10月，第12～18页。）。这意味着在许多具体的领域，我国高等教育还需要朝着国际化的方向迈进，如，继续扩大接收国外留学生的数量，并进一步完善接收留学生制度，通过接收留学生，扩大我国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第二，扩大对世界信息网络的利用，迅速把握国外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成果，加强与国外的科研合作。即使在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我们也要学习国外长久以来形成的科学研究规范，努力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国际理解的学术话语；制定更具吸引力的留学回国人员政策，合理解决人才外流问题；扩大高等学校的外事权限，增强高校进行国际交往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扩展华侨教育的空间，扩大海内外华人的文化教育交流；改革高校课程，积极在高等学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特别是对环境问题、和平问题、多元文化问题等具有全球意义的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等等。
无疑，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践已在进行当中。但笔者认为，我们对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还缺乏较为稳定的共识和较为长期的视野，这种情况具体表现为认识和实践领域的矛盾和混乱。
从实践领先于认识来说，我们在一些具体措施方面虽然提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命题，但却缺乏相应的探讨，因此对这些措施所蕴含的国际化意义仍然缺乏必要的理解。例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就是一个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命题。“世界一流大学”的称谓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国际性标准的存在，因为没有国际性就没有世界可言，没有标准就无一流可说。那么，这种国际性标准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它们可否实现本土化，如何实现本土化？应该如何认识这种国际性标准在本质上是西方标准甚至是美国标准？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要达到这样的标准需要哪些条件和付出哪些代价？等等，从政府到学界都缺乏详尽的探讨。从实践落后于认识来说，执政党和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些具有国际性的命题，但却没有反映到高等教育当中来。如“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论断本应对高等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但从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等方面来看，结束冷战思维、促进世界和平、研究人类发展、扩大国际理解等原则却较少地具现为教学内容。
另外，近年来受拉美的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和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的影响，中国国内对国际文化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但这些成果将如何贡献于国际化的理念，仍然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理论如果不经过审慎的梳理，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政治格局中，也容易与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和民族主义相结合，对长期稳定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
今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21世纪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的步伐将大大加快。“入世”本身不是一个教育问题，中国教育也不会因“入世”而迅速发生变化，但“入世”对中国教育无疑将会产生长远的影响。特别是高等教育以及各种非正规教育，不仅面临着办学主体多样化的挑战，而且在课程设置和运行机制等方面也面临着国际化的压力，同时争夺生源等国际教育竞争也将加剧，这些都关系到我国21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但我们目前还都缺乏研究。
高等教育国际化有如参加以西方竞技体育为基本项目和标准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它们选择的不是退出比赛，而是要通过参加这种非民族化标准的竞争来改造和提升本民族的文化，同时也向世界展示本民族的文化。这其中仍然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探讨，但一个确定的事实是，中国不可能因为强调自己的民族性就割断自己与世界的联系，只有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化的洪流之中，在动态过程中争取公平的对话与交流，才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