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开放讨论——“日中哲学杂志讨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中论文,述评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原理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年多以前，在日本大阪出版的《季报·唯物论研究》上开设了“日中哲学杂志讨论”专栏。热心于日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学术交流的山口勇先生说：以往日中间的交流主要体现为国家间的经济交流，民间学术文化的交流是极其零散、少有的，日中哲学思想交流也存在着这种状况。有鉴于此，为促进日中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交流，该刊编辑部邀请中国学者在这份哲学杂志上展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等问题的讨论。在开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走出了国门，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开放式讨论，这是值得注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没有国界的，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跨越国界的讨论，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下面就中日两国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中互相交流的成果和一些情况，作一简略介绍。
一、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相互理解，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日本唯物论哲学界把目光投向中国开设“日中哲学杂志讨论”专栏，确实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领域的迅速发展和巨大变化，以及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实践和哲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但是日本唯物论哲学研究学者之所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者交流，更主要是因为苏东巨变使日本唯物论哲学界产生了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问题意识”。例如，一桥大学教授岛崎隆提出了“赞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应该履行什么样的理论责任”的问题，他批评日本有人说：“苏联东欧已经这样了，那么就任其自然吧”，认为“说这种话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首先缺乏反省自己理论责任的主体意识”（注：日本大阪《季报·唯物论研究》，第53／54号，岛崎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现代发展及哲学原理论争》，1995年8月。）。所以，在岛崎隆那里， “研究问题意识”是指“反省自己理论的主体意识”。立正大学教授田上孝一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思想的哲学基础”，强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为构筑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哲学，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为现代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苦斗着，这是极为高尚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今天在我们日本，从内部充分地总结苏联的解体，重新锻造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正日益淡化”（注：日本大阪《季报·唯物论研究》，第61号，田上孝一：《异化论与实践唯物主义》 ，1997年7月。）。他所谓的“研究问题意识”是指要总结苏东解体经验教训，重新锻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季报·唯物论研究》杂志所开设的“日中哲学杂志讨论”专栏，山口勇在谈到希望扩大和加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交流目的时指出：“第一，通过在日本唯物论研究杂志上开设围绕实践唯物论和主体性共同主题的讨论加深相互理解；第二，通过再认识马克思进一步理解和掌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精髓，强化研究问题意识。”强化研究何种问题意识？就是“要抵制在日本和中国存在的淡化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倾向，“通过开展共同探讨如何理解马克思，在现代筑起振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据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注：日本大阪《季报·唯物论研究》，第49／50号，山口勇：《以振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目标开展交流》，1994年8月。）。 由此，我们看到日本唯物论哲学界提出的“强化研究问题意识”，概括地说就是在苏东巨变之后关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命运，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这是一种理论自觉，是建立在中日两国关心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哲学家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基础上的自觉。更深一层的理解，是使我们看到，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内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苏东巨变之后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的论争
日本大阪出版的《季报·唯物论研究》是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所属的一个刊物，还有一个在东京出版的《唯物论》研究刊物。早在1992年《唯物论》（第66号）介绍了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志良的采访《我们时代的哲学转轨》和论文《实践范畴的再认识》（注：日本东京《唯物论》，第66号，1992年。），日本的一些学者开始跟踪中国哲学家们的争论。1994年10月26日—11月7日，应日本一桥大学的邀请，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肖前和李德顺赴日本访问，期间肖前教授发表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和改革”讲演；李德顺教授发表了“价值问题和实践唯物论”讲演（两文刊登在关西唯物论研究会出版的特集《唯物论和现代》上）。1994年日本唯物论研究会在追踪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研究动向的基础上，决定在大阪出版的《季报·唯物论研究》上开设“日中哲学杂志讨论”专栏，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不过，正如后来有的中国学者给该刊的信中所指出的，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争论的范围，远不止“哲学体系改革”，触及的内容要比体系问题广泛、深刻得多。日本唯物论研究会以《季报·唯物论研究》编辑部名义向他们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讨论中有代表性的作者征稿。到目前为止在《季报·唯物论研究》杂志上刊登的中国哲学家的论文有刘纲纪《以物质自然界为基础实践本体论哲学》，高清海《关于实践观的超越性》，孟宪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本体论》，黄楠森《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刘福森《马克思的新唯物论世界观的本质及特征》，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与体系特点》，俞吾金《两种有区别的历史唯物论概念》，刘奔《中国思想文化界围绕“文化市场化”问题的争论及意义》和刘纲纪《对批评的回答——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重新解释》。此外，还刊载了这些学者给日本唯物论研究会编辑部的书信。日本唯物论研究会则以编辑部的名义邀请日本研究唯物论的专家，在杂志上发表论文，并加以引导。日本学者对中国学者有关哲学体系改革的争论主要有如下一些看法。
从内容上看，中国哲学体系改革讨论被日本学者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三派鼎立，他们认为各派内部又有许多详细地论证。对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派的评价，是认为这一派基本继承了苏联斯大林模式，认为他们在“日中哲学杂志讨论”的文章“给人的印象应该是被批判、被克服的哲学观点。”对实践哲学派的两种主张的评论，则认为，主张实践本体论，另一方面又承认自然界的独立性，这在结局上必然陷入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的二元论。针对主张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模式，从人作为否定自然的力量而出现，通过实践变革自然，使其成为“为人的存在”，拿这一种主张实践具有超越性的观点与前一种观点作比较，指出前者的观点遇到了难题“却把它分裂”，后者则以“现实世界的二重化”的形式来对待它，其实“都没能充分地解决它，仅仅提出了问题。”认为“这一理论上的难题就是如何把以自然为中心与以人为中心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实际上，这也是所有哲学最终要面临的共同问题。”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一直存在着辩证的自然进化观与人的主体实践观的对立，苏联东欧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对中日两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比较后认为，日本更重视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而且整个论争也与异化、市民社会、交往、自由、民主主义、人格等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理论性显得不足；与此相对，中国的论争则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并把实践的主体性、实践的思维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体系研究。
编辑部在不断引导讨论的文章指出，一方面，“从整体上看，日本与中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讨论是互补的，彼此可以相互学习”，另一方面，中国的一些学者的争论似乎“可以想象成茶杯里的风暴”，是一种“影的讨论”，“是为国家编修统一教科书而进行的抽象争论。”希望中国的哲学论争改变“与中国现实社会无关”的状况，“正在讨论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应该涉及中国正在推行的市场经济以及商品、货币等问题”。田畑稔认为在中国也像东德一样存在着“机关哲学家”和“有个性的哲学家”的二重生活矛盾，前者容易导致“公式性的认识和千篇一律”，后者“在个人研究天地里探求真理”（注：日本大阪《季报·唯物论研究》，第55号，田畑稔：《关于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东德哲学的历史验证》，1995年12月。）。二者都没有把理论真正地植根于现实之中。
三、日本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
在《季报·唯物论研究》上参加“中日哲学杂志讨论”的不仅有中国学者，还有日本学者田畑稔、岛崎隆、田上孝一、山本睛义和山口勇等。这些日本学者都是多年研究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日本学者论文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归纳如下：
1.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
岛崎隆认为在日本做“抽象原理论争极有可能……受到人们的轻视”，他提醒中国讨论“哲学体系改革”的学者避免“脱离现实的经院哲学式的琐碎论争”，“把理论真正地植根于现实之中”，“哲学理论探索解释现实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才具有存在价值。”主张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基础理论研究。进而提出应做“哲学之外”和“哲学之内”两种认识角度的区分，从“哲学之外”的立场来检讨和反思哲学本身，也就是不把自己封闭在任何“体系”之内，而是站在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的立场，从时代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出发来反思哲学本身。从哲学之外思考问题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内问题的前提。马克思根本不是从任何体系出发，而是从现实问题出发来实现哲学革命的。
2.关于实践唯物主义
岛崎隆认为中国学者在以主体性哲学的实践范畴为轴心，进行理论论证方面具有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没有的优点。但是，“他们的实践概念过分抽象，缺乏对实践形式的具体分析。”当然，这种评价仅适用于中国的某些学者。在他的文章中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是这样规定的，“实践是指与资本主义的异化和物化结合起来的劳动，是包括克服异化与物化的政治革命实践在内的，自觉地与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实践、科学技术实践，工业也必须在这一框架中来把握。此外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在内的交往实践也应加以注意。”（注：日本大阪《季报·唯物论研究》，第53／54号，岛崎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现代发展及哲学原理论争》，1995年8月。） 立正大学教授田上孝一在《异化论与实践唯物主义》一文中，认为“实践唯物论”确定不同于“辩证唯物论”，指出“马克思的根本课题是在现实世界中克服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正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展开的劳动异化论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哲学的确立”，所以，马克思在给自己的哲学加以界定时说：“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因此，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范畴应该与作为纯粹认识论的范畴相区别，认识论的“实践，不过是指单纯变革客体的某种活动。这种活动是被异化的。”与此不同，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包含着“适当地提出把人类导向应有的未来的规范的价值”，是扬弃异化的活动，“实践是规范的概念”，包含着“理想、目的本身”，所以“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妥当的，在这个场合，异化论就成了实践唯物论的主要内容。”
讨论的深入，涉及“如何把握马克思的哲学”的问题。一些日本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之后出现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将它们区别开来。
3.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
关于这个问题，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就我们所能见到的论文看，田畑稔的观点是值得注目的。田畑稔在《马克思与哲学》一文中指出，“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马克思本人没有把自己对哲学的关系当作主题来讨论，只留下片断的东西”。他认为哲学在马克思那里所具有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他论述了马克思与自己哲学的四层关系（四种模式）：（1 ）作为意志的哲学；（2）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历史结合；（3）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4）作为概念的批判之来源的哲学。 他认为到第二个模式为止，马克思采取的是哲学之内的立场；在第三个模式以后，他采取的是哲学之外的立场。可以认为，包括第一、第二模式在内的四个模式各自都具有不少现代的意义。田畑稔探讨马克思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其特点是不仅注意马克思关于哲学问题的直接论述，而且特别关注马克思关于经济问题的分析，特别是有关价值形态论的分析。这在研究的方法论上是有借鉴意义的。（注：参见《马克思与哲学——四个基本模式》，刘奔译，载《哲学译丛》1998年第1期。）
日刊“日中哲学杂志讨论”还在继续。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期待通过这个讨论，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两国学者的交流和理解。这理应得到更多的中国学者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