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对我国周边环境的影响及有关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周边环境论文,对策论文,威胁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国家中的一些人一手炮制并大肆宣扬的一种谬论。这种谬论在我国周边地区国家中有一定的市场。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地缘政治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围绕南沙群岛的主权之争，我国周边地区一些国家对我国心存疑虑和戒心。这种状况对我国周边环境的影响是：1.美国继续在亚洲保持军事存在；2.对我国与周边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3.亚太地区出现“逆裁军”趋势；4.亚洲一些国家开展外交活动牵制我国；5.我国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增大。为克服上述不利影响，我国应积极参加建立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进程，增加国防建设的透明度，在处理与我周边国家的敏感问题上慎重行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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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威胁论”是近年来西方国家中的少数人一手炮制并大肆宣扬的一种谬论。其核心是，中国正在成为“超级经济大国”，军力发展已超出“防卫需要”，中国要在亚太地区“填补真空”，对亚太地区国家和西方利益构成了威胁。对于西方少数人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荒谬性，国内外都已有学者著文予以揭露和批驳，对此笔者不拟赘述。本文要着重分析的是，我国周边国家对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态度及其对我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以及我们应取的对策。
一、“中国威胁论”在我周边国家中有一定的市场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积极推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已进入到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然而，就在亚太地区相对稳定繁荣的同时，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上还存在着或显露或潜伏的某些矛盾，一些周边国家对我国还抱有种种疑虑和戒心。究其原因，除了西方国家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恶意宣传造成的影响之外，还有下列几个因素。
（一）由于社会制度差异引起的疑虑。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重要方面之一。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再一次明确指出：“在国际交往中，我们绝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①正是在这一外交方针指引下，近年来，我国同周边国家普遍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如经贸关系迅速发展，我国与新加坡、韩国建交，与印尼复交，与越南关系正常化，等等。可以说，在冷战时期曾经妨碍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社会制度对立的因素已大为减弱，我国同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已明显趋于淡化。
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同周边国家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差异，加之西方少数人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意宣传，以及我国同某些周边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积怨，事实上，一些周边国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仍对我抱有一定的疑虑，因而对我国的外交活动仍抱有一定的戒心。有些海外舆论甚至认为，东盟国家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意识形态仍是“起支配作用的因素。”②
（二）由地缘政治变化而对我形成的疑虑。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解体导致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大大下降，越南致力于经济发展相应调整了其对外政策，柬埔寨问题得到了政治解决。这就使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中期以来所面临的苏联南下、越南对外扩张的直接威胁大大缓解了。在此前景下，当这些国家重新调整安全政策，关注“威胁”来自何方时，其目光不仅对准了正在谋求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而且也注意到了作为政治大国而在走向经济大国的中国。
这首先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我国周边的中小国家从权力政治的角度出发，担心我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会转化为对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和控制力，他们认为中国“虽不是近在眼前的威胁，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担心“中国将最终控制整个地区。”③
近年来，我国在军备现代化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如适度增加军费，购买较为先进的武器系统，进行了若干次核试验等。即使如此，我国的军备现代化的程度和军费开支仍处在较低的水平上。但这些举措仍然引起了一些周边国家的不安。日本防卫厅对我国海空力量的增强十分关注，它于1992年发表的防卫白皮书就首次明确指出：“中国向海洋扩展势力的动向”“需要关注”。泰国国防部在首次发表的《1994年泰国防务》白皮书中也明确提到：“中国军队的战术和战斗效能都有改进，海军的活动着重于提高远洋活动能力”，“中国军队的快速投放能力得到提高”。白皮书反映了泰国对我军备发展的关注和疑虑。据日本报纸报道，“菲律宾对中国海军力量的增强持高度警惕的态度”，“他们重申，一旦发生紧急状态，要基于美菲相互防卫协定请求美军支援。”④
应当提出的是，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其军备发展的动向引起一些中小国家从自身安全角度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而少数大国从谋取地区主导权的角度大肆宣扬中国发展军备超过了“防卫需要”，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三）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而产生的疑虑。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持续保持在两位数上，西方一些人据此宣扬中国正在成为“超级经济大国”。一些周边国家也对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抱有疑虑。其原因除了担心中国力量强大会对亚太地区形成“威胁”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周边一些国家认为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及随之而进行的政治改革过程中，还存在着种种不稳定因素，他们担心中国的经济改革失败，国内出现动乱，从而对周边国家造成冲击，例如出现难民潮等。
其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日益扩大，能源消耗迅速增加。国际能源界认为，用不了几年，中国就会成为石油纯进口国。我国周边地区的一些国家担心这种状况会加速推动我国开发南海石油，从而使围绕这一地区的主权争端加剧。
再次，是对形成所谓“华人经济圈”的担心。在东南亚地区，华侨、华裔在经济上拥有强大的实力，这些国家不仅担心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吸引华人企业家到中国投资，损害其国家、民族利益，而且还担心中国会借此增强对其国内政局的影响力。近年来，一些东南亚国家已对其国内华人工商界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本国多投资。
（四）围绕南沙群岛主权争端而产生的疑虑。
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然而，近年来随着这一地区海底石油的发现，以及这一地区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越南以及一些东盟国家纷纷对这一地区提出了主权要求，并侵占了一些岛礁和有关海域。自1992年以来，东盟和越南在南沙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联合行动，如东盟外长会议发表《关于南中国海宣言》，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将南沙问题写入《最后文件》，东盟国家还试图借助地区外势力的支持。这些动向反映了东盟国家在南沙问题上的疑虑增加，担心我国会在南沙问题上诉诸武力，危及它们的既得利益，害怕南沙爆发冲突影响到亚太地区的稳定。
以上表明，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仍对我国抱有一的疑虑和戒心。西方一些人所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在我周边地区不仅有一定的市场，而且进一步加深了这些国家对“中国威胁”的担心。显然，这种状况的存在对于我国创造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来说是不利的。
二、“中国威胁论”对我国周边环境的影响
恰如其份地估计“中国威胁论”对我国周边环境的影响，是我们制定正确对策的前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应当注意到的是，就目前来看，“中国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论调，它还未成为美国以及我周边国家制定对华政策的基本依据，它对各国政府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从一些国家的政要就此相继发表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如1993年1月，时任日本官房长官的河野就曾表示：“中国军费开支并未超出防卫需要。”⑤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1995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也强调：“我们认为中国深深致力于长期创造一种和平的地区安全环境”，中国不是威胁，而是经济机会⑥。美国驻亚太地区最高司令里查德·马克海军上将在1995年3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示：中国拥有一支远洋海军或军事力量投放能力并不对邻国构成威胁。⑦
“中国威胁论”之所以未能破坏我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的大气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政府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也同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关。正是经济的发展，使我国成为亚太周边国家最为接近的容纳量很大的市场，从而在带动亚太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由于中国从太平洋国家的进口额在其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中国在促使这些国家预测本国经济持续增长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⑧我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同周边国家存在着竞争性的一面，但同时也有着多方面的互补性，这是我国同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础之一。此外，亚太地区是一个大国相对集中的地区，冷战结束后，这一地区的一些主要大国的战略及政策走向尚不明朗。如俄罗斯国内政局发展前景尚难预料，民族主义势力是否会崛起，进而影响到俄罗斯的军事与外交战略；日本是否会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甚至走向军事大国，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对于亚太地区的国家来说，要判定“威胁”究竟来自何方，实非短期内就能清楚的。
当然，上述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中国威胁论”对我国周边环境没有不利的影响。无论是美国还是我国周边地区的国家，它们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考虑，总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中，由此对我国周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是难以避免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美国将继续在东亚保持其军事存在。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出于对中国“填补真空”的担心，要求美国继续保持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美国国防部在1995年2月发表的战略报告中也公开宣称，美国的经济前景以及美国传统的安全利益都要求美国长久地介入亚洲，在亚洲保持一支维护安全的力量对正在形成中的冷战后国际体系关系重大，美国据此确立了在东亚地区保持10万兵力的方针。1995年1月，美国与泰国、新加坡在泰国国内举行联合空军演习，日本新闻媒介认为，其目的是“显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牵制中国的扩张”。⑨
（二）对我国与周边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从政治角度看，我国同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受到一定牵制。如李鹏总理对缅甸的访问，便引起一些国家的猜疑，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在推行南下政策，“中国在缅甸发生军事政变以后继续对缅甸给予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以确保通往印度洋的通道”⑩。从经贸关系方面看，一些国家已开始对中国产品进行限制，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对欲往中国投资的华人工商界施加压力。在日本国内，有人主张运用日元贷款对中国施加压力，限制中国军备的发展。据日本报纸透露，日本外务省鉴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正在研究大幅度修改2001年以后的对华日元贷款方式，即减少贷款额，取消优惠条件。(11)显然，日本政府的这种考虑包含着限制我国经济发展，遏制我国的影响这一意图。
（三）亚太地区“逆裁军”趋势在发展。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国家因担心出现力量真空而致力于军备现代化。1993年，东盟军费平均增长13.5%，韩增长9.7%，越南实行“注重质量”的建军方针，而日本的军费总额已攀升到世界第二位。这种“逆裁军”并不是完全针对中国的，因为这些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安全防务的问题，但对中国“威胁”的担心，无疑也是其中原因之一。日本舆论认为：东盟谋求国防现代化的意图之一，就是“对付中国海军力量对该地区的扩张。”(12)
（四）亚洲一些国家开展外交活动具有牵制中国的意图。在当前建立亚太集体安全机制问题上，虽然东盟、日本、美国从各自利益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带有明显的防范与遏制中国的战略色彩。日本改善与朝鲜的关系，恢复对缅甸的开发援助，被日本舆论界认为带有牵制中国的意图。越南与美国互设联络处、申请加入东盟、在南沙问题上与东盟携手合作，也包含着抗衡中国的战略考虑。
（五）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增大。近年来，台湾当局推行所谓“南向政策”，以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为先导，企图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实质关系”；而东南亚国家则从借助台湾经济实力发展本国经济，借助台湾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的角度，积极发展与台湾的经济和政治关系。1994年春节期间，李登辉以“度假”为名对印尼、泰国和菲律宾进行首次访问，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这一方面助长了台湾当局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倾向，使台湾问题的解决增大了难度；另一方面，这也成为导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消除“中国威胁论”影响的对策
为了清除“中国威胁论”对我国周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我们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这包括：
（一）积极参加建立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进程。就亚太安全问题进行双边和区域性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加深相互信任，以创造有利于各国和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为目的建立亚太安全机制。
（二）在军备领域，增加我国防务建设的透明度。可以考虑发布国防白皮书，并用具体事实驳斥中国对亚太地区形成所谓“军事威胁”的谬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交流，特别是在有争议的地区应采取切实可行可操作性强的相互信任措施，如建立军方不同级别的相互磋商制度，对于军事演习互派观察员，建立事先通报制度，限制演习规模等。
（三）在处理与我周边国家的敏感问题上慎重行事，注意宣传口径。如鼓励东南亚地区海外华人与当地居民相融合，鼓励华人资本与当地资本相结合，不提倡、不发展所谓“华人经济圈”。
（四）对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领土争端，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对于围绕南沙群岛产生的主权之争，应继续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缓解这一地区的矛盾。
针对西方少数人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以及我周边一些国家的疑虑，近年来，我国政府已做了多方面的外交工作。如我国领导人多次出访周边国家，阐明我国外交政策；与一些周边国家进行了削减边界驻军和建立信任措施的双边协商等；特别是1994年11月，江泽民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并在会议前后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的访问，在消除周边国家对我疑虑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受到东南亚国家高度的评价。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要彻底消除“中国威胁论”对我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仍将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曾指出：在安全问题上，“要使较小的邻国完全被中国的言行说服，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13)这是因为，少数敌视社会主义中国的人，会经常在此问题上大作文章；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一个大国，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周边中小国家的关注和警惕；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难于很快解决。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永远不称霸，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早在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就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江泽民主席1994年11月出访东南亚国家时，也一再重申中国永远不称霸的立场，并明确指出：“中国致力于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时代要求，从中国和本地区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出发作出的必然选择。”[14]我们相信，经过我国不懈的外交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会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将不会对亚太地区构成所谓“威胁”，相反，中国将作为亚太地区以至整个世界的一支和平与稳定的力量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江泽民《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②香港《东方快讯》，1994年10月7日。
③日本《世界月刊》，1994年5月。
④日本《产经新闻》，1994年2月1日。
⑤日本《产经新闻》，1994年1月28日。
⑥合众国际社吉隆坡1995年1月23日电。
⑦法新社新加坡1995年3月7日电。
⑧美国《先驱论坛报》，1994年6月8日。
⑨日本《朝日新闻》，1995年1月10日。
⑩日本《产经新闻》，1995年1月11日。
(11)日本《日本经济新闻》，1995年1月1日。
(12)日本《新国策》（半月刊），1994年2月1日。
(13)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年5月20日。
(14)法新社吉隆坡1994年11月11日英文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