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共领导人的人口控制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二十世纪论文,领导人论文,中共论文,五十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11-0029-10
中国政府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正式推行或者说全面实施人口控制政策的。关于在这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做了些什么，人们并不清楚，反而可能对那些负面事件印象更深，如1949年9月毛泽东发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关于美中关系的白皮书中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论断，以及1958年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然而读史可知，星火难点，起步多艰。20世纪50年代中共领导人已经产生控制人口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有不成熟甚至失误之处，但仍是新中国计划生育事业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完成了“点燃星星之火”的任务。本文拟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考及初步应对措施进行一番梳理和分析，展现那个年代中国人口控制艰难酝酿和起步的历史，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人口发展之路的曲折历程。
一、从实际鼓励生育到赞成节育观念：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为契机
新中国成立前，并不是没有出现过控制人口、节制生育的主张。马尔萨斯人口论①传入中国后引起过很多讨论，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两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对知识阶层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鲁迅就是一个节育的践行者，他曾感叹儿子周海婴是避孕失败的结果②。但反对者也很多，其影响很大。如李大钊就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成了日本人奉“地球之面积有限，人口之增庶无穷，吾人欲图生存，非依武力以为对外之发展不可”之论的依据③；孙中山直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亡国灭种的学说。在政府理念方面，1945年国民党六大第15次会议通过的人口政策纲领《民族保育政策纲领案》第一条规定，提倡适当教育，增进国民健康，提高生活标准，减少灾病死亡，以期人口数量之合理增加。同时，也提倡“鼓励健全夫妻之生育，指导适当之节育，维护孕产妇之安全，以期优良子女之增加”，表达了为国民健康和人口素质应当适当节制生育的理念，但在人口数量上还是鼓励增长的。④这大致体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这样的社会思想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人口问题上并没有超越社会意识，而它所秉承的人口观念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需要。
其一，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带领人民推翻旧政权、迎接新中国的奋斗历程中，人口资源作为发展生产的依靠力量和人民军队的来源，曾经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等人在运筹帷幄时，敌我人口数量对比，是军事力量较量的重要方面，衡量地盘大小也常以人口多寡论。人口优势是中国最终取得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坚信胜利的一大底气。后来积极支持节育的陈云，在1949年上海经济斗争中也曾将4亿人口作为赢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在批驳艾奇逊的白皮书时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⑤这句话是得到实践充分验证的。
其二，当时的中国千疮百孔，百业待兴，急需劳动力，特别是因耕地抛荒而急需农业劳动力。这都使得人口问题一时显现不出来。
其三，长期以来，中国人口问题与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民国时期就有人提出：“人口问题就是吃饭问题，民生主义实现之后就无所谓人口问题了。”⑥艾奇逊的白皮书代表了外界对中国共产党解决人口问题也就是解决吃饭问题能力的普遍怀疑。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有过的成功生产建设实践，如抗战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使他们对战胜所谓人口过剩、粮食危机信心十足。所以毛泽东驳斥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⑦如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4亿多人民不懈努力，既然吃饭问题解决了，自然就不应该存在人口问题了。
其四，当时苏联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口损失巨大而实施鼓励生育政策。而中国共产党当时明确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同时采取“一边倒”政策，效法苏联，鼓励生育，强化了一般人对节制生育的反感。在很多人心目中，“只有在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才利用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去提倡节制生育，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都是奖励生育的”⑧。甚至有人认为“节制生育”就是“和平的杀人名词”⑨。
其五，按照人口发展规律，20世纪50年代初期世界各国都经历了一个多年战争之后的“补偿生育”高峰期，这个生育高峰需要释放一段时间才能放缓，不可能强行阻挡。而且中国自古以来盛世的标志之一就是“人丁兴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当时令中国人自豪的事情。
在这样的普遍意识和时代背景下，虽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明确鼓励生育，但不少政策，尤其是卫生部一系列限制节育的规定，实际上起到了鼓励生育的作用。1949年卫生部颁布《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规定除非有医学认定的必要情形，禁止打胎。打胎者必须有医生证明或经机关首长批准，否则对其本人及执行打胎者予以处分。1952年卫生部制定《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规定施行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须有医学认定的必要情形，或者“已婚妇女年逾35岁，有亲生子女6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个年逾10岁，如果再生将严重影响其健康以至为害其生命者”。手术亦须有医学认定的必要情形。严厉限制出售避孕药具，规定购买节育用具者必须持有医师证明交由药房按照限量出售。凡违反规定者均要予以处分⑩。1953年1月，卫生部还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这样，部分饱受多子女之苦的群众的节育意愿得不到实现。
然而，中国的人口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决定了这样的思想状态很快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1954年11月1日公布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1953年6月30日，全国人口总数为58260万人，大大超过原先的估计。短短几年时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惊人，这个数字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
中共最高领导层对这种人口状况的反应应当说是迅速的，从6月30日开始人口普查不久的内部预估结果中已经感到形势严峻。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邓小平，1953年8月就指示卫生部改正限制节育、禁止避孕药和用具进口的做法。政务院还指示卫生部要帮助群众节育，批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该《办法》说，国家提倡避孕。(11)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关于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基本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人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但是，优点中也带来了困难，这样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12)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在召集国务院第二（文教）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单位负责人座谈节制生育问题时作总结，明确表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13)，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
由此，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人口控制思想产生的起点。这是新中国推广节育的真正开始。
二、从谨慎吹风到大造舆论：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力提倡节育
大约从1955年起，中共领导人开始在各种场合为节制生育造舆论，1956年、1957年尤为频繁。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从事实际经济管理工作的领导人，以其解决吃饭（包括就业）问题的切身体会，在人口问题上显示了高度的危机感和警惕性。毛泽东表明态度没有这么快，但后来对人口问题谈得更多。
今天看来，当时政府期望普及的节育意识还相当初级，不过是要“有所节制”，最初的实际工作主要是帮助那些苦于生育过多的群众实现节育意愿，且没有限制生育数量。1954年5月，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就给邓小平写过信，反映一些机关干部要求节育的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毛泽东也说过，认为群众没有节育的要求是不对的，要帮助他们避孕。但是，最高领导层的节制生育思想毕竟超越了普遍社会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超越了中共长期以来形成的人口思维定式，所以他们的提倡和宣传有个逐步放开的过程。
首先是传统观念的障碍。当时，“避孕是不合乎自然规律的”、“生育是个人私事不能管”这样的观念还很流行。的确，不论东西方国家，传统上统治阶级的人口控制政策都只干预婚姻形式，如强迫结婚、限制婚龄等，从未涉及具体生育行为。而在中国民间，只有旨在增加生育的控制行为是正当的，减少生育或者不育的行为均属不道德。所以1957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成立中央节育委员会时，陈云在发言中说：“在中国社会里，节育不大好讲，不但女同志怕羞，男同志也怕羞，不好意思去买避孕工具。”(14)马尔萨斯也反对避孕，认为这将导致道德败坏。马寅初曾明确指出这是他与马尔萨斯完全不同的地方。然而，面对中国人口激增的势头，中共领导人将不得不背离“自古天经地义”的理念，打破自由放任的传统生育行为模式，开始把政府管理之手伸向私人空间。
其实，许多党政高层领导干部的态度转变有个过程。他们中很多人脑子里还是“主张节育就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印象，对党和政府管生孩子的事不适应、不习惯。例如卫生部由于政策惯性的作用，曾一时转不过弯来。邓小平在对邓颖超信的批示中说，“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并指出“卫生部对此似乎是不很积极的”(15)。周恩来也提到：“邵力子建议节育，当时卫生部不同意。”(16)刘少奇也说过：关于节育问题，在我们的卫生机关、宣传机关里是有人反对的。1955年马寅初把《新人口论》的初稿拿到人大会议小组会上讨论，结果支持者寥寥。他只好撤回稿子，等到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提到人口问题后，才大胆地拿出来。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讲话中说到生育不能“无政府”，要搞一个“生育计划部”时，引起了全场大笑。
中央领导层对节制生育的难度和长期性是有相当估计的。如陈云一直大力支持马寅初的控制人口主张，但他也提醒说，这“可能不会一下子被所有人接受”，“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事先把困难设想得多些”。他很清楚：“推行任何一种政策，舆论准备都是不可少的。”(17)毛泽东说过：“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18)所以1954年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态度还比较谨慎。周恩来建议：“目前提出避孕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要写在决议上。”(19)他指出，“人口增加的速度，只能随着经济的建设和文化程度的提高才能渐渐地减慢”，所以他只设想“将来政府还要提倡节制生育”(20)。1954年11月卫生部发出通报说，现根据各地多子女群众的意见，放松过去对节育的严格限制，“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但仍规定“亦不公开宣传”(21)。刘少奇在1954年12月的那次讲话中也说：“公开登报宣传现在不必进行。但是可以做口头宣传。首先搞一个党内指示，在党刊上发表，先把党内思想统一起来，使干部看法一致。”“现在在农村中也不要搞节育的宣传动员运动。”(33)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卫生部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只是要求各地党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节育问题(23)。
但随着人口激增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问题的严重性日益显现，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经济决策者和管理人身上的压力越来越重，因此对控制人口的态度越来越坚决，要求的力度越来越大。如周恩来愈加感到“避孕要大力宣传”(24)。 他不仅反对攻击马寅初、邵力子具有马尔萨斯思想，还认为“马尔萨斯在分析人口规律上有他一定的客观性”，只是“他主观主义作出的结论为帝国主义所用，则成为反动的理论”(25)。刘少奇说：“避孕问题，我们要无所顾忌地搞。”邓小平说：“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实行节育。”“节育宣传工作要像爱国卫生运动那样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陈云甚至提出“可以号召共产党员不生第三个孩子”这样明确的数量目标设想(26)，呼应马寅初提出的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够了的主张。
毛泽东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要复杂一些。人口普查结果出来后，一开始他并没有像其他领导人一样很快就发表看法，而是思索了一段时间。到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他专门谈到了人口问题，指出：“我国人口增加很快，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在这里他第一次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并表示赞成邵力子、马寅初的观点。毛泽东的表态直接推动了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发表。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赞成节制生育的，特别是在保障母婴健康、提高人口素质和人民生活质量这个层面，有多次明确的表述。但他更愿意用“计划”而少用“节制”。对整个国家的人口发展来说，毛泽东认为应该有更宽阔的视野、更长远的把握。例如眼下是不是应当控制人口，就不能一概而论，要看现实需要。他对人口问题的思考，是从一个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说的。他心目中的“计划”，从宏观上说，是指要根据需要控制人口数量和增长速度。他说过：“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27)从微观上说，就是要教会人们做到“按照计划生孩子”，如：“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生。”(28)“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29)
对于当时中国是否必须立即大力控制人口数量，毛泽东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得出一个稳定的判断。更多的时候，他是倾向于认为人口问题还没那么严重，控制人口的事现在还不那么要紧。他在1957年2月《正处》讲话中一方面认为人类不计划生育就要毁灭，另一方面又强调我国现有6亿人口是“我们的本钱”(30)。在1957年3月1日第11次最高国务会议结束语提纲中，他写道：“控制在六亿人口（控制一个时期少增长，以待条件具备，再作适当增长）。”(31)几天之后的3月8日，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他又批评“宗派主义”者，说“他们总是觉得六亿人口太多了，少一点才好”(32)。
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积累赶不上消费，必然造成资源（粮食、耕地、就业机会等）紧张，打破平衡，照此发展会造成严重后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对这一点比毛泽东有更真切的认识。他们认为，虽然可以大力开荒、提高单位产量等，但这毕竟是有限度的，必须同时压缩人口。如长期为几亿人的口粮殚精竭虑的陈云就认为“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个错觉，实际上“我们是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口压力很大(33)。而毛泽东却认为：“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们人口虽多，但是可以依靠自己满足人民的吃、穿。”“我们人口在增加着，估计到二十世纪末中国人口将达到十亿。可是到那时我们的工农业都发展了。”(34)在人既是“人手”即生产者，又是“人口”即消费者这一对关系上，毛泽东更看重前者（人是生产力、是历史和奇迹的创造者）。“人多是好事，困难也不少”这样的话，是那时中央领导人经常说的，但毛泽东的侧重点多在“人多是好事”，而周恩来、陈云等的侧重点多在“困难也不少”。虽然如此，中共中央领导层对于应当实行节育是有共识的，对于应当采取的实际措施看法也没有分歧，因此，这些思路上的差异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对逐步展开的节制生育宣传和服务工作造成妨碍。
在新中国刚成立那些年，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与资源环境平衡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关于地球土地肥力能否无限增长、满足人口的需要还在争议中。虽然有人口学家警告说，如不控制人口，地球迟早会被人类的繁殖淹没，也顶多被人们尤其是各国政府当作杞人忧天。就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从短期来看，只要粮食供应能跟上人口增长，积累就不会被消费抵消掉，人口的适量增长就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需要的。中央领导人的总体人口主张可以归纳为大力提倡节育和降低过高的人口增长率，而对于毛泽东阐述得比较多的中国人口总归还是要有计划地逐渐增长这一条，未见异议。如周恩来1957年9月就说过：“我们要有计划地、逐步地增长（人口），这样才能和整个生产相适应。”(35)
陈云是倾向于采取比较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的，他的“二孩”主张已经接近后来人口理论发展中出现的“零增长”目标（今天中国的人口控制数量目标实际就是“零增长”直至将来的“负增长”，最终达到人口资源平衡的“适度人口”）。虽然就当时从上到下整个国家社会的人口认识和实施条件来说，这还很难立即推广，但充分体现了陈云在人口问题上的远见。假设当时坚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奋斗，或许改革开放后在人口膨胀的明显事实面前，陈云就用不着放那句狠话了：“这次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我说要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36)
三、“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的人口主张和节育工作的挫折
1957年的计划生育宣传本来势头很好。在中央领导人改变了不公开宣传的做法，提倡节育主张的鼓舞下，报刊舆论渐趋活跃，决心“积极地、公开地将科学的避孕知识普及到群众中去”，到1957年形成了一个人口问题大讨论高潮，对宣传节制生育、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产生了积极影响。普及节育知识、推广节育服务的工作也开展起来。但众所周知，这年也是整风反右的一年，人口工作也无法避免受到影响。“大跃进”正在酝酿和鼓动起来。毛泽东的人口控制思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走到了与节制生育相反的方向。
毛泽东关于人口的论述，特别是在“大跃进”前夕和“大跃进”期间的，理解起来有时令人困惑。如1957年10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接着又强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在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就讲起“现在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来。而就是在这次会上，他仍然强调：“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不要制造工具。要做宣传，要尽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在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少年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37)同时他又表示，除少数民族地区可不节育外，其他地方可试办节育。这些讲话初听起来自相矛盾，也造成了后来的一些争议：不论是力挺毛泽东赞成计划生育的，还是指责毛泽东喜欢人多、不搞计划生育的，都能找到文献依据，甚至就在他的同一篇讲话里。因此，有人说毛泽东对计划生育的态度是摇摆的。如果从“适度人口”角度来看，毛泽东在人口控制的终极目标和大原则上并无摇摆，摇摆的是对这个“适度”究竟在哪一个点的判断，比如现在的人口6亿就不能再增加了还是等到8亿再控制。“大跃进”以前他还有点犹豫，“大跃进”一来，面对虚夸的粮食产量和劳动力不足的现象，他就强烈地感到现在的人口不是越过了“适度”的问题，而是还不够、达不到“适度”，反而需要“计划”适当多生点了。而且在盲目乐观情绪作用下，他低估了人口发展的复杂性，对国家控制人口能力的估计严重偏离实际，以为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掌握人口生产计划的尺度快慢。1957年10月，他还担心计划生育如果“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到八亿”，翻过年来，1958年1月他就认为现在因为“大跃进”需要松一下，到了七亿五甚至八亿时再控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不过要说毛泽东真以为土地出产能力可以无限度增加，满足无限的粮食需求，再增加多少人也有办法，似乎也有些令人难以置信。毋宁说是因为，在新中国还处于实际被包围被封锁的孤立状态，需要充足劳动力作为自力更生的本钱和在有可能爆发的战争中作为预备兵源的考虑下，他坚持把人口的政治分量放在首位。有时候他并不是没有看到人口和耕地、粮食的不平衡，但是只要有一点可能，他就不愿放弃人口这个优势，而宁肯采取别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提高粮食单产量当然是最重要的途径，但还可以加上别的办法，比如减少人均消费。1958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人多好，少吃一点，东方风味，身体健康。”讲话时他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38)再比如寻找替代资源， “假使人类能发明人造粮食就好了，目前穿衣可用人造纤维解决”(39)。总之，毛泽东的想法是采取种种办法既不控制人口，又能维持人民有饭吃。
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对人口发展形势的判断是个失误，不过出乎一些人的意料，他的主张在同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并没有得到反映，相反在一些地方出现过一阵“计划生育大跃进”。1958年3月23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应看到人多是好事”，而在几天后，即3月28日到4月2日，卫生部召开全国节育工作汇报会。会议认为，节育是广大人民的迫切需要，许多地区的节育工作已经开展起来。广大劳动人民迫切要求有计划地节制生育，以增进父母子女健康，提高劳动生产能力。目前推行节育的主要障碍，首先是有些地区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工作的重要意义、节育对家庭和国家的好处缺乏认识，或者不相信节育可以普遍推广。同时，许多群众，包括干部，虽然有避孕节育的要求，但是认为这种事“不能登大雅之堂”，不敢谈避孕节育，不敢学技术，不敢买用具；这种情况，今后必须扭转。(40)会后，卫生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节育工作的报告》，提出：计划生育的中心问题是要“生得少一些，生得迟一些”，生得少是根本问题。认为节育工作在全国已形成全面发展的形势，在很多先进典型乡、社，实行避孕的妇女占育龄妇女人数的50%至80%以上。群众说： “一儿一女一枝花，多儿多女是冤家，计划生育好办法，利国利社利自家。”(41)在一派如火如荼的气氛中，出现了连陈云都还只考虑在共产党员中提倡的“只生两个”的数量目标，显示当时的节育工作也不甘落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跃进”起来了。同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依然在发表有关计划生育的社论、消息、文章，有关节育、避孕的科普读物也陆续出版。4月4日，《健康报》发表《妇幼卫生，大步跃进》社论，指出：伴随着1957年冬季生产大跃进，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出现了不可遏止的新形势，全国群众纷纷实行避孕。文中列举全国10个县市的计划生育工作重点乡镇，已有70%以上育龄人口实行避孕。5月20日的《光明日报》还报道了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县河北省河间县落实节育措施情况。据介绍，全县夫妇要求避孕的已占总数的96%，已实施避孕的夫妇占84.5%。这些统计数字高得离谱。
但是，节制生育毕竟还是个新事物，还处于艰难而缓慢的观念转变阶段，本来很难期望立即达到什么看得见的实际效果，群众运动式的节育工作实效也很难巩固，这时毛泽东又大讲“人多是好事”，给很多原本思想转变就不稳定的干部群众造成很大困惑。在1957年人口大讨论中，赞成节育的意见差不多是一边倒，而1958年4月陈伯达等开始组织文章大批马寅初，风向就变了。这一批就批了一年多。最初马寅初还奋起反击，报刊上也仍然不断出现支持他的文章，但力量逐渐减弱。在这种情形下，决策部门也不得不考虑调整方针了。1959年3月，卫生部党组书记徐运北在一次会上说，1954年前不宣传计划生育，甚至认为犯法，事实上是保守思想结合旧观点，形成对广大人民生育问题不正确的认识。1956年经中央指示后有很大改进，改变了卫生部门不正确的看法。今后的宣传主要是把计划生育的科学知识交给群众自己掌握，但不提指标、不规定任务，不举办展览会、不搞运动。在人工流产问题上，应宣传人工流产对妇女健康的危害，但也应掌握特殊情况解除妇女的痛苦。(42)显然，政府并没有放弃计划生育方针，只是不再大力宣传和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了。客观形势的发展，包括随之而来的国民经济困境和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也已使计划生育工作难以为继。到了1960年，《人民日报》上宣传节育的文章已经消失无踪。这样的看法又流行起来：“自1959年继续跃进以来，我国在农业和工业生产上都感到劳动力的不足。现在我们在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就是为了在增产不增人的条件下，持续跃进，迅速发展生产。但是别有用心的人还在到处宣传新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妄言中国人口过剩，需要节制生育。这种反动的学说，在铁的事实面前，是不攻自破的。”(43)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民众生育活动几乎已回到不受控制的自然状态。自1962年起，新一轮自然灾害后的“补偿生育”高峰汹涌而来，人口呈现前所未有的暴增趋势，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大困难。空前严峻的现实令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人口问题的重要性，意识到放松人口控制将带来何等严重的后果，下决心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但综观60年代，中央还需集中大量精力精减城市人口，解决城市人口和职工人数严重过剩的沉重负担，计划生育工作仍然没有全面铺开，而是首先在城市实行，控制人口的效果不明显，到1966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才降到50年代初期高峰水平之下，而此时人口总数已达7.5亿，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总数）仍高达6.26。直到7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向农村推广开始，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出生率才加快了下降的速度，总和生育率在1974年降到4.17，1992年降到2以下，直到199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才降到周恩来在60年代提出的1%以下的目标。
四、思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共领导人人口控制思想的几个视角
从20世纪70年代初算起，中国人口控制政策全面推行了近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至今仍采用世界上最严厉的生育数量控制目标（半数以上的人实行“一孩”政策）。人们也许会想到，如果早些采取哪怕比今天更温和的措施（比如陈云、马寅初设想过的“二孩”政策），——甚至有一种说法是“如果当初不批马寅初的话”，也不至于后来被迫采取“急刹车”式的激烈措施，至今在人口问题上面临巨大压力。
事后诸葛亮自然好当。现代世界人口控制进程表明，人口是个综合性问题，解决人口问题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乃至国际环境的极大制约。从某个突出的人口状况引起注意，到影响国家人口决策的领导人因此产生一定的人口控制思想，到这种思想成为决策者的共识从而制定出政策办法，再到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以某一种形式具体实施，最后该措施初见成效，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对中国来说，20世纪50年代还处于这个过程的最前端。有时迈开大步、有时瞻前顾后，有时冷静、有时冲动，有时跑得太快、有时反而倒退，都是这种开端的表现。而事实证明，一旦方向、步伐调整好了，也就基本稳定不动摇了。在以往的研究中对经验教训已经总结了很多，不再赘述。这里再从几个视角审视20世纪50年代中共领导人的人口思想，希望对更深刻、丰富地理解那段历史的一些侧面有所助益。
第一，从国际政治战略角度看待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人口资源的重视。
前面已经谈到，毛泽东特别看重人口的政治意义。毛泽东驳斥艾奇逊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有人认为未必完全体现了他的真实思想，而主要是政治策略的考虑。此外，发达国家发出的带有贬义的评论，会伤害曾长期受欺压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尊心，从而造成政治情绪上的对立。如果了解美国当时的情形，也许更能理解毛泽东的反感和愤怒。美国当时正是战后“婴儿潮”时期，但政府对人口增长基本放任不管。美国的节育运动获得成功和人工流产合法化，是经过女权主义者等力量的长期奋斗，到20世纪70年代才实现的。
毛泽东是战略家，从战争时期得到的人口对于战争胜利、革命成功、国家摆脱侵略和奴役所起重要作用的深刻经验中走过来，作为一个大国领导人，他愿意看到一个人口众多的中国，能增强在世界上的政治分量。从很多例子可以看出，他在国际政治战略中考虑阵营和地盘大小，还像战争年代一样以人口来计算。如他在《正处》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44)
事实上，由于认识上的时代局限，多数领导人长期认同中国人口从长远来看还应增长的看法。1963年中国劳动力过剩、城市人口过多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周恩来在不遗余力地精简城市人口、不断强调要计划生育的同时，仍然表示，中国当前出现的人口问题只是暂时的，采取措施解决了就好，说：“人总是要增加的，但要有计划地增加。那么，我国人口到了七万万、八万万、九万万、十万万的时候，我们就更强大、更有力量，就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45)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方针，但是，1972年至1974年，中国政府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中国人口政策仍然表述为“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政策”(46)。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人口政策才被明确为要控制人口增长。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计划生育工作的紧迫性，说即便将来中国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也还是一个问题。但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47)可见邓小平对人口的战略作用也是非常看重的。
其实把人口作为一种重要资源，也曾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观念。比如1960年9月周恩来接受英国记者电视采访时，记者在表示担忧中国人口增长太快会造成严重问题之前，也承认中国“在天然资源方面，而且当然在人口方面比苏联有着更雄厚的潜在力量”(48)。当美国人口于1915年达到1亿、1967年达到2亿时，全国都为之欢欣鼓舞，认为这有助于巩固美国的大国地位。直到2006年美国人口达到3亿时，美国人的忧虑才多于喜悦。(49)这都说明，“人多是好事”与“困难也不少”是一对辩证关系，人口的多与少，都是相对而言，关键看对国家整体发展来说是不是“适度”。
第二，从节育技术发展的角度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面临的人口控制难题。
人们长期忽略了一个问题：在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曾经长期困扰于缺乏可靠、简便、易于接受的避孕技术。一些群众接受了节育宣传后尝试避孕，又因容易失败、使用麻烦而不愿坚持。国外资料表明，一种新的避孕药具从发明到应用可能需要25年至30年的时间，并花费5000万到1亿美元(50)。20世纪50年代，中国避孕技术的落后可想而知，而中国对国外技术的引进要考虑到文化观念上能否接受的问题。其实那时国外的避孕技术水平也比现在差得远，这个问题在全世界也没有很好地解决。很早推行节育并成功控制人口增长的日本，1948年出台《优生保护法》，宣布人工流产和绝育合法化；1949年宣布允许生产和销售避孕药具；1952年开始推广各种避孕方法。据研究表明，因为当时的避孕技术水平不高，从战后初期到1955年，日本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有70%是靠人工流产而不是避孕来实现的。(51)所以，“大跃进”期间中国报道的大规模群众节育运动即便是真实的，其成效由于避孕技术不过关也不可能理想，何况不知其中有多少浮夸的成分。
1957年，周恩来曾十分关注日本节育技术和成功经验，希望中国能有所借鉴(52)。但是由于两国的实际情况不同，中国难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出于对妇女健康的保护，同时又缺乏成熟安全的技术和人员，我国一直反对把人工流产作为常规节育手段，而提倡依靠避孕达到控制生育的目的。1965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表示对中国计划生育进程不满意，因为在农村没有推广，并说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53)可见当时在农村推广计划生育的一大难题就是避孕技术。所以60年代的政策文件里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多次提出要“努力研究安全、有效、简便、经济的避孕方法”，“特别要研究解决口服避孕药品问题”这样的要求。节育首先是要减少非意愿生育，其次才谈得上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如果由于技术缘故不能有效控制非意愿生育，又何谈降低生育意愿呢？更别说提出一个具体的人口数量控制目标了。半个世纪前推行节育之难由此可知。
第三，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视野中认识20世纪50年代中共领导人人口控制思想的得失。
人口问题不仅仅是吃饭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发展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都经历过“婴儿潮”即人口生育高峰，但总的来说，发达国家很快就退潮了，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控制人口的剧增，成为以后国家发展的一大障碍。经济文化发展了，人口生育率就会随之逐渐降低，这是规律，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却既无法坐等经济文化发展来自发解决，又不能采取超越经济文化条件的措施，因此成为世界性难题。所幸新中国经过包括50年代在内的多年探索，已经踏上了成功之路。
中国共产党人口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他们那个年代的观察断言，马尔萨斯人口论所谓生活资料赶不上人口增长的规律在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人口相对过剩问题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贫穷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不能归结于人口过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人头脑曾受限于这些教条，又长期习惯于战争年代对人口资源的追求，对人口问题旧益严重的现实缺乏足够的认识。
另一方面，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又汇集众人智慧，根据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性要求人口发展也要有计划的创新思想，解决了计划生育的理论依据问题。但实践比理论复杂百倍，他们在不断犯错误中去寻找适合的办法。周恩来指出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要有计划发展，但就是对人口增长没有计划，这也是个缺陷。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都没订出过办法，因为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遇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54)可见，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应当实行节制生育，只能自己去判断；应当怎样实施有计划的生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方面一样，没有经验可循（可以借鉴的对象苏联面临的却是相反的问题），只能自己去摸索。因此，中国的人口控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新课题。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包括20世纪50年代人口思想上经历的思考、争论、徘徊乃至停滞，中国共产党终于交上了一份令世人满意的答卷。
注释：
①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主要观点是：“人在无妨碍时”，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增加。因此，在长时段里人的增长必然大大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造成人口过剩。使人口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的办法：一是提高人口死亡率，如战争、瘟疫、饥馑；二是在道德上限制生殖本能，降低出生率，如禁欲、不婚、不育。马氏还把贫穷的原因归结于生育过多和人口过剩。参见［英］马尔萨斯著、郭大力译《人口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鲁迅在1931年3月6日致李秉中信中探讨避孕问题，并说：“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参见《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页。
③参见《战争与人口问题》，《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④参见冉志、杨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人口政策研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2页。
⑥陈长衡：《三民主义与人口问题》，中国经济学社，1930年。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1～1512页。
⑧参见《〈实用儿科学〉不应提倡节制生育》（《人民日报》1951年6月25日）。
⑨孙敬之：《人民地理教师怎样贯彻思想政治教育？》，《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0日。
⑩参见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889页。
(11)参见杨魁孚、梁济民、张凡编《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12)《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第7页。
(13)刘少奇：《提倡节育》，《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13页。
(1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15)《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第7页。
(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94～495页。
(17)《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56～257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07页。
(1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55页。
(2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10页。
(21)参见《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第9页。
(22)刘少奇：《提倡节育》，《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713页。
(23)参见《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第9页。
(2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68页。
(25)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30页。
(26)《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第13、19页。
(27)《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第131页。
(28)《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第20页。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0页。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8页。
(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62页。
(32)《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9页。
(33)参见《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06～207页。
(34)《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7、153页。
(35)转引自费虹寰《周恩来的计划生育思想》，《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6)《陈云文集》第3卷，第460页。
(37)《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第22页。
(3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4页。
(39)《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3页。
(40)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4月14日。
(41)参见《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第23页。
(42)参见《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第27页。
(43)《人民日报》1960年4月10日。
(44)《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3页。
(45)《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06页。
(46)参见侯文若《各国人口政策比较》（中国人口出版社，1991年）第137页。
(4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9页。
(48)《人民日报》1960年11月5日。
(49)参见《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8日。
(50)参见李新建《中国人口控制中的政府行为》（中国人口出版社，2000年）第47页。
(51)参见侯文若《各国人口政策比较》，第196页。
(52)参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49页。
(53)参见《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第37页。
(5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