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论”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社会的发展虽然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时代的发展无论多么日新月异，总会受到历史遗产的影响。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摧毁了我们最为熟知的帝国主义，也瓦解了曾经笼罩着整个世界的西方殖民帝国体系。然而，无论是古代帝国残留下的铠甲，还是工业帝国破败的废墟，在很多人脑海中仍然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唤醒着他们对昔日荣光的回忆，也在时机成熟之时，赋予他们追求理想的激情和动力。“9·11”之后在美国兴起的“新帝国论”就是一些政治精英（主要是新保守主义者）顶礼膜拜的济世良药。“新帝国论”的根本目的在于将这种霸权治理思想融入到美国的对外政策之中去，借助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良机，按照“帝国”权力观和世界观所构成的治理模式，将世界置于新的帝国统治之下，打造新的美国世纪。然而，如同历史上的许多帝国一样，帝国在兴盛的巅峰时，往往同时也播下了自身失败的种子。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新帝国论”发展的极致，但是，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当“新帝国”的策划者们从短暂的狂欢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对世界如此美好的规划却遭到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抵制。究其根源，乃在于“新帝国论”给美国外交以及整个世界所带来的破坏性作用大于建设性作用，其倡导的外交政策不仅不能确保美国的霸权，而且从更深的层次上侵蚀着美国所领导的国际体系的根基，威胁着绝大多数国家所渴望的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新帝国论”的国际困局
“新帝国论”基于这样一个理论信念：美国作为仁慈的帝国，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文明和更持久的繁荣。新保守派认为，“美国不能在一个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独善其身，因而美国要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以道义的力量来领导世界，即实现‘仁慈的霸权’或‘王道’”。（注：张立平.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任晓，沈丁立主编.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外交政策，上海三联书店，2003：143）“新帝国论”所坚持的帝国善治思想，一方面不放弃建立在权力统治基础上的“美国之下的和平”，将美国作为唯一有资格、有能力来治理世界的霸权力量；另一方面，它将美国的利益同世界的整体利益等同起来，强调美国的道德准则能够保证其权力的行使是以维护世界秩序、保障文明世界整体利益为目标的。特别是美国一直坚持将民主制度输出作为权力输出的必配附属品，在道德上美化了美国的霸权统治。但是，这样的构想只能说是新保守主义一厢情愿的追求。在后冷战时代，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具有了一些新的特征，“新帝国论”所奉行的强权手段加意识形态，从某种程度上讲，明显残留着冷战时代的特征。从整个国际外部环境来讲，“新帝国论”之所以知易行难，是因为不仅它无法跳出国际格局的大框架，也无法超越历史的制约和限制。
首先，从“9·11”事件至今三年多的外交实践表明，“新帝国论”或许可以借助强硬手段在短期内达到其目的，却无法解决实质性问题。
“9·11”后美国在反恐问题上态度强硬，将军事打击作为主要手段。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国主导的反恐已经扩大化，其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裂痕也在扩大。早在2002年，《时代周刊》在“9·11”周年时就发表评论说：“现在的情况已不可与发生恐怖袭击的那一刻同日而语了，但是，布什还总是祭起他简单选择的法宝：要么上要么下，要么好要么坏，要么死要么活，要么你站在我们一边要么你就是站在恐怖主义的一边。这种非黑即白的特殊时刻已告一段落，世界重又回到难以一眼辨出黑白的灰色状态中去了，从此布什又该如何应对呢？”（注：Michael Duffy.March Along.Time,September 11,2002）而这段话正好说明“新帝国论”非善即恶的哲学主旨同世界的多样性之间的根本的矛盾冲突所在，这也是美国外交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恶性思维方式：世界上如果存在着非美国式的文明或国家，美国必定要承担对其改造的责任，哪怕是全部推倒了重建。
在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美国相继对两个伊斯兰国家（阿富汗、伊拉克）用兵，并在最近不断通过外交和武力方式威胁另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朗），其根本目的都是在于根除伊斯兰世界中的反美势力，并借机获取有利的战略地位，重新改造中东政治格局。但是，美国的战争手段及其在中东问题尤其是巴以问题上的政策激起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反感，甚至包括了一些长期盟国和“亲美”政权。入侵和占领伊拉克使得穆斯林对美国的感情进一步恶化：无助、屈辱和愤怒的感觉在伊斯兰世界蔓延。大多数阿拉伯人相信，美国进攻伊拉克的目的在于获取对伊拉克石油的控制权和帮助以色列——阿拉伯世界的死敌，并且将其视为西方世界对穆斯林的又一次帝国式侵略。2004年中，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阿拉伯-美国协会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近两年来，美国政府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每况愈下。这份调查被认为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被调查的阿拉伯人共有3300人，分别来自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同2002年类似调查结果相比，被调查者对美国抱有好感的比例大幅下降。2002年，对美国持有好印象的埃及人从15％，锐减到2004年的2％；在沙特，对美国有好感的民众比例2002年是12％，现在只有4％；在摩洛哥、约旦和黎巴嫩，这一比例分别从2002年的38％、34％和26％，骤然下降到今年的11％、15％和20％。（注：阿拉伯人为何越来越不喜欢美国.人民网，2004-08-09）
“新帝国”已被看作是西方异教徒的“新十字军东征”，根本无法被阿拉伯世界所接受。以小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为例，在该计划于2004年初被提出之后，包括叙利亚、科威特、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在内的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政府都明确表示拒绝接受外国强加的各种版本的改革模式。而在最近结束的伊拉克大选中，美国本希望通过一次美式“民主秀”，将政权转交给一个去除了宗教化、并且由亲美“民主人士”所领导的世俗民选政府，但是，大选的结果却同美国的预期大相径庭，伊拉克人民选出的新政府不仅具有强烈宗教色彩，而且还同另一个“邪恶轴心”伊朗有着密切的关联。《波士顿环球报》不无悲观地说，新政府可能会出台一些和小布什政府的宏伟计划相悖的政策，“那些曾一度指望把伊拉克攥在手心的人将不得不接受一个崭新的伊拉克，一个不会对他们俯首贴耳的伊拉克”。而这一切正是美国外交政策引发的逆反力量所造成的结果。
除此之外，“新帝国论”的逻辑也无法妥善解决好美国同所谓的“无赖国家”、“邪恶轴心”、“暴政国家”之间的矛盾。“新帝国论”支持者认为，美国的强权足以保证在这些国家内部实行“政权更替”，因此，关于对伊朗、叙利亚、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传言一直不曾停止过。但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成功并不表示单边强硬政策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伊朗、朝鲜这样的国家以及与其相关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美国清楚地知道使用武力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而这种后果是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美国不得不借助于同其他国家的合作，比如像围绕朝鲜核问题进行的六方会谈、让欧盟国家参与解决伊朗核问题等等。毕竟，多边协作始终要比单边蛮干来得实际，美国所承担的道义风险和成本风险也要低得多。
其次，同世界上其他大国以及盟国之间的关系制约着“新帝国论”的进一步实施。
小布什政府所奉行的对外扩张和单边主义可以说是外交指导思想的一次革命，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但是，它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可能还有巨大的代价。“这种行为的效果日积月累，甚至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会被激怒。许多美国的盟友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并不是美国的伙伴，而是美国大肆挥霍实力行为中的一个刹车片，因此动摇了他们对美国行为的支持，逐渐地，他们越来越不愿意与美国一起应对那些共同面对的挑战”。（注：〔美〕伊沃·H·达尔德尔等.后外交时代：不受约束的美国.新华出版社，2004：260）时至今日，“新帝国论”及其实践破坏了美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美国与盟国之间的合作，其阴影至今挥之不去。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美国和一些盟国之间的争议，不但使得美国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开始动摇，而且也促使这些国家寻求更加独立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此外，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也几乎都不赞成美国的政策手段，它们在美国的强势外交面前，都感到不安和危险，从而形成了公开的或是私下的“战略联盟”，以共同抵制美国进一步扩张帝国版图。伊拉克战争之后出现的混乱局面已使美国意识到自己难以独自处理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联合国、伊拉克重建、朝核等问题上程度不同地进行外交政策的调整。
再者，国际格局的发展将从根本上制约“新帝国论”的实践。
美国一心想以单边帝国政策来追求一个单极的世界，但是，单极世界或是帝国构想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欢迎，而且也并不符合当前国际格局的现实。历史的发展已经反复证明，当一个国家立志要超越其他国家，成为不受约束的霸权时，国际上其他的力量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股与之相抗衡的力量。现在，国际政治力量多元化的趋势尤为突出。其中，中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和日本都是国际政治格局中十分重要的行为者。作为兴起的国际力量，这些国家或国家联合体虽然不会在短期内完全超越美国，却能缩小同美国实力的差距；此外，这些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的限制或是打压。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些力量会以不同的方式抵抗美国的束缚和压力，尤其是通过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来平衡国际政治力量，以图自己的发展自由和行动自由。这种发展趋势将丰富和完善国际力量的多元性和平衡性，阻止单极霸权或是“新帝国”的出现。库普乾承认美国的霸权的绝对优势是当前国际格局的重要特征，强调“全球体系的唯一界定因素是实力的分配，不是民主、文化、全球化或者任何其他东西。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单极世界——一个只有一个权力之极的世界。而且，它是美国的单极世界。此时此刻，根本的、无法回避的地缘政治特征是美国的主导优势地位”，但是“问题是，美国的单极时刻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不稳定不会持久”，“其他力量的崛起、美国的式微，以及美国单边主义式的国际主义，将共同使美国的单极时刻成为昙花一现”。（注：〔美〕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0～32）这也延续了国际政治一个重要的发展规律，那就是国际政治权力必会兴衰交替，新的权力中心必会形成。美国的权力资源无法使其一直保持对国际社会中其他政治力量的优势，这是霸权历程的必然归宿。
美国国内政治对“新帝国论”的制约
“新帝国论”的出现，极大地借助了“9·11”之后美国国内政治风向的转变。然而从内部因素来看，“新帝国论”的国内根基同几年前相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美国的传统来看，在美国的政治思想中，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政治信仰，那就是对于“帝国”的抗拒。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帝国”意味着牺牲宝贵的民主和自由，牺牲更多的公民权利和利益，因为“帝国会趋向于要求社会进行军事化，这就意味着要增加战争开支，减少教育和其他国内需求的开支。它还会导致政府对美国公民私人生活进行更多的干涉……建设和维持帝国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注：Michael T.Klare.For Oil and Empire? Rethinking War with Iraq.Current History,March 2003:135）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对“新帝国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9·11”袭击发生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曾经弥漫在美国的狂热复仇情绪早已冷却了下来。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虽然仍然支持政府打击恐怖主义、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但是，“新帝国”并不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政策模式。特别是新保守主义者坚持要求加大防务投入，增加对外干涉，同经济发展、本土安全、国内民主等问题之间的矛盾冲突难以消除。尤为突出的是，在美国对外推行“新帝国”色彩的政策时，国内公民也感受到了日益加强的压力。小布什政府利用公众对恐怖袭击的恐惧、报复心理，限制了美国公民自由民主权利，压制国内不同意见，鼓励相互监视和揭发，歧视和排斥外来移民……“新帝国论”已经侵蚀到美国的国内生活之中，从实际生活和心理上威胁到了美国公民的自由权利。这样的事件引起了许多人对“帝国建设”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的严重担忧。布热津斯基在新作《大选择》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霸权能够保护甚至促进民主，但如果不能区分审慎的国家安全需要与自身造成的社会恐慌，那么，霸权也能对国内的民主构成威胁。
此外，战后伊拉克局势的发展也使得人们更加质疑“新帝国论”的前景和功效：从频频曝光的虐囚事件到接连不断的武装袭击，从“情报门”到不断上升的伤亡，从人质绑架到“斩首”录像……美国公民发现伊拉克人并没有展开双臂拥抱自己的“解放者”，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越来越差，而自己的亲人在异国他乡为政府的错误政策流血偿债。这一切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反对政府的强硬外交政策，社会各界纷纷谴责小布什政府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一些知名学者和政客也都利用各种场合、渠道，批评帝国式的外交政策，并且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社会压力，甚至造成了一些人惊呼的“美国的分裂”。
还有一个重要现象不可忽视，那就是对“新帝国”最为热衷的新保守主义，自伊拉克战争之后，其声势大不如前。虽然对伊战争被视为新保守主义的巅峰之作，但是，其所带来的一连串负面影响却是许多新保守主义分子所未能预见的。如果仔细观察伊拉克战争后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就会发现它推行的未必是新保守主义派希望的那种帝国主义路线。新保守主义的后起之秀马克思·布特认为，尽管新保守主义者派不少人在小布什政府中任职，但在最高层却没有什么代表。虽然小布什政府发动了对伊战争、大力推行民主计划（这些都是新保守主义者们长期努力的目标），但“政府采取这些政策不是因为新保守主义的影响，而是受到2001年9月11日被劫持的四架飞机的影响”。（注：Max Boot.Think Again:Neocons.Foreign Policy,January/February 2004）布特认为，到目前为止，小布什政府并没有完全采纳新保守派的建议。比如，在“新帝国”的建造中，新保守主义者计划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将矛头对准叙利亚，但是，小布什驳回了国防部制定关于叙利亚开发化学武器的报告的提议，并且不允许制定攻打叙利亚的军事计划，而是依靠英国的斡旋，走上了缓和同叙利亚关系的道路。因为“一场对叙利亚的战争不会得到安理会的许可，不会争取到北约盟友，不会得到国会的授权。这样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将是不符合宪法的，将被海外世界看作是一个流氓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战争”。（注：Pat Buchanan.Is 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 Over?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June 16,2003）在小布什新任期伊始，首先访问欧洲，旨在弥合伊拉克战争造成的裂痕，恢复国际合作。务实主义政策在内部逐渐形成了同新保守主义的一种平衡。如今，“新帝国论”的主要支持者——新保守主义者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影响有所下降，批评声也不绝于耳。新保守主义者被认为欺骗了美国人民：他们声称伊拉克拥有大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参与了“9·11”、萨达姆同“基地”组织有染、美国将被伊拉克人民当成解放者而欢迎……布坎南指出，新保守主义者犯下了许多错误：他们羞辱了太多的美国盟友，对自己的影响吹嘘过多，激怒了太多的敌人。（注：同上）斯蒂芬·哈尔珀和乔纳森·克拉克在《孤独的美国：新保守派与全球秩序》一书中也指出：“新保守派使美国的国际关系不幸走上弯路，偏离了共和党一贯以兼顾各方利益、注重达成共识和节约使用资源为特点的国际主义路线……其行为更像是一个只为自己着想的特殊利益集团。我们不愿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它意味着美国的全球角色——我们视之为善的推动力并倍加珍惜——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用。”这样的政策导致的结果就是“财力和兵力捉襟见肘，道德权威挥霍殆尽，盟国敬而远之，对手士气大振且变得激进”。（注：道格·班多.新保守主义走上邪路.参考消息，2004-08-25）
从上面的种种情况来看，相对于“9·11”袭击后那一两年内的声势，如今“新帝国论”已经不再耀眼夺目。在这几年的时间中，“新帝国论”在经历了伊拉克战争胜利所带来的短暂高潮之后，其弊端及危害已经明白无误地显露在了人们面前。新保守主义的政策理念作为一项以全球领导为目标的大战略、一个战略性的转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它的声望、信用、安全伙伴关系以及其他国家对它的亲切感。
历史规则下的“新帝国”
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对于权力的拥有者而言，其诱惑无疑是巨大的。但是，无论美国的实力强大到怎样的地步，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帝国”，都无法逃脱历史运转的规则。
首先，帝国必将激发对它们统治的反抗。帝国秩序的确立要求权力的核心部分对外围区域实行有效的控制。多伊尔将帝国定义为“由某些政治社会强加于另一些政治社会有效统治权之上的控制性政治关系”。这种控制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和民族自由行动能力丧失基础上的，个别国家甚至会丧失国家的尊严和主权的完整。虽然新保守主义者们反复强调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不会像以前那些帝国那样招致广泛的反对，美国在拥有强权的同时，还具有行使这种权力的合法性。但是，帝国权力中的强制性和压迫性却始终是帝国秩序的核心要素。美国越是信奉强权，其引发的反抗规模就越大，范围也越广，这种反抗既包括了其他国家的联合抵制，也包括亚国家行为体采取的各种形式的反美主义。
其次，帝国从来都不是只收不支的。人们看到了帝国的掠夺，但对帝国反抗的程度恰恰取决于帝国权力所愿意承担的开支。为了保持帝国范围内的秩序，帝国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保持领先，为此，巨大的统治成本必不可少，同时也成为了帝国沉重的负担。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为了保持统治，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镇压动乱和提高忠诚，对于美国来说，或许凭借超强的经济能力，它在短期内尚能承受建立和维持美国强势时代所需要的成本，但是长此以往，必将成为难以弥补的负担。“新帝国论”的支持者们鼓吹美国面临的是一个扩张不够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美国才会面临来自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或“邪恶轴心”的威胁，在世界上得到的尊重也越来越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扩张只会增加其霸权统治的成本。从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美国不仅需要肃清恐怖分子的基地，还要扶持新的政权，并要从经济、政治、军事上进行援助，以确保重建稳定的秩序，加上不断上升的防务开支和对外援助，美国所承担的“责任”越多，其付出的成本代价也就越高。历史告诉我们，帝国式的扩张是个无底洞，它会逐渐耗尽国家的资源和能力，霸权的过度扩张使得收益和成本之间难以保持平衡，从而引发霸权的收缩甚至衰落。除此之外，为了建立这样的秩序所招致的“软伤”也是不可忽视的，美国所丧失的道义资本更是难以估量的，就像伊拉克战争已经过去两年了，美国和传统盟友之间的裂痕却仍然无法彻底弥补，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政策的批评也持续不断，“美国式文明已经无法成为世界的楷模。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大打折扣的结果，是美国在全世界的‘道德高地’面前一败涂地”。（注：孙哲.崛起与扩张：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法律出版社，2004：41）
最后，帝国权力通常会改变它们成为帝国之前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这种改变会造成相应的反作用力。比如罗马成为帝国之后，就丧失了共和性质的政府；英国尽管曾提倡自由主义民主，但是大量来自前殖民地地区的移民也给英帝国带来了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注：Dimitri K.Simes.America' s Imperial Dilemma.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03:93～94）对于美国而言，“新帝国论”的主要目标虽然是国际社会，但是从美国的国家政治结构来讲，要想在世界上建立单极、自由行事，必须要能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如果这种支持不普遍，那么就必须要能压制住民主制度所孕育的反抗。此次大选所显现的内部纷争，正说明了美国借反恐实行扩张的政策没有得到大范围支持。民众对于“9·11”以来国家内政外交的变化并不全盘接受，美国民主传统在抑制帝国的建立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M·沃尔兹批评说，“在当代世界，帝国统治是无效而危险的实践”，这是由三个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美国没有能力或者欲望推行帝国主义”。美国没有做好承担帝国的经济成本的准备，美国人也不愿意承受伤亡代价。此外，美国没有一支由“土著人”和雇佣军组成的帝国军队，也从未建立一套帝国的行政机构；第二，“我们对民主的公开承诺使帝国统治难以获得合理性，并使之难以管理”；第三，“在当代世界，任何帝国主义规划都会遭到各国的强烈反对，人们存在一种强烈的认识：这种反对是合法的，帝国主义规划注定要失败”。（注：〔美〕M·沃尔兹.存在一个美利坚帝国吗.国外社会科学，2004（3））
“新帝国论”代表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梦想。在热衷于“新帝国论”的人看来，“新帝国”为21世纪的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和世界秩序。这个世界秩序是以它们的利益为核心的，按照它们的游戏规则运行，而它所造就的和平和繁荣也仅仅属于帝国的主导者。“新帝国论”所倡导的世界观和权力观必然会导致对一些落后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压迫和征服，破坏国际社会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和行为规范。倘若这样的政策完全付诸实践，不但无法实现美国自己所追求的“绝对安全”和“持久霸权”，而且将危害到国际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而从现实角度来看，“新帝国论”本身缺乏合理的战略规划，对于国际格局的发展也缺乏理性的认识，其手段更是充满了暴力色彩。这样的理论不会给世界带来稳定繁荣的新秩序。以追求“新帝国”所带来的秩序为目的，最终结果却是世界的更加不稳定，这本身就说明了“新帝国论”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就像有人指出的：“帝国主义的新时代也是反抗的新时代。越战综合征曾在几十年中困扰着帝国秩序战略的制定者，给美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而这次似乎还伴随着全球更大范围内的帝国综合征——没有人真正愿意看到这种情景。这也特别表明，美国统治阶级扩张美国帝国的战略从长远看不可能成功，而且他们将自己证明这一点——我们不希望世界毁灭。”（注：〔美〕J.B.福斯特.帝国主义新时代.国外社会科学，2004（3））
因此，以“新帝国”模式来搭建的世界秩序，不会真正带来所谓的“秩序”，更多的是正义概念的模糊、暴力使用的增加和不同文明间冲突的上升，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主导世界秩序的主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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