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孙科关于经济问题之主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试论论文,经济问题论文,孙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1)04-0078-06
孙科，字哲生，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之子，也是活跃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坛的一位风云人物。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及战争带来的巨额财政开支，使得基础本来就十分落后的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困难境地，国民政府同时面临着抗战救国与建设国家、恢复发展经济的紧迫任务。其时，任立法院院长兼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孙科，对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尤其是对国家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和价值的主张。本文拟就此作一初略探讨。
救济农村与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与农民问题，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毫无疑问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政党和仁人志士最为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农民深受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农村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农村的危机引发了空前的社会政治危机。农村经济的急剧破产，引起了当局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救济农村”、“复兴农村”，成为社会的普遍呼声。国民党政府也从自身统治利益出发，为稳定农村，阻抗中共领导进行的农村土地革命，企想解决农村问题，尤其是解决农村经济问题。其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兼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孙科积极筹划救济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办法。
孙科首先从立国基础和国家复兴这一角度对农民与农村问题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论述。他说：“我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所以我国立国的基础，可以说在农民身上。然而近几年来，我国农民受内力外力的压迫，已陷於破产之境，立国的基础既已动摇，所以整个的国家，竟入於震荡的状态中。”（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38页。）因此，孙科认为要复兴整个国家，就不能不从改进农民生活开始。
复兴国家，为何要从改进农民生活开始？孙科认为，复兴国家的条件，首先要令全国人民能够自治，然而，要达到自治，必须先有自立的能力。就目前中国农民来说，对内因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兵灾匪患的扰乱，水旱灾荒的损失，土豪劣绅的剥夺；对外更受国际经济力量的压榨，于是，农民终年劳苦所得，都不能应付这些内外的压迫，只有在其支配下，挣扎着生活，这显然缺乏自治的能力。农民为什么没有力量抵抗这些压力而自立呢？孙科说：“其原因就是因为农民根本缺乏自给的能力，寖假亦不能自卫，更说不到自治了。”（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38页。）
在孙科看来，农村经济之所以崩溃、农民之所以不能自立，在于农民不能实现自给。那么，农民如何才能实现自给呢？孙科认为实现农民自给需要三个条件：第一，须有土地，以资耕种；第二，有良好的工具和技术，以资应用；第三，须有相当的资金，以资周转。孙科还进一步分析：从土地来说，农民大部分是佃农，他们虽有地可耕，但是因为地主的坐享其成，农民用两倍的努力，仅能收到半数的报酬，这是减低农民自养能力的主要原因。此外，我国农民人均耕地约三到四亩，比其他国家的农民少三至四倍，再加上土地的集中，我国农民实际平均每人耕种的土地只有别国的十分之一，如此少量的土地，无怪农民不能自养；从工具和技术来说，我国科学落后，机器耕作不能推行，化学肥料不能应用，一切耕种收获，全凭老农经验相传，墨守陈法，地不能尽其利，收获自然无法增加。
孙科对农村的现状表示极为担忧，担心如此下去，前途不堪设想。他认为，要解决农村危机，必须先谋解决农民的穷困。我国荒地尚多，可以逐渐开发以解决农民缺乏土地问题，但是开发荒地这一办法因急切难收实效；至于工具和技术方面，关系到农民的智力和财力，也非一蹴而就；惟有农民的负债，如果有适当的办法，予以普遍的救济，使农民不受高利贷的盘剥，这样，才能恢复最低限度的自给的生活。因此，孙科提议，要解决全国农民的穷困问题，应根据合作的原则，以政府的力量，统筹各种农民合作社，使农民得到普遍的救济。其具体办法有：第一，发行代价券。农民贷款向来由土豪劣绅垄断，每当青黄不接之时，农民被迫向土豪劣绅贷款，受其高利贷的剥削；至于有些银行也向农村发放贷款，虽然利息低些，但手续复杂，条件苛刻，一般农民根本办不到；无论是土豪劣绅的贷款，还是银行的贷款，对农民来说，都是饮鸩止渴，不但于农民无益，徒使农民债累愈深。为此，孙科主张，惟有以合作社的方式，由政府根据农民的耕地和劳力，发行代价券，做短期的救济，期满即行收回。第二，政府与农民产销合作。农民以农产物为唯一收入，由于交通不便利，转运不灵通，新谷登场时的价格，因农民急于出售，往往较平时跌低一倍，农民因此受到极大的损失。为此，孙科设想政府在适当的地方设立完备的农仓，以便农民囤积，同样以政府的信用，用合作社的方式，统制的方法，节制销售，从而避免农民不必要的损失。第三，政府与农民消费合作。孙科甚至还主张农民需要的日用必需品以及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肥料、农具等，也用政府的力量，以合作的方法，统一筹划。这样，既可免除商人的剥削，还可以给农民以农事技术上的帮助，同时减少农民的支出，培植农民的自养力。
孙科对中国农村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孙科对近代农村的现状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而且以农民与农村为立国基础为据，得出复兴国家从复兴农村开始的结论，其思想是可贵的，他看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症结。然而孙科极力主张以合作社的方式去救济农民，解决农民穷困问题，这又说明他深受到于30年代中国兴起的乡村建设思潮和农村合作运动的影响，也反映出孙科具有朦胧的“农业救国”思想。同时我们也看到，孙科的农村合作主张与乡村建设代表人物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在动机、方法、手段等有着众多的不同，其中最明显区别是，孙科更主张政府与农民的合作，认为救济农村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和信用，他说：“从救济全国的农民着眼，政府的责任是不容脱卸的”。（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40页。）事实上，30年代国民党政府在孙科等人的领导下，对农村是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是发展农村合作社，并建立中国农村银行，向农民发放贷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孙科并没有认识到造成农民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只有破除这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因此，孙科的这一主张不外乎是20世纪中国出现的众多形形色色的农村改良主义思潮中的一种。这是由孙科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
粮食国营与民生主义
1940年后，中国的抗战进入了异常艰难时期，国民党政府在财政上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政府中央财政出现严重亏空。发行战时公债收效甚微，交通的阻断使得外援的希望又落空，国民党政府只好靠增发纸币以填补巨额的财政赤字。据国民党财政部、中央银行及主任处资料计算，从1937年6月到1941年6月，4年中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6倍。（注：参见张静如，卞杏英主编：《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于是，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成为整个经济开始崩溃的预兆。对如何解决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这一问题，孙科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思考和研究。
孙科认为，战争时期物质消耗日多，通货量因而增加，物价随之高涨，乃是各国战时必然的现象，关键在于政府能否限制其膨胀。中国现时出现的物价暴涨之严重问题，原因很多，如交通运输困难、政府西迁、奸商劣绅巧取豪夺、壮丁减少生产下降等等，然而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因抗战开支浩大，通货增加。如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呢？孙科主张只有推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政策，目前的财政经济问题方可迎刃而解，而粮食国营就是民生主义政策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孙科认为粮食国营具有3大功用：第一，粮食公买，一定可以平定粮价，粮价一低，其他物价即随之而低。第二，粮食国营可以减少通货量。孙科举例说明这一功用，假如说四川还有一亿担谷米没有买出去，政府按市价收粮，而以平价卖给人民。如此一买一售，便可收回法币，收缩其流通量，防止通货日益膨胀。第三，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政府将粮食收购，然后卖出，在不剥削人民的利益之下，如经营得法，可有几十亿元的收入。
政府采用什么方法去收粮呢？用革命的手段还是和平的方法？孙科对这一问题也做了详细的研究。其具体方法是：由政府下令，命令农民不向地主直接交纳谷租，地主不得直接向农民收取谷租，农民将谷租交给国家收粮的机构；地主向国家索要谷租时，国家支付一半现金，另一半支付国家建国储蓄券，这样将原来在地主手里的粮食收购到国家手里；政府对现存的粮食可采取分期收购办法；收购农民的余粮为奖励农民耕作生产起见，给农民八九成的现金，一二成的储蓄券，或对佃农的余粮加价收买，全部付现。此外，孙科甚至对四川的具体粮食情形、如何分期收购、以何价钱等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计划，在此限于篇幅不予赘述。孙科对粮食国营这一方法期望甚高，以至认为粮食国营为达到平均地权的一个步骤。他说：“如上述的办法行得通，则对于平均地权就很接近了。”（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52页。）粮食国营何以是达到平均地权的一个步骤呢？孙科分析到：“假如政府将来能采用这个办法，把土地所生产的财富，一部分集中转移于国家，地主认为广置田产，实无利可图，就是有点利益，已由政府给他储蓄起来，必不会再投资去收买田地，国家可另发行一种土地债券，把它收买过来，重新支配。”（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53页。）不仅于此，孙科对粮食国营的意义和功用还有更深的认识。他说，粮食公卖的功用除了可以平抑粮价、收回通货、开发财源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功用：第一，可以达到分配社会化。粮食未公卖以前，土地出息，一半以上归地主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得不到好处。现在将这项出息，转移到国家手里，由国家运用来发展生产，生产出息无穷，尽归全国人民共享，民生主义分配社会化的目的才可以达到。第二，可以减少农民负担。粮食公卖后农民的劳动成果，大部分不归到地主手里，而到国家由国家为全体国民利益运用，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将大大提高；同时，国家可采取少收谷租等减轻农民的负担，奖励农民的生产。
孙科之所以极力主张粮食国营，这是他继承和发扬其父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思想之结果。孙科认为，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民生主义政策，是偏重于消极和预防方面，即预防国家建设发达的时候，资产阶级以私人资本的力量，来压迫垄断，这是消极的一面，就是要求国家财富平均分配。孙科说：“民生主义除了消极方面，还有积极方面，就是不但要节制私人资本，并且要发达国家资本。”（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62页。）孙科对发达国营事业极为重视。他说：“现代国家之兴衰强弱，大半以国营事业之是否发展为转移。国营事业愈发展，国必富强；国营事业不发达，国必贫弱。”（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54页。）孙科也与其父孙中山一样认识到了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经济危机、人民失业贫困等无法克服的弊端，认为“模仿英美，此实思想上之一大错误”。（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55页。）他以美国1929年严重的失业问题为例，指出：“吾人必须实行民生主义之经济政策，以免资本主义之害。”（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662页。）孙科还从中国一边抗战一边建设这一特殊国情出发，认为中国建设需要短时间内筹集巨额建设资金，若发展私人资本以谋建设，则需较长时间。只有仿效苏联，集中全国人力、财力，大力发达国营事业，才能实现抗战建国之目标。为此，孙科不仅主张粮食国营，外贸也需国营，就连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米、衣料、盐、麻。丝甚至包括烟、酒都需国营。
总之，在孙科看来，要抗战建国，就必须实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政策，不仅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更要发达国家资本、发达国营事业。孙科的这一思想，继承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反映了孙科谋求中国生产发达、国家富强的伟大理想。尽管这一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我们不能否定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东北的善后与重建问题
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北地区很快沦为日寇的殖民地。东北地区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沿阵地，也是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蹂躏最深最久的地方。因此，收复东北对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孙科对东北的收复非常关注，同时对战后东北的重建也寄予乐观的展望。1942年9月17日，孙科在东北四省抗敌协会纪念“九一八”11周年大会上，作了《战后东北的展望》之专题讲演。在该讲演中，孙科对如何收复东北、东北的善后问题尤其新东北的建设都作了很有意义的前瞻。
孙科首先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预计不出两年，日本帝国主义将最后崩溃，在中国大陆的日军将从广州、武汉、上海、天津以及华北各地逃退，最后便是东北，如果东北的日军拖延不撤，我们就将其驱逐出去。届时失去11年的东北4省将无条件地收复。
东北地区处于日军铁蹄的蹂躏之下长达11年之久，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都受到了殖民者的严重破坏和影响。因此，东北收复后，首先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善后问题，即如何彻底清除日本殖民者在东北遗留下来的政治机构、敌伪组织、文化教育、公私财产等各种影响。对此，孙科有他独到的见解和细致的计划：
第一，政治组织如行政机构，省、县地方机构之独立，司法方面重建地方各级法院。孙科从东北的历史得出经验教训，就是要防止拥有兵权的人占一省一地便自立为王，割据一方。为此，孙科提出，重建这些机构的原则，就是要彻底遵守中央的法令，实行中央化，防止地方化。
第二，教育文化体系的建立，以彻底的祖国化为原则，完全肃清日伪10年来的奴化教育，恢复东北青年的民族意识。
第三，迅速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培养东北人民的自治能力。孙科认为，东北同胞近10年来，受敌伪的专制压迫，在敌伪的愚民政策下，对政治的运用久已不习。因此，收复东北后，地方自治制度的建立实在是急不容缓。
第四，统一交通、铁路、邮电的接收和管理。尤其是东北的铁路要与关内的铁路联成一个交通运输体系。
第五，工矿产业实行国有经营。
第六，统一银行与币制。对所有敌伪银行予以没收；对敌伪发行的伪币，以所没收的敌伪公私财产为基金，换领法币，收兑伪币，使人民不致因失地收复而蒙受损失。
第七，敌人撤退时，对于一切公私财产，必须要敌人负责保全，以待我方接收。如有盗运毁损，应由敌方赔偿。
第八，敌人在东北境内的移民，除自愿诚心归化，取得我国国籍者外，必须尽数撤退，驱逐出境。对归化我国的敌侨民，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必须到我国学校接受教育。
第九，实行对外贸易国营。
从以上可以看出，孙科对战后东北的善后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考虑得比较细致和周全，其方法也是较现实可行的。而对未来新东北的经济建设，孙科以其民生主义思想为指导，进行了原则性的研究。孙科认为，战后新东北的经济建设的原则和措施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一、实行土地国有，人民有土地使用权而无买卖私有权。孙科认为，东北地区土地面积辽阔，战后东北的土地的所有权应属于国家，人民只能有使用权，不能视为私有财产自由买卖，人民若需要土地建设工厂、从事垦殖、建房可向政府申请。但是，孙科之所以主张土地国有，其出发点是利用土地来筹集建设资金。孙科认为，现在土地私有，地主把土地做投机买卖，结果土地的价格远远超过土地之所产出，假如土地国有，农民用地或商人建设只须向政府缴纳很低的租金，这样可以节省大量资金移为建设之用。孙科甚至天真地认为，东北实现土地国有后，其他省份也会跟着实行，这样，“战后经济建设便不愁没有资金。”
二、推行集体合作的大农场制，使农业生产机械化。孙科对苏联实行的大农场公耕制和美国的机器耕作十分赞赏，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应向苏联学习，实行集体合作的大农场制，并推行机器耕作，而东北地区因大都是平原地带，最适宜机器耕作。
三、由国家大量投资，发达工矿业，如钢铁、化工、电气等重工业以及人造丝、造纸、电木等民生工业，以加强东北的工业化。
四、由国家奖助内地贫苦人民，大量向东北移民。孙科认为，东北人口只有3700万，面积则有130万平方公里，实在是地广人稀。因此东北收复后，为发展经济，国家应有计划地大量移民，30年内，东北人口增加1到2倍。
孙科对东北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说，“东北地前途实在十分光明”，“则未来的的东北，必将成为我国家经济财富的重心，民族文化复兴的策源地”。（注：《孙科文集》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700页。）抗战结束后，由于苏联对东北问题的介入和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东北的建设并没有按照孙科的设想发展下去。相反，东北很快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所解放，从此，东北人民才真正获得独立和发展。然而，孙科对东北建设的建议，笔者认为，建国后以至至今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之，抗战时期，由于时代背景的特殊性和孙科本人特殊的身份与地位，孙科对中国经济经济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他就中国经济问题提出的一些主张和建议来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孙科注重调查研究。对中国经济现状和农村的现实，孙科的认识都比较客观实事求是，这是与他注重调查分析，精心计算、严谨诚实的学者作风分不开的。二是孙科的经济思想或主张重视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实际利益，较为关注民生。三是孙科的经济思想或主张反映了他始终将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这一点从他对东北的善后和建设的前瞻可以明鉴。总的来说，抗战时期，孙科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和主张是比较接近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的，具有进步的倾向。
收稿日期：2000-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