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交往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恩格斯曾经指出，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这两个伟大的发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恩格斯写下这些话的时间距今已一百多年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和亚洲先后诞生了社会主义国家。五六十年代以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改革的道路。西方有的未来学家称，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趋同”。而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正有人在寻找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空想成份”，有人甚至或明或暗地主张改革实际上就是走向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严格说来，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正在经受当代实践的严峻考验。
从理论上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同它的两大基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命运紧密相联的。抛开这两个基石，社会主义实践就会走向歧途。本文篇幅有限，仅限于从唯物史观的世界交往的观点稍微展开自己的思考。
一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单行本，第31、页。）他们指出，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发生，“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它“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
20世纪初期，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707、209页。）这个结论导致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成功。
这样就出现了关于社会主义胜利的两个看起来“不仅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结论。当时，人们往往简单地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否定。而后来当人们发现社会主义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不但未能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滞或挫折时，又很容易用前者来否定后者。
然而，我认为，从精神实质上看问题，用两个结论中的任何一个简单否定另一个都不是正确的。而且，仅仅像斯大林那样承认每一个结论只是“对于自己时代是正确的”，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尽管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否定了马、恩当年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或在“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中，“一下子”或者“同时发生”这个具体论断，但是马、恩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前提的思想却并没有被推翻。在马、恩的结论与列宁的结论之间形式上不同的背后，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在马、恩看来，共产主义革命“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单行本，第31页。）资本主义“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5页。）由此决定，“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实现”。这个基本思想不但没有被实践所否定，反而将继续被实践证实。
列宁在作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胜利的结论时，并没有否认这一革命的世界历史性，恰恰相反，是以肯定这一点为前提的。列宁在得出这个结论的同时也指出：“资本已经具有国际性和垄断性”，（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707、209 页。）因而，“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关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707、209页。）
事实上，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发生，并没有改变这一革命的世界历史性，而仅仅是改变了马、恩当初所设想的这种世界历史性的表现形式（同时发生）。例如，作为十月革命的继续的东欧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发生，如果不从世界交往的观点看问题，即不把它们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则是不可思议的。而这些国家的革命对世界历史进程已经发生了并还在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当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和世界交往的严重桎梏并造成民族的生存危机，由于世界交往的发展而成熟起来的无产阶级有能力而又放弃改变这种社会关系的历史良机，难道是可以原谅的吗？然而历史又证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年曾指出：“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现在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04页。）历史将证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仍将不是一国或几国能够单独完成的，而必然是世界性的。
可以认为，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来理解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性，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原理。在今天，深刻理解这一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根据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绝对必须的前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单行本，第30页。）这一点已为实践所一再证实，也为我国建国后由于忽视生产力的发展而一味搞“穷过渡”所遭致的严重后果所证实。
然而生产及生产力的发展又是以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看来这早已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原理。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交往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内部人们之间的交往，还包括国际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恰恰是这后一种交往，对于当代发展生产力、对于创造社会主义制度物质技术基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情况下，民族内部的生产和分工所造成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也会在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资本作为天生的国际派，使生产的社会化冲破民族间的屏障，造成了国际分工和国际上的商品交换，从商品的国际化发展到货币和资本的国际化，形成了以统一性和扩张性为特征的世界市场，从而开辟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新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族的整个内部结构和发展道路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因此，仅限从一个民族的范围考察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及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无论对于理解唯物史观，还是分析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都是远远不够的。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1857年拟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篇提纲时，也把“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世界市场和危机”等范畴列为研究对象。今天，为了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我们应该结合当代的特点，继续完成马克思的这一工作，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辩证关系的时代内容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
我曾在《唯物史观不是超历史“一般历史哲学”》（载《哲学研究》1987年第5期）这篇论文中， 用上述观点概略地论证了经济落后的国家（主要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指出：从世界交往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当代世界民族之间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今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因为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如何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时并存所带来的实践上的问题，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所未能解决的课题。但是列宁在晚年已明确地意识到，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国际环境中，“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注：《列宁全集》第41卷，第167页。）后来的实践已经证明， 在闭关锁国、拒绝参与世界市场和竞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成功的，也不会成功。在这里，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善于“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1页。）
为此，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一系列复杂而艰难的课题。
——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这不仅如人们通常所说的是为了吸引和借鉴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更要紧的是为了学会同资本主义实际打交道的本领和艺术。这又要求我们认清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的实质，国际局势“缓和”的实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和斗争的新特点（究竟是“缓和”还是形式的变化）等等。
——在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例如，目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遇到的市场调节和公有制的矛盾实质是什么问题？在生产力水平低下、通过政权而建立的公有制究竟是法权意义上的财产关系还是列宁所说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质关系？与现代资本主义并存的社会主义在客观上可能是什么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基本人权、民族自决权是什么关系？等等。
——从世界交往的观点研究当代技术革命发生的社会机制，特别是这场革命向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广的机制。怎样通过改革社会关系不仅适合本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而且有利于在不损害民族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以人道的方式独立自主地吸收和消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
——如何认识和处理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观点重新认识本国国情。一个国家的国情不仅是本民族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特点，还包括世界交往、国际分工赋予本国的规定性，在总的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
不言而喻，诸如此类的问题的解决，是同在当代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任务密切相联系的。
世界交往是否只意味着一片和谐，矛盾和斗争已退居次要地位，因而可以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呢？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的严肃课题。
近些年来，在苏联，在“新思维”的呼声下出现了一种强调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占优先地位的观点，认为正是各种国家利益上的均衡，构成了世界的完全统一性的概念，要求各国把全人类的利益置于一切其它利益之上，甚至认为有必要成立世界政府。
最近，在我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议论，认为现时代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全球性社会化趋势，全球时代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全球性问题出现，两种社会制度趋同，各民族文化相互趋同，全球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价值意识多元化，“狭隘的阶级、民族、党派意识淡化”等等。
不能否认，由于交往手段的不断更新，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联系确实在加强，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并且由于产生了需要人类的一致行动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确实加强了。问题在于，当今的世界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和冲突真的变得无关紧要了吗？事实上，世界的整体化趋势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各民族发展的极不平衡是客观事实，而且在商品经济时代也只能是如此。尽管从某些局部关系上看一些民族的落后也不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但总的看来，相互依赖是同保持先进和落后的格局互为因果的。所谓国际分工乃是作为总体的世界范围和社会关系的不同要素、价值的“目的—手段”关系的不同要素在不同民族中的分配。因此，各民族固然处在同一个国际环境中，却是分别处于这个总体关系的不同地位，所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过是一种现代神话。世界交往本身固然体现着相互依赖性，但它又正是以利害上的冲突、竞争为前提的。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比共产主义理想更能代表全人类利益的东西。而用“利益均衡”、“趋同”等美妙的字眼来麻醉人民，同共产主义原理是格格不入的。当然，我们更不能用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的思想来麻痹自己。
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总格局中清醒地认识自己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并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当方式处理国际交往中的各种问题，将意味着断送社会主义果实。保持民族的独立性和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乃是一件事的两面，而失去了社会主义方向，民族独立和现代化都将化为乌有。
正如有的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将全球性的问题和世界统一性无限定地、随心所欲地抽象化，就会走向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反面，给世界各地区的人民运动带来混乱，当然也会给社会主义的实践带来混乱。
1989年1月16日
〔作者补记〕这篇小文是在1989年1月，即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之前，为一次研讨会写的会议论文，从未公开发表。此文所论述的，是如何从马克思所强调的“世界普遍交往”这个大坐标、大视野来看待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将近10年的时间过去了，据我观察，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不但没有否定、反而进一步证实了本文所论证的观点。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不能不使我们重新想起了马、恩在《费尔巴哈》这部著作中所预言的：如果没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普遍交往，“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的东西而存在”；而“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单行本，第30页。）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邓小平在80年代以来多次强调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主张，可以说是马克思建立的“世界普遍交往”这个坐标和方法论在当代的新发展。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他多次谈到，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很多，但这两个比较突出。其他许多问题，“都不像这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所谓南北问题、发展问题，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关系不平等问题。“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中国有句话：愈富的人愈吝啬。要富国多拿点钱出来，它不肯，技术转让更不愿意。”“这个问题目前十分突出。”（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0、96、105、281～282页。）或许有人认为，苏东剧变以后， 关于“东西南北问题”的论断过时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邓小平在1992年还谈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事实上，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富国和穷国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
我认为，邓小平的这些论断是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科学概括。两大问题就是两大矛盾。这为我们观察社会主义问题提供了新视野。当代社会主义的命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和这两大问题的解决紧密相关的。显然，从这个大视野看问题，有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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