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183;甲骨学与甲骨学的科学界定——为甲骨文发现100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骨论文,甲骨文论文,而作论文,周年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甲骨学研究经历了“草创时期”（1899年至1928年）、“发展时期”（即1928 年至1937 年的“形成时期”）和“深入研究时期”（1949年至今）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甲骨学”的科学界定出现的却很晚。1988年9 月台湾出版张秉权的《甲骨文与甲骨学》一书，第一次较为全面地给甲骨学作了科学界定：甲骨学所研究的是甲骨文，但并不限于甲骨文字，凡是和卜用甲骨以及卜辞所涉及的一些有关的事项，都在研究的范围之列。
基本与此同时，1989年6 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王宇信的《甲骨学通论》，也给甲骨学作了科学的界定：
应该明确的是，甲骨文并不就是甲骨学。甲骨文只是商朝后期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和史料，它的科学价值，只有随着甲骨学研究的发展，才愈益为人们所认识。
而甲骨学，是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是甲骨文自身固有规律系统和科学的反映。正是由于甲骨学的不断发展，这些“断烂朝报”中所蕴藏的古代社会奥秘才被学者们——窥破。因此，我们不能把甲骨文与甲骨学混为一谈。
可以说，直到甲骨学发展的“深入研究时期”的后一阶段，即1978年以后的“全面深入研究”阶段，“甲骨学”的科学界定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为什么“甲骨学”的科学界定如此“姗姗来迟”呢？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其一，学者们曾一度“把甲骨文与甲骨学混为一谈”。其二，是对甲骨进行多角度、全方位认识和研究更加自觉的反映。
一、甲骨文与甲骨学的提出
由于殷墟甲骨文典籍失载，因此学者们对它的名字是茫然无知的。或“按甲骨质料命名”，称殷墟甲骨文为“龟”、“龟甲”或“龟甲兽骨”；或“按文字书写方法命名”，称殷墟甲骨文为“契文”、“殷墟”、“书契”；或“按甲骨文的用途命名”，称殷墟甲骨文为“贞卜文字”、“贞卜文”、“卜辞”；或“按甲骨文的出土地命名”，即将殷墟甲骨文称之为“殷墟文字”；或“将质料与文字结合起来命名”，由“龟版文”、“骨刻文”到“龟甲兽骨文字”。自1921年陆懋德发表了《甲骨文之发现及学术价值》以后，陆续发表了不少以“甲骨文”为题的论文篇名，此后开始称为“甲骨文”。1924年容庚发表了《甲骨文之发现及其考释》，1925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文中出现节标题《殷墟甲骨文字及其书目》，1930年董作宾发表了《甲骨文研究之扩大》，1931年郭沫若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1993年董作宾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等。“虽然有的学者至今还沿用‘契文’、‘卜辞’称呼甲骨文，但正如胡厚宣先生所指出的：‘总之，一切的名称，都不如叫‘甲骨文’或‘甲骨文字’比较恰当’”。“当然，‘甲骨文’一名为更多人所接受，是由于殷墟科学发掘工作展开以后，人们对殷墟所出的文字材料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的结果”。此后，不少有影响的大型甲骨著录，如贝冢茂树《京都大学文科研究所藏甲骨文字》、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等等都以甲骨文名其书名了。
“甲骨学”一名的提出则比较晚，是在“甲骨文”一名出现10年以后的1931年。周予同在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甲骨学》，才使“甲骨学”第一次出现在学术界。其后，“甲骨学”就逐渐成为学者较为常用的名词了。诸如下列论述即是：
1933年 布那科夫：《甲骨学之新研究》，《通报》32卷5期。
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商务印书馆。
1934年 戴家祥：《评甲骨学文字编》，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二十五期。
李星可：《甲骨学目录并序》，《中法大学月刊》四卷四期。
1935年 郑师许：《我国甲骨学发现史》，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期刊》，第二期。
陈竞明：《三十五年来的甲骨学》，《考古社刊》第三期。
1936年 小川茂树：《甲骨学之新展开》，《东洋史研究》二卷二期。
1937年 蒋大沂：《甲骨学小史》，《民报》，《上海市博物馆周刊》十六期。
1943年 胡厚宣：《甲骨学概要》，《大学》二卷一期。
1944年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共四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
1945年 胡厚宣：《甲骨学概论》，《论丛》二集下册。
胡厚宣：《甲骨学类目》，《论从》二集下册。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共二册。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三集全一册。
1946年 胡厚宣：《甲骨学研究之经过》，成都《中央日报商朝甲骨铜器展览专刊》下，4月20日。
胡厚宣：《甲骨学简论》，成都《中央日报商朝甲骨铜器展览专刊》上，4月20日。
1947年 胡厚宣：《甲骨学提纲》，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十三期。《胡厚宣氏甲骨学研究近况》，天津《大公报，图书周刊》。
1949年 胡厚宣：《五十年来之甲骨学》，复旦大学讲义本。
1952年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中华书局。
1955年 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艺文印书馆。
1965年 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艺文印书馆。
1978年 严一萍：《甲骨学》，艺文印书馆。
1985年 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 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国立编译馆。
1989年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 濮茅左：《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如此等等，我们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首先，虽然1899年殷墟甲骨文已被发现，但科学概括出“甲骨文”一名是在1921年，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20多年以后。这是因为“甲骨文命名与甲骨学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即有一个由知之不多，只涉及表面，到逐渐深入，由表及里的过程”。在甲骨文发现不久，学者们只能从其质料的观察，称其为“龟”（1903年），“龟甲兽骨”（1909年）、“龟甲”（1910年）。或从甲骨上刻写有文字，称之为“契文”（1904年）、“书契”（1911年）；由于孙诒让1904年在《契文举例》中就有“卜事第三”，又经过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认识了甲骨文与占卜有关，因此1910年罗振玉出版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以贞卜文字为其书名，书中有“卜法第三”，对甲骨文的性质有了进一步认识。在此基础上，有学者1913年以后称之为“卜骨”。而1915年以后，或有学者称之为“卜辞”；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所以1913年有学者将质料与文字相合称之为“骨刻文”，1915年有学者称之为“龟甲兽骨文字”，或在1919年称之“龟版文”。直到1921年陆懋德才开始提出“甲骨文”这一较为确切的名称。以后，特别是在殷墟科学发掘甲骨文以后，这一名称基本上被甲骨学者所普遍接受下来。“称‘甲骨文’既包含了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又包含了非卜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既有卜辞，又有记事刻辞；此外，无论龟、骨上的锲刻文字，还是朱书、墨书，都是甲骨文的一部分内容。甲骨文自然专指龟、骨上的文字，可将它与陶、石、骨、蚌、玉、铜器上文字区别开来，专指与占卜有关的文字”。
其次，“甲骨学”一名的提出，是在“甲骨文”一名1921年提出十年以后的事了。1931年周予同在《中学生杂志》发表《关于甲骨学》，第一次提出“甲骨学”以后，很快就为甲骨学者所接受了。“甲骨学”一名之所以在这时提出，是1928年的殷墟科学发掘，把甲骨学研究从“草创时期”推进到“发展时期”的必然结果。
殷墟的科学发掘，为甲骨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课题，从而促使“甲骨文研究的扩大”。董作宾此文中“草拟了一个甲骨文研究的范围”，共五大类，二十五小类的研究课题，大大超过了前一时期把甲骨文作为“金石文字”研究的“契学”范围。正因为殷墟发掘促使“甲骨文研究的扩大”，与前一时期的“金石文字”研究的“契学”范围。正因为殷墟发掘促使“甲骨文研究的扩大”，与前一时期的“金石文字”研究有所不同了。因此，他才提出来“愿与治‘契学’的同志一一讨论之”。
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之扩大》的五大类二十五小类，虽然仍以甲骨文名之，但基本已涵括了甲骨学研究的内容。因而1931年周予同提出“甲骨学”，是这一时期殷墟科学发掘推动甲骨学研究取得发展的反映，特别是1933年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发表后，标志着“甲骨学研究突破了传统金石学时期，进入了历史考古研究的新时期”，因而甲骨学形成了。我们从前面所列篇目可以看出，自1931年周予同提出“甲骨学”一名以后，历年出版以“甲骨学”为名的著作所在多有，标志“甲骨学”一名已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了。
其三，我们从上列以“甲骨学”命名的研究论作可以看出，愈是对甲骨学诸规律有所发明和阐发的学者，诸如董作宾、胡厚宣等，发表以“甲骨学”为题名的著作就愈多。甲骨学大师董作宾的《甲骨学五十年》和《甲骨学六十年》，“对于学术界，将不仅是过去甲骨学研究的总报告，而更是今后研究甲骨学的指程碑”。这是因为“五十年来，经过无数学者的钻研努力，而能够提纲挈领建立起甲骨学体系的，惟彦堂先生。第一，如果没有贞人的发现，就不能作断代的区分。第二，如果没有殷历谱的建立，就没有正确的殷商年代；也不会知道礼制上的新旧分派。今天十万甲骨离不开这个体系；也就是甲骨已经有了成为一种专门学问的基础”；关于董作宾对甲骨学研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将另作系统论述；而另一位甲骨学大师胡厚宣，他1943年就写出了《甲骨学概要》，1944年、1945 年出版了他的名作《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4册）、二集（上、下）。《论丛》“在甲骨学研究方面，胡厚宣先生对记事刻辞、卜龟来源、文字释读、校对重片等方面也有所论述，并对甲骨学史也进行了总结”。特别是胡厚宣1945年的《甲骨学概论》，从辨名、出土、时代、类别、尺寸、数量、卜法、卜辞、文例、字数、长文、典册等方面对甲骨学进行了结论性的论述，反映了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以来，特别是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以来甲骨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而文后所附88个注解，反映了50多年来学者们对甲骨学规律的探索和追求。不仅如此。“胡厚宣先生在辉煌巨著《论丛》以外，还撰写了不少研究论文和出版甲骨书刊多种，涉及了甲骨学研究的各个方面，这些重要论著与《论丛》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推动了这一时期甲骨学研究的发展”。诸如“在甲骨文的卜法文例方面，胡厚宣先生继董作宾先生1929年《商代龟卜之推测》和1936年《骨文例》二文之后，也于1939年发表了《卜辞杂例》、1947年发表了《卜辞同文例》等，在董作宾先生基本论定了龟甲和兽甲上的文例以后，又有所突破，对‘甲骨文例多有补充和深化’”。如此等等，胡厚宣对甲骨学研究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我们也将另作详细论述。
二、“甲骨学”的科学界定
甲骨学家与“甲骨学”是很有意义的。他们“是想用它来宣扬甲骨文，推广甲骨学，同时，也对自己的所学所知，作一交代”。因此，董作宾、胡厚宣等甲骨学大师以他们的探索和追求，努力开拓和规模甲骨学，从而使有丰富的甲骨文资料为研究对象和具有广泛的研究课题，并有着较为严密规律的甲骨学研究体系建立起来了。
虽然如此，甲骨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还有很多需要完善并加以发展的余地。董作宾在五十年代曾说，五十年来的甲骨文字研究，现在可以说略得门径，也可以说是初登程途，全部整理与研究的结果，尚须还有所待”。在60年代也曾说过：“真正科学的甲骨学研究，至多是刚刚开始，也许尚待起头。六十年，也不过如此”。正因为如此，所以前辈大师惮精竭虑，为我们构筑成了甲骨学的框架，但尚未画龙点睛，给甲骨学作出一个科学的界定。
这是因为学者们一度把甲骨文混同“甲骨学”，如1935年郑师许《我国甲骨学发现史》、陈竞明《三十五年来的甲骨学》等即是。诚如学者所指出的：“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的文字，自然也是中国文字的一部分。如果甲骨学的内容和范围，只限于甲骨的文字方面的学问，那么说它属于文字学的一部分，自然没有错。事实上，现在的甲骨学所研究的对象，不仅限于文字方面的一隅。所以它与文字学应该是两门不同的学科。这一点恐怕连先师董彦堂（作宾）先生都还没有仔细加以分别”。
确是如此，董作宾曾说：“‘甲骨学’三个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名词，是新近的事；甲骨学成为一种学问，也是新近的事”。但是他又说：
“我生在光绪乙未（1895）年，比起甲骨学要大他四岁。”
董先生是说他比1899年发现的甲骨文要大四岁。而“‘甲骨学’三个字接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名词，是新近的事”。很显然，他这里把甲骨文当成了甲骨学。此外，他还说过：甲骨学所研究的是甲骨文字，甲骨文字是写或刻在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以前不知有龟背甲，又把牛的肩胛骨边缘，误认为肋骨和胫骨）上面的文字。
并又说：“我们今天回头一看这五十年的过程，甲骨学确切是已经由零星的文字考释到了全部史料的整理，有着惊人的进步，成功一个最新的学问。”
这正是他1931年《甲骨文研究的扩大》所列“第（一）文字的研究”的内容。而其中“拓印、考释、分类、文例、礼制、地理、事项”等，是标明“过去的成绩”的。很显然，说五十年后的“甲骨学确切是已经由零星的文字考释到了全部史料的整理”，主要内容并未超出“文字的研究”一项，是包容不了他自己1931年所列的第二项“实物的观察”（下分5小项）、第三项“地层的关系”（下分4小项）、第四项“同出器物的比较”（下分3小项）、第五项“他国古学的参考”（下分3小项）等等方面的内容的。董先生这里所界定的“甲骨学”，实际上是“甲骨文字之学”，即他1931年由于“甲骨文研究之扩大”以后，“愿与契学的同志一一讨论”的“契学”。而不是扩大了的甲骨文字研究——他所发展了的甲骨学。
1928年的殷墟科学发掘，使甲骨学研究完成“草创时期”向“发展时期”的转变，又经过了1949年以后的“深入研究”时期，即在甲骨资料的搜集和著录方面、研究课题与研究方法方面又都有了新的前进。特别应注意的是，1973年有科学地层关系的小屯南地一批甲骨的发现和著录，为甲骨的“考古学考察”提供了重要资料。而1973年开始的传世卜骨钻凿形态考察和1983年《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三分册将科学发掘所得甲骨背面钻凿形态加以著录和研究，从而实现了甲骨真正意义的“观其全体”的考察。因而这一时期的甲骨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已不是单纯的甲骨文字，而兼及背面的钻凿形态，直至无字甲骨了。而其研究方法，已从文字的考释和史料的整理，进一步发展到以考古学为基础的研究。可以说，对甲骨（包括有文字和无文字）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和观察。因此，在“甲骨学”深入发展时期的第二阶段，即1978年以后的“全面深入研究”阶段，给“甲骨学”作出全面而科学的界定就成为可能了。
因而1988年《甲骨文与甲骨学》、1989年《甲骨学通论》给“甲骨学”进行科学界定，是自1931年“甲骨学”一名提出五十多年来学者们在甲骨学初步形成以后，对甲骨、甲骨文和甲骨学研究日益“深入”和“全面”，认识更加明确和深化的结果。而“甲骨学”的科学界定，也使甲骨学研究更加自觉而避免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