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注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方圆960万平方公里，各地差异较大，农村更不相同。 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是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就西南农村来说，按其所在地理位置，可分为于城镇毗连地区、交通干线地区和边远山区3大类。 据笔者最近对贵州省德江县青龙镇瓦窑头村的调查可以发现，西南城镇毗连地区农村发展中存在3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是人口增长势头不减，人均耕地逐年减少。
瓦窑头村30年来的人口与户数变化如下表所示：
1966年 1981年 1995年
户数
30 50 120
半职工、全职工户数 1
8 62
可见，自1966年至1995年，瓦窑头村户数增加了4倍。在1972 年提倡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前，按每户平均有6人计算， 该村的实际人口为180人左右。1972年后，该村实际上没有一对夫妇只生两孩子， 如仍按每户6人计算，1981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全村有300人左右。国家实行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国策后，该村育龄农民实际上也没有一户只生一个孩子，平均仍生3个左右。故按每户5人计算，1995年该村已有600人左右。如果包括临时居住人口，则远不止此。可见， 该村人口仍呈逐年增长之势。
再从居民职业构成来看，瓦窑头村村民1966年前全部务农。1966年到1981年，陆续迁入半职工及所招夫婿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有8户。 至1995年，全村全职工、半职工户数占总户数一半以上，增加者主要是“吃皇粮”买房地产迁入的。
瓦窑头村的人口增长和职业构成的变化反映了农村走出传统的可喜现象：一是宗法制被打破。我国农村一般具有一村一姓的特点，瓦窑头村1966年前户主全部姓梅，到1995年时，梅姓虽仍为大姓，但其他姓的农户也大量增长；二是城镇毗连地区正从单纯的农村向集镇转化或成为城镇的一部分。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西南地区农村城市化的走向。但是，在进步的表象后面，也有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如人们通常习惯于把人口增加看作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标志。如依此来看，瓦窑头村显然是发展了。但实际上这样的人口增长有令人担忧之处，因为其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该村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发展而吸引了各方人员的汇集，而主要是超生和买房地产者户口迁入导致的人口增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我用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未能在农村有效地推行。我们可以想见，城镇毗连地区农村尚且超生，天高皇帝远的农村地区是怎样一种的景象。虽然说超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思想工作不力、政策宣传不力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西南农村干部主要采取罚款方法惩治超生者，但经济惩罚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处理不好会使民众形成只要交了钱就可多生孩的错误心理。而且那些罚款难免不为那些腐化堕落分子吞没，既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又妨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推行。因此，必须加强和完善有关行政措施，使计划生育政策落到实处。买房地产者迁入户口其实是城镇人口爆炸而向农村转移压力的产物。城镇毗连地区大批商品房的建造必然造成可耕地的减少。许多农民为获得眼前利益将其承包地高价出售。瓦窑头村人均拥有耕地从1966年的1.1亩降至1995年的0.7亩的现状发出了危险信号。农民任意出售土地一方面反映了农村土地管理的混乱，另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对农村控制的减弱。
二是农村经济发展，但资金积累不足，生产力水平有待提高。
瓦窑头村从1981年正式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经济取得了不小的发展（见下表）：
1966年 1981年 1995年
小工厂、手工作坊数0
0
3
从事商贸人数 0 10 50
拖拉机数 0
0
4
黄包车数 0
0
5
建筑工人数0
3
6
种蔬菜户数0
0 57
种粮户数 30 45 3
从表中可以看出，1981年前的瓦窑头村村民以从事种粮维持生计。此后，有一些农民走出农田，从事小商小贩。到1995年时，该村村民收入已转化为以种蔬菜收入为主、各种渠道收入为辅的“格局”。这也是城镇经济发展推进毗连地区农村经济联动的结果。
改革使农村经济得到了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隐藏着一些可能会给农村长远发展造成损害的问题。瓦窑头村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是耕地减少和果树等经济林木几乎丧失贻尽。这从下表中可以看出：
1966年 1981年 1995年
人均耕地数 1.1亩 0.9亩0.7亩
经济树木数1000株 300株160株
一般说来，城镇毗连地区农村的自然条件较好，可以建成城镇的商品粮基地和蔬菜基地，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耕地是承担不了城镇经济发展所赋予的任务的，因此政府应该坚决制止农民将可耕地出售给房地产商。过去，瓦窑头村以盛产杏、柑桔、梨、油桐和漆等经济树木而著名，近年来这样的树木却逐年减少，到1995年时，除几户在其承包地自发重种150株经济树木外，全村几乎已不见原有的树木。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现象是产生在承包到户的1981年，农民害怕自己占有不了又不愿为他人所有的心理使该村财物遭到了巨大损失。这也反映了当初政府在实施新政策时未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更需引起重视的是，农村基层组织至今未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发展村级经济的全面安排。
另据调查，瓦窑头村的经济发展尚处于低生产力水平。蔬菜种植全靠人力，商贸活动局限于零售日常生活用品或易地销售吃差价，这不可能积累充裕的资金去扩大经营。3家小厂除皮鞋厂使用简单的机器外， 基本上还未脱离手工业作坊的生产方式。可见，农村的经济进一步发展有待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如果政府不加以诱导，瞬间的繁荣是持续不久的。
三是农村政治建设未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党和政府与村民的距离拉大，行政效力减弱。
基层政权建设关系到政府能否有效领导农民这个中国基本人口构成部分的问题。虽然农村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但党和政府对农村的领导状况却令人担忧。瓦窑头村的党员数，1966年为3人，1981年为5 人， 1995年为5人。农村党员一般是起骨干作用的优秀分子。1966年时， 瓦窑头村的3名党员分别担任大队支部书记和小队长。 他们承担了宣传党的政策、组织社会员开展农业生产、完成政府赋予的行政任务和解决村民间日常纠纷等问题的职责。此外，他们还必须与族长相较量以打破宗法制。一般而言，小队长这个最基层的干部保证了政府对农村的有效领导，保证了党的政策在农村的贯彻执行。尽管人民公社制有种种不足，但那时党的政府在农村基层的行政经验应是可总结和借鉴的。
从1996年到1981年，瓦窑头村的党员增加到5人，发展十分缓慢， 但毕竟有发展。1981年后，发展工作基本停滞。其原因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行政组织随之改变，公社改为乡或镇，大队这一级基本取消，小队划为村民组。瓦窑头这样的村落则直接纳入城镇发展计划的延伸而成为一个街道，在行政上直接隶属于镇，以前小队长的职责由两人组成的道办公室来承担。就理论上来说，取消大队这样的中间层次，使镇和村直接联系，有利于农村行政工作的开展。但瓦窑头村的实际却告诉我们，这一变动使行政效力比以前下降了。其原因是：农民间不再存在集体式的劳动协作关系，一家一户自成一个小单位象一般散沙，5名党员组织关系在镇党委而未能组成一个支部， 使党组织与农民的距离拉远，难于发挥应有的作用，党对农民的领导也随之减弱。而且街道办的两名负责人由本村农民担任，他们各自忙于承包土地或经济创收，不再象以前的小队长那样重视对农民的教育、引导和组织。
1981年后，瓦窑头村再未发展一名农民入党，已有的党员除了两名街道办负责人到镇政府参加有关会议外，很少过组织生活。街道办的一些职责也无形中让位于村中的一些德高望重者。党和政府对农村领导的逐步减弱带来了一些十分令人担心现象：其一，居民对国家政策知之甚少，除在企事业单位工作者外，瓦窑头村居民多数不收看新闻联播，也不订报纸，党员和干部也基本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其二，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社会风气变坏。瓦窑头村原是一个十分纯朴的乡村，1981年出现了首例刑事犯罪，1985年发生了首例犯人被处决的重案，1995年全村已有5人在坐牢，并出现了几个经常性的赌博点。因此， 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在农村显得十分迫切。发展农民党员，加强和完善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应该引起各方面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