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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主党上台后，中日政治安全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迹象。这一动向的背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民主党意欲调整“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政策思维在起作用。当前，权力竞争、制度合作和观念互动等因素，正在交织影响和推动日本对华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形成。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冷战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自民党主导的对华安全思想及政策演变做一梳理。在此基础上，以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和分析要素，就民主党政权对华安全政策调整中所承接的历史负面因素、正在展现的积极表现形态进行分析，并就其未来走向作出概观。
一 现实主义主导下的思维和政策
(一)威胁判断与认知逻辑
自中日1972年复交至冷战结束，由于联合对苏等原因，日本的对华安全政策在相对友善的氛围中演进。然而，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论”开始抬头。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防卫计划大纲》出台和日美同盟“再定义”为标志，日本对华安全政策大幅“右转”，凸显负面因素。进入21世纪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各类精英言论、媒体报道和智库报告中，从来都不乏有关中国“不确定前景”与“潜在军事威胁”及其应对措施的论述；更有甚者，《防卫计划大纲》和《防卫白皮书》等日本的政府文件，以“军费及军力增长、政策透明度”等为由，开始正面强调中国的“潜在军事威胁”。由此，“中国威胁论”从学界论题变成日本政府对华安全决策中的既定前提，中国被视为戒备及防范对象。
“中国威胁论”是国际关系领域现实主义逻辑强大的某种反映。现实主义可以分为传统(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安全范式上，前者强调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目标是追求“绝对权力”，后者则是追求“安全利益”。应该说，日本现在更关心自己的相对安全优势，是以新现实主义的思维考虑对华安全关系。但不管怎样，新现实主义也是以权力和安全为主体和核心变量的理论体系，其“权力政治”这一核心内涵并没有改变。
新现实主义以“无政府状态、权力变更、利益零和、安全困境”等核心概念看待国家间安全关系时，演绎出如下认知逻辑：(1)国家将追求安全利益最大化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权力(物质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基本手段。(2)安全利益关系是零和游戏，一方权力的增大必然导致另一方权力的缩小。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是一种权力或大国地位的再分配，丧失权力的国家将处于不安全地位。(3)权力的增长会导致国家改变意图，使其产生追求相应地位和影响力的欲望，甚至不惜推行打破现状的冒险政策，从而导致国家之间产生冲突和安全困境。①
可以看到，“中国威胁论”的基本理论依据，是认为权力增长的大国崛起之后将实行扩张政策，崛起大国的所得正是原有大国的所失，因而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有关国家地位下降、安全受到威胁。亦即，国际系统层次上的权力结构变更必然对国家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造成冲突和安全困境。这其实是典型的新(结构)现实主义学说，表现为三个关联的变量概念：权力变更、意图展示和安全困境。
(二)规定对华安全政策思路
根据以上学理思维和变量概念，日本精英层在认识中日安全关系上，主要形成了悲观现实主义和理性现实主义这两种不尽相同的政策观点。
悲观现实主义者对中国发展以及中日安全关系的未来持悲观态度。这一派代表人物，主要是一些右翼保守的专家学者、评论家和政治家，比如西原正、森本敏、田久保忠卫、平松茂雄、村井友秀、志方俊之、平间洋一等军事安全专家，冈崎久彦、中西辉政、渡边利夫、中岛岭雄、樱井良子、屋山太郎、古森义久等国际政治学者和评论家，自民党的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町村信孝、中川昭一、平昭赳夫、小池百合子、高市早苗以及民主党的前原诚司、长岛昭久、渡边周、松原仁等国会议员。
该派势力的基本看法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军力扩充会导致其对外扩张意愿增强，中国将展示自己的权力，将成为一个意图要获取地区霸权并损害日本利益的国家，而中国军力现代化则是中国追求“扩张性”大国战略的必然步骤和证明，中国的发展代表了国际政治中难以抑制的大国冲突进程；由此，日本的安全受到挑战和威胁，日中将陷入难以摆脱的安全困境；日本的选择应该是增加自己的防卫力量、调整军事部署以及强化日美同盟，通过针锋相对地防范乃至遏制中国的扩张主义前景来获取安全。鉴于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这一派的部分人士也没有顽固地拒绝对华安全交流与接触，但这只是其了解和威慑中国的手段，而不是克服安全困境的目的。②这一派的战略取向与对华强硬派和民族保守派多有重合，也往往符合米尔斯海默提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思维。
理性现实主义者以比较务实和稳健的态度看待中日关系。在学者专家中的代表人物有北冈伸一、田中明彦、渡边昭夫、伊藤宪一、冈本行夫、中西宽、神谷万丈、白石隆、天儿慧、国分良成、添谷芳秀、高木诚一郎、阿部纯一、浅野亮、村田晃嗣以及其他大部分主流国际政治学者。在政界中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民主党和自民党中占两党议员多数的稳健保守势力，民主党中主要是除了保守右翼以及旧社会党系统之外的大部分议员，自民党中则是原田中(竹下)派和保守本流“宏池会”系统的议员，也包括保守右翼“清和会”的部分稳健人士。
这一派人士虽然也普遍对中国未来的“确定性”持有疑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并不认同中国，多是主张日美同盟论的亲美派，但他们总体认为：中国的发展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总体形势难以阻挡，在相互依存加深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直接等同于中国的战略选择就是挑战现存国际体系和谋求霸权。符合日本战略利益的选择，是把中国发展看成机遇并争取从中获益。也就是，日本当然要构筑防范和遏制对华安全政策措施，但在采取这些“保底措施”的同时，可以积极主动地以接触和协调、融合与合作等政策改变和引导中国，规避或降低日中之间的安全困境。这一派与对华务实派重合较多，在思维特征上多符合国际政治理论中“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指标。
(三)主导对华安全决策
不难发现，两种现实主义者的认知逻辑都存在问题：以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或“潜在威胁”为判断前提，主张日本推动相应的军事应对措施。冷战结束后，总体来说，现实主义在学理和思想维度处于低潮和守势，但在日本的对华安全战略上却呈现出浓重的取向性。究其背景，除了上述理论影响之外，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对华政治安全关系进入了重新定位的转折期。日本作为东亚主导国家，从实现政治大国战略出发，开始对中国国力的发展态势和前景心存疑虑，认为以此为背景的中国国防现代化将会危及自身的安全利益和国际地位。
因此，在政策维度，上述两种现实主义作为国家对外行为的指导性原则，成为日本决策者制定对华安全政策、应对中国崛起“威胁”的主要理论根据。当然，政策的重心会随两种现实主义判断的内在制衡而出现摇摆，从小泉到安倍、再从福田到麻生内阁时期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在“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占有一定话语优势的情况下，其结果也还是两者往往以相互牵制和补充的形式，导致日本采取如下“两面下注”的对华安全政策。
一方面，以理性现实主义为依据，从好处着眼，以广义接触政策将中国引导并纳入对日本有利的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架构中来。同时，通过推动对华安全对话和防务交流，把握中国国防的战略意图和力量态势，防止形成无谓的战略误判，并增加对中国的影响渠道和能力。即通过交流、说服和引导，减少中国的潜在威胁和不确定前景。另一方面，以悲观现实主义为底线，做好最坏打算，包括以实力为基础的各种安全政策措施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风险、威胁”。事实是，同期日本开始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积极推动其他多边安全合作——主要是日美澳印亚太安全网络，推进“自主防卫”建设并调整对华军事部署，以及开展包括“价值观外交”在内的软制衡举措，以期对中国发展形成的“潜在威胁”进行先手威慑、牵制和防范。
这种接触与防范的做法，其战略底牌是以安全防范措施做好准备，最终目标是着眼于降低、预防中国对日本的“安全威胁”。防范是二者的政策公约数：当悲观现实主义者积极提出要防范中国时，理性现实主义者也认为防范是一项必要的保险之计，在积极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也要为预防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
二 “现实主义”之外的政策思维
如上所论，现实主义思维在日本对华安全决策中起着主导作用。与此相对，“自由(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特别是其中含有的、被认为能够对国家间安全关系起到某种积极作用的思想因素，没有成为那些政策决策主体的偏好。民主党上台以来，此种局面似乎有所改观。至少，它的领导层并不公开主张本国安全利益至上，在面对中国问题上的很多场合，也倡导国家间相互依存和合作关系的“理想主义”以及通过和解与认同方式构建安全共同体的“建构主义”思想。③
(一)自由主义范式的弱势和抬头
1.自由主义势力的现状和对华观。
自由主义的前身可以追溯到理想主义。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指新自由主义，尤其是自由制度主义。它强调民主、道义、和平、合作依存等理念，认为经济全球化、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已极大地缓和国际关系并改变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安全模式，建议利用制度和规范等“软实力”因素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手段，提倡构筑集体安全和合作安全关系。④
迄今为止，国际政治意义上的日本自由主义力量并不兴盛和强大——日本政治文化的实用性和暧昧性还使之与国内政治中的温和保守势力部分重合。他们主要具有一些以和平(护宪)主义和经济主义为代表的对外理念，冷战后曾提出“民生大国”、“中间力量体”、“地球贡献国家”等外交主张，但这些没能成为主导日本对外战略以及对华安全政策的主流思想。其代表人物，有坂本义和、五百旗头真、猪口孝、浅井基文、藤原归一等国际政治学者以及寺岛实郎、桦山英姿、伊藤元重、进藤荣一、谷口诚、青木保、船桥洋一等经济学者及文化人士；在政界，除自民党的加藤纮一等少数人士外，主要集中在民主党内。民主党内某些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比自民党内的还要“激进”，但民主党自建党以来不乏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⑤，在国际政治领域拥有较多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议员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菅直人、江田五月、鸠山由纪夫、冈田克也、海江田万里以及以平冈秀夫和近藤昭一为首的自由主义派系等。
在对华安全关系上，自由主义势力持有相对乐观和积极的态度。他们大都是理解东亚文化和历史联系、尤其是中国文化和政治的“理解派”，对现实主义中的权力因素及其争夺看得较为乐观，在认识日中安全关系时较少受到意识形态成见和政治因素的束缚；对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进程及其政策有一定的理解或认同；对于中国战略走向的看法也相对比较积极，认为中国复兴主要是为赢得民族尊严和繁荣的有限目标、没有必然的全球扩张意图；认为日中共同利益和课题大于矛盾和冲突，日本要想在东亚保持自己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最重要的是与发展的中国建立起可以管理的稳定战略关系，例如两国应建设经济安全共同体、实现共存共荣前景等。他们与对华友好力量重合较多，但在迄今为止的日本对华安全决策中并没有处于主流位置。
2.自由主义范式难行其道。
新自由主义旗帜下衍生了国际制度论、相互依存论、民主和平论等重要安全范式。⑥但迄今为止，其中的积极元素显然没能主导日本领导层思考对华安全政策。
首先，关于国际制度论。它以基欧汉和奈等主张的“自由制度主义”安全合作论为代表，包括地区多边主义、集体安全机制，“欧安组织”(OSCE)是其实践典范。其理论核心是制度与规范可以制约权力、促进合作，解决现实主义无法解决的困境，使国际社会赢得安全，即“建立在互动互惠基础上的国际制度将积极地促进和平”⑦。日本决策主体在这方面进行了某些尝试，但显然没有打算相信并依靠“制度效应”来保障日本安全。原因在于：(1)其信守现实主义权力理论，对国际无政府体系中的制度作用始终持有怀疑态度；(2)其坚持认定日美安全体制是保障安全的排他性“最优机制”；(3)其认为东亚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热点争端问题，缺乏有效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即便有也未必能约束实力强大且军事“不透明”的中国；(4)其认为在最大的集体安全组织联合国中，日本既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是《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对象，遑论借重集体安全来“看管”中国。
其次，关于相互依存论。它是新自由主义安全范式的重要代表，认为贸易、相互依赖和全球化有助于国际安全与和平，经贸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深和持续时间越长对安全与和平的作用就越大。⑧众所周知，当今中日经济的相互依存紧密，日本的经济振兴和发展无法离开中国。然而，事实的发展与该论逻辑相反——如此关系并没有能够改变两国安全关系的结构特征，日本对华安全政策中的负面因素没有实质性地减少。
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从现实主义思维出发对相互依存中“相对收益”与安全问题关系的考虑。一个国家在国际合作中的获益本身被称作绝对获益，获益超出其他国家获益的部分称作相对获益。日本的逻辑是：(1)中国在与日本的经济交往和相互依存中综合国力快速上升，陆续赶超包括日本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相对获益较多；(2)“经济上的相对利益从属于政治上的相对权力”⑨，经济差异的发展导致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政治权力和可以威胁日本的军事能力⑩；(3)日本竭力追求安全领域的对华相对获益，实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典型案例是东芝事件、雅马哈事件等)，坚持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等；(4)以相对获益为目标，国家间安全关系变成零和博弈。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显现结构性矛盾，日本对华安全政策倾向于防范而难以采用相互依存思维。
3.民主党提出的政策口号。
民主党上台后，自由主义作为对外政策思路得到了初步提倡。(11)当前，鸠山内阁的总体安全政策显现某些温和的自由主义色彩。例如，在其外交安全“基本政策”中提出了“以联合国为中心，开展废核、裁军”等公约；主张坚持“和平宪法”，不谋求行使“集体自卫权”和“海外行使武力”，以及确立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等；(12)暂时部分缓行了自民党“安保正常化”路线，在突破防卫政策限度方面显得有所节制。鸠山本人甚至还表示，“国家利益当然重要，但地球的利益更重要”(13)。
具体到对华安全关系上，鸠山政权提倡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论”和“集体安全论”。它提出“建构制度性的信赖关系”、“东亚共同体主张”、“东北亚无核化构想”和“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及通过和平谈判制度解决双边争端。例如，关于中日领土争端，鸠山认为“欧盟的经历告诉我们，只有迈向程度更大的一体化，才能化解领土争端”。鸠山还表示：“地区一体化和集体安全是实现日本宪法主张的和平主义和多边合作原则方面应该遵循的道路。”又如，鸠山表示：“正日益显现活力的东亚地区必须被确认为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围。所以，我们必须持续建立覆盖整个地区且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框架。”鸠山主张在建立国际合作的新构架之际，“必须克服民族主义过度的问题，走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合作和安全之路”。(14)可见，鸠山政权提示的是某种包括中国的自由主义安全体系，因为“以集体安全原则来解决国家间的安全问题，是理想主义范式所设想的主要模式，它追求的不是权力制衡，而是某种安全共同体”(15)。
同时，鸠山政权对相互依存中的中日安全关系开始摆正态度，对中国的发展、日本的战略定位显现逐渐适应的理智心态。鸠山在2009年11月首次被问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的议论时，积极地表示这将给日本带来一种新的发展机会，“从人口规模来考虑，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是应该和当然的，不必大惊小怪”，“一个国家只要发展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就是合理的。我对日本的未来没有悲观，充满了乐观主义”。(16)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民主党意识到国家间的合作中存在着相对获益的不对称性，但它似乎更重视绝对收益和多方获益，意图在相互合作和依存中实现利益共赢和安全保障。而这正是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安全范式。
(三)建构主义范式的扭曲和反正
建构主义是一种较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没有对国家安全保障作出系统概括。在安全范式上，较之于新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和安全，新自由主义强调制度与合作，建构主义强调的则是认同、规范、文化和身份构建等理念要素的影响和作用。它总体上认为：国际关系不仅受到权力政治的影响，还受到行为体观念的影响；国际关系的基本结构不仅是物质性的权力结构，而且更是一种“社会性(文化等)”的观念结构；如果变更行为体思考国际关系的基本观念，物化的利益可以伴随这种主观认同的改变而改变，就能带来国际安全关系的重大变更。因而，它给国家行为体提供的有益安全思路是：可以通过共有知识(观念)的形成，推进国际或地区“身份认同”，建立共益规则等，改造国际系统的无政府状态，改变“安全困境”等现实主义安全范式中强调的对国家安全行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17)事实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德关系的演进就是典型例子。
1.政坛总体保守化下的“认同扭曲”。
中日安全关系紧张和对立的基本原因，除了实际利益因素外，还有“认同”因素——相互间认知和看法的因素，尤其是日本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导致的认知差异。这一点，在21世纪初的自民党政权时期显得尤为明显，其数届内阁大多走的是与建构主义中积极思维相违的道路，没能大步迈出正面建构中日安全良性关系的步伐。(18)
首先，日本国内政治加剧认同对立。日本在安全领域的对华猜疑和认同对立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国内政界“总体保守化”及其政治引导的结果。例如，小泉内阁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中含有认同排斥，这加剧了中日在社会层次上的认同对立。这是因为，出于强烈的国内政治需求，中国的快速发展往往被渲染为日本安全和利益的威胁，被作为日本凝聚社会共识、压制国内和平主义力量和突破宪法体制的重要外因，成了日本借此实现其安保功能“正常化”的口实。(19)
其次，意识形态因素妨碍认同建构。日本对华安全政策中历来偏重现实主义思考，但21世纪初期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日本保守主义势力，特别是麻生和安倍政权，在政治结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上对中国不予认同，拒绝和中国建构身份认同，而认同恰恰是建构互信并进行合作的基础。他们强调与美国在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上的共同价值观，利用与美国的共有政治信条和身份认同来加强日美同盟，以牵制中国发展进程。他们还推动“民主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等“价值观外交”，构筑排斥并围堵中国的“软包围圈”。
当然，日本的对华认同对立并不必然导致双边安全关系的紧张和对抗。但是如果和某种特定国家战略相结合，它会成为引发中日安全对抗的重大因素，加剧两国构筑战略互惠和持久和平关系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2.民主党表示的建构善意。
民主党政权反复表示重视日中关系，强调包容与共存，在政策纲领中提出“构筑两国首脑牢固的信赖关系，对于各种悬案问题，力求通过建设性的对话来解决”(20)。此外，在解决“历史问题”、倡导“友爱外交”和东亚共同体等问题上，民主党政权初步显示出了从观念共有和身份认同因素上与中国建构安全信任以及友好关系的姿态。
民主党曾在其外交安全“基本政策”中提出“在对以往战争反省的基础上，构筑与中韩等邻国的基本信赖关系，深化与亚洲各国的外交经济关系。站在长期的视点上与在亚太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21)。鸠山本人也在多个场合言明民主党是有勇气正视历史问题的政党，要在历史和解基础上构建东亚共同体，“这在自民党政权时代是无法想象和实现的”(22)。这表明，民主党或已意识到，没有解决“历史问题”的直接后果就是中日相互认同和信任程度降低，而这种难以消弭的知觉特征直接加重了“安全困境”作用下两国在战略层次上的警觉和防范。
民主党还提出摒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分歧，建立与邻国的友爱和信任关系。在其政策“基本理念”中提出，以自立与共存、协作与尊重的“友爱外交”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把日本建设成能够被信任的国家。(23)鸠山对安倍与麻生内阁推进的“价值观外交”公开表示异议，提出了“尊重朝鲜和中国等与日本价值观不同的国家体制，实现东亚共同体”的构想。(24)在2009年9月的中日首脑会谈中，鸠山提出并希望“双方超越立场差异、建立友爱的外交关系”。因而，其友爱外交也被解释为“对于与日本价值观不同的国家，相互承认各自的立场，从而共存共荣”的方针。(25)鸠山的这种友爱外交原则接近于国际体系文化中的康德主义理念，为建构日中新型安全关系提供了某种积极的观念和认同前提。除此之外，鸠山内阁还努力建构作为亚洲一员的“身份认同”。例如，倡议创建“东亚共同体”；强调日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个位于亚洲的国家”；提出“加强亚洲外交，全力构建与中韩等亚洲国家的信赖关系，为了东亚与世界的安定与和平，构筑日中韩三国坚实的信赖与合作关系”。(26)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内涵发生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观念，观念决定身份(认同)，身份决定利益，许多国家间的安全伙伴关系即是观念互动的产物，而安全困境也只是一种由“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主流观念所构成的”动态社会结构。(27)民主党的一系列友善倡议，虽然还限于口头，但也可以说是改进了自身对中国进行认知的“观念结构”，为推动建立规范日中安全关系的“集体认同(合作文化)”、“认同与利益的结合”设置了某种互动环境。
3.民主党执政后的政策宣示。
任何国家对其安全政策都要进行现实主义的思考，但“国家建立起对物质要素与可以采取的自身行为有什么样的认同，就会有相应的政策行为的出现”(28)。民主党政权在对华安全政策上也做出了一些相应的善意举动。例如，其防卫当局表态不会在与那国岛驻兵，暂时搁置了自民党提议的驻兵计划，北泽俊美防卫大臣将之表述为“在和亚洲各国团结合作的时代形势下，无端刺激邻国的政策又会怎样呢？”(29)。同时，民主党政权还决定推迟修改《防卫计划大纲》，虽然这可能主要是作为国内因素的国家安全战略方向未定之故，但外界普遍分析认为如何处理自民党的“中国威胁论”也是原因之一。
又如，武正公一外务副大臣就中国建国60周年发表外务省评论称：“日中两国肩负着维护亚洲乃至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责任，应将构建东亚共同体纳入视野中，共同来担起这份责任。”(30)其后，北泽防卫大臣2009年底与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达成了进一步推动战略对话和防务交流的协议。同时，他还表示：“完全可以理解中国在当今世界和亚太地区形势下不断在技术革新中加强海空军力的做法”，“我从不认为中国是日本的威胁”，“各国国情不同，我不会对中国的国防政策指手画脚”，“如今日本与中国建立了牢固的友好关系并十分珍惜这一关系”。(31)日本防卫当局还破例允许梁光烈参观了宙斯盾驱逐舰，此举被日本媒体评论为“首次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高官开放，是很罕见的现象”(32)。
在建构主义看来，如果安全意味着威胁的存在和作用，那么，这些“威胁”首先并不是对一个国家的物质存在构成威胁，而是首先对这个国家的什么是受威胁的观念后果的作用。(33)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安全共同体则是全然不同的社会结构：“行为体的共有知识使它们有着高度的相互信任，它们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但它们都相信可以通过和平途径予以解决，结构就导致安全共同体”(34)。因而，民主党如果能自觉对“中国威胁论”的“观念后果”进行修正，在安全领域坚持推动建构互信合作和共同体的对华政策，则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结语
以上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这三种西方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出发，对冷战后日本对华安全政策的特征和当前的变化动向进行了梳理。可以看到，民主党上台后，多少为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国家安全政策注入了一些新的理念。受此影响，目前日本的对华安全政策出现了某种积极的变化动向。
但是，民主党执政时间尚短，至今还只能算“口头变革派”，今后能否在对华安全政策领域推进如其宣称的那种理想主义政治纲领，还面临着复杂的困难因素。
首先，从理论上讲，在东亚，现实主义从来都在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今后恐怕依然如此；自由主义凭靠“应然”的主观愿望，再加上制度效力有限，难以成功；建构主义主张认同的培育可以实质性地改善国家间安全关系，但至今没有得到充分验证。
其次，就现实而言也是困难重重。例如，在日本国内政治层面，鸠山政权并不稳固，其领导层的意志能否代表全党共识还是个疑问，而且其对华政策引起了右翼保守势力的合力诘难；在国际层面，有美国对日战略的制约和掣肘；在双边层次，存在中日如何实施良性互动的艰巨任务。
所以，民主党政权要想建立对华友好合作的安全关系，需要在克服“权力竞争”、“制度缺失”和“认同对立”方面进行艰难的自我转型，需要对日本迄今为止的政策进行结构改革。这绝非轻易之举。事实是，民主党在执政后，其安全政策由理想主义向后退缩，被日本媒体称为逐渐“现实主义”了。今后，民主党政权能否拥有足够的国际国内政治条件去坚持并兑现其迄今宣称的对华安全主张，目前尚难预断，还需谨慎观察。
注释：
①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9～135页；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8～164、208～214页；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69～95页。
②例如冈崎久彦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交流中一贯声称，日本的国策就是以日美同盟遏制中国，中国不要抱任何离间日美同盟的幻想。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东亚战略概观2008》的作者则声称，日本不应在日中防务交流中被中方所利用和迷惑。
③刘江永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25届国际论坛上的发言，参见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编会议论文集《展望日本新内阁的内政与外交》，2009年9月22日。
④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4～86页；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第179～207页。
⑤例如，鸠山由纪夫在《论座》1996年第6期上以《我的自由主义——友爱》为题发表了建党构想文章。同年9月，民主党召开成立大会，提出以“市民自由主义”和“友爱精神”为基本理念。
⑥在新自由主义安全范式中，民主和平论具有标签意义。然而，日本不以此为据看待日中安全关系，只因中国不是被其认定的“民主国家”。
⑦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184页；朱峰：《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⑧参见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53页。另外，在基欧汉和奈提出“复合相互依存论”后，日本国际政治学者山本吉宣、鸭武彦、山影进等从不同角度对此作了补充。但他们虽然肯定了相互依存关系的正面作用，同时也着重指出了其负面因素。
⑨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75，pp.33～4.
⑩日本著名智库组织的报告内容也佐证了此点，如“在考虑日本安全战略之际，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起因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军事威胁也有增大的可能”，参见：日本防衛戦略研究会議編“防衛戦略研究会議報告書”，2008年2月，2～3頁。
(11)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坂本义和在20世纪60年代就主张“只限于根据联合国中心主义为国际贡献而使用自卫队”，与高坂正尧和永井阳之助展开了“理想(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争论”，民主党主张此种联合国中心主义接近于坂本式的“理想主义”。
(12)http:∥www.dpj.or.jp/special/manifesto2009/pdf/manifesto_2009.pdf; http:∥www.dpj.or.jp/policy/rinen_seisaku/seisaku.html.
(13)“産経新聞”2009年1月14日。
(14)鳩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学”，http:∥www.hatoyama.gr.jp/masscomm/090810.html。
(15)倪世雄、王义桅主编：《中美国家利益比较》，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113页。
(16)http:∥j.peopledaily.com.cn/94476/6814711.html.
(17)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第112～142、168～190页。
(18)自民党的有识之士，如福田康夫曾发出以日中共同文化建构认同和信任的友善信号，但他无疑是党内的少数派，短暂的执政期间也未能取得相应成果。
(19)参见朱锋：《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第532～547页。
(20)“民主党政策集”，http:∥www.dpj.or.jp/policy/manifesto/seisaku2009/img/INDEX2009.pdf。
(21)http:∥detail.chiebukuro.yahoo.co.jp/qa/question_detail/q1128426331.
(22)高橋哲哉“2010年の戦後責任—応答の失敗一”，“世界”2010年1月号。
(23)http:∥www.dpj.or.jp/policy/rinen_seisaku/seisaku.html.
(24)参见鸠山2009年5月15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讨论会上的发言，http:∥www.jnpc.or jp/cgi-bin/pb/pdf.php/id=394。
(25)“朝日新聞”2009年9月22日。
(26)“民主党政策集”，http:∥www.dpj.or.jp/policy/manifesto/seisaku2009/img/INDEX2009.pdf。
(27)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228页。
(28)朱锋：《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第67页。
(29)“朝日新聞”2009年9月25日。
(30)共同通讯社2009年10月1日电。
(31)中国新闻网2009年11月30日，http:∥news.qq.com/a/20091130/000654.htm。
(32)“朝日新聞”2009年12月28日。
(33)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230页。
(34)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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