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陈诚对中外关系的认识与应对——以书信、回忆录、日记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书信论文,回忆录论文,中外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5)05-0001-09 陈诚是国民党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干将，他的政治观点往往可以左右国民政府的核心决策。抗战时期，陈诚对中国政局有着深刻的思考，提出了诸多颇有见地的政治意见，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制定。以往学界对陈诚与抗战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陈诚领导的具体战役或施政举措，虽然少量成果涉及陈诚抗战思想，但研究不够系统和充分，尚有进一步完善和拓展的空间。①有鉴于此，本文试以陈诚书信、日记、回忆录等史料为核心，分析抗战时期陈诚对中外关系的认识及其应对策略。抗战时期国际政坛上主要是英、美、法、德、意、苏、日等强国的博弈，除了直接对手日本外，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对象是英、美、德、苏四国。通过何种方式、与哪些国家保持亲密或疏离的关系，以达到国家利益最大化目的，是陈诚一直思考的问题。 一、中日博弈与抗战方略 抗战期间中日斗争曲折而又复杂，如何应对实力远超于己的日本侵略者，考验着中国决策者的智慧。陈诚对日本的侵华动向有着深刻的洞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观点，对国民党抗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影响甚深。 陈诚对抗战大局有着宏观的认识。他较早提出抗战两阶段论，认为武汉沦陷前是第一阶段，日本希望速战速决；其后进入第二阶段，日本的侵略特征是以战养战。第一阶段日本显然没有达到目标。第二阶段日本企图截断国际交通线，建立伪组织和巩固伪政权，同样未能得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大力度破坏中国军事基地、打通大陆走廊、进攻陪都重庆等等，大多未能如愿。陈诚坚信日本迟早会失败，因为日本缺少有责任感、有智慧的政治家，只是在少壮军人的主导下不计后果地盲动。日本侵华尚且难取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一国敌数国，更不免于败亡命运。② 陈诚对日本具体的侵略动向的把握也比较准确。比如1941年2月陈诚分析了日军可能的进攻路线。他认为一种可能是日军南进，但受到中国战场的牵制和英美的阻碍必有所顾忌。日本若南进必将效仿德国的闪电战，如此将从中国战场抽调空军。另一种可能是日本继续打击中国，辅以诱降手段，时机是南进无机可乘或南进取胜后。对此陈诚主张死守重庆和昆明，并适时准备反攻。日本南进是反攻的良机，最好选择日本实力大量消耗或南进受挫时主动攻击。中国在日本南进之初也可发动局部反攻进行牵制，待时机成熟时再全面反攻。当前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整训部队、加强实力。无论日本如何行动，灭亡中国都是其直接或间接目标，绝不可掉以轻心。③ 陈诚制定的抗战方略大致如下： 第一，陈诚提出全面战争方案，变被动迎战为主动制敌。陈诚在卢沟桥事变不久就指出：“盖与日本战争，求局部之胜利把握甚少，如全部同时动作，则必互有胜负，否则无法应战取胜也。”故他建议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主动肃清长江腹地的敌军，以减少中国处处设防顾虑。④而且华北战事扩大已经无可避免，国民党很难像过去一样苟且求全。日本在华北得手必将沿平汉路直趋武汉，若武汉陷落中国战场将纵断为二，东部沿海的军事主力可能会全军覆没。因此1937年8月上海危急之时，陈诚积极主张开战并扩大战事，其方案被蒋介石采纳。淞沪会战成功地引诱日军从由北向南打改为由东向西进攻，避免了中国军队被分割包围、逐一消灭的危险，也为沿海地区战略物资和设备西迁赢得了时间。⑤陈诚认为全面抗战还可在消弭军阀割据方面发挥效力：“利用大规模战争，调遣各省区部队，因而减去割据之成分，为最良好时机，亦只有发动战争，始能实行。”⑥ 第二，陈诚主张持久战、消耗战方针，并将这一方针贯穿于抗战始终。该方针并非陈诚的个人意见，而是国共两党的一致观点，只是陈诚对其鼎力支持并积极付诸实践。陈诚曾著有《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一书，着力宣扬持久战。⑦他认为持久战、消耗战的核心要义是以牺牲争取空间、以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抗战的最高原则。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持久战极具可行性。这一方针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梦想，因陷身泥潭、进退维谷而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此后抗战形势得以扭转。在实践方面，陈诚不以一城一地得失为意，而以保存自身力量、消耗敌人为中心。比如1937年底日军直逼南京，陈诚主张放弃南京，国军撤至皖南以保存实力，经过力争方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到皖南布置。而唐生智调集精锐死守南京，最终中国守军无路可退、牺牲惨烈，陈诚对此不以为然。⑧再如1938年9月汉口危急，陈诚却不以其得失为意，认为“然以我国此次抗战之精神，及所采之战略——持久消耗战，实已树立胜利之基础”⑨。 第三，陈诚对于事关全局的战略要地，坚持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的原则。陈诚以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黔、滇一线为最后防线，逾越此线将危及根本，必须坚决抵抗。日军曾多次试图挺进重庆，均被击退。1944年11月日军数十万人再度来犯，重庆岌岌可危。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主张国民政府撤至昆明，陈诚坚决反对。因为国民党兵源粮源皆仰给四川，撤至昆明等于放弃四川，凭借尽失。最终魏德迈同意空运胡宗南部入黔阻击，日军被迫撤退。⑩一些城市的战略地位也极其重要，如长沙是粤汉线上的枢纽，若长沙沦陷则粤汉线将被日军全面打通，关乎抗战成败。故陈诚坚决反对白崇禧等人放弃长沙的主张，最终取得三次长沙大捷的辉煌战绩。(11)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重镇，虽然淞沪会战时中国实力远不及日本，但陈诚仍主张坚决抵抗，除了前述战略的考虑外，还有鼓舞士气、为战略物资转移争取时间的目的。虽然上海最终沦陷，但中国种种预设的目标也基本实现。 第四，陈诚主张扬长避短、机动作战，并彻底解决军队管理混乱问题。针对敌强我弱的现实，陈诚认为密集队形面对先进武器容易造成重大伤亡，平均分配则容易被各个击破，因此要灵活地将优势兵力布置在重点区域。要尽量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通过机动作战寻求其弱点击破之。(12)陈诚建议第二期抗战以运动战代替阵地战，破坏交通以隔离敌军重武器和优势装备，诱敌至预想地点包围歼灭。(13)针对中国军队机构重叠、指挥混乱的现实，陈诚多次建议缩减编制，以所节省的经费用于购置装备及特种部队建设。各级指挥官各降一级，以避免争名夺利、效率低下之弊，陈诚以身作则地自请降级，以树立榜样。(14)陈诚认为制定战斗序列时要敢于打破人事堡垒，并注意各部队的相互配合。(15)上述方略总体上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军情，彰显出陈诚的聪明才智和务实性格。 二、欧美政局与中国外交 陈诚相信，抗战走向与国际政局变动息息相关，因而他密切关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坛，试图解析国际关系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以制定正确的应对策略。陈诚对列强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日本侵略东北时期他就指出国际联盟是“国际帝国主义之御用机关”、“是用以掩饰其榨取弱小民族血汗之工具”。(16)后来他多次批评美国输送物资给日本以资敌，英美维护殖民地利益自私自利，德意与日本沆瀣一气。(17)因此他总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判断敌友，绝不盲从任何一国。 1939年5月陈诚致电蒋介石，详细分析欧洲战与和对远东政局的影响。陈诚认为欧洲的和战局面对中国抗战影响极大，总体上看欧战爆发于1938年害多、1940年利多、1939年利害参半，爆发时间越迟对中国越有利。如果欧洲和平局面持久，英美法苏可能出面调停中日，迫使日本交出部分或全部占领地。若双方接受调停，中国可能牺牲部分领土；若日本反对调停，将受到各国的制裁；若中国反对调停，将受到西方的压力，中日战争将会延续；若双方都反对调停，各国将继续援华、延长战争。如果欧洲开战，一种情形是苏联加入英法盟国，日本加入德意轴心国。英法美苏都将大力援华，日本无力在华发动大规模战役，有利于中国。另外一种情形是日本在北方佯攻苏联但宣而不战、在南方与英法妥协，如此中国无法得到各国的协助。此外，苏联和日本也可能守表面中立，英国将不会援华，苏联因无德国进攻危险则可能攻日，对中国利害参半。综上，陈诚认为：“和固不必有害，战亦不必有利。惟欧洲不和不战之局，使敌人利用欧洲和平国家之徘徊歧路，得以要挟诱骗，投机取巧，是为于我有百害而无一利也。”(18) 正如陈诚所言，欧战爆发于1939年利害参半，中国在外交上获益，但在补给上暂时遭遇困难。也正如他的判断，欧战初期英美并不想卷入中日战争，为了应对德国甚至想讨好日本，1940年8月美国仍然向日本输送战略物资，英法也迫于日本压力关闭了滇缅公路，直至该年9月，英美在援华方面才有了实质性进展。(19)即便如此，陈诚对列强仍持谨慎态度。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陈诚依然认为在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被压迫民族与侵略者之间的三种矛盾中，敌友关系仍难明确。(20) 鉴于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认知，陈诚认为中国应该尽可能地争取外援，但绝不能对盟国无原则地让步。一方面，陈诚主张中国应态度鲜明地加入英法集团。因为如果日本与英法妥协，则在美苏的监视之下，英法也不会协助日本侵华；如果日苏表面中立，中国更当与侵略国家为敌，以阻碍英法与日本妥协；而德意两国为应付欧战，与中国并无利害关系。(21)另一方面，陈诚强调要坚决反对列强对日妥协和资敌行为。1939年陈诚这样描述中国的外交方针：“认定一个敌人，以自主主动之外交方针，寻求与国，而不屈从与国，对于暗中或明目助敌者，应予以监视，绝不可姑息”(22)。1940年6月陈诚再次强调，中国在外交宣传上要检讨以往外交运用上及宣传技术上的错误，尤其要纠正过分为英美宣传的做法，根绝依赖任何外国之心理。对苏联应采取同情态度，对美国应在友善中予以善意批评。要告诫美国不可重蹈苏联与日媾和之后尘，告诫苏联不可再蹈英国对日无理退让之覆辙。(23) 因此，陈诚虽然主张争取外援，但更强调自力更生的外交路线的重要性，他甚至将自力更生确定为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后期“一个最高的原则”(24)。欧战爆发前他曾指出，“国际友邦之援助，自为吾人所热忱希望与欢迎，然不可稍存依赖与侥幸之心理，甚或因希望幻灭而动摇吾人持久抗战之决心，乃至松懈吾人自力奋斗之精神”(25)。其理由有四：其一，任何国家仅靠国际力量无法达到复兴和强盛，欲成功唯有自强不息；其二，欧战一旦爆发，英美盟友对华援助必然减少，中国只能加快自身建设；其三，中国若仅靠国际力量即便摆脱了日本也会为列强控制，其四，国际间敌我关系风云变幻，若唯外援是赖必将进退失据。陈诚总结道：“结好友邦，而不依赖友邦，寻求与国，而不能屈从与国。本此原则，吾人对于外援，本无奢望，当亦无所谓失望，然后肆应裕如，自不至彷徨歧路，捉襟见肘也。”(26)欧战爆发后他重申自力更生原则：“今后端在吾人自力更生，因势利导，庶足以安定人心，转危为安。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固千古不易之理也。”(27)1940年3月陈诚再次强调：“我今后抗战方针，首应根除坐观敌国内部或国际间之变化的侥幸心理，仍本自力更生，求之在我之一贯原则，从速树立再战三年之精神，并策定再战三年之计划。”(28) 三、苏联与中共问题 苏联在各国中的地位非常特殊，陈诚对其政权的红色性质以及与中共的关联格外警惕。陈诚素以反共著称，他是1931-1937年国民党历次反共活动中的关键人物，虽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大势不得不联共抗日，但陈诚对中共的警惕从未放松，始终将反共视为仅次于抗日的核心任务。中共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在陈诚眼中恰恰是苏联一手培植的结果，陈诚对其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陈诚对列强极不信任，原因之一即在于各国对苏联的态度。他失望地发现，利益至上的原则使两大阵营的敌友关系变得模糊不清。1936年德意日签订防共协议，共同防共成为日本合法侵华的金字招牌。然而，1939年8月德国与苏俄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1940年7月日本与德意签订三国军事联盟，三国防共由此变为三国亲共。1943年日本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1941年6月德苏战争爆发，英美宣布支援苏联，苏联立即投向英美阵营。陈诚批评道：“此时的世界，敌友的关系完全陷于混乱状态，思想对立的藩篱亦已不复存在，大家都成了一时因利乘便主义者，谁都想利用机会，叫旁人为自己‘火中取栗’。国际间敌友关系之不可靠，大率类此。”(29)他悲愤地说：“这种波诡云谲的巨变，那里还有一点是非道义之可言?一切都是为了霸权和利益的攘夺，此外即一无所有。”(30) 陈诚痛批西方国家不讲道义，却忽略了国民党同样遵循着利益原则。抗战初期国民党为了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局面，于1937年8月21日与苏签订互不侵犯协议，从苏联得到相当数量的物资援助，这一做法同样打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31)陈诚深知苏联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1939年他非常担心苏联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因为日苏妥协可能导致英国崩溃、盟国倾覆；中共在苏联影响下可能脱离抗日统一战线，在陕北建立割据政权；汪伪政权则失去反共立场，国民党内部动摇者会纷纷投汪。因此，他认为国民党要促使美国破坏日苏妥协，并立劝苏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建议派孙科或顾维钧到苏联、宋子文或颜惠庆到美国进行游说。(32)1940年苏联已经呈现出与日本媾和的迹象，但陈诚仍认为对苏联应采取同情态度，对其进行忠告和规劝。(33) 苏联与中共密切关系，使陈诚认为国共关系也部分地沾染上了外交性质。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陈诚就此致电蒋介石，建议清查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国共关系剑拔弩张。鉴于此种形势，1940年秋苏联总顾问马日三次访问陈诚，陈诚认为其动机在于窥探各方意向，防止国民党进攻中共。马日对国民党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外交上继续认清敌友，团结友邦对敌斗争。第二，继续实行团结路线，动员全民力量，以日寇为一致的敌人，在领土未光复前应共同抗敌。第三，战略上各站区应一致行动，配合民众和游击队，争取转守为攻。第四，坚决执行民族自卫的抗战政策，切勿卷入帝国主义战争，除了对日作战其他一概不管。四条建议中第二、第三条均暗含着国共关系的因素，意在告诫国民党不要对中共轻举妄动。马日还强调，不可因为日本已经无力进攻而与之和平相处，不可坐待胜利稍存侥幸之心。要使全国军民了解唯一的敌人和任务，以消灭日寇为根本，这就要动员全国军民的力量。(34)这一表述同样表达了苏联希望国共继续团结抗日的愿望，如此既可以缓解日本对苏联的压力，也可以保护社会主义阵营在中国的利益。 对此，陈诚强调集中全国力量一致抗日的重要性，保证不会因“小毛病”而影响大局。但他也软中带硬地指出，所谓的“小毛病”，一在于军阀，二在于共产党。陈诚批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是山东和苏北“非法活动”，希望“其幡然悔悟，迷途知返”，并指出《新华日报》曾指出苏联与日本有妥协的可能，这将动摇民众的抗战决心及其对中苏关系的信心。他说：“但吾人本身可认此为十八集团军与新华日报之幼稚行为。因吾人深信苏联一贯之革命立场，及反侵略政策，绝不与妥协也。”(35)陈诚的回应相当巧妙，一方面对中共提出批评，奉劝苏联对中共予以约束；另一方面旁敲侧击，告诫苏联不要与日本媾和。 多年后陈诚反省说，抗战期间中苏修好是个错误，虽然国民党得到了苏联的一些物资援助，但也壮大了中共的实力。中共在苏联的策划下加入抗战阵营，为了大局和获得外援国民党只能包容中共，最终导致败亡的命运。陈诚对此痛心疾首：“看来抗战初期我们所得到的俄援，远不足以抵偿所失。”(36)陈诚指出，苏联在东北胜利接收过程中掩护中共部队进入东北重要城市，并将大量战略物资和弹药送给中共。在苏联的卵翼下，东北除少数据点外大部分地区被中共占领。陈诚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垮了德、意、日的法西斯，却培植起苏联与中共势力，因此这是一次最无意义的战争。(37)不过陈诚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在大陆的胜利主要靠的是自力更生。抗战初期“中共”军队不过两万多人，领地不过21个县。但抗战末期中共自己承认已经有军队九十余万人，民兵二百余万人，管辖领地达19个省。(38)与中共的进取精神相对的是国民党的腐败与分裂，陈诚认为这才是胜败的关键。 四、远征军的派遣与争议 抗战期间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事件是远征军的派遣，这也是中国与盟军最重要、最直接的军事合作，直接涉及中国与英美两国的关系，尤其是与英国的关系。 1941年12月中英签订协定，规定中国于次年3月派遣远征军赴缅与英军联合作战。虽然远征军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陈诚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1942年12月他上书指出，过度关注开辟第三战场而忽略本国战场无异于舍本逐末。如果英美缺乏进攻日本和鼎力援华的诚意，中国重兵远出、孤军奋战，后果不堪设想。新战场胜负尚难逆料，一旦敌人乘虚而入则国本动摇、危险至极。他说：“中国可以无湘北，无缅甸，但绝不可无江防。中国可以无长沙，无腊戍，但绝不可无重庆。”是否开辟第三战场，要根据敌我实力、补给难易、境外地形和民情等因素综合考量。若不调集主力则远征胜利无望，调集主力又怕主战场空虚，给敌人可乘之机，万难两全。各国都以本国利益为立足点，诱导他国开辟新战场而从中渔利，中国不应为人利用。避免被动作战可以保存实力，也可以防止战后列强再度染指中国的危险。陈诚总结道：“总之杀敌致果，自当自我牺牲，用兵作战，首戒保存实力。不过此中关键，须视适当之时机地点及有利于全般战局与国家至计以为断。”(39) 陈诚反对派遣远征军之议，很大程度上基于他对英国的不信任。1943年1月他与友人论及此事时，批评英国自私无能，只顾殖民地利益，未能解决好印度问题。中国进攻缅甸失败，英国不会帮忙；中国若取得胜利，英国则会产生猜忌，转而联合日本。(40)陈诚的这一见解显然有事实依据，中国远征军成立之初，英国因担心中国涉足殖民地利益，迟迟不愿中国出兵；1942年2月缅甸战事吃紧，英国却要中国远征军尽快派出。中国远征军英勇克敌之时，英军却为保全实力撤往印度，中国军队成为掩护英军撤退的工具。陈诚可能不止一次在公私场合发表类似观点，因为据说有很多重庆官员赞同他的看法，但这些人都在揣摩上意，不敢公开发表意见。陈诚对此颇为不满：“以国家大事负责者专事揣测，可恶可怕。”(41)1943年2月陈诚被任命为远征军司令后非常不情愿，曾几次拒绝未果，只能被迫上任。他说：“我最不赞成的事结果要我负责。天下矛盾之事，实不可思议”(42)。陈诚心系湖北和第六战区，直到该年7月仍忧心忡忡：“对于第六战区及鄂省府事事实要求非留不可而不能留，对于远征军事环境关系决不能去而非去不可，可为矛盾之极奈何”(43)?7月31日陈诚还在与蒋讨论如何兼顾第六战区的问题，仍有退缩之意。但蒋非常固执：“不应研究去不去，只要去，自有办法，俗云船到桥头自然直，天下决无办法之事，一切须勉强为之。”(44) 蒋介石之所以坚持任命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除了陈诚办事干练外，还在于他良好的人际协调能力。远征军派遣之初，蒋介石曾授予美国将领史迪威以指挥入缅军队的全权。但史迪威个性极强，不遵蒋介石的旨意，与罗卓英等远征军将领很难合作。此前史迪威曾与陈诚有些过往且印象良好，点名要陈诚担任远征军司令，也正中蒋介石的下怀。陈诚在任期间与史迪威相处也的确比较融洽。陈诚言而有信，答应史迪威事情迅速就能办到，很快获得了史迪威的信任。陈诚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清正廉洁、治军严谨，诸多事实也让史迪威对他另眼看待、心生敬意。云南省主席龙云也很难相处，此人是独霸一方的“云南王”，对国民党军队入滇充满警惕。但陈诚开诚布公，表示无所希图，尽量帮助龙云平抑物价等事宜，与龙云做到了和睦相处。(45) 陈诚担任远征军司令期间的主要工作是治军。虽然陈诚全力以赴，但因身兼多职，常感分身乏术，遂于1943年7月11日、9月6日两度上书请辞。蒋介石对此大发雷霆，在9月15日的回函中痛斥陈诚是“军阀”，“纪律纲维荡然无存”，称非三拜九叩无法打动，语气之重前所未有，显然蒋已经被陈诚多次请辞和消极言论弄得烦躁不堪。(46)陈诚接到蒋的电函后惶恐不安，坦承自己之所以请辞是因为对远征军前景不乐观。他说国民党中枢对派遣远征军意见不统一，多数人阳奉阴违，批评、搁置、掣肘者比比皆是，对蒋的命令态度消极。蒋对主管者责备愈严，下级之困难愈甚。远征军庞杂紊乱，上下得过且过心理极为普遍。部队纪律废弛、战斗力消失，具体表现为苟且偷安、走私牟利、士气消沉、缺额日多，相习成风、恬不为怪。如此情形，“可知今日部队实际情况，确属难言反攻，非但难言反攻，纵令走到缅甸，亦不可能。再进一步言，无论防御或反攻，均暂不计。单论部队本身，长此以往，能否维持下去，实属疑问”(47)。陈诚本不赞同派遣远征军，难免会看到更多阴暗面；虽然尚可以勉力维持，但因看不到前途难免影响发挥。究其根本，陈诚对国际关系和政治形势的隐忧是陈诚请辞的根本原因。此后陈诚只能继续工作，直至1943年11月胃病加重无法维持，才奉准摆脱了远征军的职务。 最后我们有必要再提一下那位远征军统帅史迪威，虽然他与陈诚的私谊尚好，但根本政见的分歧也是陈诚不看好远征军的原因之一。比如史迪威对中共印象良好，坚持要将美国援助的先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并将其编入国民党的战斗序列。史迪威不仅想全权调遣中共军队，而且希望蒋介石将国军的统帅权也交给他。如此史迪威触及了国民党的核心利益，蒋介石和陈诚绝无容忍的可能。虽然史迪威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其理念已经灌输给美国政府，使得美国政界坚信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是可能的，如此陈诚的悲观失望情绪就更加溢于言表了(48)。 五、结论 就陈诚对抗战时期中外关系的言论与实践，我们大致可以概况出如下特点： 第一，陈诚善于用联系的方法对战时中外关系进行整体分析。他从不把中日战争看出孤立事件，而是将它置于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中，考察国际关系变动对抗战的影响。陈诚每分析一个节点时，往往会做出几种可能的判断，充分考虑每一种条件下可能发生的情况。从日后诸事件的发展来看，其判断和预测总体上是比较准确的。 第二，陈诚对不同国家分类对待，政治定位和外交方针明确。在他眼中，中日关系的本质是应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需要判明日本的侵略规律和动向，以绝不妥协的精神制订反制方案；中苏关系的本质是国家、政党与阶级利益的平衡问题，国民党既要利用苏联制衡日本，又要防范共产主义势力对国民党政权的潜在威胁，尤其要防范苏联与中共的结盟；中国与英美德意两大集团的关系本质是站队问题，陈诚要判断谁是可以联手抗日的对象，与之结盟并推动共同抗日。陈诚认定日本是唯一的敌人并毫不妥协地抵抗，认定英美为盟友并不断争取援助，认定苏联为具有潜在威胁的外交伙伴并有限度地利用，这种认定符合国民政府的利益。 第三，陈诚坚持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同时兼顾政党利益。陈诚对列强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既不相信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苏联，也不相信坚持维护殖民地利益的英法，更对法西斯侵略性质浓厚的德意敬而远之。虽然他对美国的正义精神颇为称道，但对抗战前期美国为了商业利益向日本输送战略物资的行为颇有批评。可见，每当英美盟国有不利于中国的行为时，他都表示坚决反对并通过外交途径规劝之，远征军事件就反映了陈诚在民族利益与盟国利益发生冲突时的态度。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态度使陈诚倍感失望，他将中共的崛起部分地归咎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扶植，而这背后是西方国家对苏共的放任。陈诚最终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战毫无意义，就是基于社会主义阵营崛起这一史实的消极言论。 第四，陈诚应对中外关系的策略极其务实。其抗日方针的制定完全以取得最后胜利为目的，该死守时死守，该放弃时放弃，均以实际利益为出发点。因为对列强不信任，陈诚非常强调自力更生的原则，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制胜法宝。但是陈诚并不会因此将列强的帮助排斥在外，而是努力创造良好的外交环境，积极争取外援。甚至不惜与社会主义苏联结盟，虽然他一再批评英美对苏联的绥靖政策。陈诚明白仅依靠中国自身力量无法打败日本，其持久战原则在一定程度是等待英美加入战局，因此当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陈诚终于松了口气，认为持久抗战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陈诚应对中外关系的策略，很多与国民政府的总体方略一致，或者说贯彻了蒋介石的个人意志。观点一致不代表陈诚仅为国民政府的传声筒，更大的可能是陈诚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官员影响了蒋介石，参与了国民政府总方略的制定。至于陈诚的意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民政府的抗战策略，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评估。至少可以确证，陈诚提出的军需独立、军粮统筹、军队整编等方案基本上被蒋介石采纳，并将部分方案推广于全军；陈诚在湖北的建设方案后来被应用于台湾，是台湾经济复兴的重要保证；陈诚对于蒋在某些关键时刻的决策，也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当然，陈诚不仅与诸多官员观点有分歧，而且与蒋介石的意见也时常发生冲突，远征军事件就是一例。出现这种情况时陈诚往往会据理力争，如果力争无效则会默默服从。总体上看，陈诚在抗战问题上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续，虽然他在意识形态上有诸多偏颇，但其爱国之心和智慧识见是值得称道的。标签：陈诚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中国远征军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蒋介石论文; 国民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