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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二代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成功地解决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从政治角度考虑经济问题，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治国方法论，为我们今天的领导者提供了成功的领导典范。
一 邓小平的政治观
邓小平亲身经历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三个历史阶段，特别是十年“文革”的历史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他对政治的含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凭着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非凡胆略，提出了“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1-1]而且，他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高度对这一命题进行了阐发。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2-1]所以，“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3]以后，他又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社会主义。”[2-2]所以，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是目的，政治是手段，是为经济服务的。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是目前最大的政治，并不是否定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恰恰相反，邓小平一贯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要有可靠的政治保证。具体而言，首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其次，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3]第三，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败掉。”[2-4]第四，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五，必须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2-5]精神文明建设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我们必须予以重视。
为什么邓小平强调政治是经济的保证？因为政治在内容上除了包括经济，还包括其他方面。列宁说：“政治就是阶级之间的关系。”邓小平也指出：“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必须注意，这里讲的阶级关系，不仅包括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包括非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如阶级内部关系、人民内部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地区关系、民族关系等。这些关系不仅是政治的重要内容，而且他们处理得好不好，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所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反作用于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经济，也没有脱离经济的政治。
二 邓小平的治国论
（一）从政治角度考虑经济问题
邓小平曾说过：“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2-6]所谓政治角度，就是关系人民根本利益大局的角度，就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大局的角度。邓小平为什么强调要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经济问题呢？这不仅是因为政治经济的关系决定的，而且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第一，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阶段根本任务。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2-7]第二，经济建设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证。”[1-3]因此，“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1-4]第三，经济建设是战胜西方敌对势力的重要保证。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凭借着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影响，企图西化、分化、演化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对此，邓小平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2-8]
对于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邓小平也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的。关于经济发展目标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8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2-6]为什么邓小平把经济目标说成是政治目标？这就是因为他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经济问题。他指出：“翻两番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因为到那时，如果拿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来搞国防，就是一百亿，要改善一点装备容易得很。……如果用于科学教育，就可以开办好多大学，普及教育也就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来办了。……真正小康的时候，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什么违法乱纪、犯罪行为大大减少。”[2-9]
关于经济发展速度问题。1990年3月，邓小平根据当时的情况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产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2-10]
关于私营企业问题。1984年，有人认为雇工就是剥削，提出处理“傻子瓜子”问题。邓小平说：“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2-11]到了1992年初，邓小平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高度，再次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2-12]
由此可见，邓小平在处理任何经济问题的时候，都是从政治的角度，从全局的高度来思考和解决的。从而保证了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了我们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和连续性，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巨大成就。
（二）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邓小平根据他对社会主义政治本质的分析和把握，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政治问题都是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因此，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出路和办法，还在于经济方面。邓小平指出：“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1-5]这就把解决政治问题和发展经济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我们党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
关于社会稳定问题，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2-12]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2-13]“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取得成果也会失掉。”[2-4]但是，要保持稳定，不仅需要加强适度控制，“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这一条，就稳如泰山。”[2-14]
关于解决香港、台湾问题，邓小平也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思考的。他指出：“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2-15]针对台湾问题，他指出：“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2-16]这就是他常讲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谛。他还指出：“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1-6]
即使是解决国际争端问题，邓小平也认为需要从经济角度来处理政治问题。他指出：“解决国际争端，有些可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2-17]
三 若干启示
（一）领导者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考虑和处理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从来都是和政治紧密相连的，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任何经济问题都会影响到政治这根神经。所以，领导干部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处理经济活动中的问题的时候，必须站在政治的高度，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18]这个“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考虑和处理经济问题。我们党要求从讲政治的高度考虑经济问题，其核心就是要求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领导者要从全局的高度考虑和处理经济问题
经济建设是整个国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必须把经济问题纳入国家的大局考虑和处理，才能真正把经济搞好。这里关键是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与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与其它经济成份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等等。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通观全局、顾全大局、驾驭全局，从全局高度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重复建设、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严重问题，其实质还是由于我们的领导干部缺乏全局的观念、政治的观念造成的。
（三）领导者要从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高度考虑和处理经济问题
政治与经济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特别是在现阶段，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问题和包含政治意义的经济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领导干部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必须从政治角度考虑它对政治的影响和作用；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必须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能脱离政治谈经济，也不能脱离经济谈政治。如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般规定为8%左右，这不仅是一个增长速度多一个或少一个百分点的经济问题，而且是涉及到一定政治意义的经济问题。就国内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能达到8%，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因为经济学家研究表明，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能带动176万人就业。如果经济速度达不到8%左右，中国就会出问题。所以，在考虑经济发展速度时，必须要从政治和经济相统一的角度统筹考虑。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我们都会犯过去的错误。必须把政治与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领导者要学会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如前面所述，现阶段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都反映在经济方面。所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办法，最终都要从经济上解决。对于一些和经济密切相关的政治问题，如所有制问题、经济成份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地区布局问题、政府职能问题等，必须从经济上得到彻底解决；对于那些和经济关系不是那么紧密的政治问题，如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思想政治教育、反腐败斗争、精神文明建设、民族宗教问题等等，也必须运用经济的手段加以解决；即使是纯粹政治性的问题，特别是比较棘手的政治问题，如果一时在政治上处理有困难，也可以讲究一下策略，用经济的手段加以解决，这样也可以达到解决政治问题的目的。如对外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影响和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一些问题，致使一些人产生了“四信”危机，突出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产生了危机。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这些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除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外，最根本的还是运用经济的手段，在加快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上寻找突破口，从而达到教育感召群众的目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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