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心理调适研究
朱 俊 瑞 文 丽 娟
提 要: 进入城市生活的失地农民会出现某些心理不适,具体表现在居住环境变化、生活成本高涨、就业不足与保障不到位等导致的焦虑与抵触、失衡心理;同质性社会交往产生的封闭自卑心理;市民角色意识缺失与城市认同感欠缺等。心理不适的产生分内外两个因素,内部因素与失地农民自身文化素质、生活习惯有关,外部因素与市民文化传统以及城市居民的排外、歧视有关。针对上述问题,政府应从物质层面做好就业与保障工作,从文化层面扭转不良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以及从心理层面构建心理调适机制来实现失地农民的心理适应。
关键词: 失地 农民 心理 适应 城市化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关于失地农民有不同的定义,冯振东认为失地农民特指现阶段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随着城市(镇)的建设与扩展,基于城市(镇)建设用地需要,因土地被征用而失去土地的农民。① 参见冯振东:《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研究》,博士论文,西北大学,2007年。 张敏认为,失地农民主要指因国家征用土地而完全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② 参见张敏:《温州城镇失地农民问题的公共政策研究》,博士论文,同济大学,2006年。 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观点。农民失去土地后,在各项促进就业、社会保障措施没有完全跟上的情况下,在空间转换、职业转换、身份转换过程中产生相应的心理不适,我们需予以重视和关注,否则,对社会发展及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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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地农民心理不适的表征
大部分失地农民还未完全脱离祖祖辈辈的农村生活状态就被迫进入到城市生活中去。失去土地的农民将面临三大转换,由此带来的相应心理不适表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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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间转换带来的失落感与不便感
在有形空间里,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处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尴尬地位,失地农民从农村走入城市,改变了他们以往的生活方式。和睦的邻居、耕种多年的土地、经营多年的自家庭院……农民对这些具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因此,对于他们而言,被征地后,居住多年的家和宅基地没了,有一种 “失根”的感觉。对村民来说,大多数农民文化水平较低、没有职场工作经验、以种地为生或者年龄较大,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微薄的经济收入,缺乏就业与创业能力,这使他们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外,对周边及城市环境的不熟悉同时增加了他们的不便感。在无形空间里,失地农民主要以同质性社会交往① 这里的“同质性社会交往” 指的是失地农民多以“熟人”交往模式为主,对与自己具有血缘、地缘关系的人交往密切。 为主,虽然拥有了市民身份,成为制度中的城市人,但长期积累的农村生活习惯在短时间内却不易改变。相对而言,城市市民在生活习惯和文化品位上都不同于农民。城市居民对失地农民有着天然的抵触,对农民存在刻板印象,单纯地误认为失地农民的到来只会分享他们有限的城市公共资源。因此不愿意主动接触新市民,更不愿意与他们交往并对他们产生某些偏见,这也延缓了城市对新成员身份的认可。当失地农民发现自己融入不了这个圈子的时候,受到不平等对待的感觉便油然而生,这增加了他们的封闭与自卑心理。
(二)职业转换带来的失衡感与忧患感
在城市和农村接触交流的过程中,由于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之间的不一致,势必会在各个方面产生或多或少的冲突,这其中文化冲突最严重。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重要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①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乡村文化具有自身的相对封闭性及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传统文化的一些特性。而城市文化在其出现伊始就带来了文明与创新,其开放的特性使其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加具有时代性与创新性。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相比,显得更加传统、守旧。这就造成了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具体来说:
(三)身份转换带来的缺位感与疏离感
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城镇人口的差距反映出失地农民自身文化素质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大部分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经济收入低,生活质量低下,易被利益驱动,致使一些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把追求物质利益作为第一目标,导致其社会能力畸形发展,理性思考逐渐丧失。另外农村工人与城市工人相比,往往缺乏竞争力并被指出水平有限。他们被歧视,并不完全因为他们原先是农村人,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文化素质水平低使得他们从事的工作收入低、工作繁重,缺少相应的工作机会与挣得理想财富的能力。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他们很自然地成为城市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之一。
二、失地农民心理不适的原因
农民最大的财富是土地,土地为农民提供了一份正式的务农工作。失去土地,对大部分农民来说就意味着失业和重新就业。与城镇人口相比,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7.8%,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占11.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0.52%,文盲半文盲等低质量的农村劳动力较多。② 参见李莉:《农民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状况相关性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 文化素质的高低与失地农民在城市中能否顺利实现就业有着重要的正相关性,文化素质不高导致他们很多职业都无法从事。正如陈锡文所言:“农民失去土地后,他当不成农民了,而领到的那点补偿金,也当不成市民,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只能是社区游民,社会流民。”③ 陈锡文:《试析新阶段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宏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失地农民容易产生失衡与忧患心理,想要实现可持续生存与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城市市民文化的优越感突出
失地农民存在与城市居民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失地农民爱热闹,喜欢串门,只要有机会大家就蹲坐在一起唠唠家常,可是城市居民却完全不能理解,他们习惯了关起门来自家过自家的日子,有自己的规划。城市居民会利用节假日旅游出行,而有些农民可能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出远门的机会很少。总的说来,城市居民文化生活丰富,假日多,工作节奏快,追求层次高,思想开放;而农村文化生活单调,工作节奏慢,追求层次相对较低,思想比较封建保守。这些与城市居民不同的习惯与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会遭到抵触与防范,也更增加了城市居民对失地农民的不满与偏见。
(二)失地农民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
失地农民除了在形式和身份上由农民转变成市民,更要在心理、观念与思想上达到市民的要求,即具有市民意识。失地农民从农村搬来城市社区住,物质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从务农到为别人打工或者自己做小生意,但其劳动性质在根本上没有改变,都属于较为低级的体力劳动。与城市人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他们不能像城市人那样拥有舒适的工作环境、从事自己较满意的工作和享受较高的社会保障等。致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城市认同意识,对城市缺乏应有的归属感。除此之外,失地农民也很少参社区公共事务,他们认为这些事情与他们没有多大关系,不愿意抛头露面,缺乏相应的社区参与意识。同时,失地农民也很少关注国家政治事件,他们普遍权利意识薄弱,缺乏维权意识,其对自我角色认同方面仍然停留在农民层面,甚至有部分失地农民认为自己目前的状况不如以前,产生出怀念农村生活的恋旧情绪以及出现抵制城市生活的反市民化的倾向。由上述可知,失地农民所关注的仅仅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物质生活方面,比如就业渠道、生存方式等,而与之相对应的非物质文化层面则不太关注,这就制约其市民意识的形成和发育,造成市民角色转型的缺位与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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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沉潜影响
市民的观念主要是由于长期的历史文化观念以及新中国建立后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市民逐渐形成了身份的优越感和特权思想,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失地农民群体,对其存在心理排斥和认识的偏见。具体表现为:一,城市市民对失地农民身份的歧视和排外观念,认为自己才是城市的主人,而失地农民是后来者。他们认为失地农民普遍素质低下,把个别的失地农民不良行为普遍化,在日常的交往中,没有平等的对待。二,部分市民会把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治安恶化、环境恶化等问题归咎于失地农民。认为是一批又一批失地农民到城市生活导致了这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三,很多城市居民在下岗和失业,把这种痛苦也归罪于失地农民,认为是他们抢了自己的饭碗,对失地农民表示出不信任、不理解和不尊重的态度,直接伤害了失地农民的自尊心。
企业在招聘中,最看重应聘者的专业技能。如图4所示,企业在招聘外籍员工时看重的各方面条件,按1到7打分,7为最看重,1为最不看重。“专业技能”得分最高,平均分6.21,其次是“跨文化团队协作能力”得分,平均分为5.54。除此之外,企业对应聘者的“中文沟通能力”也提出了较高要求,平均得分4.79。
三、失地农民心理调适的路径选择
失地农民心理不适从其表现来看大多是人的主观性差异所造成的,所以想要缓解失地农民心理不适,既要从外因上寻找,也要从内因上入手,也就是从个人和群体上找应对的方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
(一)加强失地农民的就业与保障
无法在城市中顺利实现就业以及无法获得未来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是导致失地农民出现心理不适问题的根本原因。农民没有了土地,不仅失去了基本的就业岗位,也失去了来自土地的那份稳定的保障,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和就业压力。因此,就业问题是失地农民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减轻失地农民对未来工作和生活的担忧,需要政府从制度层面做好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工作。失地农民普遍知识文化水平较低,政府首要的是制定妥善的就业前培训制度。一方面,可以大力发展当地社区服务业,对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的失地农民进行社区服务技能培训,使之通过培训后能够在社区从事保洁、绿化、保安等服务性工作;另一方面,对于年纪较轻又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失地农民,政府倡导以企业为培训基地,把通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失地农民安置到企业就业。职业培训要具有针对性,使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失地农民获得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非农职业。与此同时,政府要按照城市居民的标准构建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基金可以由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共同出资,其中政府占有最大出资比例。重点为失地农民办好失业、医疗、养老等诸多保险。通过这种整体上的协调,同时以适度向失地农民倾斜的社会保障制度来确保失地农民的根本利益,为他们的未来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通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拓宽就业渠道,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创造出一切有利于失地农民就业的机制与环境,做好失地农民的就业与保障工作。
(二)加强文化建设扭转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
拆迁安置的社区,已然不是农村,它不同于老的城市社区,也区别于新的商品住宅小区。失地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由农村生活转变为城市生活,其原有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会与城市不一致,失地农民在心理上将会面临巨大的冲击。实现其心理适应是很关键的过程。首先,通过相关市民文化建设,有助于扭转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让失地农民充分感受到城市文化的氛围,并受到精神上的陶冶。让失地农民把生活的散漫性和无序性转变为有节奏性和条理性,把生产的季节性观念转变为有规律的工作时间观念,逐渐改变原有农村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不断整合;其次,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加强对失地农民以城市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城市交通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同时要增强失地农民环境卫生保护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最后,政府要引导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改变原有的同质性社会交往,打破同质性交际圈,拓宽人际交往群,鼓励失地农民积极参加社区活动,主动去认识新邻居、新朋友。总之,通过文化层面的引领,从而转变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
(三)构建满足失地农民需要的心理调适机制
为了使失地农民的心理得到合理有效的调适,在政府提倡下成立失地农民心理疏导小组是一项非常好的可行措施。小组成员由国家政策宣传员与心理咨询师组成,向失地农民积极宣传国家的征地政策、法规以及心理学知识,可以有效预防并疏导其心理冲突。第一,引导失地农民首先从心理上接受城镇化,减轻失地农民对征地的抵触情绪。第二,进行普法宣传,提高农民的法律素养,树立法制观念,培养其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意识和行为,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第三,通过访谈、问卷等形式调查失地农民的心理状况,对有心理问题倾向的农民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沟通与疏导,引导他们通过学习、沟通、娱乐等方式排解不良情绪,消除心理冲突,实现情绪稳定。最后,纠正失地农民的认知偏差,正确引导他们认识价值期待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进而调整预期目标,减缓心理落差,为心理冲突的有效化解提供正确的认知基础。在对现实有了更加清楚地了解之后,失地农民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出现焦虑不安、进退两难的负面心理,主动采取行动适应城镇化进程。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而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关键在于促进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失地农民从物质生活到观念文化,再到心理状态等层面是否融入城市社会是判断城乡一体化进程是否顺利开展的重要基准。失地农民只有实现了心理适应,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城市化。
作者朱俊瑞,男,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文丽娟,女,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杭州 311121)。
责任编辑:周佳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