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建设论文,布局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60年代中期开始到80年代初，在中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根据当时从战略角度进行的划分，这一地区属于全国战略布局的第三线（第一线指东北及沿海各省，一线与三线之间为第二线），亦称“大三线”。同时，各省又都划分了自己的一、二、三线，其中的第三线称为“小三线”。大、小三线的集中建设，在六七十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很大比重，史称“三线建设”。它曾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和首要任务，其投资之集中、地域之广大、持续时间之长，都为新中国建设史上所仅有。回顾这一决策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和评价共和国的这段重要历史。
“吃穿用计划”的改变，缘起于对战争危险的过分估计
“大跃进”运动带来的严重后果和三年自然灾害，使国民经济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严峻的形势促使人们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大调整。
中共中央适时作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逐步付诸实施。从1960年到1962年，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国民经济逐步趋于好转。从1963年起，本来应该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但为了巩固调整取得的成果，这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再搞三年调整。
当时，应该说，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等最基本的需要，是我国经济工作中最迫切的任务。因此在考虑国民经济计划时，首先解决人民的吃穿用就成了人们的共识。1963年8月6日，在各部负责同志讨论1964年计划的会议上，薄一波的讲话表达了这种心情：“解决吃穿用，吃的方面是粮食；穿的是纺织品，加上维尼龙和塑料制品（如尼龙袜、塑料鞋和鞋底等）；用的方面是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和暖水壶等日用工业品，而不是电冰箱、电视机。要把基础工业发展起来，进行必要的国防建设。归纳起来，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这是发展工业的方向，也是国民经济计划的方向。”①
1964年4月，国家计委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规定“三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支持农业和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并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在这个设想中，用于农业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20%，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由原来以发展重工业为基础改为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们的吃穿用。
这个被简称为“吃穿用计划”的设想，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
按照这个思路，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会按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路子发展下去。然而，国际局势的急骤变化，使这一计划被打断了。
中国的周边环境，到了1964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令人不安。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严重升级。1954年后，美国取代法国进入越南南方，支持吴庭艳集团，发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1964年8月5日，美国越过战争边缘，悍然越界轰炸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将战火迫近到中国的南大门。次日，经毛泽东、周恩来审定的《中国政府声明》严正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决不会坐视不救。”
可以说，是美国又把中国逼到了战争的边缘。这时，中国不但要做越南的战略后方，而且需要准备支援越南作战，还必须准备应付美国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此外，中国边境的其它地区也不平静。在北部和西部，随着中苏关系由争执发展为战略对峙，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虎视眈眈。从50年代末期开始，苏联当局继单方面撕毁协定和合同、撤走专家、逼还抗美援朝时期购买军火所欠债务、甚至策动新疆少数民族叛乱之后，又不断向我国施加压力，中苏两国、两党关系走向破裂。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政府更是大举向中苏边境地区增派军队，由原来的10个师不足20万人逐步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其战略导弹也指向我国的重要设施。中苏边境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在东南沿海，美国一直占据台湾海峡并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袭扰大陆。在西南方向，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地区在发生印军入侵和中国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之后，双方互存戒备，战争状态并未解除。在东北方向，美国驻兵南朝鲜和日本，对中国和远东和平构成威助。在这种战略包围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不能不对可能的战争有所准备。
出于国防战备的考虑，毛泽东当时正研究苏联卫国战争时的经验。当时，在同一位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毛泽东说，要好好研究斯大林的经验。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是教训。他认为，由于斯大林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地的建设，致使在卫国战争初期，惨遭巨大破坏和严重损失。即使如此，这片工业基地仍然在战争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战争打起来，没有强大的后方工业基地怎么行？
这一焦虑时刻在毛泽东脑中回旋。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愈大，这一焦虑愈加明显。
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战略调整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试图改变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工业的70%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而西南、西北内陆地区，交通十分闭塞，近代工业更是十分薄弱。建国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和改变不合理工业布局，我们在集中力量建设东北工业基地的同时，对内地建设给以较多的重视。1956年，毛泽东又感觉到对内地建设的过多关注势必影响沿海工业的巩固和发展，使其原有优势得不到更好地发挥，于是指出：在新的世界大战前的10年或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内，“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②当时虽然也准备应付战争，但更多地注意工业的发展，国家投资的重点也转向了见效快、效益高的沿海地区。到了1964年，战争气氛增加，这一方针又被重加考虑：一旦沿海工业被摧毁，我们的国民经济就会陷入瘫痪状态，而有限的内地工业根本难以为继。尤其是50年代新建的一些国防工厂，大部分分布在东北、华北一带，内地很少，这对我国的安全是相当不利的。
基于这些考虑，毛泽东在总体战略布局上又进行了一次重大转变：这就是提出先集中力量搞内地大三线建设的战略设想。
出于战备需要，三线建设方针初步确定下来
随着对形势的估计和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入研究，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思想逐渐明朗化。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初步而较系统地提出了要加快搞三线建设的思想。
1964年5月10日至11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三五”计划时插话说：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当。③在他看来，工业要为农业服务，搞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明确提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同时提出要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在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的同时，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毛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泽东还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这一讲话，激起与会同志的强烈共鸣。
6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反复说：“要搞第三线基地，大家都赞成，要搞快一些。但不要毛草。只有那么多钱呀，那些地方摊子要少铺，中央的摊子也要少一些。最好两头修（指攀枝花铁路）。还有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了那个东西我就放心了。”对于各省的小三线，毛泽东也很重视。他说：我们沿海各省要搞手榴弹，讲了几年了，没有搞起。打起仗来，不能等二、三线给你运，每个省都要有一、二、三线。
对战争的紧迫感使毛泽东十分焦急。他的心情越来越急迫，语气也越来越严肃。7月2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北京、天津地区要搞三道防线，准备打仗。7月15日，他又谈到：沿海、沿边有些省要搞兵工厂，造轻武器，造子弹。平时学会制造，积累一些材料。新疆要逐步储备兵工材料。又会造，又有材料，需要时就可以造，武装起来，做到人自为战，做到有准备，就不怕。一有战争征候，工厂就要搬家，疏散到山里去。上海这么多工厂还能留给敌人吗？不能。对于西南三线的部署，他仍然极为重视攀枝花、酒泉两个钢铁基地和成昆铁路的建设，甚至提出：攀枝花、酒泉两个钢铁基地，没有落实。这两个基地一定要落实。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集中修一条成昆路。必要时也可将内昆路的铁轨拆掉，先修成昆路。
提出三线建设的设想，有没有其现实的理由？当时，我国在防备敌人万一发动进攻方面的确存在着问题。据当时估计，战争如果爆发，敌人很可能首先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进行突然袭击。中央军委不得不面对这个严酷的事实而有所准备。
从国家安全考虑，总参作战部曾就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问题进行调查研究。1964年4月25日，总参作战部向副总参谋长杨成武递交了一份报告，认为存在的问题很多，有些情况甚至相当严重，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
这份报告所谈内容，与毛泽东的担心恰好吻合，所以深得毛泽东的重视。8月12日，他在这份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表现出毛泽东对这件事的关心和急切心情。
8月18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建议在国务院成立由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的专案小组，还提出一些具体措施（参见本期所发文献）。报告提出由各方面负责同志用9、10两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提出逐步实施的具体方案，经专案小组综合研究以后，报告中央，分别纳入明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
这份报告，实际上已经对三线建设在大的方面进行了部署，提出了初步的实施意见。
1964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在17、20日两次讲话中说：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北京大学都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铁轨不够，可以拆其他线路的。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经过研究，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第三线，现在就要搞勘察设计，不要耽误时间，第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明后年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第一线，一、二线企业要有重点地搞技术改革。这一决定，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转向以三线建设为中心这一过程的完成，也是大规模开展三线建设的动员令。
三线建设的初期部署
1964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后，三线建设进入初期部署和实施阶段。
8月24日，李富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报告。同时，国家计委组织西南工作组，会同西南局和云贵川三省，前往成昆沿线和攀枝花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9月5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三线建设要落实，一线调整要立即行动；基建投资要首先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工业生产，一、三线都要发展，三线建设的中心是成昆线。13日，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提出，要争取七到十年时间改变目前工业布局的面貌。这一段时间，国家计委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贯彻落实毛泽东提出的三线发展战略上，并逐步条理化、具体化。
1964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要求据此安排经济计划工作。这个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三线建设总的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这年中央和地方安排的总投资134亿元中，三线建设投资42亿元，约占1/3弱；初步安排大中型项目690个，三线占187个。
这个计划纲要（草案），第一次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中把三线建设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为加强三线建设的组织领导，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3月29日，中央又宣布了西南三线总指挥部人员组成：李井泉任总指挥，程子华、阎秀峰任副总指挥。后来又增派彭德怀任第三副总指挥。同时，还组成了以刘澜涛为首的西北三线总指挥部。4月份，中央、国务院再次决定成立国家建委，由谷牧任主任。国家建委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切实抓好西南、西北战略基地和一、二线后方基地的建设及重点项目的建设。
1965年9月2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意见修改、国家计委拟定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案）》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汇报提纲》指出：“三五”期间一定要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否则就会犯方向性错误。9、10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三五”计划。
至此，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制定完成，三线建设在毛泽东的推动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三线建设”决策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在三线建设决策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从有关文献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对三线建设乃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三线建设思路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对旧有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变革。
1964年8月20日，陈伯达把一份关于计划工作的谈话记录转给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后又送毛泽东参阅。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并指出“看来伯达同志的建议是可行的”，要求必须在今明两年内改变计划工作方法。陈伯达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在工业中采用新技术是一个伟大的工业革命，必须从全局着想，抓住要点；在财政制度上，要重视对老企业改造的投资，老企业改造花钱少、收效快、作用大，不可忽视；为搞好第三线建设，必须同时注意第一、二线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以更好地加快第三线的建设，所以在搞好第三线的同时，也要考虑搞好一、二线；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改变苏联在工业上的一套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便于打开我们自己的多快好省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道路。
这些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许和支持，并作为中央533号文件下发，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对旧的计划管理体制不满的思想。此后不久，毛泽东亲自物色人选，调余秋里等同志组成“小计委”，具体负责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致力于研究战略问题。这是毛泽东为改变我国计划管理体制所作的一种尝试。
二、三线建设要把备战和长期规划结合起来。
三线建设的决策，主要是针对战争的危险而作出并大规模展开的。但是，在当时的中央决策层中，并不是认为战争就一定能打起来，而是从最坏的考虑出发的，爆发战争是我们最坏的准备。同时，对战争打不起来的估计也很充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对此有过论述。他们认为，敌人可能来，也可能不来，来了我们就诱敌深入，然后歼灭之；不来，则我们继续搞长远建设，“你搞你的，我搞我的。”
周恩来则更直接地阐述了备战和长远规划的关系。1965年3月13日，在听取赵尔陆汇报小三线建设时，周恩来指出：搞小三线，要看到长远规划，15年要全国搞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要有相当的地区经济的发展。4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25次扩大会议上，周恩来讲到：“我们现在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摸长期规划，要备战和长期结合。当然，这两个东西如果发生矛盾，要先照顾备战，但是长期总不能取消，要相互结合。你不打，我东西生产一点，总是有用。另一方面，长期还要继续进行。所以，像包钢、武钢、太钢这样的新项目，还有像德阳的重型机械，过去布置也不够，现在也要把它加快。”④
眼前和长远的关系，历来是应该十分重视的，应该处理好。三线建设的实践证明，这方面我们坚持得比较好，成绩是显著的。
三、三线建设是综合性开发。
1965年1月23、24日，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三线建设。他说：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钢？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计划一下，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他还说：西南搞不搞汽车厂？一定要搞个汽车厂。
事实上，在1964年10月中央批准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中，就已指出：“要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这里就已明确了三线建设的综合性。1965年4月14日，中央批准的《1965年工业交通工作要点》又提出：“加强三线建设，尽快在内地建立一个体系完备、技术先进的后方战略基地。”
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除了备战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把三线建设当作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整个战略布局考虑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工业支持内地工业，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发展水平。这对于改变我国旧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促进内地经济的全面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
四、小三线建设也是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
1964年10月18日，广东省委向中央作了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对本省贯彻备战工作和自己的三线建设做了具体的安排。毛泽东看了很高兴，当即批示要求转发第一、二线各省，要求他们也提出各自的报告。他还充满信心地写道：“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需15亿左右，分两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10月29日，周恩来、罗瑞卿写成《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连同广东省委报告及毛泽东的批示一同下发，这就是《中央关于加强一、二线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指示》。
在稍后的1965年1月24日，毛泽东又谈到：各省的三线建设要注意搞。兵工厂搞起来，地方军搞起来，五年，每年才六亿，军队同志就放心了。过去只有正规军，没有民兵……你重庆造的子弹，怎么能运到上海？！设想如果出现了像日本占领时候的情况，到处被占领了，你没两手怎么成？军械、武器不但运输有困难，数量也不够。重新强调了小三线建设的重要性。
小三线建设，作为整个备战工作和战备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大三线建设一样，在全国各地纷纷上马，起到了一定的备战作用。但是，由于项目上马过快，很多国防工业、军工企业又迅速靠山、进洞、分散开来，也浪费了大量的资金。
五、三线建设即使慢一点，也一定要搞成。
这个时期，毛泽东思考问题的焦点就是三线建设。在杭州听取余秋里汇报时，毛泽东多次提到：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也没用。三线建设也要准备两手，一个是搞起来，一个是搞不起来。搞不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时间拖长一点，不是三年五年，五年搞不成，十年、八年搞成。鉴于过去的经验是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小一点，慢一点，能达到。
仗打不起来，三线建设是不是浪费？毛泽东考虑过这个问题。1965年11月12日在过天津时，毛泽东与林铁等谈话时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众人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毛泽东表示满意。次日，在济南与当地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又明确地说：“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也没有什么浪费。粮食储存一些有好处，反正要吃的。棉布存一点也有好处，反正要穿的。枪炮子弹如果用不着，就只好当废铁了。打洞，不过用了点劳动力。”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是从更长远的战略高度来看待三线建设的。
六、三线建设要始终贯穿为人民的思想。
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也谈到了他的担心。1965年6月26日，在同汪东兴谈话时，他说：“早就讲要他们注意三线问题，但没有大注意。这次一来就是一千多亿，这样老百姓怎么得了？”
1965年3月，周恩来在听取赵尔陆汇报时讲，在考虑军工企业选址时，一定要想到群众，工厂要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要便利群众。今后建设中，一定要加“便利群众”这一条。6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汇报时更着重指出：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张，把老百姓搞翻了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总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毛泽东把“为人民”放在了第一的位置上。11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又发挥说：一切建设是为人民，为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为中国人民，还为世界人民。
这种思想非常可贵。虽然不再是以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了，但始终把便利群众、把不丧失民心作为三线建设的一条重要原则，既体现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也是三线建设得到人民的支持、并得以很快大规模开展起来的原因之一。
三线建设的实施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三五”期间，即1966到1970年，共投入资金560多亿元，重在打基础，主要用于成昆、滇黔、川黔三条铁路，攀枝花、酒泉钢铁厂和重庆工业基地的建设上。第二阶段是“四五”、“五五”期间，即1971到1980年，共投资1492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6.4%；共安排建设项目1100多个，大部分项目形成了生产能力，使三线地区基本上成为部门齐全、工农业逐步协调发展的战略大后方。
三线建设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现在：①在三线地区修筑了很多工事、国防工程，对我国长远的备战工作起到较大的作用。②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交通落后、基础工业薄弱的历史状况，使内地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三线建设期间，铁路共增加8046公里，公路新增通车里程22.78万公里，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3042万吨；建成了贵州六盘水、河南平顶山等50多个统配煤矿区，葛洲坝、龙羊峡、神头等大中型水、火电站68座，开发了8个油气田，建成钢铁工业企业984个，有色金属工业企业945个。③初步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三线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尤其是航天事业，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④机械工业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最重要的是汽车工业，新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汽车年产量占全国的1/3。⑤纺织、轻工企业发展较快，门类比较齐全、产品基本配套，具有了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
三线建设的最大功绩，正在于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促进了内地经济的繁荣和社会进步，使我国的战略后方在交通、能源、国防科技、机械轻纺电子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三线建设，总的说有利于改变工业建设在内地和沿海的严重不平衡状况，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城乡差别的缩小，功绩是主要的。
但是，其不足和问题也是明显的，表现在：
其一，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和紧迫性作了过分的估计。三线建设规模过于庞大、战线拉得太长，国家投入了过多的力量，造成财力紧张，难免不顾此失彼，削弱了一、二线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地区的发展力度。上马过快、过急，缺乏较为充分的论证，造成有些地方选址失当、建设不配套，给国家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其二，过于片面地强调“山、散、洞”的方针。作为战备工程，根据三线地区的地形地貌，毛泽东提出“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意见，中央进而确定的“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方针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一些国防尖端工程，更应首先考虑其隐蔽性。但是，在当时国防部长林彪的极力主张下，过分强调了山、散、洞原则，势必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达不到应有的效益。比如对于生产协作性很强的一些工业，相距有的达数百公里，而且都是在山沟里，联系十分不便，造成工序之间重复倒运，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还收不到应有的效益。很多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尖端技术，深山里的条件显然不适合其发展，从长远来说是不适当的。
其三，投资效益差，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1966到1972年间，无效投资达300多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资金的18%强；而在底子厚、本来能取得很高经济效益的沿海地区，投资却相对严重不足，影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加上政治动乱等因素，造成国民经济一度出现严重迟滞。
注释：
① 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94页。
②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3页。
③ 1964年5月毛泽东谈话记录稿。
④ 周恩来：《关于基本建设的几个问题》（1965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