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著作法文版的翻译、出版与发行*
□文│何明星 俞 悦
[摘 要] 梳理毛泽东著作法文版的翻译、出版、发行等方面的历史脉络和特点，探索毛泽东著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得广泛传播的国际背景；从书籍史角度研究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对于学界多从国家政治、党史领域研究毛泽东思想，是一种丰富和补充。
[关键词] 毛泽东著作 翻译出版 书籍史 中国道路
毛泽东著作各种外文版的翻译、出版与发行，除了英语，其他语种的系统研究一直十分欠缺。一些零散的研究成果，有的侧重在党史领域，有的是以当事人回忆录方式对于相关历史事件进行片段式呈现。其实，对于毛泽东著作各种外文版的翻译、出版、发行研究，不仅涉及中国外文出版事业的发展建设过程，也涉及1949年以来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宗旨、方法、手段的历史变迁，还与所属语言区域国别地区的国际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毋庸讳言。本文即是在传播学理论视野下的一种尝试，将毛泽东著作作为一个特殊的书籍史研究对象，梳理法文版的翻译、出版、发行等的历史脉络，从而发现毛泽东著作在域外传播与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之间的互动因素，为21世纪的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世界传播提供参考借鉴。
一、翻译队伍、出版品种
一是翻译情况。毛泽东著作法文翻译组成立的时间是1961年，因为晚于英文组和俄文组的成立，所以毛泽东著作法文版的对外翻译出版工作，已经有俄文版等翻译出版工作摸索出的一整套工作流程可资借鉴。即要有初译、改稿、核稿、初定稿、外国专家通读、改稿、统一、集体讨论、解决疑难等多道工序，翻译原则是以我为主、中外结合的思路。最初法文组负责人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后来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主任曹若茗担任，之后有王麟进等人先后担任法文翻译组组长。法文组与英文组、俄文组一样，人数规模都在20人左右，多是从外交部、新华社、外文局以及高校等单位抽调的业务骨干。如其中先后加入毛泽东著作法文翻译组的齐宗华、庞浩、胡祥雄、陈用仪、王炳东等人，都是精通法语的定稿专家，有些还是双语、多语种专家，还有一些母语为法语的外籍人士。
毛泽东著作法文翻译组，可以说集中了当时国内法语界最高水平的领导和专家。第一任组长曹若茗，广东中山人，留学法国，193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回国后先后任《新华日报》编委会委员、《新中华报》总编辑、《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央外事组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后在武汉外事处、广东外事系统担任领导，1961年调中联部任毛泽东著作翻译室主任，1962年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齐宗华，女，祖籍山东，生于英国，在巴黎度过学生时代，在孩提时代就当过父母的“法语译员”，后回国在燕京大学完成学业。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外交部工作，曾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被毛泽东称为“齐桓公”的后代，是外交部的杰出翻译家。庞浩长期担任法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的编辑、审稿和定稿工作，经验丰富。王炳东，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主任，长期从事法语翻译教学，曾经先后赴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教授汉语，担任法国拉罗舍尔大学客座教授。法文翻译组专家的高水准，加上毛泽东著作翻译的严格流程，保证了毛泽东著作法文版翻译的质量与水平。
根据笔者统计，最早出版的法文版毛泽东著作是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最后翻译出版的著作是《毛泽东诗词》，法文版翻译出版的时间跨度正好为30年。1949～1958年间，毛泽东著作的法文翻译出版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直到1959年才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翻译出版种类猛增到48种，此后除1962年仅有2种外，基本保持年度10种左右的水平，一直到1971年才大幅下降。30年间累计出版品种合计228种。由于毛泽东著作翻译与出版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尽管个别法语翻译人员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有些变动，但骨干队伍基本稳定，加上各种保障措施，使该时段中国法文外译的翻译、编辑、校对、印刷甚至海外发行网建设，都是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史上发展最快的一段历史时期。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8.0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t检验，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用χ2检验，百分比描述，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其二，进一步完善以保障和激励创新驱动发展为宗旨的专利政策体系。应设置多样化的专利奖励方式，加大资金奖励和政策优惠力度，对专利贫瘠的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企业进行定向帮扶；建立以专利为主要内容的激励创新驱动的绩效评价体系；完善专利评价政策，把高质量专利的产出与运用作为项目投资、科研立项、绩效奖励、职称评定、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各类科技园区申报与认定的重要评价指标。
在这一段时间里，法文翻译力量迅速发展壮大。1953年之前，整个外文期刊、图书的翻译，主要依靠在香港工作的国际新闻局班底，能够规模出版的仅有英文和俄文。1952年年底外文出版社开始组建，集中全国各方面人力资源，增强法文、西班牙文等西文语种的翻译出版力量。1953年毛泽东系列著作法文版就能够形成规模出版。随着法语翻译出版力量的增强，当时作为主要外宣刊物的《人民画报》在1954年开始出版法文版，面向法国以及西非的法语国家大规模发行。1962年1月，原来只有日文、印尼文版的《人民中国》杂志，特别设立法文编辑部，而且法文版的内容根据西部非洲地区的实际情形，与日文、印尼文版的内容有所不同。1963年9月，《中国文学》《中国建设》两本杂志也开始出版法文版。不久电影局的《中国银幕》、全国学联的《万年青》在中、英文版基础上也增出了法文版。1966年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在出版英文版同时也出版了法文版。这么多的专业期刊都能够出版法文版，表明该时期中国法文外译的翻译出版力量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二是出版情况。笔者根据相关档案史料，整理了228种毛泽东著作法文版书目。[1]根据档案统计，228种法文版毛泽东著作（含单行本、语录以及各种开本），其中印数超过10万册的有67种，累计印数达到1699万册（张）。数量增长最快的时间段是1966年之后，各种法文版都有重印。1966年11月法文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到1972年就有4次重印，累计印发册数达到125万册，仅次于英语版《毛主席语录》的印量。一些影响较大的单行本出版量也较大，如《毛主席论人民战争》1967年出版后，在1973年停售之前就重印2次，《毛主席语录》（张贴式）在1968年印发，两个语录的累计印发数量达到82.7万册（张）。
除了外文出版社的法文版毛泽东著作，笔者依据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数据库（OCLC），找到了在法国本土14家出版社翻译出版的35种毛泽东著作。其中法国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品种最多，为11种；其次为马斯贝罗出版社为6种、西格尔出版社（Paris：P.Seghers）为5种；桑德尔出版社（Paris:
d. du Sandre）为 3 种，其余 10家出版社各出版1个品种。最早的一部法文著作是《毛泽东诗（选集）》，1949年由西格尔出版社出版。由于无法看到原书，所以不知道该书收录了毛泽东的哪些诗作。另外，1949年的法文版要早于俄文版（1954）和中国官方英文版（1957），这应该是《毛泽东诗词》众多外文版中较早的一个版本。2008年重新再版的分别是1960年、1967年署名为桑德尔出版社出版的，书名分别是《矛盾论》《论持久战》和《毛泽东论文艺》。根据笔者查证，《毛泽东论文艺》正文内容应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只不过出版时换了个书名。其他类似的还有西格尔出版社的《中国问题》，正文内容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应是相关论著的摘编。穆东出版社（Paris，La Haye：Mouton）1962年翻译出版的《体育之研究》，内容应为“毛泽东语录”相关内容的摘编。巴黎塔廷出版社（Paris：G.Tautin）1974年出版的《民主集中制》也应属于此类内容。
法国马斯贝罗出版社是当时法国较有影响的出版社，根据国图公司的档案记载，该出版社愿意出版发行新中国书刊，但只是限于在发行方面的合作，西格尔出版社、桑德尔出版社等其他几家均属于这种情况。而法国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社则是专门翻译出版中国书刊的出版社，由与法国知名出版社——伽利玛出版社关系密切的罗摩夫人（Mrs. ROMO）出面注册，正式运营时间从1963年8月开始到1967年国内“文革”爆发，前后持续了四年时间。该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法国巴黎的人才优势，专门翻译出版新中国的葡萄牙文、含部分西班牙文图书并对广大葡萄牙语国家发行。[2]根据笔者掌握的档案，法国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社并不承担毛泽东著作法文版的翻译任务，此次检索到以该社名义在巴黎出版的11种法文版毛泽东著作，笔者估计应是国内翻译好的法文本在巴黎发行，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发行量，增强影响力。当时中国国际书店（今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法国办事处靳钟琳主任对于罗摩夫人主持的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社有很多微词，在返回国内的汇报中，多次提到其“拿钱不少，办事不多。书出了多少，发行效果如何，一时都难检查清。这个人表面上也讲点共产主义，亲中国观点，实际上是伸手要钱，有时手段十分恶劣。看来这人不可能是一个长期合作的诚实对象。然在目前尚无出版葡文的其他关系情况下，只能是十分慎重地加以利用”。法国办事处的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从事中国对外文化翻译出版事业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即毛泽东著作的对外翻译出版，是一种具有高度使命感、责任感的政治事业，与当时法国人将中国书刊的翻译出版当作一件文化生意来做是截然不同的。
与之类似的还有法国城市出版社，是专门为了在法国出版发行“九评”文件（与当时的苏联进行国际共运论战的政治文件）所设立的出版机构。负责人为安德森（M.F.N.Andersson），1963年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国翻译出版发行“九评”文件，于是在中国国际书店的支持下，截至1964年8月，翻译出版了9种中国政治理论图书，除“九评”文件外，还有《毛泽东的三篇哲学著作》等著作法文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出版社还办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在国际书店1964年1月20日的支出明细中，除了一名助手的工资，还有45000瑞士法郎支持安德森用于购买小型印刷机。这表明当时国际书店的决心是在法国巴黎坚持设立属于自己的出版、印刷、发行机构，可惜的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坚持下来。
二、法文版毛泽东著作的发行
法文版毛泽东著作的发行，主要是通过当时海外经销中国书刊的各类机构，按照当时的称呼为“同业”。依据法语所使用的国家、地区来分，毛泽东著作法文版主要在两个地区发行，一是西非法语国家，二是法国本土，其中西非法语国家是毛泽东著作法文版发行量最大的地区。
毛泽东著作法文版的翻译、出版和发行，与20世纪50～70年代的国际政治大背景紧密相关。在两个层面值得深入研究。
在毛泽东著作法文版的发行方面，主要是通过推动与当地出版机构之间的合作出版来进行的，即今天所说的本土化策略。如法国办事处1965年8月17日的工作汇报中，将罗摩夫人所主持的法国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三本葡文政治理论著作，分别是《毛主席谈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等外文版出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成绩进行汇报。在工作计划中，提议贝热隆（法文为Régis Bergeron，当时在新华社工作的法文专家，1964年中法建交后接手巴黎凤凰书店管理工作）以凤凰书店名义，在1965年内要出版四本法文书，一本西班牙文书；建议马赛的法中友协建立出版社，1965年出一两本法文书；计划与马斯贝罗出版社合作，在1965年前出两本法文书；建议与马蒂耐斯出版社合作，出版一两本西班牙文书。办事处的靳钟琳主任甚至说服了著名的翻译家、华侨李治华先生与其法国友人组建一个“中国书社”，专门出版中国的现代文艺图书，还建议翻译《红旗谱》和儿童文学《绿色的远方》等两部文艺作品。同时同意法国《旅行与文化》杂志社的申请，明确支持其利用一些中国出版的法文书刊资料，重新编辑出版介绍中国基本情况的法文版《中国手册》。
同一砂组内不同期次浊流沉积扇体间被薄层泥岩或粉砂质泥岩分隔，彼此纵向上不连通，横向上连续性差，这就是井间连通性差、对比困难的原因。
在有关在法国适宜的图书内容方面，有两个案例颇为值得重视：
今天法国大多数读者有了解新中国的愿望，他们要看中国书刊，不是政治性、理论性很强的书刊，而是属于介绍情况、叙述事实一类的书籍。法国《旅行与文化》所以出现了要编辑一本《中国手册》，回答100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动机，主要是反映了在法国客观上有着大量的这种需求。法国一个24岁的女孩子去了一次中国，回来写了一本《不同人的眼里有不同的中国》，曾销售一时。使馆为了应付这种需要，自己编了一本《今日中国》，马斯贝罗出版社销售了3000册，使馆也送出许多，大受欢迎。[3]
可以展望的是，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在不影响基因表达的情况下，人为改变其转录本构成，对玉米性状进行更精细的调控。
在西非等法语地区的发行侧重国际影响。外文出版社的大量法文版毛泽东著作，主要是借助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政治背景对外发行推广的。以阿尔及利亚为例，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起义，经过艰苦斗争，终于在1962年7月3日宣告独立，9月25日建国。由于新中国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给予了全方位的舆论支持，因此1959年2月，法国当局禁止同情和支持阿尔及利亚的《人民中国》法文版在法发行。1959年6月，此前经销中国书刊的法国报刊发行中心借口阿尔及利亚问题，停止了《人民画报》在法发行工作。但这并没有影响《人民画报》法文版出版，“由于瑞士、比利时、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法语读者继续需要，该刊继续出版”。[4]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国际书店不久就与该国的相关机构建立了关系并先后向非洲的阿尔及利亚等西非法语国家派出常驻代表。不久就与阿尔及利亚的30多家书刊发行机构建立了业务关系，其中包括与法国老牌的跨国集团——阿歇脱公司在阿尔及利亚的子公司合作，发行中国出版的法文书刊。表1是1962～1966年中国在阿尔及利亚发行的书刊数量。其数据显示了5年间，包含毛泽东著作在内的中国法文版书刊的经销商、期发量、年度发行数量等成倍增长的趋势。
二是新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策略研究。自1949年开始就一直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对外传播原则，即便是将毛泽东著作的对外翻译出版当作一件十分严肃的政治事件，借助十分有利的国际政治形势扩大发行量的同时，仍然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有限的经济资源为原则，这在毛泽东著作外文版的翻译、出版与发行历史过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其中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特别值得今天对外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充分借鉴。
表1 1962～1966年中国法文版书刊在阿尔及利亚的发行量[5]
毛泽东著作法文版在非洲发行，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存在。根据胡新民的文章记载，一个15人的非洲青年代表团，在1958年7月应邀访华。他们到达北京后即表达了想见毛泽东的强烈愿望，后来中方满足了代表团的要求。会见中，代表团的一些成员随身携带着毛泽东著作并当场请求毛泽东在他们正在阅读的《毛泽东选集》法文版上签名留言。这时，毛泽东讲了一大段意义深刻的话：“所有这些（指毛著——笔者注）仅仅只能作为你们参考。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我们过去吃过亏，照搬外国，就是照搬苏联，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结果只好长征。我们走了很多路，这些路等于地球的轴心，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出来，有12500公里。这以后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要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结合就灵了，打胜仗了！” 2017年9月，几内亚总统孔戴来中国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会议，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道：“我在法国担任学生组织主席时（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几内亚在为经济独立进行斗争。中国的情况和毛泽东思想在这一阶段给了我很大的启迪，也给了很多像我一样的非洲年轻人启迪。”[6]
对于航标灯来说，它的开关一般是由日光阀来控制，通过日光阀的感光装置对周围环境的感应来进行的，日光阀根据每天早上和晚上的光照强度自动开灯、关灯。日光阀是比较脆弱的灯器原件，故障原因也比较多，但对电池的消耗和灯器的使用寿命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合理的开关灯，可以使能源的消耗达到合理的水平。
1965年8月17日，巴黎办事处返回国内的工作汇报中，对于当时中法建交后法国社会的氛围做了如下介绍：中法建交不久……在人民群众中，则绝大多数人是友好的，有了解新中国的愿望。他们对中国今天的事物充满了兴趣，在法国今天社会上仍然流行着一种“中国热”。他们要阅读介绍中国情况的书刊，购买我们艺术出版物，这反映了在客观上确实有一定的需要。读者有需要，官方未限制这是一个颇为有利的形势。
三、结语
在法国坚持贸易发行与本土化策略。根据中国国际书店负责欧美发行的老职工杨洁女士的文章统计，1953年对法贸易额仅为几百英镑，到了1954年就增加到1000英镑，4年后的1958年对法输出图书达到了148119册，贸易额超过了一万英镑。其中法共所主办的巴黎文学社经销份额占到整个法国市场的80%。该社法文图书的长期订单为：包含毛泽东著作在内的政治性书籍每种1000～2000册，文学作品2000～3000册，地理历史类3000～5000册，儿童读物2000～5000册，《人民画报》法文版每期1243份。特别是1964年中法建交后，法国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整个法国社会出现了难得的对华友好气氛。于是在1965年4～7月，中国国际书店和拥有5万个销售网点的法国报刊发行社（NMPP）签订法文版《人民画报》5000份、《中国建设》3000份独家代销协议。这份协议虽然仅仅履行了半年时间，但这些事例显示了包含毛泽东著作在内的新中国书刊在法国发行所长期坚持一贯方针。
这份对法国读者关于中国书刊的阅读需求总结，写于1965年8月，对于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仍然具有启发意义。通过各种方式介绍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是对外传播事业一个永恒的主题。
一是毛泽东著作域外传播的国际背景研究。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国际政治格局的一件大事而备受第三世界国家的瞩目。而毛泽东著作是作为一个百年贫穷积弱的“东亚病夫”，摆脱殖民统治与剥削，成功“站起来”的经验总结，是作为中国革命经验的代表在第三世界广泛传播的。包含法文版在内的毛泽东著作各种外文版，在20世纪50～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寻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热潮里，获得了广泛的影响。这为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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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4] 何明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上下）[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3：118
[2] 何明星.新中国葡萄牙语政治理论图书的翻译、出版与发行[J] .中国出版史研究，2015（2）
[3] 摘自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档案
痊愈:膝关节疼痛完全消失,功能活动正常,可参加一般劳动,随访半年无复发。显效:膝关节疼痛明显减轻,功能活动接近正常。有效:膝关节疼痛有所减轻,功能活动无明显改善。无效:膝关节疼痛无减轻,功能活动无改善。
[5] 何明星.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1949—2009）[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82
[6] 胡新民.“一边倒”格局下的人民外交[J] .党史博采，2018（1）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毛泽东著作的域外传播研究”（16AZD05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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