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非均衡特征及优化的政策选择——基于人力资本投资低水平“陷阱”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人力资本论文,低水平论文,陷阱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追求的重要目标，而持续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之推动经济增长保持较高增速，并且促进经济结构逐步优化，最终达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则是一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劳动力富足，大量要素投入及制度变革，充分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通过“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这一成绩更令世界称为“奇迹”，从而备受关注。
然而，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重大变化，从民工就业难到“民工荒”，从拖欠民工工资到劳资集体谈判，种种迹象表明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时代已经逐步远去，廉价劳动力不能再担当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与此同时，要素市场也经历了相似的转变，持续经济增长带动资源投入的超量需求，出现了经济增长与“煤荒、油荒及电荒”并存的尴尬局面，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显示内在的问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型。
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十七大”报告又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代替了“九五”规划制定以来长期使用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并明确提出“要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
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具有严格的逻辑支持，而且在人类发展史特别是二战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成长路径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美国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实现了世界领先的科技水平，生产处于产业链的高端，造就了“硅谷”深话，更创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举世瞩目的新经济。德国、日本从二战的废墟中迅速崛起，并跻身于世界前列，与人力资本投资都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
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投资，但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是什么？社会应通过什么渠道提高人力资本？在大力倡导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如何划分政府与民间的作用？政府通过教育等手段能否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增长？等等。这些问题需要专门的研究。一方面，需要从理论上探讨人力资本对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要结合我国的经验数据分析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影响渠道，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经验评价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将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接下来第二部分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机制。第三部分实证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作用的特征。第四部分结合国际比较阐述当前人力资本投资缺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挑战。最后是相关政策含义。
二、人力资本投资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导力量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①。经济发展方式有别于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包括单纯的经济增长，还包含结构的优化，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降低消耗、改善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状况以及经济社会自然发展的协调与和谐等各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要求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各方均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密不可分。其一，经济发展需要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提高劳动者收入，突出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而收入水平的提高与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具有重要的正向关系。其二，经济发展需要由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发展现代化的新型产业体系，都需要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总量增长和结构改善。其三，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而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的培育、劳动者素质的培养都离不开各种类型和层次的人力资本投资。
总体来说，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发展转变的过程中具有主导地位，其重要作用的发挥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渠道。
首先，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节约和替代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物质资本数量和低技能劳动力数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这一机制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投入到生产的有效劳动供给增长，产出中劳动的贡献份额增加；另一方面源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使得劳动者能够更加有效地运用各种精密和复杂的机器设备，从而改善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推动资本节约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其次，人力资本的提高能够有力地促进科技的发展，从而发挥综合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作用。在科学技术的发明阶段，高素质劳动力能提出新思想，分析新原理，创造新方法。在创新阶段，高素质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能够将科技与生产、商业相结合，使得科学技术转化为有效的生产力。而在扩散阶段，科技在生产中的大规模运用也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进行消化、吸收。经济发展有赖于人力资本投入，科学家、技术人员、企业家、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的培养都需要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保障。
第三，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一定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能够跨出地域和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吸收和组合各种生产要素，从而发挥国家比较优势，弥补本国资源不足，推动一国的经济的增长。与物质资本相比，人力资本具有更高的能动性，这种自主和能动性可以使得人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组合其他各类资本，从而为一国的经济发展取长补短，这是其他物质资本要素所不具有的特征。
最后，人力资本的提高能够改善生产技术关系，从而使用同等水平或者更少的资源数量，获得更高的产出，并且同时降低生产的外部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是要求以节约资源的方式进行生产，降低生产对资源和能源的损耗，生产技术关系的改善能够降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必须依靠技术管理和生产管理模式的改进，人力资本在其中仍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可以追溯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早在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当时已关注到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斯密曾明确提出：一个国家人民的技能、特长和知识，是这个国家经济增长最强大的机器[1]。19世纪4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也提出了“物质资本”与“精神资本”的概念，他认为，通过教育投资可以使人掌握技艺，最终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产出[2]。
研究发现，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学家们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分析，索洛研究发现物质资本的贡献并不能完全解释一国的经济增长，在各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存在一个残差无法用物质资本来解释[3]，原因在于过去的研究和政策只强调了物的因素，忽视了人的因素，而实际上人力资本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西奥多·舒尔茨则在上世纪60年代正式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概念和人力资本理论[4]，他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对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增强人的智力、技能和体质，而人力资本可以产出“知识效应”与“非知识效应”来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产出的增长。卢卡斯则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与索洛的技术进步概念结合起来，具体化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提出了将人力资本因素真正内生化的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正是由于各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才导致了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5]。
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比，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发展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更具有持续性和生命力，世界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同的发展道路就显著地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国家注重物质资本积累的战略，形成的资本结构是物质资本相对充裕，而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源短缺，这些国家虽然在一定时期赢得了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的相对优势，但其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相对较大，比如部分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失误，导致经济过度依赖物质资本投资，成为值得其他国家引以为戒的经验教训。另一些国家则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的战略，适当调整物质资本方面的提供而大力发展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获得了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的相对优势，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比如从战败废墟中迅速崛起为经济强国的日本和德国，其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两国在经济艰难时期仍然重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准的提高，人力资本开发和投资始终受到高度重视。同样，美国大力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技术力量以及借用别国的技术力量积累本国人力资本存量的战略措施，为美国成为战后经济、科技大国奠定了基础。能否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战略，适时从物质资本依赖型转向人力资本导向型，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从上世纪60－70年代不同国家的经验来看，注重人力资本密集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4.68％，而实施物质资本积累战略的国家则为3.86％，并且进入80年代以后，这一差距明显地进一步扩大[6]。
三、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作用的历史演变：低水平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力资本总体上表现为低水平，呈现四个主要特征：
其一，劳动力众多与低素质劳动力比重过大并存，劳动力资源丰富与人力资本短缺并存。我国就业人口从1978年的40152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77995万人，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是由于教育水平低下，低素质人口又占有相当比重（见图1）。世界通用的衡量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状况的主要指标是成人识字率，尽管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但总体人口素质仍处于低水平状态。2008年我国文盲和半文盲劳动力比例仍然超过5％，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比重占到了27.4％和47.7％，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者的比重仍然不超过20％。我国众多的劳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形成经济增长人口红利的基础，如果普遍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就可以形成潜在的人力资源优势，成为丰富的生产资源。但是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滞后，丰富的一般劳动力一直未能转化为专用的人力资本，现有的人力资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大国而言仍是非常薄弱的。
图1 1978－2008年度中国各类受教育水平劳动力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资讯行，http://www.infobank.cn
其二，相比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本总量② 与人均存量增长低位徘徊并且增速呈放缓态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不断上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22％和1.43％，但是从两者的增长率发展趋势来看，1990年代以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10％和2.08％，之后分别下降到年均2.08％和1.06％，并且在2000年之后呈现出波动变化的特征（见图2）。与物质资本增长率相比，我国人力资本增长率在大部分时间都小于物质资本增长率。
图2 1978－2008年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同图1
其三，人力资本供给与需求出现结构性失衡。我国人力资本供求失衡的状况不仅仅表现为供不应求，还表现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见表1）。民工荒、技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并存表明岗位空缺与人力资本供给存在严重的不匹配状况，岗位大多是需要专门知识或技能的，而闲置的劳动力又基本上是无专门知识和技能，或者所拥有的专业人力资本无法和岗位要求的知识技能相吻合，人力资本供求双方无法在市场上找到一个结合点。这说明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渠道——教育、培训、劳动力迁移和工作变更出现了无法适应需求的状况，包括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错位、课程设计内容转型缓慢、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失衡、应用型教育与研究型教育非均衡等。
其四，政府对教育的公共投入不足，制约人力资本的提升。财政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在各年份之间表现也不稳定，频繁波动且降幅较大。从1996年最高的17.84％降至2005年的13.35％，2007年又回升到14.31％；而在同一时期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稳步增加的，从最低点1996年的11.15％增长到2007年的19.95％，这说明财政支出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另外，财政对教育整体投入不足，如2006年我国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占GDP的2.27％，2008年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占GDP的3％。而国际平均水平是5.1％，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5.3％，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4％[7]。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人力资本状况不容乐观，然而与物质资本相比，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贡献有什么样的差异呢？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分析1978－2008年中国实际GDP、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增长率可以发现（见图3）：GDP增长率与实际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几乎每次经济高涨都伴随着物质资本投资的更大幅增长，经济低迷也伴随着物质资本投资的迅速收缩；而人力资本增长率与GDP的增长波动几乎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从经济结构变动角度来看（见图4），第二、三产业实际GDP增长率也与实际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的波动状况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而二、三产业产值占比的变动率变动幅度尽管较小，但也与实际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而人力资本总量增长率与结构变动指标之间的关系仍然不如物质资本投资变量显著。接下来将通过计量分析考察两类资本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两个方面：经济总量增长以及经济结构转变。
经济增长模型以柯布道格拉斯两要素生产函数为基础，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具体形式为：
K、L、HC、C、MX、IS和oth分别代表物质资本数量、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数量、消费总量、净出口总量、制度因素和其他因素，其中制度因素利用国有单位就业比重来表示，其他因素表示随时间变动而变化的生产技术水平，假设其为
，因此通过对数变换可知：
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物质资本无论是对我国经济增长还是对经济结构转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依赖于物质资本投资的倾向相当显著。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总量增长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对第二产业的产出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从一方面说明我国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于经济的贡献仍然不可忽视，但对第三产业的产出增长和产出份额增加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第三产业劳动力总量可能趋于饱和状态，因此单纯的劳动力数量增加已经无法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从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的作用来看，回归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总量的增加并没有对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第二产业产出及份额增加具有显著影响，表明我国人力资本在整体经济及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发展中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这对于过度依赖于物质资本投资的中国经济转型较为不利，并且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仍然有相当长的一段增长期，如果单纯依赖物质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量的增加，不仅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消耗，而且随着未来15年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而从第三产业的发展来看，其产出及份额增加与人力资本总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相对第二产业较优，目前其产出增加和结构转化更多依赖于从业人员素质（人力资本）的提升，而非人员数量（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并且通过比较
和lnHC三类系数的大小可知，目前影响第三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为人力资本投入量。当然，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本身的生产过程、生产设备要求相对简单，生产具有轻型化特征，并且其中的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产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交通运输、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行业产出本身极其依赖人力资本的投入量，因此人力资本因素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更加凸显。但是由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尚未实现“三、二、一”的结构形态，因此人力资本因素对整体经济的发展的作用仍然无法与第三产业内部的状况相匹敌。
综合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因素对第二、第三产业和我国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处于低水平，而且改革开放30年来这种状况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改变，表明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已经落入低水平陷阱。目前我国经济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转型和适龄劳动力数量未来有所下降的趋势，因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工业化和第二产业产出、结构的转换尤其需要依赖于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降低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发展模式，从而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和“绿色革命”的挑战。第三产业的发展仍然需要保持目前人力资本为主要驱动力的发展模式，加快实现以第二产业主导向第三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形态转变，从而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从整体经济来看，在工业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需要提升人力资本对工业产出贡献的影响，同时保持和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在服务业产值增长中的作用，加大农业产出的科技含量，改革其土地和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
四、当前人力资本投资缺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挑战：国际比较
中国人力资本投资落入低水平陷阱，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必然要求通过要素的粗放投入，经济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高能耗、高资源投入、高污染。然而，通过多年的粗放发展，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累积显著的负面特征，如何评估潜在的问题，则必须通过一系列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来体现。
其一是劳动生产率很低。200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均产值为3678美元，在全世界排名第100位，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具有很大差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4月公布了2009年世界各国最新统计人均GDP主要指标，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创造的人均GDP仍然达到了46381万美元，日本和德国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为3973l美元、40875美元，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和南非，人均GDP也分别达到了8220、8135、6897和5824美元，远高于中国的水平。
其二是单位能耗、物耗高。能耗方面，1980、1990和2001年三个年份中国l美元GDP能耗分别为1.04、1.24、0.49千克油当量，而美国仅为0.47、0.23和0.15，日本则更是低达0.22、0.10和0.08。物耗方面，经对国内12种主要原材料的国民生产总值消耗强度比较，90年代中期我国原材料的强度比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高5－10倍以上，最高达百倍，甚至比印度高2－3倍。从我国绿色GDP统计状况就可以发现，2005－2009年我国绿色GDP占名义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5％以下，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大约浪费了70％的资源环境，由于高能耗、高污染投资的驱动的增长方式使得中国真实经济增长缩水了大约三分之二。
其三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集约型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可以用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率来判断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当贡献率水平低于30％时，经济增长依靠非技术进步因素支撑，属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当贡献率超过50％时，技术进步的因素开始成为产出增长的主要动力，属于集约型经营阶段；当贡献率处于30％－50％之间时，为粗放型向集约型变化的转型阶段。用这一指标来衡量可知，西方发达国家大约在19世纪中期开始走上转型之路，20世纪中期基本完成集约型转换，日本则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迅速实现这一转变，而作为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和台湾省则于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9]。目前，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大约都在70％以上，在发达国家100美元的产值中物质成本只占20％～30％，其余70％～80％都是科技文化创造的，新产品、新技术已经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主要动力源泉。但中国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却长期存在并且很难扭转，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目前仍然达50％以上，而发达国家都在30％以下，美国、日本则仅为5％左右，占固定资产投资40％的设备投资中，有60％以上要靠进口来满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依赖进口。
其四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不匹配。经济增长需要依赖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并且尤其需要两种资本的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一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只进行物质资本投资，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即使它能够获得先进的物质资本，也会由于缺乏合格的技术人才、管理专家和操作人员，而使物质资本投资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从而降低物质资本投资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物质资本投资越多，它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差距就越大，从而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率就越低，新增加的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少，经济增长必然要采取资本投入多、有效产出少、经济效率低的粗放型方式。相反，如果只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没有相应的物质资本投资，经济中也会由于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与凝结了较多人力资本的劳动力相结合，而导致人力资本相对过剩，使那些受过较多教育和训练的劳动力只能从事简单劳动，并出现失业现象。这样，人力资本投资越多，其投资边际效率也就越低，缺乏物质资本便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9]。
比较世界主要国家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状况可以发现，我国重视物质资本投资而忽视人力资本投资的情况却比较显著。从2001年到2008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均值为38.6％，在统计的国家中处于最高水平，而受高等教育人数比重为6.55％，在统计国家中处于较低水平，这比最低水平的印尼高一个百分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匹配度程度不仅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也低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各国的经验表明，要使得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必须保持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共同发展。英国在18世纪末就是当时世界上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各个层次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德国从腓特烈大帝开始建立了基础广泛的初等教育体系和当时世界上理工科方面最好的大学，此后德国经济便有了迅速的发展。瑞士、荷兰等国也都是先有教育的发展，才有19世纪末迅速地向工业化迈进，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并且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推动力，也是落后国家或地区摆脱贫困、实现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比较各国发展历史经验和各国的资本配给状况，中国目前这样一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结构模式显然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型极为不利，投资方式和投资结构必须要改变只重视投资的数量忽视投资质量的状况，改变只重视新增投资忽视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的理念，由只重视物质资本投资转为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
其五是收入分配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结构不合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滞后于物质资本，主要原因来自人力资本投资数量的不足，以及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并且这种不合理性与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
从人力资本投资总额来看，1994年到1997年我国教育投入增长率经历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之后基本维持在年均17％的增长水平，没有持续增长；政府教育投入增长率则呈现一个平缓的U型发展过程，到2005年之后才开始出现略微的增长；而居民教育投入增长率则表现为持续下降，对整体教育投入的增长率没有起到正向的作用。这样一种教育投入增长率变动状况与我国同期国民收入分配方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从1994年到2007年，我国居民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其增长率基本表现为负，收入份额的缩小，使得家庭的私人人力资本投资支出成为一项相对加重的负担，制约了教育投入中私人投入的增长；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尽管表现为逐年增长，但是由于政府教育支出并未随政府收入同步增长（见图5），因此对于居民教育投入增长缺失的弥补仍然不足。多重因素导致了我国现阶段教育投入增长缓慢。
图5 1994－2007政府与居民收入份额变动率和教育投入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10》以及白重恩，钱震杰（2009）[10]
从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来看，从1993年到2007年，由政府进行的教育投资份额从81.9％下降到了68.2％，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4％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为6％，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埃及、巴西、墨西哥等都比我国高。同时期居民教育投入的份额则从8.2％上升到17.5％，社会教育投入的份额从9.9％上升到14.3％，居民、企业和社会其他非政府单位的人力资本投资负担不断加重，这一状况与其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状况极不相称。改善我国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入的比重必须要政府承担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责任，降低家庭教育投资的负担，尤其对于家庭收入较低的贫困地区，或学费负担较重的贫困家庭，政府需要增加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得中国的整体经济在人力资本投资普遍增长的情况下持续增长。政府人力资本投资数量的增长和结构的改善不仅有利于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除了教育投资以外，增加其他人力资本投资也是必需的，包括通过卫生体制的改革，增加公共卫生支出的效率，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其他人口流动政策的改革降低人口迁移成本，从而提高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力资本增长；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和成人教育，从而增加劳动者实用技能水平，适应市场的实际需求。通过增加多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改善投资内部结构，从而使得我国的人力资本状况与物质资本状况更加匹配。
其六是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人才需求结构错位。依据全国2001－2008年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我国除了技术类以外的劳动力，只有硕士以上的求人倍率超过1，特别是大专和大学毕业劳动力的求人倍率最低，其均值分别为0.83和0.87（表3），表明近几年来非技术劳动力需求小于供给的现象比较显著，而且这种状况在近期几年基本没有明显的逆转趋势。同时，从不同技术等级劳动力的求人倍率平均值状况来看，具有技术等级的劳动力均呈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并且技术等级较高的劳动力其供给不足的状况更为显著，具有职业资格一级证书的劳动力其求人倍率达到了1.9，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劳动力在2008年更是高达2.29，这一状况表明技能型劳动力目前仍然无法满足产业结构转型的需要，随着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的进一步升级，技能型劳动力供给存在瓶颈的状况在短期内可能仍然无法得到迅速缓解。对比大专及大学毕业劳动力供求的状况可以发现，全国劳动力结构存在的学历和技能供给非均衡的状况，可能是影响未来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平衡的重要原因，目前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人才需求结构存在较大的错位。
五、规避人力资本投资低水平“陷阱”的政策选择
结合前面的分析，对于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几点政策建议，重点在于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导向。
（一）明确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促进当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人力资本投资则是实现这种目标的重要手段。我国应强化人力资本投资的地位和作用，树立人力资本投资意识，确立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物质资本可以购买或引进，而人力资本的综合提升则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本投入积累，单纯靠引进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尤其是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刻，应明确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作用，切实将经济发展由要素投入的粗放增长转移到依靠人力资本投资的集约型发展上来。
（二）切实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教育的发展直接决定人力资本的存量的质量，从而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良性转变。经济理论表明，教育具有正外部性，政府对教育投入能够弥补市场对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而且发达国家对教育投资保持较高水平，确实在推动人力资本提升及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型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我国当前的教育投入还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作为人口大国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较大的国家，政府在教育方面应承担更多的角色，在增加总量投入的同时，通过区域教育投资的合理规划，缩小地方教育投资的差距，提升教育供给的质量，逐步实现全国教育机会的均等化，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均衡发展。
（三）放宽市场准入制度，发展多种形式的民间人力资本投资模式。
民营资本是政府之外另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需要依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相应的制度创新，引导民营资本进入人力资本投资领域。一方面，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稳步放宽市场准入制度，大力发展民营教育，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增长，同时，形成公立及私营并存的多层次教育体系，丰富居民的教育选择。另一方面，要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在加大普通教育投资的基础上，注重企业在职职工职业教育、技术培训的重要作用，利用专业化和非专业化的、脱产的与业余的技术练兵和学习更新知识等多种形式与手段，使人力资本得到保值与增值，提高职工的综合素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助等手段，提高企业居民的参与水平。
（四）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居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除了政府、企业的力量外，决定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在于家庭的收入水平。尽管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高速水平，但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却越来越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导致私人对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因此，应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提高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同时通过税收等二次分配手段，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以此促进家庭人力资本的投资增长。
（五）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推行投资绩效评价机制改革，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率。
上述政策侧重于政府、居民、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投入，但如何评估其投资效率，特别是政府的投资效率评价则是保证人力资本质量稳步上升的关键。当前我国正在推行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相应的绩效评价机制还没有建立，为此，需要稳步推进相关改革，形成一套适合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绩效评价指标，以此实现投入产出效率最大化，促进人力资本质量的快速提升。
注释：
① 资料来源：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_4.htm.
② 以受教育年限来计算人力资本总量，方法如下：人力资本总量＝16大学专科及以上就业人数＋12高中就业人数＋9初中就业人数＋6小学就业人数＋2文盲半文盲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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