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摘 要：“思想”和“哲学”是从事哲学研究时经常遇到的两个概念。然而，“思想”和“哲学”何以可能？两者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大致来讲，“思想”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乃经过理性思考而得出的相对稳定性的理论。“哲学”作为一门“爱智慧”的学问，乃基于对“思想”的反思而在超越层面研究“事实”与“价值”的学问。真正的“思想”之“自由”乃“思想”遵从自己设定的“规则”，故“哲学”应为“思想”设定“规则”，即“立法”。因此，二者的关系是：“思想”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源于“思想”；“哲学”为“思想”“立法”，“哲学”是“思想”的“首脑”。
关键词：思想；哲学；自由；基础；立法
“思想”和“哲学”是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从事哲学研究经常遇到的两个概念。然而，“思想”与“哲学”何以可能？两者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而且，“思想”与“意见”有何不同？“理念”与“观念”又有何不同？“思想”之“自由”如何实现？这些问题却常常被哲学界“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不仅哲学界以往缺乏相关探讨，甚至至今对此亦不敏感。实际上，这些问题乃哲学研究甚至整个学术研究之基础性问题，故哲学界理应对其深入探讨并予以厘清。
一、思想何以可能
毋庸置疑，人虽属于广义的动物，但人确实与一般动物有别，而根本区别在于人有“思想”。也就是说，尽管“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人”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动物，因为“人”有感性认识和理性思维，即，“人”比动物“多出”“思想”这样一个特征。由此可说，“人”的本质属性即为“思想”。在笛卡尔看来，尽管人亦有“形体”，但“形体”并不标示人的本质，而只有“思想”方反映人的本质。他说：“我是一个本体，它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之所以是，并不需要地点，并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这个使我成其为我的灵魂，是与形体完全不同的，甚至比形体容易认识，即使形体并不是，它还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它。”[1]28他还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属于我的本质，只知道我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或者是一个本身具有思想能力的东西。”[1]76也正是在此意义下，我们常说人是理性的动物。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其乃“古老的成见”，故而哲学界常认为其“无关轻重”。实际上，这个“古老的成见”非常重要，故哲学界“须常常记住”这个“老信念”。黑格尔说：“人兽之别就由于思想，这句话在今天仍须常常记住。”[2]上卷,7-8他还说：“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由于人有思想，已经是一个古老的成见，一句无关轻重的旧话。这话虽说是无关轻重，但在特殊情形下，似乎也有记起这个老信念的需要。”[3]38不过，在进行哲学研究时，仅停留于“常常记住”这个阶段并不够，还需要对“思想”这个“人”的本质做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进一步”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何谓“思想”？就词性来讲，“思想”分为动词与名词两义。就作为动词讲，它指“思考”“思维”；就作为名词讲，它指“思考”“思维”的成果。关此，笛卡尔说：“思想这个名称，是指一切在我们心里、被我们直接意识到的东西。因此一切意志活动、理智活动、想像活动和感官活动都是思想。可是我又加上直接二字，来排除那些跟随、依附我们思想的东西，例如有意的行动，它实际上是以意志为它的本原的，本身并不是思想。‘所以行走并不是思想，而是我们对自己在行走这件事的知觉或认识’。”[1]84那么，是不是人随时随地的“所思所想”都可称为“思想”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随时随地的“所思所想”只是作为“感觉”“印象”“念头”“想法”的“意见”，而“思想”指人们基于理性思考而得出的相对稳定性的理论。具体来讲，“意见”与“思想”有如下之别：其一，生理基础不同：“意见”源于感性器官即“天官”，“思想”源于思维器官即“天君”。荀子说：“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4]其二，内容性质不同：“意见”为表达具体感受的零散的“感觉”“印象”“念头”或“想法”，“思想”为经过理性思考的表达一般原则的系统化的理论。其三，形式特征不同：“意见”在形式上通常是不稳定的，甚至是转瞬即逝的；“思想”在形式上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黑格尔认为，“意见”只与事物有关，而“思想”则触及本质。他说：“真实的思想不就是关于事物的意见，而是事物本身的概念。”[5]15
进而，“进一步”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思想”何以可能，即，“人”为何会有“思想”，因为这是一个前提性问题，否则便失去了探讨“思想”的必要。关此，通常的、合理的观点是，“思想”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乃“人”的自然属性，它乃不可否认的、经验性的事实，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存在。换言之，这个问题涉及人类起源问题，而关于人类起源不外乎两种回答：一是“上帝造人”，即上帝使人类成为可能；二是“猴子变人”，即生物进化使人类成为可能。令人欣慰的是，无论哪种回答，它们均不否认“思想”乃“人”的本质属性。因此，海德格尔说：“人却被视为能思想的动物。人有理由被看作这样一个东西。因为人是理性的生物。而理性，即ratio，是在思想中展开自身的。作为理性的生物，只要人愿意，他是必定能思想的。”[6]关于“思想”乃不可否认的、经验性的事实，李泽厚也说：“人活着就有‘想’。睡觉作梦，也还在‘想’：在梦中吃饭做事，奋搏逃奔，离合悲欢。这不就是‘想’么？‘至人无梦’，这‘至人’当是一念不生，一尘不想，免除和杀死一切想、梦的人？”[7]3
在确定了“思想”何以可能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思想”的对象和形式。关于“思想”的对象，学术界多从微观上着眼，所以便有所谓“经济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等诸多说法。显而易见，这种分类过于琐碎和具体，从而有失普遍和抽象，故它难以反映“思想”的对象的整体性。其实，若从宏观上讲，或就哲学层面讲，“思想”的对象不外乎宇宙人生，而宇宙人生乃由“事实”与“价值”构成，故“思想”的对象即为“事实”与“价值”。很显然，这样一种视角颇受休谟“发现”的启发。休谟认为，尽管“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紧密相关，但无法由“事实判断”推演出“价值判断”，因为“价值”是异于“事实”的独立现象。他说：“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8]由休谟的“发现”可知，“事实”与“价值”乃相异的独立现象，它们共同构成了宇宙人生总体。因此，如果说“思想”以这两种现象为对象，那么便可化解从微观着眼之琐碎和具体，实现从宏观着眼之普遍和抽象，从而反映“思想”的对象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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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意见”与“思想”的形式特征并不相同：前者是不稳定的甚至是转瞬即逝的，后者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具体来讲，“意见”指人们对于“事实”与“价值”之零散的、部分的认识，其表达形式即为“意见”。“感觉”“印象”“念头”“想法”等即为“意见”的表达形式，它们从不同角度表达“意见”。“思想”则不同，它作为人们基于理性思考得出的相对稳定性的理论，通常需要通过“观念”表达。所谓“观念”，指人们对于“事实”与“价值”之综合性、整体性的认识。很显然，“观念”与“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所谓“联系”，指其对象相同，均为“事实”与“价值”；所谓“区别”，指“思想”多为理论，而“观念”仅为认识。关此，笛卡尔说：“观念这个名称，我理解为我们每个思想的那种形式，我们是凭着对那种形式的直接知觉进而意识到这些思想的。因此，我理解我所说的话时，一定是我心里有我的话所指的东西的观念，否则我就不能用话来表达任何东西。所以我用观念这个名称来称呼的，并不是那些仅仅描绘在幻想里的形相；正好相反，我不用这个名称称呼它们，只要它们是在形体的幻想里面的，就是说，是描绘在大脑的某些部分里面的；我称之为观念的，只是那些向心灵本身报信的形相，是心灵本身在支配着大脑的那个部分。”[1]84-85不过，“观念”并不是“思想”的基本单元或“细胞”，因为“观念”还需要通过“概念”来表达，因此，“思想”的基本单元或“细胞”实质上是“概念”。所谓“概念”，指人们对于“事实”与“价值”之性质的基本概括。
非常重要的是，“思想”的本质特征是“自由”。而且，与“思想”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一样，“自由”作为“思想”的本质特征，亦乃不可否认的、经验性的事实。笛卡尔认为，唯有“思想”是完全自由的，此外人们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他说：“永远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总之，要始终相信：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以外，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完全由我们作主。”[1]21正是在此意义上，西方有一句名言：“不自由，毋宁死。”[9]那么，何谓“自由”呢？康德认为，“自由”作为“思想”的“前提”，具有“不为外在影响所规定”和“自己是自身原则的泉源”两方面的规定性。即，所谓“自由”，并不是指肆意妄为，因为这样人便成了欲望和冲动的奴隶，而是指“自主”的行动，即人遵从人为自己设定的“规则”。他说：“理性自身在它既是积极自由又是消极自由的前提下，必然地起着作用。它的前提必定是，一则不为外在的影响所规定，二则其是自身原则的泉源。如若一个主体认为他的判断不为理性原则所规定，而被外在冲动所规定，他就不能承认这些判断是自己的。……从实践理性的观点看来，每个理性动因都必须设定他的意志是自由的。自由是一切行为和思想的必然前提。”[1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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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哲学”是“可学”的，它基于人类理性而建立。此相对于宗教而言：宗教是“可信”的，它基于信仰而建立。黑格尔说：“哲学是探究理性东西的，正因为如此，它是了解现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的，而不是提供某种彼岸的东西，神才知道彼岸的东西在哪里。”[5]10其二，“哲学”是超越的，它研究“事实”与“价值”之超越层面。此相对于具体科学而言：具体科学探究的是形而下世界的具体问题，所追求的是具体知识和具体价值；“哲学”探究的则是形而上世界的一般问题，所追求的是知识根源和终极价值。海德格尔说：“哲学活动就是询问那超乎寻常的事物。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这种发问对自身有一种反冲力，所以，不仅所问的东西是超乎寻常的，而且发问自身也是超乎寻常的。”[15]其三，“哲学”是相对的，此相对于人类理性而言：一个方面，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理性可以建构哲学，因此“哲学”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另一个方面，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尽管理性可以接近真理，但永远不会终结真理，故“哲学”是永恒发展的[14]。总之，“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既不同于宗教神学，亦不同于具体科学，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二、哲学何以可能
何谓“哲学”？“哲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基本含义是“爱智慧”或“智慧的朋友”。基于此，人们常通俗地将“哲学”解释为一门关于热爱和追寻智慧的学问。大体上讲，这种解释是不错的，但这一解释过于宽泛而有失具体，因为“智慧”还包括宗教和诸种具体科学。因此，熊十力对“哲学”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提出“哲学”乃以“建本立极”为宗旨的“形而上学”。他说：“哲学是智慧的学问，非仅在知识上用功，可悟一贯之理。……所以于科学外，必有建本立极之形而上学，才是哲学之极诣。哲学若不足语于建本立极，纵能依据一种或几种科学知识出发，以组成一套理论，一个系统，要其所为，等于科学之附庸，不足当哲学也。”[13]331-332基于熊十力的上述解释，可以为“哲学”下一个定义：“哲学”为在超越层面研究“事实”与“价值”的学问，或者说，“哲学”为研究“事实”与“价值”之超越层面的学问[14]。具体来讲，这个定义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哲学”的属性是一门“学问”，是一种“爱智之学”或智慧之学。即，它是基于人类理性对于“智慧”爱好和追求的知识，在此意义下，它与一般的学问并无不同。其二，“哲学”的对象是“事实”和“价值”。不过，一般的学问以具体“事实”或“价值”为对象，“哲学”则以总体“事实”或“价值”为对象。其三，“哲学”的问题意识是“超越”即超越现实的。即，一般的学问是“形而下”的，而“哲学”是“形而上”的。
正因为“思想”的本质特征是“自由”，故“思想”便是人类创造活动的源泉。或者说，“思想”是“创造”的“源头”，“创造”是“思想”的实现。关此，亚里士多德说：“关于制造过程，一部分称为‘思想’，一部分称为‘制作’——起点与形式是由思想进行的，从思想的末一步再进行的工夫为制作。” [11]137进而，“创造”并不止于形下世界，创造具体的器物和价值，此为科学层面；亦会涉及形上世界，创造普遍的原则和价值，此为哲学层面，因为人的“思想”可由具体的“此岸世界”“解脱”出来，进入超越的“彼岸世界”，即从“形下世界”进入“形上世界”。黑格尔说：“思想所穷探其深度的世界是个超感性的世界，这个世界首先就被看作一种彼岸，一种和直接意识和现前感觉相对立的世界；正是由于思考认识是自由的，它才能由‘此岸’，即感性现实和有限世界，解脱出来。”[12]重要的是，“形上世界”可为“形下世界”提供理据。由此来讲，“思想”可谓世界的“本质”，亦可谓世界的“本原”。黑格尔说：“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被赞美为第一个说出这样思想的人，即：心灵(nus)，思想，是世界的本原，世界的本质须规定为思想。这样，他就奠定了一个理智的宇宙观的基础。”[2]上卷,31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哲学”作为一门学问何以可能呢？或者说，人类历史上为何会出现“哲学”呢？从理论上讲，究其根源，人类既是“有限性”的存在，又是“无限性”的存在，人乃“有限性”与“无限性”之张力的统一体，而正是这种张力促生了人类对于智慧的热爱和追求，进而促生了作为“爱智之学”或智慧之学的“哲学”，从而使“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成为可能。质言之，作为“有限性”的人对于“无限性”的追寻促生了“哲学”。关此，蔡元培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此哲学所由起也。”[16]具体来讲，“哲学”的可能性在于人类对于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叩问”。李泽厚说：“总有人要问人生意义这个本无可答的问题，毕竟人也有权利来问这问题，而哲学的可能性就在于人有权利叩问人生，探寻命运，来作出属于自己的决定。”[7]4而且，正因为“哲学”起源于对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叩问”，故最初“哲学”往往与神话“混合”在一起，因为“神话”乃“了解世界的原始的尝试”。在此意义下，甚至可以说“哲学”起源于“宗教”。黑格尔说：“科学和哲学可以说起源于宗教，或者毋宁说，起初科学、哲学和宗教是一回事：神话是了解世界的原始的尝试。”[17]
尽管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哲学有不同内容，但就“哲学”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来讲，内容大致是明确的、具体的、共识的，即，包括“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人生论”等几个部分：“本体论”指对宇宙和人生之根本进行探究，因为人类有“追根溯源”或寻求超越的特性。“宇宙论”指对宇宙生成与发展进行探究，因为人类是宇宙的一部分。“知识论”指对宇宙和人生之认知进行探究，因为人类要生存和发展，需要了解宇宙和人生。“人生论”指对人生及其价值进行探究，因为人类必须要面对人生和死亡。当然，上述几个部分名称未必完全相同，而且它们还可再分为若干分支。关此，胡适认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哲学”包括多方面内容，诸如“宇宙论”“名学”或“知识论”“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等[18]。冯友兰的观点与胡适的观点大体相当。他说：“以现在之术语说之，哲学包含三大部：宇宙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世界之道理’(A Theory of World)；人生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人生之道理’(A Theory of Life)；知识论——目的在求一‘对于知识之道理’(A Theory of Knowledge)。此三分法，自柏拉图以后，至中世纪之末，普遍流行；即至近世，亦多用之。“哲学”之内容，大略如此。就以上三分中若复再分，则宇宙论可有两部：一是研究‘存在’之本体及‘真实’之要素者，此是所谓‘本体论’(Ontology)；二是研究世界之发生及其历史，其归宿者，此是所谓‘宇宙论’(Cosmology)(狭义的)。人生论亦有两部：一是研究人究竟是什么者,此即心理学所考究；二是研究人究竟应该怎么者，此即伦理学(狭义的)政治社会哲学等所考究。知识论亦有两部：一是研究知识之性质者，此即所谓知识论(Epistemology)(狭义的)；二是研究知识之规范者，此即所谓论理学(狭义的)。”[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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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内容，“哲学”形成了独特的表达形式，即，“哲学”非常重视“概念”，因为“哲学”须通过“概念”表达，故“哲学”离不开“概念”[20]。在此意义下，“概念”乃“哲学”的基本单元或“细胞”，而“哲学”可谓关于概念之关系的表达。熊十力说：“凡玄学所表者，只是概念与概念之关系，而佛学尤为玄学之极诣。故短于分析作用者，于各个概念间相互的关系，即义理分划之不可淆混者，乃常不能明辨，而陷于混沌状态矣。”[13]88或者说，“哲学”即是关于概念的“游戏”，“哲学”的任务在于创造“概念”。金岳霖说：“哲学是概念的游戏。……哲学本来就是这样的一门学问。”[21]李泽厚也说：“哲学作为视角和路的探寻者，便只是某种观念、概念的发明者和创造者。”[7]8实际上，整个人类哲学史就是哲学概念的历史，因为所有哲学学说均须通过概念表达。例如，黑格尔所建构的庞大的哲学体系即是通过“绝对精神”“存在”“本质”“意识”“精神”“道德”“伦理”等系列概念表达的。不过，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哲学”所使用的“概念”并非一般的“概念”，即非前述“思想”所对应的“概念”，而是指作为“理性概念”的“理念”。具体来讲，所谓“理念”，指上升到理性高度即“理性化”的“概念”，即对于“事实”与“价值”性质之超越层面的基本概括。由此来讲，“理念”实比“概念”进了一层，而这“进一层”是指由实然的“形而下层面”进到超越的“形而上层面”。因此，如果说“概念”是“哲学”的基本单元或“细胞”，实质上是指“理念”乃“哲学”的基本单元或“细胞”。
上文分别探讨了“思想”和“哲学”两个概念，那么，此时的问题是，“哲学”与“思想”是什么关系呢？概而言之，二者乃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关系，而区别和联系可分别就“对象”和“形式”两方面言说。就“对象”来说，如前所述，宇宙人生无外乎由“事实”与“价值”构成，故“思想”的对象不外乎“事实”与“价值”，“哲学”的对象亦不外乎“事实”与“价值”。不过，“思想”研究的是“事实”与“价值”的实然的“形而下层面”，“哲学”研究的是“事实”与“价值”的超越的“形而上层面”。正是在此意义下，黑格尔说：“哲学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 而内容就是整个存在。”[23]93由此来讲，“哲学”并没有自己的专有对象，其对象与“思想”的对象其实是“公共”的，只不过二者着眼于对象的层面不同。就形式来说，“哲学”与“思想”研究对象的异同决定了其表达形式的异同：如果说“思想”通过“观念”来表达，基本单元和“细胞”是“概念”，那么，“哲学”则通过“概念”来表达，基本单元则和“细胞”则是“理念”——“理性概念”。“理念”与“概念”有同又有异：“理念”属于“概念”，但又高于“概念”；“理念”虽亦是“概念”，但它更为理性化，亦更具有抽象性和深刻性。而且，“哲学”比“思想”更注重系统性，“哲学”必须为一个理论体系，而“思想”则未必为一个理论体系。
三、哲学如何为思想立法
就“哲学”的形式看，“哲学”不仅重视“理念”，而且非常重视理论体系。康德说：“依据理性之立法的命令，吾人所有之纷歧知识不容纯为断片的，必须构成一体系。仅有如是，始能促进理性之主要目的。我之所谓体系，乃指杂多之知识在一理念下之统一而言。”[22]570具体来讲，一个完整的哲学学说，通常是针对某个问题，立足于基本“理念”，派生出系列从属“理念”，通过推演、论证，最后得出结论的体系。因此，康德还说：“哲学乃一切哲学的知识之体系。”[22]573李泽厚也认为，不同哲学学说内容虽有异，但均须具有“系统性”。他说：“虽‘同归’，却‘殊途’。‘途’即是路，也是视角，这也就是哲学。哲学只是路的探寻者，视角的选择者。是‘路’、是‘视角’，便可能有某种全面性和‘系统性’，而不是随感或杂谈。”[7]4总之，与所有哲学学说都表达为理念体系一样，所有哲学学说亦都表达为理论体系；如果没有理念体系和理论体系，一种学问便不能称为“哲学”。质言之，一个哲学学说必须是一个周延的、“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例如，黑格尔以“思维与存在关系”入手，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理念，通过“逻辑”“自然”和“精神”三个阶段的论证，分别表达了纯粹概念转化、超越自然界束缚、回到“绝对精神”自身的过程，从而构建起庞大而严密的理论体系[3]。
既然“哲学”为对“思想”的“反思”，那么“哲学”如何“反思”“思想”呢？或者说，“哲学”“反思”“思想”的具体路径是什么呢？总的讲，“反思”乃由“哲学”到“哲学”与“思想”对立再回到“哲学”的过程——首先，确立“哲学”的主体性；其次，确立“思想”的客体性，从而形成“哲学”与“思想”的对立；最后，主体性与客体性对立统一，从而形成“哲学”对“思想”的融合。质言之，“反思”表现为从主体到客体再到主客体融合的过程。若借用黑格尔的理论讲，“反思”包括“建立的反思”“外在的反思”和“进行规定的反思”三个阶段。所谓“建立的反思”，指离开对象“返回”自身，“回归那样的直接性”，“建立”起“我”这个主体性概念。在这个阶段，“自身”和“非自身”处于统一体中。所谓“外在的反思”，指把对象当作外在的东西，而主体性概念“我”乃是“观察者”或“比较者”。在这个阶段，“自身”与“非自身”处于相互对立状态。所谓“进行规定的反思”，指主体性概念“我”思考对象时不是外在的，而是对概念本身内在的思考。在这个阶段，“自身”通过扬弃“非自身”而重回“自身”，实现了“否定之否定”。若对应地讲，“建立的反思”为“哲学”之抽象的自身同一，“外在的反思”为“思想”之外在的同一与差异，“进行规定的反思”则上升为“哲学”与“思想”之具体的同一[2]下卷,15-20。总的讲，黑格尔的理论虽然宏观而有失具体，但却揭示了“哲学”“反思”“思想”的根本脉络。
2.2.3 封闭式景观配置模式。垂直面上利用乔、灌、草形成多层次植物群落，整体空间顶部开敞，垂直视线不通透，私密性较强，仅通过林间小路联系各处，称为封闭式景观。该景观以生态功能为主，槭树多片植，与常绿树种以及其他彩叶植物组成彩叶专类园，形成“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壮丽景观。典型配置模式：①乔灌草型,华北五角枫+血皮槭—红枫(鸡爪槭)—毛杜鹃(牡丹)—常春藤(麦冬)；②乔灌型,广玉兰+五角枫—红枫(鸡爪槭)—南天竹。
之所以如此，在于“哲学”乃对“思想”的“反思”，即“哲学”产生于对“思想”的“反思”。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说法与前述之“哲学”的可能性并不矛盾，因为后者讲的是“哲学”之“发生”的理性基础，前者讲的是“哲学”之“产生”的具体途径；“发生”与“产生”是不同的：前者指原来不存在事物的出现，后者指从已有事物中形成新事物；前者凸显的是“根本”的含义，后者凸显的是“派生”的含义。那么，何谓“反思”呢？所谓“反思”，基本含义就是“反过来思考”，指主体对“思想”本身进行“再思想”的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在“反思”活动中，“思想”不再是思考的“主词”，而变成了思考的“宾词”。黑格尔说：“本质自身中的映象是反思。”[2]下卷,8由此可以说，“哲学”是关于“思想”的学问，因为“哲学”以“思想”为对象。黑格尔说：“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3]38具体来讲，“哲学”并不直接研究“事实”与“价值”，而是研究关于“事实”与“价值”的“思想”。黑格尔说：“哲学的事实已经是一种现成的知识，而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3]7如此讲来，“思想”乃“哲学”的基础，“哲学”基于“思想”而建立。黑格尔说：“形而上学曾经是关于世界的科学大厦，而那又是只有由思想才会建造起来。”[2]上卷,47由此来讲，前文关于“哲学”与“思想”关系两个方面的论说仅是现象的，而“哲学”为对“思想”的“反思”这样一种论说才是本质的。
橡胶参数为硬度HS50时各项力学参数，根据整车弯曲工况的推力杆受力情况，利用管柱的平均应力计算出轴向力并考虑安全设计系数，在ABAQUS中的轴向力值为240 kN[3]，约束推力杆一端销轴，再另一端销轴施加面载荷，整体应力云图如图4所示，根据计算结果推力杆各部件应力见表1。
由上述可见，“哲学”总体上“高于”“思想”。不过，历史地看，“思想”却先在于“哲学”，即，“思想”为早出，而“哲学”为晚出。海德格尔认为，在苏格拉底之前，只存在作为“爱智慧”的“思想”，并不存在作为“爱智之学”的“哲学”。只是到了苏格拉底时代，“热爱”成为人类“刻意”的追求，才出现了作为“爱智之学”的“哲学”。海德格尔说：“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还没有philosophia(哲学)一词。一个aner philosophos不是一个‘哲学的’人。……现在，思想才成为‘哲学’了。……走向‘哲学’一步，经过诡辩论的酝酿，最早是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完成的。”[24]雅斯贝斯则认为，就“轴心时代”来看，当时的几大文明几乎同时开始探寻根本问题和“超越存在”，通过“反思”“思想”实现了由“思想”到“哲学”之“超越的突破”。质言之，在“轴心时代”才出现了“哲学”，而“思想”早已经存在了。他说：“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寻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这一切皆由反思产生。意识再次意识到自身，思想成为它自己的对象。”[25]这样讲来，“哲学”虽然“高于”“思想”，但却晚出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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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真正的“自由”指“自主”的行动，即人遵从人为自己设定的“规则”，亦即“思想”应遵从人为自己设定的“规则”。很显然，这样一种说法的前提是，“思想”应为自己设定“规则”，即为“思想”自身“立法”。康德说：“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是目的王国的成员，虽然在这里他是普遍立法者，同时自身也服从这些法律、规律。他是这一王国的首脑，在他立法时是不服从异己意志的。”[10]86在此，所谓“思想”为自身设定“规则”，实指“哲学”为“思想”“立法”，因为“哲学”属于“思想”，而又“高于”“思想”，为对“思想”的“反思”。因此，康德说：“哲学乃一切知识与人类理性之基本目的(Teleologia rationis humanae)相关之学问，哲学家非理性领域之技术家，其自身乃人类理性之立法者。”[22]574在此意义下，如果说“思想”是一个组织的“成员”的话，那么“哲学”则既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更是这个组织的“首脑”。康德说：“每个有理性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要把自己看做一个由于意志自由而可能的目的王国中的立法者。他既作为成员而存在，又作为首脑而存在。”[10]86正因为如此，尽管“哲学”与“思想”紧密相关，但二者又确有重大区别。黑格尔说：“哲学思维无论与一般思维如何相同，无论本质上与一般思维同是一个思维，但总是与活动于人类一切行为里的思维，与使人类的一切活动具有人性的思维有了区别。”[3]38
具体地讲，“哲学”为“思想”“立法”可从“道技”或“体用”两个方面考虑。
一是“技”或“用”的层面，它又分为两个方面：其一，维护“思想”之“自由”的权利。“思想”乃人的本质属性，而作为“有限性”的人对于“无限性”的追寻促生了“哲学”，故“哲学”应承担维护“思想”权利的使命。李泽厚说：“哲学既非职业，而乃思想，则常人皆可思想。此‘想’不一定高玄妙远、精密细致，而可以是家常生活，甚至白日梦呓。哲学维护的只是‘想’的权利。”[7]3进而，“思想”的本质特征是“自由”，而“哲学”为对“思想”的“反思”，“思想的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23]93，故“哲学”应承担维护“思想”“自由”权利的使命。在此意义下，“哲学”可谓“唯一的自由学术”。亚里士多德说：“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11]5其二，对“思想”施以限制或设定“规范”。因为“思想”的本质特征是“自由”，尽管“思想”经过了理性思考，但它依然具有“胡思乱想”的“自由”，故“自由”极有可能促生种种“思想疾病”。因此，必须要给“思想”设定“规范”、施以限制，从而使“思想”成为“真正的思想”。当然，“规范”和限制并非外在的，因为它源于作为“思想”“成员”的“哲学”。康德说：“天真无邪当然是荣耀的，不过也很不幸，因为它难以保持自身，并易于被引诱而走上邪路。正因为如此，智慧——它本意是行动更多于知识——也需要科学，不是因为它能教导什么，而是为了使自己的规范更易为人们接受和保持得更长久。”[10]55
二是“道”或“体”的层面。依康德的理解，“哲学”分为“思辨哲学”和“实践哲学”两类；前者的目的是寻求“事物发生的根据”，后者的目的是寻求“事物应该发生的根据”。他说：“在实践哲学中我们并不寻求某事某物发生的根据，而是寻求某事某物应该发生的根据，这件事也许一次也不会发生。”[10]78-79因此，“哲学”的功用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可为“思想”提供“知识之源”。即，“哲学”的目的不是增加具体知识，而是通过寻求“事物发生的根据”，探讨可否增加和如何增加具体知识。因此，“哲学”侧重于解释世界与人生的根本，从而为“思想”提供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李泽厚说：“哲学观念、概念之不同于许多其他包括科学的观念、概念，在于它的‘无用性’和无所不涉性。哲学不提供知识，而转换、更新人的知性世界。”[7]8其二，可为“思想”提供“价值之源”。不过，这个“价值之源”不是指宗教，因为宗教的特征在于“信仰”，“价值之源”的形式在于祈祷、礼拜；哲学的特征在于“理性”，“价值之源”的形式在于概念、理论。因此，哲学侧重于研究、“设计”价值基础和价值理想，从而引导人们确立并践行价值理想。冯友兰说：“哲学，特别是形上学，是一门这样的知识，在其发展中，最终成为‘不知之知’。……它的用处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26]由这样两个方面来看，“哲学”虽然没有具体的实用性，但它却具有“真理性”和根源性。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被称为真理的知识自属确当。因为理论知识的目的在于真理，实用知识的目的则在其功用。从事于实用之学的人，总只在当前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事物上寻思，务以致其实用，于事物的究竟他们不予置意。”[11]33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思想”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它有动词和名词两义。作为动词讲，它指“思考”或“思维”；作为名词讲，它指“思考”“思维”的成果。不过，“思想”并不同于“意见”，因为它乃经过理性思考得出的相对稳定性的理论。“思想”的可能性在于它乃“人”的自然属性，即为不可否认的、经验性的事实。“哲学”作为一门“爱智之学”或智慧之学，是基于对“思想”的“反思”，为在超越层面研究“事实”与“价值”的学问。“哲学”的可能性源于人作为“有限性”而对“无限性”的追求，即对于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叩问”。而且，“思想”的本质特征是“自由”，而真正的“自由”乃“思想”遵从自己设定的规则，此即意味着“思想”应为自己设定规则。在此，所谓“思想”为自己设定规则，实指“哲学”为“思想”“立法”。从“技”或“用”的层面讲，“哲学”为“思想”“立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维护“思想”“自由”的权利；二是对“思想”设定“规范”、施以限制。从“道”或“体”的层面讲，“哲学”为“思想”“立法”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思想”提供“知识之源”；二是为“思想”提供“价值之源”。总之，“思想”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源于“思想”；“哲学”为“思想”“立法”，“哲学”是“思想”的“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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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s Legislation for Thought
CHENG Zhi-hu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Thought” and “philosophy” are two universal concepts encountered in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However, how are “thought” and “philosophy” possibl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enerally speaking, “thought”, a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mankind, is a relatively stable theory based on rational thinking. “Philosophy”, as a learning of “love of wisdom”, studies “fact” and “value” on a transcendental level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f “thought”. The true “freedom” of “thought” is that “thought” obeys the rules set by itself, so “philosophy” should set the rules for “thought”, that is, “legislation”.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thought” is the basis of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comes from “thought”; “philosophy” legislates for “thought”, and “philosophy” is the “head” of “thought”.
Key words:thought; philosophy; freedom; basis; legislation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9)04-0029-08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9.04.005
收稿日期：2019-02-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儒学史”(14FZX037)；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现代新儒学与中美儒学史”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程志华(1965—)，男，河北武强人，哲学博士，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主要研究方向：儒家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
【责任编辑 吴 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