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组织情境下企业家责任与投资研究：规模发展与集团细分_聚类论文

中国组织情景下企业家责商研究：量表开发与群体细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企业家论文,量表论文,群体论文,情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三鹿奶粉事件”、“冠生园月饼事件”等企业失责事件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广泛关注。对这些事件做一个深入的剖析不难发现，在企业家个人道德缺位的条件下，法律法规和政府监管在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这一问题上显现出了其无力的一面。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关键不仅在于制度，而且在于企业家个人的行为、价值观与思维方式(Waldman等，2006[1])。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因此，企业家的经营价值观对中国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将在此方面做探索性研究，试图解开中国组织情景下企业家的责任价值观这一“黑箱”，以期提供有价值的企业家社会责任行为研究线索，为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提供基于责任的价值观坐标和精神坐标。

      二、企业家责任的相关文献

      国外学者已研究了一些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家领导理论，高绩效领导的关键是责任承担，企业家只有心中有充足的责任感，才能有效率地工作(Waldman，2008[2])。Aupperle(1985)[3]对福布斯榜的818名企业CEO发放问卷，总结出企业家社会责任的经济取向与社会关心取向。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研究院(1996)[4]认为因责任承担而产生的高绩效领导是“基于团队共赢的、以利他价值观为导向的、参与企业和社会进步的过程”。Maak(2006)[5]对责任领导力的概念做了进一步剖析，他认为基于责任的领导力属于道德伦理范畴，领导者通过积极担责与企业的内部、外部利益相关者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并创造价值，在此过程中，信任与被信任的关系被建立起来。Maak(2009)[6]在后来的研究中又将责任型领导者延伸到商界领袖的范畴，商业领袖因其所处的核心地位，相比他人来讲更应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商业领袖还肩负着推动商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职责。Maria和Lozano(2010)[7]认为，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对责任型领导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的合理决策有赖于责任型领导的正确价值观。

      国内的研究中，潘新新(2007)[8]提出企业家应尽的最大社会责任是使资本增值并成为工商文明的社会原则的维护者和发展者。邬爱其和金宝敏(2008)[9]认为，企业家应真正成为促进社会经济、政治等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更大的力量。黄云明(2011)[10]通过“亲亲仁孝、爱家爱国、忠恕仁、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等方面研究了企业家的责任伦理问题。吴颖(2010)[11]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研究了企业家的责任问题，他认为企业家责任可以从儒家的以义取利、以义导利、义利统一、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与取之有道等价值观上入手来解决，企业家的君子人格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得以实现，从而达致内圣外王。王晶晶和杨洁珊(2011)[12]认为，未来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将越来越倾向于落脚在企业家的信仰情怀、思维方式、伦理价值观等方面，企业家的这些个人特征对企业履践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段鸿(2011)[13]指出现代企业家尤其需要形成内心恪守的职业操守和达则兼济天下的普世情怀，只有一大批真正负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出现在世界舞台时中国企业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崛起。黄静等(2011)[14]指出企业的组织特征与企业家的个人人格需要高度统一，在企业履践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也同时实现了企业家的责任修炼并提升自身的境界和修养，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家应不断完善和提高“个己”向上的发展阶段，达到“无个我(天人合一)”的境界。魏祥迁(2012)[15]认为责任型领导是未来领导的人格发展趋势，对责任型领导的理解可以从传统的利益相关者视角、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基于商谈伦理学的政治视角来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回顾，我们了解到学者们对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责任型领导等方面展开了多个方面的研究。然而，既有研究并没有对企业家责任的内涵与构成维度做一个清晰、细致的阐述。更多时候是在延续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范式。笔者首次提出了企业家责任智力商数(责商，RQ,Responsibility Intelligence Quotient)的概念，并以此表征基于责任的企业家责任价值观和责任人格；在吸收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企业家责商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家社会责任维度，二是企业家个人责任维度，二者均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笔者基于上述认识，进行探索性量表开发并进行相关实证分析，以探求中国组织情景下的企业家责商量表维度构成、基于责商的企业家群体类型及其特征差异。

      三、实证研究

      本文的实证研究步骤如下：首先，通过定性研究，选取中国组织情景下企业家责商的测量题项；其次，对测量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经过信度和效度检验后确定量表，量表确定后再做验证性因子分析；接着，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对企业家群体做聚类分析，确定企业家群体的种类并对各群体进行细致分析；最后，本研究采用广义对应分析法阐述基于企业家责商的企业家聚类群体与企业类型、企业家类型的潜在关系。

      (一)定性研究

      首先，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企业家责任人格和责任价值观等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深入解析企业家责商的内涵及确定其构成维度，并设计测量题项。

      其次，我们针对企业家做了大量访谈。本文是针对企业家进行研究的，因此我们在访谈时根据明茨伯格的管理者角色理论把访谈对象设定为董事长、总经理与副总经理。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重点向访谈对象说明能显示一个新时代企业家社会责任的行为与思想。访谈者需要在访谈之前说明企业家的责任包括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两个方面，并在访谈过程中适当地进行追问，以探寻企业家内在的责任感知与价值观。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成功访谈了57位企业家，在对访谈资料的整理过程中，我们剔除了语意不清的题项和强制性责任题项(如依法纳税等)，并对剩下的题项进行归类整理。

      最后，对初试问卷做最后的修订、确认。我们研究团队召开了由5个管理学专家、2个经济学专家和1个社会学专家组成的研讨会，请会上专家初始问卷提出修改建议，筛选出合适的题项并适当添加相关题项并给出理由。最终初始问卷中的92题项被删除到剩余43个，几位专家又添加了3个题项，因此最终的问卷包含46个题项。

      (二)定量研究——因子分析

      根据定性研究阶断确定的调查问卷，2014年上半年我们开展了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工作。问卷的发放对象主要是山东、江苏、湖南、云南、河南、河北6个省份符合三种角色的企业家，共发放问卷3 000份，回收到的问卷是1 124份，剔除掉空白问卷与其他不符合要求的问卷，最终确定有效问卷587份。

      根据上述安排，我们将第一批次150份有效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来初步探究企业家责商包括哪几个维度。具体步骤如下：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巴特莱特球体检验的卡方值为10 823.53，KMO值为0.961，效果较好，显著性较高(p＜0.01)，因此可以进行因子分析。第二步，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最终得到8个因子。按照单个因子负荷值不能低于0.45、不能出现两个因子负荷值同时超过0.40的剔除原则，15个题项被删除：“共同形成这个社会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发展低碳经济，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使财富增值与妥善管理，成为工商文明的维护者和发展者”，“拯救社会种种危机，如人的道德信仰危机、环境污染危机等”，“给人类社会创造美和传播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古圣先贤的继承与发扬”，“维护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用本企业的科技和商业模式引领这个时代”，“改变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的模式，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训练和培养人才”，“共同形成和维护规范的市场秩序”，“推动社会形成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念与舆论导向”，“先富带动后富，自己致富也带领大家致富”，“探索与研究企业管理规律，做个智慧的管理者”、“打造一个有信仰、有使命感的企业”，有31个题项被保留。我们对第二批次427个有效样本采用Amos统计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把八维模型与其他备选模型进行对比分析，验证八维模型的拟合优度最好，以证明本研究关于企业家责商的构念效度。最终，本研究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八维结构模型的观测变量在潜变量上的负荷在0.70～1.24之间，各个题项对相应潜变量的解释率较大。RMR为0.06、RMSEA为0.075、AGFI为0.8、NFI为0.86、CFI为0.90、IFI为0.90，模型的拟合度符合要求。

      再做第二次探索性因子分析，我们首先进行的仍是因子分析适合度检验，运用SPSS统计软件得到的探索型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巴特莱特球体检验的卡方值为10 714.25，KMO值为0.953，检验结果较好，显著性较高(p＜0.01)，说明适合做探索型因子分析。并且本次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最终结果表明，企业家责商总共包括八个维度，这八个维度对企业家责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与第一次相比提高到了70.72%，说明这八个维度对于企业家责商的解释程度高达70.72%，此外各题项共同度均在60%以上，数据输出结果达到预期。最后，我们再计算测项总体以及八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实证结果显示，问卷中每个题项的Cronbach α值均在0.83与0.98之间，这表明各个概念的计量指标较为可靠。因子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企业家责商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转置)

      

      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最终结果，我们对中国组织情境下企业家责商的八个维度进行命名，并进行相关阐释。

      维度1：自度度他。

      从因子1的组成题项上来看，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家对“人”的目的性关怀，通俗点说就是“以人为本”，这个“人”不仅包括对自身修行的要求，更包括对他人的帮助、指引和启发。这一责商维度将人视为目的而不是工具，注重智慧和规律的探寻而不仅仅是积累财富，对精神高度追求而不仅仅是追求物质，希望通过经营企业这一载体实现人心灵的解放，从而实现企业的基业长青。

      维度2：民族产业与物质文明。

      从因子2的组成题项上来看，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家对振兴民族产业和实现社会物质文明的责任，这一责任虽然是物质化的，但更多时候不是利己的而是利他的，反映的是企业家“胸怀天下”的格局。

      维度3：客户价值与生产效率。

      从因子3的组成题项上来看，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家创造顾客价值和提高生产效率的责任，这二者是企业价值链条上的关键环节，且反映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维度4：企业发展与生存。

      从因子4的组成题项上来看，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家最现实的责任，即发展企业、化解危机、引领创新。这一责商维度更多体现的是工业文明以来我们对企业家概念的普遍认识，也是企业家最本分的责任。

      维度5：富泽身边人。

      从因子5的组成题项上来看，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家从财富上或物质上关怀、成就他人的责任。与因子1形而上的从精神或信仰层面成就他人不同，该责商维度更多的是从形而下的层面积极务实地富泽身边人，这个身边人主要指的是后代、家人和追随自己的人，这也体现了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五伦之内的责任。

      维度6：悲悯他人与社会和谐。

      从因子6的组成题项上来看，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家对普通员工、弱势群体的悲悯和帮助，对众生平等这一理念的秉持，认为社会不和谐因素的一大来源即是贫富差距问题，因此，希望对弱者的帮扶来维护社会和谐。

      维度7：影响政治与打造信仰。

      从因子7的组成题项上来看，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家积极参与政治、参与社会变革、形成企业家群体共同信仰的责任。正如德鲁克在他的《创新与企业家的精神》一书中所提到的，企业家的定义是“社会企业家”，共同推动商业社会的繁荣和形成一个群体的正确信仰也是企业家不容推测的责任。人都是他证的，而不仅是自证的，企业家需要通过社会认可来体现自己的责任与价值。

      维度8：获取资源、赢得财富。

      从因子8的组成题项上来看，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家整合资源、为自己和股东创造财富的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观点是：在法律和基本的道德规则下追求利润，他反对把与社会整体利益有关的道德愿望和要求都加到企业身上，维度8可以说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三)定量研究——聚类分析

      我们采用迭代聚类法(K-Means-Cluster)对8个因子进行聚类分析。在尝试不同分类数的聚类结果并比较其显著性后，本文认为聚类数量为七比较合适(见表2)。

      表2 聚类分析的中心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7个聚类群体在因子1～因子8上具有显著差异(为节省篇幅，ANOVA结果省略)。我们对这7个企业群体进行命名，并对各群体履行社会责任的驱动特征进行深入阐述。

      企业家群体1：民族振兴型企业家。这一类型的企业家怀揣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以民族振兴为己任，具有较大的人生格局和事业格局。聚类群体内数量(number of cases in each Cluster，以下同)显示这类企业家群体占企业家总数的10.68%。

      企业家群体2：失责淡漠型企业家。这一类型的企业家基本没有责商水平，还谈不上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还处于责任缺失的状态。此群体占企业家总数的34.95%，从数量占比来看，这一群体的比例最高，也很突出。

      企业家群体3：富泽他人型企业家。这一类型的企业家奉行五伦之内的责任，积极务实地富泽后代、家人和追随自己的人。此群体占企业总数的12.62%。

      企业群体4：客户至上型企业家。这一类型的企业家的责任焦点在于创造顾客价值，并着眼于内部流程与效能的改善。此群体占企业家总数的14.31%。

      企业群体5：自度度他型企业家。这一类型的企业家在责任感上更加超然，对灵魂、信仰、止于至善、解救他人的渴求更加明显，这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内圣外王”的人格追求。此群体占企业家总数的0.5%，相比其他类型企业家群体来讲，自度度他型企业家少之又少。

      企业群体6：生存导向型企业家。这一类型的企业家履行最现实的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责任，解决生存与发展中的危机，引领企业走向成功。此群体占企业家总数的15.78%。

      企业群体7：资源整合型企业家。这一类型的企业家不怎么认同对企业之外社会整体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认为企业家的唯一使命就是整合资源、创造股东价值。此群体占企业家总数的11.17%。

      (四)定量研究——对应分析

      卡方检验(Chi-Square)的数据结果显示，各个聚类群体在企业生命周期、性质、规模等企业类别和企业家类别上存在显著差异，鉴于类别较多，本文用两张对应分析的直觉图来表达，分别是图1和图2。从这两个对应分析直觉图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从基于企业家责商的企业家聚类群体与企业类型的对应分析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族振兴型的企业家多分布在处于成长期、规模中等、成立5～10年的还没有实现国际化经营的民营企业；客户至上型的企业家多分布在处于初创期、规模较小、成立3～5年的企业；资源整合型的企业家多分布在处于成熟期、规模较大、成立10年以上已经国际化的国有企业；生存导向型的企业家多分布在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失责淡漠型企业家多分布在处于成长期、规模中等、成立5～10年的企业；自度度他型、富泽他人型、生存导向型企业家没有明显的企业类型差异。除此之外，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失责淡漠型企业家，如前所述，这部分企业家的占比是7类企业家中最高的，他们多分布在处于成长期、成立10年左右、规模中等的非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部分处于职业发展中期的企业家来说，需要重新思索企业家的责任内涵，探寻正确的经营定位和人生价值定位，而本研究的调查结果表明有三分之一强的企业家都责任迷失了，而这个责任迷失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值得后续研究继续探索。从这些对应关系中，我们发现从企业性质上讲，民营企业家的民族振兴责任意识要比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的企业家强，这看起来有点违背我们平时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责任价值观的认识，这可能与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自身定位不清有关。同时我们也发现，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多属于资源整合型，这也反映了目前多数国有企业在与政府的博弈中获取资源的现实，二元经济在一定时期内还存在且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国有企业目前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明确企业家的定位，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第二条“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中也有明确的提及：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在未来几年内仍将是改革的重点，且步伐要大，行动要扎实。三资企业的企业家大多没有振兴东道国民族产业的责任意识，能有效整合和获取资源并且为股东创造价值才是他们的王道。从规模和国际化水平上看，规模越大、越是实现了国际化经营的企业的企业家越注重资源整合，规模越小、越是没有实现国际化经营的企业的企业家越注重客户至上，可以说，大企业的企业家谋“势”，而小企业的企业家谋“事”，二者的格局和着眼点有很大的差异。从企业年龄和所处生命周期阶段来看，初创期企业的企业家的责任大多比较务实，重在创造客户价值；成长期、有了5～10年成立历史企业的企业家的责任视阈开始有所扩大；到了成熟期，有10年以上成立历史企业的企业家则多注重整合资源。

      从基于企业家责商的企业家聚类群体与企业家类型的对应分析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生存导向型企业家多是具有高中/中专学历、担任领导10年以上的第一代领导人，相比第二代领导人，第一代领导人的责任感比较务实和基础；客户至上型和民族振兴型企业家多是31～45岁的中青年；富泽他人型企业家多属于中年以上的第二代领导人，他们没有信仰，但奉行五伦之内的责任，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意义上讲的“宗族观”；自度度他型企业家多是有明确的信仰，如信奉基督、天主教等，但这部分企业家群体在中国还是极少数群体，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佛教信仰的企业家相比其他信仰的企业家更具有积极务实的普遍意义；失责淡漠型企业家多是具有大专学历、担任领导5～10年的男性中青年，可以说中生代企业家群体尤其需要重塑责任意识，寻找自己的价值归宿；资源整合型没有明显的企业家类型差异。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几个有价值的结论，比如高学历(拥有研究生学历)企业家并没有表现出比低学历企业家更有责任担当精神和行为，女性企业家比男性企业家更有责任精神，年轻派的企业家也较为明显地关注资源整合的问题等。

      

      图1 基于责商的企业家聚类群体与企业类型对应分析图

      

      图2 基于责商的企业家聚类群体与企业家类型对应分析图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中国组织情景下的企业家责商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得到中国组织情景下企业家责商的8个维度和33个测量题项。尽管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仍没有一个统一的量表，但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类研究范式，其一是卡罗尔(Carroll)的四维度金字塔范式(Donaldson，1995；McWilliams，2006；徐泓，2011等)，其二是利益相关者范式(Mitchell，1997；徐尚昆，2007；金立印，2009等)，而这两类以第二类范式为主。“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热”30多年来少有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履践的内生因素即企业家责任价值观的文章，更极少有学者从企业家责任人格的角度进行测量与评价的研究，而本文认为这被忽略的部分恰恰是问题的关键，论文所开发的量表从企业家的责任价值观和内在人格方面进行研究，中国组织情景下的企业家责商量表包括企业家社会责任维度和个人责任维度。这个基于价值观范式的企业家责商研究较好地完善了国内外在此方面的研究不足，并对学术界一直占主流的四层次金字塔和利益相关者研究范式来讲是一个较有价值的理论推进。对于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量表中属于法律法规等强制性社会责任本量表并未采纳，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责任对于所有企业家都不具有差异性，即便是有企业家价值观的差异，表现在外在责任行为上也有高度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是本量表主要采用的企业家“内生性”责任价值观与责任人格，强调内因是关键。

      根据八个企业家责商因子的得分再进行聚类分析和对应分析，结论中具有较大启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主要有以下六点。(1)对处于企业发展中期的企业家来说，如果说创业之初把发财致富当作人生的主要驱动力的话，那么进入成长或守业阶段则需要重新思索企业家的责任内涵，探寻正确的经营定位和人生价值定位，走出责任迷失的状态。(2)民营企业家相比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更具有振兴民族产业的责任性，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相比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更具有资源整合的责任性，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应重塑自身定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第二条“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中明确指出应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做出更大贡献，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可以说本研究的结论很好地印证了这些方面，并指出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要有民族产业担责性，需要准确定位自身而不仅仅是一个资源整合者。(3)规模不同企业的企业家的责任格局和着眼点有很大的差异，即便是处于初创期、规模较小的企业的企业家也应当廓大自己的责任视阈，拥有了更大格局的担当责任的意识形态才能担得起更大的事业。(4)第一代领导人相比第二代领导人的责任感更加务实和基础，中年以上的第二代领导人虽然没有信仰，但奉行五伦之内的责任，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宗族观”，在没有宗教传统的背景下我们应多诉诸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5)本研究所涉及的企业家信仰问题少有学者提及，但又在现实中发挥着较大的影响，“自度度他”对中国目前的企业家来说可能还没法实现，但从中外最成功的商人大多数是有信仰的这一现实出发，中国未来的企业家群体亟需企业信仰教育。(6)中国企业家阶层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缺失了责任价值观，使目前部分企业家的精神信仰处于真空地带，基于责任价值观的企业家教育在未来需加大推行力度。

      本论文在理论方面将有助于后续的研究将着眼点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式制度研究转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研究并重，从企业家的责任价值观管理入手展开更多有价值的研究；在实践方面将有助于新兴的中国企业家阶层形成正确的责任价值观念和责任行为习惯，为中国企业家们提供基于责任的价值观坐标和精神坐标，从仅依赖于外因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转向“外因为辅内因为主”的驱动模式，从被动地应付社会责任转向自发、自觉履践社会责任，从而创造和提升企业价值。

      当然，本论文的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研究中国组织情景下的企业家责商问题最好是大样本调查，如果在涵盖范围上能再广泛一点会更好。未来，可对企业家责商问题进行深化研究，比如，在中国组织情景下的责商八维度模型是否可以再精炼？测量题项是否还可以再优化？这套企业家责商量表在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国家是否适用以及会有怎样新的表现形态？随着时代进步和企业家自我教育水平的提高，企业家责商量表是否有新的内容？企业家责商与企业绩效之间是否有相关关系以及存在怎样的相关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标签：聚类论文;  因子分析论文;  企业社会责任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企业责任论文;  企业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商业伦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