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弘扬科学精神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精神论文,科学论文,弘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江泽民同志多次发表有关科学精神的论断，如“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特别是在“七一”讲话中，又反复提到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如提出：“全党同志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加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宣传教育”等等。这些论断无论就其现实意义还是理论意义而言，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毕竟当前在理论上，人们对科学精神的内涵、本质特征、社会作用以及宣传普及的途径和方法还存在许多模糊和不够全面的认识，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从全方位进行思考。
一、对我国倡导科学精神的历史思考
科学精神起源于人们对自然界规律的探索实践，是科学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方式相联系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家的气质及行为规范等在精神层面的反映。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这不仅仅是就科学内容本身而言，还指科学活动必然要产生出高于那个时代其他文化因素的科学精神，从而不仅缔造了科学本身，而且也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影响着人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系列先进的优良传统、行为规范，其中包含着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作风等诸因素，从而更广泛、更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从科学诞生那天起，就存在着科学精神，从古希腊人对寻找世界本原的执着追求，到近代哥白尼、伽利略用科学的武器与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无不体现和反映着科学精神的某个侧面。现代科学研究如果没有探索求实和创新精神作为支柱更是难以发展。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有没有科学精神？这是直到现代学者还在争论且无法取得共识的话题。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近代科学是从西方传来的，科学精神是相伴以科学实验和科学理性为方法论特征的西方近代科学而生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古代的实用科学形态和以伦理政治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文化似乎缺少科学传统，更缺少科学精神。另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尽管我们不能将一切现代好的东西，都说成是我们“古已有之”的，但应对科学精神作广义的理解，比如非功利性的、纯粹性的自由探索精神——这被认为是古希腊科学的一种重要精神，也被认为是现代民主和科学之前的精神，我们无论从老子和庄子的学说中，还是从儒家的理念中都可以找到对这种精神的追求。
我们暂且不考虑这一争论的结果，从“五四”运动以来，科学精神在我国被广泛地传播确是不争的事实，“五四”先驱者们已开始致力于发掘科学精神最本质的东西，他们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其内涵已不仅仅限于科学活动本身，而是对科学精神作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理解，它对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并起到推动作用。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思想家严复就将西方的进化论介绍到中国。严复不仅推崇西方的求真精神，而且对中国文化求真精神的薄弱十分焦虑，他甚至把求真精神和提高中国民智民德的水平联系起来。他提出：“使中国民智民德而有进今之一时，则必自宝爱真理始。”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最初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基本上都是进化论的拥护者，他们相信“优胜劣汰”的观点，同时，他们又特别看重国民心力的作用，把中国的落后首先归结为人们精神状态的落后。因而，他们认定，振兴中华、挽救民族威望的头等大事就是改造国人的思想，于是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他们宣传的“民主”，主要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政治制度；他们宣传的“科学”，主要指与封建迷信思想、蒙昧无知相对立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认为只有“一遵理性”，具有科学精神，国人才能摆脱“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的束缚，成为新鲜活泼的一代新人。
1916年，留美学生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长）在《科学》月刊上发表《科学精神论》，提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而已。”文中称科学精神为“科学发生之源泉”，是科学家的“人志”。1917年，美国奥柏林大学教授梅加夫在向中国留学生发表讲演中提出：传统主义维持社会稳定，科学精神(Scientific spirit)推动社会发展，两者构成影响社会的张力。他说的科学精神即是“服从真理之精神。”认为中国当务之急“莫如科学精神之普及”。
1922年，我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南通做了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演，批评中国学术界缺乏科学精神。提出，我们若不拿科学精神去研究，便哪一门学问也做不成。他因而将“科学精神是什么？”作了广义的解释：“有系统之真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
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精神内涵的理解也是部分有误的。西方科学主义集中反对的目标是明确的，即现代性的主要敌人——中世纪的宗教迷信，从而为现代性扫清了道理。而中国的文化具有实用理性性质，宗教并没有主导地位。尽管当时提出的“提倡科学，反对宗教迷信”的口号并没有错，但阻碍当时现代化的主要不是宗教而是封建意识形态——儒学。科学精神之所以不能在中国生根，主要不是宗教而是伦理至上主义和实用理性思维所致。中国传统文化重道德轻科学，以修身为本，以求真为末。这种观念甚至在五四时期还被保守派坚持。所以，尽管五四时期在“民主”的旗帜下对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对于科学精神的主要敌人——伦理至上主义和实用理性思维却没有根本触动。
20世纪30年代，“科学精神”一词已经相当流行。1935年，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提出的口号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我国固有的文物，以科学的知识充实我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精神创造我国未来的生命。”这一时期，科学家和政治家出于不同角度，都在阐述科学精神。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的有关论述。
1935年8月，竺可桢发表了题为《利害与是非》的讲演，他指出，中国近30年提倡“科学救国”，但只看重西方科学带来的物质文明，却没有培养适合科学生长的“科学精神”。1941年他又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论文中，明确指出科学精神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不盲从，不附和，依理智为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严谨、专心一致，实事求是。后来又把这三个方面归为两个字：“求是”。他认为求是精神就是追求真理，忠于真理。
1949年以后，“科学精神”一词在一段时期内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很少使用。在80年代，尽管学术界从科学家的品德与修养角度也探讨过科学精神，但并未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而且由于科学精神在我国倡导得不够等原因，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伪科学、伪气功表演、封建迷信等活动盛行，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1996年2月，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加强科学普及，弘扬科学精神》的讲话，他明确提出了“科学精神”的问题，一方面是警醒科学界要自律，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当时社会上伪科学的泛滥。此后，“科学精神”一词频频出现在学术界和传播媒体。如果说，“五四”时期人们是从“以科学精神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改造国民精神”角度关注科学精神的，那么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段时间则主要是从“反对迷信、伪科学和反科学等错误思潮”角度关注科学精神。
江泽民同志有关“科学精神”的论述最早是在1995年的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他指出：“要坚持普及科学知识和弘扬科学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此后，江泽民同志多次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科学精神”的问题，同时批评了某些干部信奉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问题。说得最明确的是1999年1月在中央党校对省级主要领导干部所作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指出：像“水变油”、“永动机”这类违反常识的笑话，星相占卜、烧香拜佛这类迷信活动，在我们少数同志中还竟然颇有市场。连基本的科学精神都没有，怎么谈得上推动科技进步呢？这个讲话后不过三个月，“法轮功”组织就在全国范围大量出现，现在看来，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是高瞻远瞩的。
2000年6月5日，江泽民同志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的讲话，指出：“科学精神的内涵很丰富，最基本的要求是求实务实，开拓创新。”接着，他对弘扬科学精神具体提出了四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热爱科学、崇尚真理；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甘于奉献、攀登高峰。最后又把科学精神归为十六个字：实事求是、探索求知、崇尚真理、勇于创新。结合“七一”讲话，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社会各界，都开始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科学精神，把科学精神看作“一切工作必须遵守的规范、原则、共同的行动纲领和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二、对科学精神概念的多元思考
弘扬科学精神，首先需要在理论上予以界定，什么是科学精神，如何弘扬科学精神。正是由于科学精神有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表述，关于什么是科学精神，目前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有人从价值观角度，将科学精神定义为：人类在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人从行为方式角度，将科学精神定义为：为了追求科学真理而顽强不懈地工作、甚至为此而献身的决心和行动；有人从科学活动角度，将科学精神定义为：科学精神是对科学之本质的理解和追求，其内容是由理性精神和实证精神所支撑的“求真”。有人从科学家角度，认为科学精神是科学家群体行为规范所体现的一种理想的精神气质，它不能依靠任何学术定义规定而只能通过了解科学规范而理解。
关于科学精神的要素与内涵，中科院席泽宗院士将科学精神归为三条：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科技导报》的蔡德诚提出六条：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北京大学的孙小礼教授认为：实事求是、敢于创新、勇于实践、百家争鸣是最基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惠国研究员认为科学精神包括：实证精神、分析精神、开放精神、民主精神、革命精神。而著名化学家胡亚东则认为科学精神的要素只有一个，既独立思考。
应该说，上述观点都是对科学精神的正确理解，之所以存在很大的分歧，关键在于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从总体上看，科学不仅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许多对科学精神内涵的概括更多的是从自然科学角度出发的。从具体形态上看，对科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理解，即科学是一种系统化的描述世界的知识体系；科学是探索知识的过程和社会活动；科学是一种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互动之中的社会建制。因此对科学精神的内容的理解必然要受到对科学理解的影响。而且由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本身，就可以分化出更多的特征和功能，这样，科学精神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展和增加，由最初的理性精神、探索求实精神，又扩展出创新精神、协作、公正、宽容精神，等等。
从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历史上看，这种多元化理解的痕迹一直存在。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精神的基础和核心是“在理性指导下的观察和实验”，即强调科学精神的实证性、逻辑性、理性。波普尔则认为“疑”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强调怀疑精神。库恩则把“求”作为科学精神的核心，他主张通过探求建立范式，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作业模型，在这里，探索精神成了重要的科学精神。
而社会学家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则提出，科学精神的实质是关于科学活动、科学作为整体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非物质的东西，相当于气质、境界、规范、观念等。1942年英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就是从这个角度，提出了四种惯例的规范作为科学精神的组成，其一是普遍性，即对正在进入科学行列的假设的接受或排斥，不取决于该学说倡导者的社会属性和个人属性；其二是共有性，即任何科学成果都应该分配给全体社会成员；其三是无偏见性，即反对欺骗、诡辩、滥用专家权威等；其四是有条理的怀疑性，即坚持用经验和逻辑的标准，审查和裁决一切假说和理论，而绝不盲从。
笔者认为，科学精神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科学精神是从科学史、科学活动过程、科学与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关于科学本性、科学方法论的一般描述，界定科学精神取决于对某种特定价值的倾向，不同价值观就会有不同的有关科学精神的界说。任何一种现代的定义都存在不完备之处，而最好的方式是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将科学精神看作是由若干要素和子系统构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具有内在结构的系统。其中科学精神要素的选择应按照如下原则：(1)从纵向上，要反映出科学由以产生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东西；(2)从横向上，要反映出科学活动和科学内容的各个侧面及联系；(3)从社会文化背景上，要反映出在科学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中较为突出，而在科学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中较为欠缺的东西。
按这个标准，科学精神的要素应该有多个层次，其核心层包括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求实（求真）、创新、奉献。这些要素不仅是科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反映了科学活动的各个侧面，当然也是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传统中较突出的特征表现。它们的具体化则衍生出更多的内容要素，构成外围层。其系统结构如图。从这样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由于汉语语言的表述不同，科学精神的要素有些实质是属于同一类的，只是表述不同，应归为不同的层次。通过系统思考，可以理清思路，避免对科学精神要素在理解上的争议性。
科学精神的要素及其系统结构图
三、弘扬科学精神的侧重点
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化，不仅仅推动着社会物质文明的不断进步，也对社会精神文明及人的道德水准和心理品质有更高的要求。由于过去一段时期，违反科学精神的现象在经济活动、行政管理活动及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当前对我国来讲，弘扬科学精神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科学精神无论从作为先进文化的标志还是从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手段来看，怎样强调都是不过分的，但在当前社会倡导科学精神的过程中，也存在过于泛化，难以突出重点的现象。科学精神固然有多个侧面，固然与各类社会活动有很大的关联度，但泛化的宣传反而可能达不到效果，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应选择以下四个方面作为侧重点。
1.尊重科学的精神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社会上许多人仅仅从科技的经济功能上看待科技的作用，仅仅把尊重科学、利用科学看成是经济发展和致富的手段，而忽视科学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知识还具有文化价值，科学知识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应该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历史上看，传统的非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今天仍然存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非科学的，就是所谓实用理性思维。一方面，实用理性思维表现为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把伦理观念而不是事实当作出发点，因此常常导致对事实的歪曲。另一方面，实用理性思维又表现为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排斥科学的思维方式，因此中国古代有较先进的实用技术，却没有发展成为科学思想和理论体系。所以，哲学家冯友兰曾讲过：“因为据其自身价值标准，中国人不需任何科学，中国哲学家们不需要科学的肯定性，因为他们想要了解的是他们自己，因此，他们同样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要征服的是他们自己。”
尊重科学就是要有科学意识，将按照科学规律办事作为内在习惯和自觉的行为。如果站在自觉尊重科学的角度看，迷信思想、相信世界和人的命运是由某种超自然的东西决定的想法是绝对没有市场的。同时社会上的一些伪科学，尽管打着“科学”的旗号，有时也讲“实证”（当然是骗人的），但尊重科学的人不会轻易相信，他们会自觉地利用已有的科学知识分析其原理、方法和过程细节。事实上，一些伪科学的表演尽管可以蒙骗一些人，但从科学方法论角度看则很容易被揭穿（如通过同行评议、控制条件、重复实验、“双盲”实验、概论统计等方法）。
2.求实与实证精神
许多人认为，只有科学才需要求真，社会工作特别是社会管理工作是灵活的、非重复的，很难有像自然科学那样不断通过科学实验来求真的条件，因此长期以来自然而然从思维到工作习惯上形成一种定势，即不重视事实和实验，缺少重视实验结果的态度。科学作为工具理性有其应用范围，即提供理解和认识世界的方法和知识，属于形而下的，而属于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是对世界的主观反映，两者应该是有所区分的。传统文化所讲的“道”没有分化，知识和伦理，形而上和形而下混在一起。同时科学并没有获得与伦理和信仰平等的地位。现在，我们有时仍然使用混沌的“理论工作”的提法，它既可以代表科学，又可以代表意识形态，或哲学。因此弘扬科学精神的前提，必须承认科学的独立性，不能把意识形态凌驾于科学和事实之上。我们缺少那种只面对事实，只对事实负责，不顾一切追求真理的精神，而有太多的意识形态的信条，并且往往为了遵从这些教条而牺牲科学精神。比如“大跃进”中明明做不到全民大炼钢铁，但在“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意识形态教条下，人们就相信这是可能的、正确的。
强调求实精神就是要求任何对现象或问题的描述、任何思想或结论，都必须从实际中来，并不断经实际的验证。即应当确立这样的原则：科学只对事实负责，不受意识形态左右。必须尊重事实，当科学与意识形态发生矛盾时，应当服从事实，并修正意识形态观念。伪科学有时也讲“证据”，但实证要求有确凿的证据，同时要求有严密的逻辑对证据进行分析和推导，在各种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最合理、最可能的一种，而且还要百家争鸣。1836年达尔文随“贝格尔号”环球考察后收集到大量支持进化论的证据，但他并没有马上发表进化论学说，而是继续调查、反复验证证据、扩展证据，并设想对反对者可能会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一一解答，这一工作一干就是30年，直到1865年达尔文才开始写作划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
3.创新精神
创新是科学的生命，科学发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只有创新，科学才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而科学的这种创新精神无疑渗透和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因此江泽民同志将创新提升到“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的高度。并提出创新应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观点。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我们的许多人从众性较重，不愿意标新立异，重逻辑思维轻创造性思维，重视总结过去，不注重开创未来，因此创新精神就显得缺乏，工作中墨守成规、按部就班的现象时有发生。倡导创新精神就是鼓励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在一定条件下敢于否定以前的习惯做法、不断开拓。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些论断是对现实工作中发挥创新精神的最好诠释。
当然，强调创新精神不是否定一切，不是说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只要是新的就是对的。错误的创造同样需要科学精神来及时改正。事实上，科学精神要素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它们共同确保一套自我纠错的机制，使人的认识和行动在出现错误和失误后，能够借助自身的力量改正错误。
4.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
中国的“人文”概念比“科学”概念早。《周易》中就提到“文明之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应该说我国有更重视人文的传统。人文精神实质是对“价值”和“善”的追求。弘扬科学精神，不应该将其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时代精神的两翼，应该给以同等重视，二者必须达到平衡。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更多地强调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强调科学精神理性的一面，结果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甚至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某种危机，似乎科学对人本身的关心不够，对人类的现在和将来的生存环境关心得不够。于是有人提出，需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用人文精神补充科学精神，重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这些见解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容易使科学精神在社会的传播中引起歧异。事实上，科学本身存在着深刻的人文意义和人文底蕴。近代科学的诞生，把人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不是充满人文精神吗？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把人从繁重的单调的劳动下解放出来，也是充满人文精神的。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科学精神必须与人文精神相平衡、相制约。特别要防止混淆科学的对象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不能以科学的决定论、因果关系来绝对地看待人的活动，特别是精神活动，应该给主体性留下空间，否则，在宣传上可能会给人留下这样的误解：科学精神抹杀了人的个性和自由。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既是人们对科学活动的要求，也是科技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