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两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大论文,当代中国论文,人文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3-0005-05
目前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无论从学术队伍规模和学术成果数量来看，还是从政府的重视程度和行业的社会美誉度等因素来考察，都达到了有史以来最为庞巨、最为繁盛的时代。然而，处身于其中，人们依旧无法感受到人文科学盛宴的滋味。学术泡沫现象在现今的人文学科可谓相当普遍，其凭借着与这个时代的活力紧相伴随的浮躁之风迅速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学术平庸化、学者市俗化以及学风恶化、学界腐败的巨大掩体，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人文学术的健康发展。虽然学术界呼唤学术良心、惩治学术腐败、整肃学术风纪、重申学术规范以及开展学术打假之类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但人们一般只是从现实的利益驱动等方面去指责这种现象，未能从当代社会学术运行机制的天然缺陷方面去追寻刺激此类现象发生发展的根源，因而也就很难揭示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办法。
当代人文学术的显要问题是学术操作的规范意识薄弱，所产生的学术成果由于缺少规范性的制约而比任何时候以及任何学科都更显得鱼目混珠，良莠难辨。这样的尴尬现象导源于同时也进一步导致了全社会的学术评估和学术批评的价值失衡，无论是学者自身还是相应的管理机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几乎完全失去了学术特别是人文学术质量评价的自信力。缺乏科学而适当的人文学术评价机制，缺乏标准适当、立场公允的学术批评，必然导致在相当的情形下人文学术自我评价能力的降低，以及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产生的学术公信力的丧失。这种现象形成的深刻的根源在于，我们目前的人文学术运行机制基本上是照搬了科学技术的运行体制，一定意义上忽略了人文学术发展的特性，甚至不符合人文学术发展的规律。
一、学术操作失范
自然科学论文甚至是语言学研究的论文，都有其一定的操作规范。这种规范性的操作，包含着内容的原则和形式的设定两大方面。它们或是在长期的科研实践中约定俗成，或是在正常的学术良知中脱颖而出，或是在权威的学术规定中自觉形成，因此，人文学者特别是文学研究者对这种刻板生硬的程式化操作大可不必照抄照搬。与此同时，许多人文学科的论文或著作又程度不同地呈现出了一种功利与浮躁的状态：不仅用词生涩、造语古怪、表达拙劣的论文几乎到处可见，而且一些文字上半通不通的专著也不断地见诸于书店。即使避开这些等而下之的论著不提，单说那些在文学研究乃至人文学术论文中还属水平正常者，尽管可能有生花的妙笔表达灵动的词语，或者有结构新异显现活泼的章法，亦不过多半所显示的是一种文章的品格，而非学术的品质。也就是说，众多的人文学术论文与其说是论文，倒不如说是文章。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就拿文学研究领域来说，一些其实从未接受过或研习过学术训练、缺少学统修养者，却也能够凭借着某种写文章的能力频频“出镜”，在学术界上下其手，左右逢源，甚至跻身于各级乃至于国家级的学术评审机构，去堂而皇之地评鉴别人的学术；有的人还可以凭借在特殊年代锻炼起来的写大批判稿的异禀，在人文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方面纵横驰骋，从而以一副职业写家的派头在学术界俨然泰斗。这些现象的存在不能完全归咎于所谓的学术腐败或是学术管理部门的不正之风，它与人文学术界特别是文学研究界普遍不重视学术规范，进而在学术和非学术、优秀的学术论文与拙劣的评论文章之间缺少识别的兴趣和能力有很大关系。
其实，如果人文学术能够借鉴自然科学和其他学科的学术经验，在学术操作层面建构起自己的标准体系和基本规范，哪怕是形式上的规范，就可能迅速提升自身的学术内涵，提高辨别学术与非学术、优秀学术论文与一般评论性文章的能力。那么，究竟什么叫做学术呢?一般认为，所谓学术，就是具有系统性的专门学问。即使单从人文学科来说，学术仍然是指有系统的专门性学问，其中所包含的三个重要因素缺一不可——系统、专门和学问。能否全面体现这三个要素，或者说能否显示出体现这三个要素的努力，是判断一篇文章是否符合学术论文操作规范的根本依据。
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篇学术论文都具有完整的学科系统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论文操作过程中系统性因素大可忽略。一篇学术论文既然可以成论成文，就必然或大或小地选有一定的学术论题；对于这相关的学术研究论题，一篇学术论文应该而且可能首先给读者提供较为系统性的学术知识和学术状态，包括论题的内涵以及有关论题已有的学术积累情况。所谓有系统性，就是既要有相当翔实、具体的资料和材料，又要凸现出总领这些资料和材料的逻辑线索与观念走向。当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台湾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研究论文时，总感到它们的观念色彩远远弱于史料的铺陈，对于以往研究情形的展述显得比论者当下的论证更加充实，因而决定了这些论文往往显得比较烦琐、臃肿；不过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论文就各自的论题来说，所给出的相关知识和学术状况的系统性常常是令人赞叹甚至难以挑剔的。中国大陆的人文学术论文，特别是笔者所熟悉的文学研究论文，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忽略资料性，不大注重甚至不大尊重有关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多人以为这样是免除了学术阐论的琐碎，殊不知这种也许是从节约版面的初衷出发的学术操作长时间来已经起到或正在起着消解学术系统性的作用。在我们这个不强调资料、不善于尊重已有研究成果，只是片面重视“观点”的文学研究领域，自说自话的现象显得特别严重。无论人们在相关话题上已经有了怎样的学术积累，有些研究者就是能够充分发挥目中无人、前无古人的潇洒气度，只管旁若无人地议论一番，不管这样的议论是否已经被别人阐述过，也不管自己的这番议论是否经得起若干历史材料的支撑和验证。1992年，在南京召开的“茅盾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高利克对一篇篇庞杂而乏味的发言就做过这样的感慨：明明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被我们说过的话，可是现在他们还在当作新的发现津津乐道。外国专家的指责和批评令人深思。如果我们的文学研究以及人文学术研究，能够制定出认同海外汉学研究的某些学术规范，对论文提出相应的学术要求，比方说必须就某一论题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史料，必须对此前有关这一论题研究的几乎所有成果进行必要的列举或综述，在此基础上再提出自己此番研究的进展意向。这不仅给读者就相关选题有一种比较系统性的面面观，而且也显示出对既往研究成果的起码的尊重。可惜，我们的人文学术论文特别是文学研究论文对这方面往往倾向于忽略。这样的忽略不仅反映着学术规范的体制不够健全，而且给那种没有学术准备和学术修养的人进行学术投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为他们不需要对有关选题的背景史料作深透的把握，不需要对以前人们的研究作深入的调查了解工作，看到一个题目就可以发表一通议论，这些议论中偶尔“闪光”的观念就是他们意念中的学术，也不管这样的“闪光”是否真是别人从未发过的光，更不管这样的“闪光”是否符合研究对象自身。于是，人文学术论文的这种系统性规定的缺失，在一定意义上鼓励了极少数几乎没有任何学术训练的人却敢于在学术领域非常荒唐地高视阔步。
在国外或境外的学术界，学问的专门性往往被看得很重，甚至与学术作风、学术品德联系在一起。1999年，笔者在日本九州大学任访问教授，该校的岩佐教授从自己的科研费中划拨出一笔经费，出版笔者和其他学者一起写的《创造社作家研究》一书。最初我们商量的是由出资人和研究计划主持人的岩佐担任主编，但岩佐就是不同意；后来我们退而求其次，请他担任该书的监修一职，他也坚决推辞，很恳切地说：他的专门是中国诗歌，这是学术界所知道的，如果在创造社研究方面“挂名”，会让学术界十分看不起。的确如此，他们视自己的专门学问为自己的学术生命，对自己学问专门性的卫护等同于对自己学术声誉的爱护。他们作为人文学科的大学教授也许什么课都上，但学问的专门性原则常常使得他们在学术写作方面不敢越雷池一步。虽然这样的拘谨态度如今正受到某种质疑甚至挑战，不过作为学术操作的一个重要规范，它确实能够唤起学者的某种学术自律意识，养成其术业专攻的治学习惯。
其实，在规范意识上重视学问的专门性，对于学术所取的正是一种异常尊重、异常慎重的态度。人文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形，特别是文学研究的实际情形往往说明，正是那些从未受到过良好学术训练的人会对学术产生莫名其妙的不尊重或者不慎重的心理，认为既然会写点文章，当然就是一个学者；既然是一个学者，当然就什么都懂；既然什么都懂，当然就是各方面各领域各个课题的专家了。于是，也往往就是这样的人胆子特别大，敢于在自己从无积累、从未涉足甚至连一知半解的知识都没有的领域随意大显身手。据说一家出版社计划编辑出版一套“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大系”丛书，邀请的主持人竟然是从未对此有过任何研究的“学者”，该书一旦问世，势必会在台港地区和海外的学术界引起某种哗然的议论。不过，在大陆也许悄无声息，因为我们这里对学问的专门性看得很淡，更不用说将此视为规范了。由此，我们还可以联想到文学史的编撰问题。在中国的台湾地区，很少有人敢写台湾文学史之类的专书，因为大部分学者自认为远非文学史方面的专门家；而在大陆，未(参与)写过文学史或未讨论过文学史写作的学者非常之少，因而文学史问题讨论得特别热烈，文学史的写作出版也一直异常活跃。有些人可能从未研读和学习过一轮比较囫囵的文学史，却不妨碍他作为文学史“专家”，屡屡参与主持各种文学史的写作。这样的怪现象说明，专门性的强调根本还没有进入到中国大陆的文学和人文学术研究中来。
至于学问，更应是学术规范的重要指标。不过，这在许多人看来只是一种软指标，因为一篇论文中是否包含着学问以及所包含学问的大小谁也说不清楚。当学问及其含量的要求不能成为学术操作规范的当然内容的时候，对连什么是学问都不懂得的人来说就完全有了可乘之机。例如，凭借某种写文章的本事可以任意进入文学和人文学术研究门径的人，自以为做的就是学术，自己就是学人，而别人也不大好说他们就不是学人，所作的就不是学术，因为我们失去了要求学术论文具有相当的学问及其含量的规范和标准。其实，学问的讲求同学术知识的系统性要求是紧密相连的。一篇学术论文如果能规范性地、有系统地交待有关论题的学术发展进程，就必然顺理成章地推演出本文所可能具有的新意和突破点，学问自然就存在于其中。所谓学问，其实也就是在系统性的学识基础上作出解疑问难的努力，作出富有新见和创见的探讨。因此，学识基础的把握和梳理应该是凸显论文学问内涵的必要前提。忽略了学术知识的系统性，就等于放弃了学识基础的梳理这一前提，真正的学问和虚假的学问也就无从辨识。学术规范在这一方面的缺失，自然就可能导致没有任何学问的东西与真正具有学问内涵的论文含混在一起，从而使得公正的学术判断成为不可能。
现在的学术论文操作规范大多是从内容提要、关键词、注释形式等外在的方面作出规定，很少从上述系统性、专门性和学问性的角度提出明确的甚至是硬性的要求，这是中国人文学术在操作层面严重失范的体现。
二、学术评价失衡
人文学术研究在操作层面失去规范性的制约，必然导致在评价层面失去有效的标准，进而导致学术评价的无序。确实，在一个对学术研究提不出严格规范的学科领域，要想对学术成果作出科学的衡量和公正的评价便常常显得十分困难。这种困难的情形事实上已经暴露无遗，并且似乎都得到了整个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承认。作为这种承认的最醒目的标志，就是热闹得沸反盈天的学术论文数量比赛以及核心期刊评价体系的确立。
只要是对人文学科有所了解的研究者都不难知道，人文学术论文的质量的差别有时候可以说是相当悬殊的。一篇优秀的论文，其学术含量可能超过一部专著，其学术影响和指导价值可能会溢出它所关涉的论题、甚至它所处在的领域而遍及其他学科，其学术生命可能在数十年的学术前沿仍然占尽先机；相反，一篇质量很差的学术论文可能除了浪费杂志的纸张和有限的几个不幸的读者时间之外，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可遗憾的是，在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中，这样的两篇文章基本等值。因为，在数量上它们基本等量，而我们的学术评价体制恰恰首先着眼于量的衡定。
尽管注重学术成果的量这样一种评价机制会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会刺激起更多学术泡沫的生长，会导致若干文字垃圾的蔓延，不过，既然要对学术进行评价，在学术规范普遍缺失的状况下，似乎也只有从成果数量上加以考察。一切问题的根子都还通在学术规范性的缺失上：缺少规范其实就是缺少学术评价的依据和标准。当然，笔者这里指的是从学术性质量的内部评价论文的依据和标准。
当学术成果管理和评价部门无法从学术性的内部对论文的质量进行衡量与评估时，就不得不借助于外部的一些有限的制约机制了。被认为最有效的外部制约机制当然就是核心期刊制，即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在质量评价上自然不同于发表在一般刊物上的成果。在有些单位，还对核心期刊作了比较详细的分类，在核心期刊的基础上又分出“一流期刊”、“超一流期刊”之类，以试图通过刊物的档次对论文的质量进行品级分类。不仅如此，有些单位对学术专著的出版社也作了品级分类。这样的努力用心很好，是想突破那种单纯按论文数量评价研究成果的既成套路，力求在学术成果的评价中引进质量因素的考察。但带来的问题是，缺少学术规范和衡量标准，任何外在视角的质量考察最后都只能化归无奈。试图依照期刊的级别来评鉴学术论文的想法，完全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虚假的逻辑基础上——好的学术刊物上刊载的论文一定都是上乘之作，比较差的学术刊物上刊载的论文一定都很平庸。而这后一种假设，一般来说并不符合当代学术刊物的基本状况。如果说对学术期刊的分类还情有可原，那么，对出版社的分类则就接近于荒唐了。原因在于，现在的出版机构大多处于企业管理模态而非学术管理模态，对于学术著作的出版，各家出版社在经济利益过得去的情况下基本上只取(质量)下限过得去，一般情况下并不搜求高质量的书稿。于是，一些在国内最享盛誉的出版社也常常出版一些学术质量极差的学术书籍，关键看作者有没有足够的面子和金钱作补偿。在笔者所熟悉的“学者”中，有的人虽然“学术地位”较高，但至今没有一部“学术专著”不是花钱出版的。在这样的出版体制作用下，以出版社的级别论定学术著作质量的做法，其结果自然很难被同行认可。
有些学术管理部门也深感光靠学术刊物或出版单位的高低并不能真正衡量学术成果的质量，又设想出了通过引用量等“社会反响”因素进行衡量的办法，甚至通过电脑检索的方式来完成这样的定量审核。实际上，这种衡量方法至多只能对那些正常水平的论文和正派学者起作用，而对于一些挖空心思钻窍门的人来说则毫无作用，甚至可能还会为其所用。例如，有人为自己的著作写书评，然后再以他人的名义发表；有的研究生导师每出一本书就命令研究生大写其评，甚至发动学生“讨论”，将一个平平淡淡的“成果”搞得热热闹闹。所以，有人这样评价电脑检索引用率，说它除了让确实优质的论文得到相当的评价外，很可能导致这样的情形：一是冷门学科的研究者少，自然也就被引率低；二是平凡庸常的综述性文字备受青睐，因为综述当中提供的资料和观点往往比较容易激发起其他学者引用的兴趣；三是特别莫名其妙的文章容易受人关注，奇谈怪论会成为众矢之的，这些否定性的批评如果统计起来算所谓“影响因子”也是很可观的。这样的说法虽然显得有些戏谑，但未尝不是切中了通过“影响因子”衡量学术水平的要害。
上述所有的学术评价失衡现象都通向一个根由：人文学术的质量缺少一种内在的把握机制，缺少一种由学者自我把握的学术自觉的调动；所有的评价都依据非学术的外在机制，所有的学术评价运作都是外在于学术的一种“体外循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的人文学界这样缺少自我学术评价的自信和自觉，即使最有自信力的人文学者也必须在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时首先审视一下刊物的档次和出版社的级别，以便能够在各单位各渠道的学术评价中获取比较好的学术声誉和社会绩效。
在笔者比较熟悉的文学研究领域，学术评价的失衡现象目前已相当严重。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是，同是作为文学研究的成果，文学评论文章和文学学术研究的论文不仅完全含混在一起，而且在学术评价上也很难分出轩轾。我们知道，一篇严肃的文学学术论文需要系统的文学史知识和文学理论修养，需要对长期以来的有关研究积累作全面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才能够有资格提出自己的某种见解，并且需要运用大量的史料进行佐证，需要运用恰当的理论进行推演，这之中需要多长时间的积累，需要多少学问上的功夫，同道中人自不难体谅。与此相比照，一篇文学评论就可以不必调动这么多的积累和这么大的功夫，它可以是作者一闪灵感的展开表述，也可以是作者一孔之见的随意发抒，甚至可以什么都不是，就是一种四平八稳的意见阐述；这样的评论文章也许在一两个晚上就能写出。然而在当下流行的学术评价上，这样的文学评论同前述文学的学术研究论文却可以等量齐观，这岂不是学术价值的把握基本失衡的体现?但是，文学研究界至今仍未想到应将这两类文章加以区别对待。在这一领域的哪怕是所谓“一流”刊物上，从来都是两种文章并行出现，一篇一两个晚上写成的评论同一篇耗时半年之久的学术论文不仅在这样的刊物上可能篇幅相当，而且作者在各自单位拿到的经济分配份额都是同样的规格。这种并不复杂的现象说明了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的人文学术评价从体制上说已经处在基本失衡的状态。
学术评价的失衡与学术操作的普遍失范大有关系，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缺少学术的内在规范的制约，缺少比较公认的学术性标准，学术评价就只能靠这些外在的编辑出版体制发挥作用。其实，从建立某种学术规范的基本点出发，对学术论文提出一系列的硬性要求，学术价值的衡量标准完全可能得到凸现，学术论文质量的高下也便可以一目了然。如果要求一篇论文必须系统地(当然尽量简明扼要地)阐述有关选题的历史内涵和学术含量，特别是必须负责任地揭示相关选题的已有成果(如果有学者认为他此前的有关成果没有得到准确的反映，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提起学术追诉)，然后明确自己的论证方向和目标，这样，论文立意之高下便一清二楚，同时对它是否完成了自己预定的目标也很容易加以考察，论文的学术含量和学术价值的评价自可以有序地进行。
既然学术规范不健全，学术评价就无法正常展开并获得科学、公正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急于进行并且频繁地进行诸如核心期刊文章数量的竞赛等等学术评价工作呢?一个深刻的原因是，我们的人文学术管理基本上沿用了科学技术管理的模式。如果说在科技成果的管理中可以通过论文的数量及其产生的经济效益来衡量研究者的成绩，可以通过各种专业性很强的学术期刊来论定论文的价值，那么，在人文科学的成果管理中套用这样的评价模式则显得方枘圆凿。人文科学的学术论文主要考察其学术含量，这种学术含量也即前文所说的系统性、专门性和学问性的结合，需要人文学者自身凭借自己的修养和学术良心加以衡定，需要一定的学术规范体系加以约束，而不是通过套用科技论文管理乃至奖励模式加以评价。人文学科学术管理的如此无序如此混乱，其直接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观念和管理方法来自于科技成果的管理套路。这样管理失当的套路所引起的无序与混乱，在某种意义上助长了人文学术的失范和学术评价的失衡。
收稿日期：2004-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