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教育敕语》拥护论的思想逻辑①
周晓霞
摘 要： 作为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核心的《教育敕语》自1948年废止后，日本朝野有关教育敕语问题的讨论从未消歇，而一直持续至今的歌颂和拥护《教育敕语》的言论与著作更是不胜枚举，从中也反映了战后保守思潮的一个侧面。无论是以《教育敕语》为“借镜”的道德纲领，还是为消解敕语不适合民主社会发展状况而对敕语进行的改写，抑或是对《教育敕语》进行的肯定性评价，无不透露出敕语拥护论者的思想逻辑——《教育敕语》仍然是铸就战后日本人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敕语拥护论者在“传统”与“民主”之间找到连接之处，那就是《教育敕语》中蕴含着“普世性”的价值，从而在思想上撇清了《教育敕语》的战争责任。
关键词： 教育敕语 天野贞祐 里见岸雄 田中耕太郎
引言
1890年10月30日，明治政府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关于教育之敕语》(即《教育敕语》)，向日本国民树立了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修身教育的根本规范。《教育敕语》作为近代日本天皇制的重要支柱，对战前、战时日本国民精神的塑造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日本战败后，迫于占领军的压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教育敕语》的“崇高地位”逐渐被削弱、直至丧失效力的现实，他们虽然认识到《教育敕语》与新宪法提倡的“主权在民”精神相背离，却无法对成为近代日本对外侵略之精神动力的《教育敕语》作出清楚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不仅如此，战后的一些日本人从未摆脱敕语精神的桎梏，以至在战后70多年的今天，《教育敕语》仍被他们奉为圭臬。2017年3月31日，在回答众议院议员初鹿明博提出的有关《教育敕语》根本理念的问题时，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在不违反宪法、《教育基本法》及《学校教育法》的前提下，不否定各学校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注] 「第193回国会 衆議院議員初鹿明博君提出教育勅語の根本理念に関する質問に対する答弁書 答弁第一四四号」、2017年3月31日。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nsf/html/shitsumon/b193144.htm. 这意味着，未来日本政府可能用统一的伦理原则实现对国民伦理秩序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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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8年《教育敕语》废止后，日本朝野关于教育敕语问题的讨论从未消歇，而一直持续至今的歌颂和拥护《教育敕语》的言论与著作更是不胜枚举，从中也反映了战后保守思潮的一个侧面。这种以拥护《教育敕语》为基调的“复古调”自然引起了学者的热切关注，并涌现出诸多有关《教育敕语》的研究成果。[注] 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梅渓昇『明治前期政治史の研究』(未来社1963年版)、海後宗臣『教育勅語成立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版)、稲田正次『教育勅語成立過程の研究』(講談社1971年版)、山住正已『教育勅語』(朝日選書1980年版)、佐藤秀夫編『続·現代史資料8 御真影と教育勅語Ⅰ』(みすず書房1994年版)。 然而，一直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敕语》成立的过程，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考察了战后《教育敕语》的处理结果及其与《教育基本法》的关系，但鲜有涉及揭示敕语拥护论的相关思想表现形态的研究。本文对战后《教育敕语》拥护论进行一个基本考察，在厘清战后敕语拥护论基本脉络的同时，侧重于分析拥护论背后的思想形态和逻辑，力图在战后思想史背景和当代日本社会现实的纵横框架下对教育敕语问题做出新的思考。这对于客观了解今天日本社会的各种动态，揭示并批判当今日本社会存在的右翼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以《教育敕语》为“借镜”的拥护论
多年来，歌颂和拥护《教育敕语》的言论甚嚣尘上。其中有一种拥护论隐藏于战后新制定的道德纲领。1947年3月颁布的《教育基本法》虽然确立了日本民主、和平的现代教育体制，但并未涉及有关精神层面的课题。尤其是《教育敕语》被废止后，如何重新确立替代之物，如何在战后的精神伦理困境中确立国民精神的主体性、形成国家认同，成为当时政治家与知识分子面临的重要难题。对他们而言，处于战后时代急剧变迁的社会，脱节于旧有的“传统”，显然不能为日本国民和国家确定方向，必须与“传统”之间重建新的承续，才能解除道德迷失的困境。检读五六十年代两部有关道德重建的文本便可以得到印证。
20世纪50年代以后，当国家独立的目标逐步实现，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着手重新整饬社会的道德秩序。在第三次吉田茂内阁时期，文部大臣天野贞祐(1950年5月-1952年8月在任)委托京都大学的高坂正显、西谷启治、铃木成高编写一部可向国民提供道德依据的纲领。后天野将其进行整理和修改，这就是《国民实践要领》(1951年，以下简称为“要领”)。要领由前言与正文两部分组成，前言揭示了要领的编写背景及主旨。正文由个人、家、社会及国家四章构成，每一章又分别列举了相关道德条目，并加以具体解释。作为学者大臣的天野贞祐并不想完全丢弃“传统”的价值，而是考虑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的精神资源来重建战后日本的价值体系。他认为《教育敕语》的废止对于日本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还提出敕语这一“传统”的资源仍然可以为战后的日本人提供“借镜”。其理由是，“教育敕语中所包含的主要德目即便在今天仍有其妥当性”，依然可以作为战后日本人的“道德准则”。天野原打算“旧金山和约”在国会通过之后，以文部大臣的名义发表《国民实践要领》。但由于相关内容的提前披露，遭到朝野舆论的强烈批判，多数批判者认为，天野站在文部大臣的立场上发表“要领”，并将其作为道德规范的标准并不妥当，且将天皇置于“道德中心”的位置来凝聚国民的思想，并不能铸就民主社会所需的独立人格。天野后来不得已放弃在任内发表“要领”的想法，于1953年以个人名义出版了《国民实践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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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教育敕语》《国民实践要领》《理想的日本人》的道德条目
明治神宫发表的现代文版《教育敕语》即现代译文，其实出自政治家佐佐木盛雄之作《复活教育敕语》(国民道德协会，1972年)。这篇现代文版《教育敕语》由“前篇：为何需要教育敕语”与“后篇：教育敕语的逐字解说”组成。在这篇现代译文中，有几处最值得注意，如将“朕”改为“我”，“皇祖皇宗”改为“我们的祖先”；“臣民”改为“国民”；“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改为“如此之事，不仅是作为善良国民应尽的职责，而且更加彰显了我们的祖先过去以身所示而遗留的传统良俗”；“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改为“这些教诲乃古今不变的正道，且不仅在日本，即使行至外国，也是毫无差错之道”。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将“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改为“非常事态发生之时，必须献出真心，为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献身”。
五六十年代发表的这两个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初期日本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在处理国民精神伦理问题上的共通性，他们力图替战败后日本人的思想认同、群体的归宿感与社会价值取向，寻找一个新的凝聚点与新的指标。《教育敕语》虽然被废止，但在天野贞祐、高坂正显等人看来，它作为一种“传统”资源仍可用作解决战后日本伦理问题的“借镜”。这两份被揶揄为“天野敕语”“高坂敕语”的道德纲领，在思想上继承了《教育敕语》的衣钵。这两份文件既强调个人的人格发展，又专注于界定“日本人”及“国民性”，主张以“传统”为“借镜”，使“传统”与民主文化接轨。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教育敕语式的价值世界的结构，战前、战时的“忠孝”式的群体意识以新的形式出现，不仅没有使战后的日本人从“国民”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反而使其被“国家”深深套牢，本应由民主自由的教育培养的价值观念却由权威来配给。[注] 周晓霞：《日本战后初期精神伦理困境管窥——以对天野贞祐思想的考察为中心》，《日本学刊》2018年第4期。
除了编写体例，在具体道德条目上，不难看出《国民实践要领》《理想的日本人》都有参照《教育敕语》的痕迹(如上表所示)，甚至可以说在思想上继承了敕语的某些精神。随着《教育敕语》的废止，军国主义时代的“忠孝”伦理被否定，但这并不妨碍战后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利用“传统”资源。如在《国民实践要领》中，天野虽然舍弃了“忠孝”伦理的语句，但用天皇是“道德中心”这一逻辑对“忠孝”伦理进行改造，并将天皇视为日本民族的总家长，意图将战后日本的国家认同凝聚到天皇，打造出对天皇忠诚、具有“爱国之心”的国民。而《理想的日本人》便是延续了《要领》中所提倡的“爱国心”“敬爱天皇”等的主旨。
二、重新改写《教育敕语》的拥护论
以《教育敕语》为“借镜”，《国民实践要领》与《理想的日本人》所重视的伦理道德，不只是寻求战后日本社会的人与人、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调整，以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同时也是为了确定战后日本精神道德上的根据。不过，这两个文本并没有在文部省的文教工作中得到全面落实。由于其与《教育敕语》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因而遭到了舆论的猛烈批判。这也显示出，被废止的明治之“旧”施行于当世恐怕难以实现。但是，一些敕语的拥护者并不死心。他们采取了一种曲解方式——改写《教育敕语》的话语，对其中的某些问题进行重新阐释，不仅得以掩盖军国主义的印象，还能消除其与民主社会的矛盾。这些通过改写敕语话语的方式来拥护《教育敕语》的言论，又会呈现出怎样的思想形态特征呢？
这里首先以国体学者里见岸雄的敕语拥护论为例。1951年7月至9月，里见在自己创办的日本国体学会的杂志《国体文化》上发表了题为《民主主义与教育敕语》的文章。里见指出过去教育敕语解释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通过重读《教育敕语》的原文，可以发现敕语中所提倡的并非是封建的、片面的、军国主义的、服务于皇室利益的道德。之后，他以该文为基础，于1965年出版了《是教育敕语还是革命民语：围绕教育敕语问题的对决》一书。可以说，该书集中呈现了里见的教育敕语拥护论。在这本书中，里见不仅对《教育敕语》作了现代文版的改写和解释，而且还模拟敕语风格，编制出一种与《教育敕语》精神形成鲜明对照的“革命民语”。
这部署名为“日本国体革命委员长”的“革命民语”以否定敕语的形式，将《教育敕语》中的“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深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改写为“人民惟我皇祖皇宗肇国不早于西历三世纪，树德浅薄，有不德者。人民常叛逆天皇国家，常有不少不孝于父母者”，并将敕语中“孝于父母”以下的十二条道德条目改写为“我们人民，不孝于父母，不友于兄弟，夫妇不和，朋友不信，骄奢持己，憎恶及众，不修学不习业，以退化智能、破损德器，进而不广公益、不开世务，常轻国宪、不遵国法，一旦缓急，则卑怯遁走，以革天壤无穷皇运之命”。[注] 里見岸雄：『教育勅語か革命民語か』、錦正社1965年版、第43-44頁。
用里见岸雄的话来说，“革命民语”是判断《教育敕语》是否正确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在他看来，所谓的“革命民语”可以说是战后排除《教育敕语》道德、采纳西方民主伦理后产生的一种产物。他指出，战后日本国会及政府否定了《教育敕语》，一些民主主义者将其看作是封建道德、反民主之物，从而导致日本道德的颓废，即“不孝者、不忠者、不信者、利己主义者如恶鬼般混杂其中”，这些现象的出现皆是“由于否定、排斥教育敕语而遭受的现世报应”。[注] 里見岸雄：『教育勅語か革命民語か』、錦正社1965年版、第44頁。 他通过反讽手法，使“革命民语”处于《教育敕语》的对立面，从而实现了对敕语价值的肯定。他的这种反讽式改写，不仅在于攻击战后西方的民主伦理道德并未发挥作用，而且也在于为明治维新百年后的日本提供一个走出道德迷失境地的方向，那就是回归《教育敕语》原文，深刻体会敕语精神，重新发现解决之路，防止日本在“外国强加的宪法、反对安保、排美中立之名下，允许共产革命，永远破坏皇国之光荣”。[注] 里見岸雄：『教育勅語か革命民語か』、錦正社1965年版、第155頁。
作为一名国家主义者，里见岸雄试图为战后日本的道德颓废寻求解药，并开出了回归《教育敕语》的药方。在“美国制《日本国宪法》统治”的刺激下，里见的这种改写模式难免会被理解为由于屈辱而形成的思想产物，而这种极端的情绪反应也是一般敕语拥护者所欢迎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全面肯定敕语的态度所展现的偏激与狂热的倾向。里见通过曲解敕语所具有的普遍性从而宣扬其仍适用于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一点上，70年代明治神宫发表的现代文版《教育敕语》[注] 明治神宮：「教育勅語」。http://meijijingu.or.jp/about/3-4.html. 可谓殊途同归。
从编写体例看，《国民实践要领》《理想的日本人》中个人→家→社会→国家的编写体例明显受到近代遵循敕语精神而编纂的修身教科书的影响。与战前的修身教科书所不同的是，《国民实践要领》和《理想的日本人》首先从个人的人格尊严、自由等说起，并逐步扩展为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而非采用敕语式的以“忠孝”为中心的纵向道德架构模式。
在这篇现代译文中，译者佐佐木盛雄把美化敕语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错误的改写无疑会使那些不了解《教育敕语》成立背景及其影响的普通民众产生一种错误的认知。明治神宫财务部长谷口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辩解道：“在道德混乱的世间，希望人们记起敕语中所说的孝顺父母、兄弟友爱、夫妇和睦等。敕语内容既无军国主义思想也无其它，它是人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注] 「教育勅語 口語て 登場 明治神宮て 無料配布」、『朝日新聞』1973年9月8日。 不仅如此，这种改写更是巧妙地遮盖了《教育敕语》所蕴含的超国家主义思想，使得敕语中所体现的典型特性逐渐变得暧昧不明，将其改造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伦理道德。
1948年6月19日，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了《关于〈教育敕语〉等的排除决议》《关于〈教育敕语〉等的失效确认的决议》。其中，参议院的决议是由曾经担任过文部大臣的田中耕太郎宣读并说明的。与众议院明确表示“排除”《教育敕语》的态度不同，田中在宣读参议院的决议案后特别强调：“本决议案的性质是为了确认教育敕语等的失效，并非是指教育敕语等在今天开始被废止、或是被排除……本决议案并非言及与宪法第98条第1项的关系”。[注] 「第2回 参議院本会議」、1948年6月19日。这里是指宪法第98条“违反宪法条规的法律、命令、诏敕及关于国务等其他行为的全部或是一部分不再具有其效力”的规定。 也就是说，尽管众议院根据宪法第98条规定，“排除”了《教育敕语》，然而以田中耕太郎为代表的参议院议员却仅表示敕语只是失效，并未从根本上否定《教育敕语》。这也意味着，田中等人对《教育敕语》失效的认定，从一开始就为战后那些意图修正敕语评价的保守人士提供了依据。
三、从部分肯定到全面肯定的拥护论
《教育敕语》废止后出现重新评价敕语的言论中大致是这样的基调：肯定《教育敕语》中交织着日本民族“传统”的道德和普世性价值，借着《教育敕语》重新整饬战后日本社会的道德秩序。在此我们可以田中耕太郎的教育敕语观为例加以说明。
以上两种改写虽然在解构敕语话语的模式上各不相同，采用各自的方式，但都是为了消除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因敕语而造成的恶劣影响，进而引出《教育敕语》中包含有一套企求所谓真善美的永恒精神价值的逻辑，意图使《教育敕语》在战后民主主义社会发挥价值取向的作用。这些对敕语话语所做的改写本身已经显示出，原样恢复曾在近代日本人的精神、心理和肉体上抹上阴影的《教育敕语》是非常困难的。也因此，多数敕语拥护者找到了一条更为便捷的思想出路，那就是对《教育敕语》进行重新评价。
这部被称作“天野敕语”的《国民实践要领》引起了极大波澜，天野迫于舆论压力而放弃了公开发表，因此其并未在战后日本的文教活动中发挥具体的作用。不过，“要领”中所鼓吹的国民对天皇的忠诚精神却被后来中央教育审议会(以下简称为“中教审”)发表的《理想的日本人》所继承。如果说50年代的《国民实践要领》主要针对的是日本国家主权恢复后重新定位个人和国家关系的话，那么60年代《理想的日本人》的发表，显然是要在冷战格局背景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之下重新确立日本人和日本国家的未来目标。自50年代中期起，日本政府开始谋划推进《教育基本法》修改的步伐。第三次鸠山一郎内阁时期的文部大臣清濑一郎(1955年11月-1956年12月在任)在陈述政府提出《临时教育制度审议会设置法案》的理由时指出，战后以《教育基本法》为核心的教育改革是在“被占领的特殊状态之下急速推行的”，“与实情多有不合之处”，[注] 「第24回国会衆議院内閣委員会」第2号、1956年2月8日。 因此主张对其进行修改。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借用鸠山在国会答辩时所说的，即检讨“应成为教育基本的道德基准”。[注] 「第24回国会衆議院内閣委員会」第19号、1956年3月6日。 这是因为《教育基本法》虽然确立了完善人格、和平的国家和社会、真理、正义、个人的价值、勤劳、责任、自主的精神八个教育目的，但舍弃了“对国家忠诚”等“传统”的道德德目。[注] 「第24回国会衆議院内閣委員会」第19号、1956年3月6日。 这种意识不单是50年代的文部大臣和首相所特有，也是60年代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如池田勇人内阁时期的文部大臣荒木万寿夫(1960年7月-1963年7月在任)认为之所以需要修改《教育基
本法》，是因为基本法中缺少成为“优秀日本人”的要素，[注] 「第38回国会衆議院文教委員会」第2号、1961年2月15日 并没有体现日本民族文化的传统。虽然荒木修改《教育基本法》的计划因遭到舆论反对而落空，但在他向中教审提出的《关于扩充调整后期中等教育》的咨询建议中，已经提出了“理想的日本人”的构想。中教审为此设置特别委员会，委任以高坂正显、天野贞祐为代表的30名委员就“理想的日本人”进行审议。1966年，《理想的日本人》作为“附记”列入了中教审的《关于扩充调整后期中等教育》的咨询报告。该报告分为前言、当前日本人的课题(第一部分)、理想日本人的要求(第二部分)三项内容。其中，第二部分分别列举了作为个人、家庭成员、社会成员及国民的道德要求。
以上参议院提出的敕语失效论，与其说反映了战后初期一部分保守人士不愿丢弃《教育敕语》的心态，毋宁说集中体现了田中耕太郎对《教育敕语》的态度，即失效并不意味着否定其所包含的价值。在《教育敕语》废止前，时任文部省学校教育局局长的田中就主张，敕语应在今后的教育中继续发挥作用，“今后日本精神生活的重建必须依靠自然法思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教育敕语在今后应继续保持道德性权威”。[注] 〔日〕貝塚茂樹監修：『文献資料集成 日本道徳教育論争史 第11巻 「修身科」復活と「国民実践要領」論争』、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2015年版、第13-14頁。 他认为，《教育敕语》在过去被国家主义者滥用，并被文部省及教育者用于培养国民的盲目服从。然而这是滥用者的罪责，不应归罪于天皇或是《教育敕语》的内容。这是因为《教育敕语》中网罗了个人道德、家族道德、社会道德、国家道德诸多规范，与儒教、佛教、基督教的伦理有共通之处，具有普遍性。其中的“一旦缓急”虽有不合理之处，但绝非谬误。[注] 〔日〕貝塚茂樹監修：『文献資料集成 日本道徳教育論争史 第11巻 「修身科」復活と「国民実践要領」論争』、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2015年版、第184-187頁。
然而，随着敕语被废止，田中等人不得不面对敕语丧失效力的事实，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将《教育敕语》作为构建战后日本道德秩序的思考焦点。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的考虑：一是，作为“国体”观念精神基础的《教育敕语》与民主主义社会并无冲突，这是因为其内容包含普世性的价值。田中等人一直强调敕语中“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等具体的道德条目具有普遍性、真理性，却忽视了这些具体的道德条目被赋予的特殊意义，[注] 如敕语拥护论者一直高呼的具有普遍性的“孝于父母”，在近代具有这样的意涵，将一个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孝”，包括“崇敬先祖”扩大为对天皇的“孝”，以及对“皇室之祖先”的崇敬，通过将家扩展为国、 将君臣关系比拟为父母与子孙的关系，使“孝”的范畴进一步扩大，借“忠孝”于天皇及崇拜皇室祖先来凝聚民心，进而创造出国民精神的统合。又如“夫妇相和”，着重强调妻子对于丈夫的“服从”。 并一直回避对敕语核心部分——“忠孝”伦理的反思。这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教育敕语》与民主主义伦理不相容的紧张状态，从而使其作为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理念继续发挥作用。二是，与前一点关联，即便《教育敕语》与《日本国宪法》《教育基本法》存在抵触的部分，但其中所蕴含的普世性价值，使其不失为一份关于伦理道德的历史文献，这也意味着在将来日本的道德重建过程中不能完全丢掉教育敕语的精神。
体表面积是根据身高和体重计算得到的，药品说明书记载的表观分布容积（V d）为（0.61±0.11） L·kg-1，患者的体重对异烟肼的分布是有影响的。体重轻、体表面积小者，药物会较少地分布到组织中，从而清除得更快。亚组分析也显示，不同体表面积的患者其体内异烟肼浓度是有明显差异的。
1.2.3 操纵手柄(杆)转动灵敏，转向离合器转向自如，发动机油门操纵机构应轻便，并能准确控制发动机转速。
田中耕太郎的敕语拥护论反映了战后多数拥护者的普遍心态。他们一面感叹战后道德的沦丧，一面赞赏《教育敕语》蕴藏的道德精神，意图通过重新评价《教育敕语》而使其发挥对战后日本教育改革及道德秩序补偏救弊的功能。在战后重新评价《教育敕语》的声音中，有一种拥护论的重心已不再停留于含糊其辞地对《教育敕语》进行部分肯定，即通过赋予《教育敕语》普世性价值以掩盖其与民主政治的抵触，而是全盘肯定敕语，且更为重视如何使《教育敕语》作为民族主义的精神武装重建日本的民族秩序。这尤以自民党的藤尾正行为代表。1984年8月27日，时任自民党政调会长的藤尾在札幌市举办的自民党道运政策集会上发表讲演，在谈到教育改革时指出，“战后国民的秩序混乱，应复活教育敕语所教的道德律，恢复精神的秩序”，“恢复基于历史与传统的民族之心，在战后构建的国际性与合理性基础上，应构筑新的理想形象”。[注] 「教育勅語の精神復活主張」、『朝日新聞』1984年8月28日。 随后在9月17日自民党研修会的演讲中，他提出：“天皇制与教育敕语没有任何错误。加入新的世界性与合理性来创建民族秩序，这应该是教育改革的原点”。[注] 「教育勅語再び強調」、『朝日新聞』1984年9月18日。 藤尾的敕语复活言论一出，舆论顿时一片哗然。《朝日新闻》一针见血地指出，藤尾的复活论背后其实是打造“一旦缓急义勇奉公”之“忠良的臣民”，即教导民众不违背国策，为了国家贡献自己生命的精神。[注] 「天声人語」、『朝日新聞』1984年8月30日。 而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的持论也与此大体相近。在2017年3月8日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稻田指出日本要建设“道义国家”就必须恢复敕语精神，“道义国家”是《教育敕语》的核心。[注] 「第193回国会参議院予算委員会」第9号、2017年3月8日。 这种将《教育敕语》作为纽带，以凝聚国民精神重建“民族秩序”和“道义国家”的思想，所暴露出的是拥护论者民族大我的心态。
四、结语
由于日本的战败和美国的占领，作为“大日本帝国核心”[注] 〔日〕堀孝彦：『近代倫理学生誕への道―民主主義の倫理と日本』、未知谷2014年版、第423頁。 的《教育敕语》受到极大冲击并逐渐失去其地位和作用，这使得战后日本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动摇。一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感到并提出日本急需一套适合战后日本人的价值体系以作自我定位，冷战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及个人主义的泛滥，引起了一部分保守人士的焦虑。他们一方面以《教育敕语》为“借镜”，制定新的道德规范，试图对道德价值日趋混乱的战后社会进行“纠正”。另一方面，开始检讨以《教育基本法》的制定为开端的战后教育改革。因美国的占领而产生的屈辱和明治“乡愁”结合在一起，使他们在潜意识中急需寻求一种能与西方民主主义伦理并驾齐驱，甚至较之更为优秀的伦理价值。[注] 「第193回国会参議院予算委員会」第9号、2017年3月8日。 战后至今，无论是以敕语为“借镜”的道德纲领，还是为消解敕语不适合民主社会发展的状况而对敕语进行的改写，抑或是对《教育敕语》进行的肯定性评价中，无不透露出敕语拥护论者的思想逻辑——《教育敕语》仍然是铸就战后日本人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他们在“传统”与“民主”之间找到连接，那就是《教育敕语》中蕴含着“普世性”的价值，从而遮盖了其所蕴含的军国主义的“忠君爱国”的本质。《教育敕语》的废止及失效距离现在已过70年，但是当时所遗留的问题仍然是日本今天面临的问题，停留在所谓的“传统”窠臼，隐藏其与民主政治的矛盾，不仅无法正确地讨论道德问题，更阻碍了战后日本人树立正确的历史认识和价值取向。
在表征群落多样性的指数中，Shannon-Weiner多样性指数（H）在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分析比较中运用最广。土壤动物不同类群生态功能不同，不同类群的个体数量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使群落多样性与均匀度显著相关而与丰富度关系不密切，因此那些组成简单、各类群数量较低群落的值可能会比组成丰富、各类群数量较高群落的更高[9]。本研究中群落多样性与均匀度呈正相关而与丰富度指数无关，均匀度与优势度呈现负相关。农田中，大型土壤动物个体数最少、种群数量少，而丰富度指数最高。
本文作者：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乌兰图雅
DOI： 10.19498/j.cnki.dbyxk.2019.03.014
①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日本媒体视域下的天津(1945-2000)”(编号：TJSLQN18-001)的阶段性成果。
标签：教育敕语论文; 天野贞祐论文; 里见岸雄论文; 田中耕太郎论文;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