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口百年战略--对李小平先生的回答_李小平论文

论中国人口百年战略--对李小平先生的回答_李小平论文

也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兼答李小平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口论文,战略论文,李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2004年年底的某一天,我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选刊上读到了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的全文,原文出自国内颇有影响的《战略与管理》杂志(2004年第三期)。实际上,我与李小平已在诸多场合(网络、论坛、研讨会等)进行过“交锋”,坦率地说,我十分敬佩他学术上的执著,也丝毫不怀疑他忧国忧民的纯粹;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为我们双方虽多次争论,却未能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而感到遗憾,我曾决定放弃这种没有结论的争论。不过,当我再次看到他的这些观点,而这些观点还依然有一定的代表性时,再次看到他希望能够得到正面回应时,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我拿起笔,将我的观点总结整理一番,也算是对李小平先生们的再次回答,希望能达到一些共识,也能为制定中国人口长远发展战略做一些益事。

正如李小平所言,在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目标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反映在生育政策上有三种不同主张,笔者是坚决反对李小平单纯的“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的观点,坚决反对所谓200年后的人口目标,即200年后中国人口降至3~5亿。在论证我的观点之前,先陈述一下我们的共同之处。在关于未来人口发展战略的问题上,无论是目前的哪一派观点,都不主张中国人口数量继续增长,都主张控制人口数量。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些误解,认为主张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就是鼓励中国人口数量继续增长。实际上,由于每个家庭平均两个孩子低于人口的更替水平(简单地说,更替水平就是子女一代完全替代父母一代,维持人口世代更新、人数不增不减的生育水平。因为有死亡的因素,更替水平必定大于二孩。在低死亡水平和出生性别比正常的条件之下,更替水平通常被假定为总和生育率2.1。),所以,全面主张二孩政策也是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政策。笔者与李小平主张的区别不在于中国要不要控制人口数量,而是在于如何调控人口(调控不仅仅限于控制人口数量)。在讨论人口发展战略的目标上,笔者并不预先为未来100年或200年设定一个远小于现实人口规模的绝对人口数量目标,而是从遵循人口自身再生产的基本变动规律出发,从追求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协调关系出发,从追求人口发展既为手段又为目的的统一性出发,据此,长远的人口发展战略表现在具体的人口生育政策上就是,全面允许生育二孩,在二孩生育政策上统一解决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问题,不断提高人口素质。这才是有利于中华民族保持昌盛不衰的人口战略,也是我们身处多重困境中的最佳选择。

讨论人口百年发展战略,笔者以为,应当以历史的、开放的、动态的视角进行讨论,所以,首先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以及其中的中国人口变动轨迹和变化趋势,由此可以窥见人口自身再生产内在的一些规律性。

1 世界人口格局与人口变化趋势

1.1 世界人口变化及趋势

自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走向了和平和发展的道路。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世界人口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世界人口从1950年的约25亿增加到21世纪初的60多亿,50年世界人口翻了一番多。出生率、死亡率也都从较高的水平下降到较低的水平(见表1)。与此同时,世界人口格局正处在巨大的变化之中。从1950年到世纪末,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人口转变,其人口仅由8亿多增加到接近12亿,增加了不到0.5倍。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变化则截然不同,20世纪50年代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处于很高的水平,经过半个世纪,死亡水平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出生率虽然变化幅度不如死亡率,但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正是欠发达国家人口转变这种死亡率短期内迅速下降的特点,使欠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规模迅速膨胀,其人口规模从1950年的17亿增长到2000年的48亿多,半个世纪人口增加了近2倍,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速度。 人口的快速增长使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也由1950年的67.75%上升到2000年的80.38%。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接近90亿, 届时发达国家将继续稳定在12亿左右,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将激增到77亿,占世界人口86%,完全改变了100年前的世界人口的分布格局。

表1 世界及中国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变化1950~2050年 亿,%

年份 195019752000 2025

2050

世界总人口

25.19

40.66

60.7178.51 89.19

少年人口比例 34.30

36.80

30.1024.20 20.10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5.205.706.9010.50 15.90

发达国家 8.13

10.47

11.9312.41 12.20

少年人口比例 27.30

24.20

18.4015.60 15.80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7.90

10.70

14.3021.00 25.90

发展中国家人口(不含中国)

17.06

30.20

48.7766.10 76.99

少年人口比例 39.60

41.90

35.9028.10 21.80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3.603.704.50 7.10 12.40

中国人口 5.559.28

12.7514.45 13.95

少年人口比例 33.60

38.50

24.9018.10 16.10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4.504.406.80 13.40 22.90

资料来源:U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2 Revision),New York,2003。

世界人口数量在发生变化同时,人口年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从总体上看,世界人口趋于老化,即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目前世界已进入老年型人口。不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又有很大的不同。目前,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14%,到21世纪50年代,老年人口的比例将上升到26%,而少年儿童人口比例则下降到不足17%,将形成倒金字塔形人口。 发展中国家则是另一幅图景:不含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老年人口比例还不足5%,预测到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12%多。不过,21世纪50年代较20世纪5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见表1)。

1.2 世界人口格局中的中国人口变迁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其人口变化和转变不仅与发达国家根本不同,也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无论是出生率还是死亡率其变化速度和幅度都快于世界上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与其他欠发达国家地区(不含中国)在同一个水平上(见表1),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降至14.5‰和7.0‰,大大低于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不含中国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这两项指标分别是27.0‰和9.4‰)。 按联合国生育水平中方案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约为14.5亿,此后,人口数量将开始出现负增长,2050年总人口数量回落到13.95亿左右的水平。与此同时,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将发生急剧的变化。按联合国中方案预测,老年人口比例将由目前超过7%上升到2050年23%,大大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世界人口的平均水平,靠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少年儿童人口的比例也迅速下降,到2050年,该比例将下降至16%,低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平均水平,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见表1)。

透过上述对世界人口以及中国人口变动轨迹的历史回顾和未来展望,不难发现,中国人口与世界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都经历了人口转变;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又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又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口经历了剧烈的变动,表现在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以及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这些人口变动的历史轨迹和变动趋势应该是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人口未来百年战略的一个基础。

2 中国人口百年战略的基本依据

在人口百年战略一文中,李小平主要是从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两个方面来论述人口百年战略的依据并确立其人口目标的。他认为,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李小平,2004)。笔者下面也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2.1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自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人口论以来,关于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争论就未停止过。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急速增长,人口争论又重燃战火。各路学者都从人口要素的变化去论述,但结论往往相互矛盾。20世纪60、70年代由于世界人口空前快速的增长,人口悲观论一度比较盛行,如埃里奇的人口爆炸论、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一个“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课题小组,并于1986年出版了研究报告。报告从诸多方面讨论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论述人口增长与非再生资源、储蓄投资、人力资本、再生资源、环境保护等的关系中,并未得出马尔萨斯的悲观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报告修正了以往的悲观论调(人口委员会,1995)。20世纪末,人口与发展的讨论仍在继续,其中哈佛大学两位教授David E.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利用经济增长模型以东亚为例的研究极富启发意义。从人类人口的历史看,人口转变(demography transition)、人口变迁(demography change)只是人类人口史上急剧变化的短暂一瞬。人口转变是高出生、高死亡向低出生、低死亡状态转变。伴随着这种人口转变,人口的数量和结构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会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增长。David E.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人口转变初期,由于死亡率下降而生育率保持不变,因此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人口快速增长使人口年龄结构即劳动力人口与非劳动力人口之比下降、抚养负担加重,因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在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即生育率开始下降进入生育率转变时期,人口数量增长减缓,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劳动力人口与非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即人口红利阶段(Demographic gift phase);当生育率下降到与死亡率水平相当,人口趋于稳定、趋于静止, 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都趋于常量,趋于不再变化,因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于中性。他们还特别指出,人口红利阶段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能否实现还取决于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环境。在东亚经济奇迹中,人口转变因素也即人口年龄结构的红利因素的贡献率高达1/3~1/2(Bloom & Williamson,1997,Williamson,2001)。通过这项实证研究,我们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劳动力人口系数或人口负担系数)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并且在转变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影响作用。过去,学者们之所以就人口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还未观察到(或未获得到)人口转变对经济影响的完整过程(完整数据),仅仅是人口转变不同阶段上的论证。

受到西方实证研究的启发,我国学者也借用西方经济增长的理论和视角对我国建国以后的人口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确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获得人口红利(于学军,2003;蔡昉,2004)。有意思的是,面对同行有关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人口红利”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论证,李小平却这样质疑道:“事实上,如果中国1949年建国后压根没有人口增长,中国人均GDP水平肯定会比现在要高得多,从而劳动力的增长不但不是什么红利,而且是抽走了人口不增长情况下5亿人口本应有的红利。 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论证中国自建国以来在5亿基础上的人口总量的增长相对于保持5亿人口而言确实促进了人均GDP的增长,那么,人口红利一说就是没有经济学依据的(李小平,2004,p40)。”我们不知道,怎样的论证才是令人信服的?这种反诘看似“有力有理”,但是,却经不起推敲。因为,他这是在违背人口变化规律和反事实的前提下进行的!作为建国初期的高出生高死亡的中国人口能不发生人口转变吗?而发生人口转变必然导致人口数量增长,中国人口可能停留在高出生高死亡水平上的5亿人口吗?所以这种反事实的反驳是没有说服力的。为了能够让人口结构因素更持续地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不少学者都认为,我们必须调整人口发展战略,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保持人口结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红利”效应,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于学军,2003;蔡昉,2004;李建新,2002)。

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的论述也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也是站不住脚的。长期以来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更新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也是西方学者争论的话题。会不会出现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对劳动力的排斥越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少呢?实际上,从劳动就业结构的长期变化看,情况并非如此。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现代化的确会排斥农业劳动力,但是与此同时,工业第二产业也在不断地创造就业机会并吸收劳动力;在后工业化过程中,第三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传统工业减少的就业机会。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不能根据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优势,就简单地推定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失业状况会越加严重(李培林,2005)。

显然,李小平关于迅速减少人口数量有利于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均GDP 以及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需要减少劳动力的论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这些不充分的过于简单的论证不能成为我们制定100年乃至200年的人口发展战略的依据!

2.2 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

李小平坚决主张减少人口总量的另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人均资源劣势,也即资源环境问题。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而人均资源(耕地、森林、水、能源矿产等)却相对匮乏,这是最基本的国情。毫无疑问,谁也不会否认中国存在着人口数量规模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而且这种巨大压力在未来也许不会很快得到缓解,反而还可能不断加剧。但是,据此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判断人口数量规模是资源环境问题的“罪魁”?是不是迅速减少人口数量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了呢?这是一个重要且需要理清的问题。

早在1968年,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里奇在其《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就认为,人口是导致资源环境问题的祸首,人口的迅速增加与过剩已经超过了地球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正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欧美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关系更密切,并且指出资源环境恶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环境社会学家则强调社会学因素,强调文化、价值观、个人行为等对环境问题的影响。美国环境社会学家查尔斯.哈珀(Charles L.Harper)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之上指出,至少有4种社会变量是环境变化的驱动力:(1)人口增长与规模;(2)制度安排及变迁,特别是有关政治经济和经济增长的;(3)文化、信仰和价值观;(4)技术创新。从社会变迁、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宏观视角来看,环境问题的产生并不单单来自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的影响。实际上,文化、价值观也是不可忽视的变量。社会学家强调,我们的物质主义文化(文明)创造了今天的资源环境问题(哈珀,1998)。

可以肯定,其一,存在着诸多影响资源环境的因素;其二,人口规模只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其三,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地区,导致资源恶化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会有所不同。而对于人口停滞的发达国家,其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则是影响资源环境的重要因素。中国目前资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在2005年世界环境日前夕,有关媒体采访了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该负责人指出,目前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我国现有资源和环境根本无法承受的,由此可能导致的生态危机迫在眼前。同时,环境法实施不利以及片面的发展观和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①。显然,生产方式、制度法规、观念、技术等都是影响我国当前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那种把人口规模归结为资源环境问题的主因,不仅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还会产生误导,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其实,在今日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要求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全新的视角看待和解决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一方面,诚如作者所言,与几个大国如美国、澳大利亚相比,中国人均资源的确处于劣势,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以封闭的、静态的视角去分析中国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必然得出悲观的结论。但全球化的视角之下,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并不是封闭的、并不只是悲观的。我们进口粮食,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在“进口”我国的稀缺资源——耕地和水;而我们出口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就意味着我们在发挥我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给了我们更大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尽管许多环境问题是地方区域性的,但当代资源环境退化形式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具有全球性,而且它们对人类生命造成的一系列危害和威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许多资源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臭氧枯竭和资源消耗等都产生了一个比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要大得多的“环境命运共同体”(赫尔德,2001)。面对着我们人类“公共物品”的资源环境,任何以国家为单位的单边行动都将是无助的。以全球变暖问题为例,谁都知道,2 亿多人口的美国每年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远高于13亿人口的中国,位居世界首位,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愿意牺牲本国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批准全球共同治理“温室效应”的《京都协议书》。所以,以关起“国门”封闭的方式、以迅速减少本国人口数量的手段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充其量是将我们在“公共物品”上应有的份额让他国所蚕食,将我们在“共有地”上应有席位让他国所占有。

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从历史和现实看,中国都必须走加速发展的道路。从百年屈辱的近代史中中国得出了“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是硬道理”的深刻教训。面对着经济迅速发展中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将问题简单化(如归结为人口数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要怎样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同样还要面对未来人类社会怎样发展这样一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莱斯特.布朗认为,人类向地球的索取已经超过了地球能够供给的限度,传统工业化的A 模式即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以汽车工业为中心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已经走到尽头,21世纪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应该走B 模式即以太阳能/氢能为主要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和稳定世界人口(布朗,2003)。布朗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也是富有启发的。事实上,至少在理论层面上,我们已经确立了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全面协调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2.3 迅速减少人口数量带来的其它结构问题

关于迅速减少人口数量带来的其他人口结构问题, 笔者已有论述(李建新,2005)。在此不再赘述,但要指出: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从20世纪80年代起持续偏高以及近年来出现了人口学上的反常现象,即女性婴儿和低龄组女孩(0~4岁)死亡率偏高,引起了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对这种现象的根源有不同的解释,但笔者更认同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口这种偏离常态的现象与过严的生育政策有关,生育政策的强制过程不仅侵犯了某些人口自身具有的重要权利,而且,对于存在强烈的男孩偏好的中国,导致女婴死亡率升高(森,2004,P220)。实施迅速减少人口数量的策略不仅使已经发生的与出生性别比偏高有关的问题难于得到解决,还会给未来留下更多的与之相关的风险和后果如婚姻挤压以及其它一些不良的不确定的社会问题。

与迅速减少人口数量的另一个直接有关的是家庭结构倒金字塔问题。从社会学角度看,一孩家庭即3口之家的关系结构与2孩家庭即4 口之家的关系结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子女来说,前者只有上下代际关系,而后者不仅有上下代际关系还有同代关系。在不考虑遗传因素的情况下,个体的不同就来自于不同的社会环境的塑造,而家庭环境是个体成长的最重要的初级社会化机构。另一方面,在自然生态学领域存在着一个铁律:单一性导致脆弱性,多样性导致稳定性。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我们人类何尝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单纯为减轻人口数量压力而继续实施严格的生育政策,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一孩家庭。即便是“独生子女”问题的争论是不确定的,我们也必须预防这种家庭结构单一性的趋势及其带来的脆弱性,因为我们子孙后代的身心健康不仅仅关系到每个家庭,更关系到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兴衰。所以,无论是从微观家庭规避风险抗拒风险,还是从宏观民族国家长远昌盛的角度,我们只顾及宏观上减少人口数量而不顾及微观上的家庭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都是不可取的。

其实,人口数量的迅速减少和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和风险还远不止表现在经济、社会层面上。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还与文明兴衰以及民族冲突有关,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有过深刻的论述。由此,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把中国人口数量问题放在世界人口变迁、文明兴衰的大背景下思考,那种单纯减少人口数量压力的目标不利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也不利于中国文明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李建新,2004)。对此,李小平声称这是“危言耸听的无稽之谈”(李小平,2004)。当今世界已是人口的两极世界。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在世界人类人口史上完成人口转变,人口规模相对减少,人口趋于老化并于20世纪后半叶陆续进入老龄社会。另一极则是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空前膨胀,并形成“生机勃勃”的年轻型社会。其实,无论是埃里奇惊呼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还是哈丁担心“共有地悲剧”的发生,再还有亨廷顿关注“文明的冲突”,都显示出西方学人对世界人口变迁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激增的深刻忧虑。1950年以后,欧洲将不再是西方文明的欧洲,美国也将不再是白人的美国(亨廷顿,2005)。从人口史上看,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及其文明的扩张恰好也借助了其年轻型人口勃勃生机的力量并于20世纪上半叶达到了西方势力的高峰(亨廷顿,1999)。所以,人口绝不单单是一个数量多少的问题,其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兴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的无稽之谈,这是人类历史变迁的启示。

3 西方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启示

面对我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发达国家所经历和正在面临的困境应该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美国人口学家皮特.麦克汤纳(Peter.McDonald)研究指出,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进入21世纪,在未来30年或50年,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将面临劳动力短缺,将严重地影响其经济的发展。美国著名的人口学家约翰.邦戈兹(John.Bongaarts)在对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对现行的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影响研究中指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主要发达国家所实行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将难以为继,国家财政负担将不堪负重。面对未来劳动力人口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冲击,面对未来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两位人口学者都提出了相同的应对老龄社会的人口对策,即提高生育率和增加国际移民(Peter.McDonald,2001; John.Bongaarts,2004)。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引起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2002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欧洲三大洲的政府、工商企业、学术界和非政府机构的85位权威人物,组成专家委员会,共同研究了全球老龄化给财政、金融、经济和国际政治带来的挑战。专家们一致认为:全球老龄化会给发达国家带来5个方面的基本挑战:(1)不断上升的退休成本带来的财政挑战。(2)不断衰老和萎缩的劳动人口带来的劳动力挑战。不断下降的出生率会导致普遍的劳动力短缺。(3)停滞和不断衰退的市场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挑战。(4)资产贬值和资本巨变带来的金融挑战。(5)人口大国力量的改变和吃紧的国防预算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教训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审视我国人口未来的走向。按联合国预测,未来我们选择不同的生育水平将会有不同的人口趋势(见表2)。在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预测的方案中,假设的生育水平为总和生育率1.85(接近我们主张的二孩水平),而在低方案中,生育水平为总和生育率1.35(还未达到李小平主张的一孩水平)。从预测的人口年龄结构结果看,未来我国人口与世界其它国家一样都会趋于老龄化,但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则是空前的,不仅快于我们的潜在竞争对手——印度,而且,还快于我们追赶的目标——美国(见表2)。如果实施低方案,老龄化速度更快,2050年,老年人口比重将是印度的二倍,同时,也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从预测的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看,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将在2020年前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并且劳动力人口内部呈现老龄化。我们的邻国印度则是另一幅前景:劳动力人口不断增长,并在2030年左右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劳动力人口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如果实施低方案,中国劳动力人口在未来下降的趋势更明显,劳动力人口减少的幅度更大。结合上述有关论述和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了避免未来中国劳动力人口的迅速减少、避免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烈冲击,为了避免人口数量与结构的迅速变化对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文化、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烈冲击,低方案是不足取的。所以,所谓人口百年战略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总量多与少问题,其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一个国家长远的发展战略。

表2 几个国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

年份2000 2010 2020 2030 20402050

发达国家 14.3 15.9 19.2 22.7 24.825.9

美国12.3 12.8 15.9 19.2 19.820.0

日本17.2 22.4 28.1 30.4 34.436.5

中国(中) 6.8 8.1 11.7 16.0 21.822.9

中国(低) 6.8 8.3 12.4 17.6 25.228.3

印度 4.9 5.7

7.1 9.4 12.014.4

资料来源:U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New York,2003。

4 一些质疑

在论述了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之后,我并不想对李小平文章的各个部分进行一一回应。但是,对作者论述中出现的一些明显的问题,笔者愿意坦率地提出来进行质疑。

通观李小平的整篇论述,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分母效应”式的演绎推理。在关于人口对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影响的论述中,作者一直是按“分母效应”演绎的:人口数量分配一定量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口越多,人均GDP越少,反之,人口越少,人均GDP越高;人口数量占用消耗一定量的资源,人口越多,人均资源如耕地、水等越少。用“分母效应”的方法来分析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单纯的“减少刀叉”观。其最终的结论是这样一个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当作为分母的人口数量规模越小时,人均指标(如人均收入、人均粮食、人均耕地等等)就越大;而人均指标越高,就越意味着人均福利的改善和提高,就越意味着发展;所以,要发展就要迅速减少人口数量。看起来这种推理不无道理,而且事实上,“分母效应”式的分析还常常是我们一些公共政策的依据。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检视一下人类发展的近代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从工业革命以后马克思惊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产生的迅速扩张(注意那时西方国家的人口正处在相对农业社会快速增长的转变时期),到20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和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人类历史的经验都不支持这种演绎推理。从1900~2000年,世界人口从16亿人增长到61亿(人类人口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虽然世界人口增长了将近4倍,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增长了20~40倍,使世界不仅能够支持4倍的人口增长,而且生活水平更高了(联合国,2001)。事实上,在历史上关于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讨论中,还没有哪种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人口总量与国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 减少人口数量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历史上也不存在着一个经验事实,即某个国家或地区是通过减少人口总量而提高了人均GDP、走向富裕社会的。显然,以“分母效应”的方法来论证作为人口百年战略制定的依据是不科学的、是会带来误导的。

其二,暗含不真实假定的推论。在李小平的论述中,存在着诸多的暗含不真实的假定以及由此做出的评论和论证。上面所提到的“分母效应”分析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其“分母效应”的论述中,隐含着这样一个不真实的前提,即作为分母的人口数量,其数量规模对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在其它的论述中,这种隐含的假定也不少见。例如,在“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一节中,李小平这样的困惑到:“一个令笔者十分不解的现象是,所有因老龄化而顾虑重重并因此而主张放宽或放开二胎生育的学者,竟然没有一个人肯就一胎化和二胎化之间究竟那个选择在百年之内更有利于人均收入的更快增长进行分析论证。即便是在笔者发表文章明确要求主张放宽和放开二胎的学者对此进行论证,那些进一步发文认为不能以降低人口总量为目标或不能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比例为目标学者,仍然回避就两者之间将导致的人均收入差异问题进行对比分析,甚至连一个基本表态都没有(李小平,2004,p38)。”先不管李小平为何对我们关于调整生育政策从而调整人口年龄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论证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视而不见,且看李小平是怎样论述“在100年内,一胎化相对于二胎化而言, 必定会加速人均收入的提高”的吧。“其依据十分简单:首先,所有二胎孩子在18岁之前基本上不成为劳动力,因此不生二胎,就节约了养育二胎的耗费,也就等于提高了人均收入……(李小平,2004,p38)。”他这番关于一孩优于二孩的论证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假设之上,这个不真实的假设就是二孩一生所创造的财富要小于他所消耗的成本,这是一个违背经验事实的假设。人口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是统一的,就人类总体而言,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人口作为生产者所创造的财富平均总是大于人口作为消费者所耗费的,所以,20世纪世界人口前所未有的增长并没有导致一个更加贫困的世纪出现。在“二胎孩子的社会成本与家庭收益”一节中,经过一番对“二孩”成本的计算之后,作者写到:“有人可能认为这种计算方法没有将新增二胎孩子创造价值的因素考虑在内,但如果按照这样思维和算账方法,那也就没有人口和劳动力过剩问题了,因为即便是第十胎孩子,他们长大后不也是自己养活自己吗?那放任随便生育不就得了,还搞生育控制干吗(李小平,2004,p39)?”在这样的诘问中,第一,有关计算二孩成本的假定存在问题;第二,混淆了人口“控制”与“放任”的界线。因为生育二胎仍属于控制人口数量的范畴,但生育十胎则是一个放任且高速增长的人口。这样推出的结论能让人信服吗?

从不真实的假定前提出发,推论出不真实的人口后果,不真实的人口后果又进一步成为严格实施生育政策的依据。从逻辑推理上看,李小平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正是这些推论和结论的蒙蔽性所在!无论是论证还是反驳,李小平的逻辑推理多于实证研究,而其逻辑推理的前提往往是反事实或不真实的,也正因为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讨论无法达成共识,我们的争论失去了意义。

其三,割裂人口内部数量与结构的相互关系。在关于人口总量对经济、资源环境影响的论述中,作者以一种孤立静止的观点,割裂了人口数量与人口年龄结构相互影响的变动关系,完全忽略了人口自身变动规律。在非稳定人口的条件下,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的变动是此消彼长关系,如人口总量减少越迅速,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速度越快,老化程度越高。人口自身变动规律还表现在人口的周期性、长期性上。例如,今天出生的孩子大概20年之后方可进入劳动力年龄的行列,而他们的进入将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出生队列退出劳动力市场。这种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此消彼长的变化关系,人口不同队列进退劳动力市场的队列效应及其比例关系都会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这些人口的变动规律要求我们必须以关联的、动态的、长远的视角分析人口这种变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但在作者的论证中,只有人口数量的对比分析。例如,在“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一节中,作者这样质问到:“所有主张放宽或放开二胎的人口学者,不妨做个常识和良心判断:如果中国建国以后人口立即停止增长,那么,相对于今天的13亿人口而言,人均GDP究竟哪个更高?反过来,再判断一下:如果100年后人口退回到5 亿的水平,那么相对于继续保持13亿而言,究竟届时哪个人口规模下会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李小平,2004,p38)?”,在另一段中, 作者又道:“对那些主张放开二胎并寄希望于用数理模型来求解最佳人口规模的学者来说,笔者倒是很希望看到他们到底能以什么样的模型和数据依据来证明100~200年后,一个13~15亿人口的中国会比一个3~5亿人口的中国具有更高的人均GDP和更好的生存环境”(李小平,2004,p39)。

李小平通篇多处出现的有关人口数量的论述,除了隐含上述所说的“不真实的假定”以及“分母效应”方法的做崇外,还违背了人口自身变动的基本规律。试问,中国人口可以静止在建国初期的高出生、高死亡水平之上吗?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中国人口必然发生转变(如死亡率先于出生率的迅速下降),而人口转变又必然导致中国人口迅速增长,这是人口学的基本规律,中国人口怎么可能静止在建国初期的5亿人口水平之上不变呢?真是谬误之极。 最重要的是作者在设置未来人口目标时,也完全无视人口自身变动的内在规律,只做简单的人口数量多少的对比,丝毫不论及人口总量迅速减少而引起的人口内部结构的急剧变化,完全忽略了这种人口结构如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化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综合基本国力产生的负面影响。

其四,李小平论证的背后是一种单一的片面的发展观。在作者的文章中,通篇充斥着“人均”的概念,“人均”的标准,提高“人均值”成了衡量发展的惟一标准,成了我们追求发展的惟一目标。针对历史上的这种片面的效用主义发展观,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森,2002,p1)。森还说,“发展必须更加关注使我们生活得更充实和拥有更多的自由”(森,2002,p10)。森关于“自由”的概念是指“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因此,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标,自由是促进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森,2002,p30)。

在李小平的人口百年战略的讨论中,透出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即为了人均目标可以牺牲个体的一切!在他的论述中,没有给个人的生育自由权利留下任何空间,也没有将其纳入人的全面发展的范畴。我们并不鼓吹生育权利至上而不计其后果,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基本权利包括生育权利具有自身固有的重要性。自由、“可行能力”的扩展本身就是发展的目的。因此,“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要求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自由。

总之,二孩生育政策:(1)仍然有利于控制人口数量增长;(2)有利于形成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前瞻性地避免或延缓过快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冲击;(3)有利于社会倾其全力投入提高人口素质、投入国民教育,有利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4)合乎民情民意,具有很强操作性;(5)体现了个人与国家、微观与宏观、短期与长期、现在与未来的协调;(6)体现以人为本、符合追求公民基本权利、社会公平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类基本价值。也可以这样说,二孩政策与我们当前所提倡的统筹观、协调观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观是相符的、一致的,是我们在生育政策上追求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

5 结语

记得早年在学人口学的时候,曾为马尔萨斯对穷人的冷酷而感到愤愤不平,马氏曾这样写道:“在一个已被占有的世界中出生的人,如果不能从他具有正当要求的双亲那里取得生活资料,以及如果社会并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取得最小量食物的权利,事实上他在地球上是多余的,在大自然盛大的宴席上并没有为他设下空的席位,大自然将命令他离去,如果他不能取得大自然的某些客人的怜悯的话,大自然会迅速执行她自己的命令”(米克,1957,p7)。我们不禁要问, 在李小平设计的人口战略目标中,谁最终将是那3 亿过上“美学生活境界”的幸运儿。面对李小平这种“乌托邦”似的梦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按平均25岁一代人,200年内达到这个“美学生活境地”,我们将要“控制”8代人的生育数量意愿,要“剥夺”8代人的生育自由权利,为的只是那幸运3亿人的浪漫的美学的幸福生活。

李小平最后又引用了150年前英国一位哲人的美文, 我也已经不止一次地读到过,也的确为之所动。可是,在哲人写下这篇美文的时候,全世界人口才是10亿出头。而今,全世界人口已经超过63亿,而且还将继续增长,21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让历史上的和现在的人口大国,让正在和平崛起日趋影响世界的中国,以“自废武功”、“自残”的方式,迅速缩减中国人口数量,断送我中华民族之子孙,牺牲我华夏儿女之后代,以如此巨大的代价腾出空间让位于还将继续增长的世界人口,以谋求解决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这岂不是天大的愚蠢!与其让我们套上人口数量的枷锁失去自由地追求那个遥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式的“美学生活”境地,倒不如让我们打破数量的紧箍咒舒畅地追求和分享这样一个由印度诗人泰戈尔所描述的世界:

在那里,心是不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智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还没有沉没在积雪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接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

收稿时间:2005—07

注释:

① 《新京报》2005—06—01时势访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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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人口百年战略--对李小平先生的回答_李小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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