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执政党论文,地位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6） 08—0014—03
如同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一样，在执政党建设方面也有一个搞清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表明上述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上“没有搞清楚”或者说没有解决好。
党的十五大报告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1] 同时，这也是对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在执政党建设历史课题进一步凸显的今天，进一步廓清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内容与历史地位，总结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经验，对于新时期进一步加强执政党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进一步拓展了其新的内涵
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及其他各项方针政策的前提。粉碎“四人帮”以后，针对“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邓小平旗帜鲜明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坚决地领导和支持了“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我们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开篇就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并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2](P143) “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实现，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3](P191)“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P143) 离开实事求是，就不可能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正确的判断，也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党曾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党的建设及阶级斗争的形势等作了不切实际的判断乃至最终导致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从根本上讲都是因为我们党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从关系社会主义命运全局的角度，从历史和实践的角度出发，强调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意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第一次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赋予实事求是以新的思想内涵”。[2](P31) 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原则。党的十二大根据邓小平这一重要思想进一步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完整地表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一思想路线的确立，对于我们党彻底纠正“文革”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开创党和国家建设的新局面，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准备了思想前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创造了思想条件。
二、明确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算合格”的历史课题
事实上，邓小平早在“文革”之前就提出了这个课题，他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的讲话中指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就靠不住。”[4](P348) 但是同题的提出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事实证明我们党在执政党建设过程中确实发生了重大失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党在应对由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转变的课题上长期没有处理好。革命胜利后，随着事实上执政地位的取得，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是摆在每一个革命党面前的重大课题，对这一课题的自觉认知程度与否将决定和制约着这个党能否顺利实现由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而由于取得执政地位的革命党在新政权体系中所处的核心地位，使得这一转变更凸显其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巨大成功使得革命党意识形态“刚性”或说革命党思维惯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们党实现由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的努力，加之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革命党思维，因而长期以来，我们党不论在执政党建设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都无法摆脱革命党思维方式的束缚，最终“左”倾错误的发展抵消了我们党在探索执政党建设方面的努力，这方面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执政党建设方面“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算合格”的历史课题的提出，既是对国内外执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邓小平从执政的高度，从执政党思维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邓小平提出的“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算合格”的问题抓住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为我们党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维度，是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它对于实现执政党意识的自觉认知，开创性地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加强执政党建设，进一步推进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形成了新时期的政治路线，确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执政党思维核心，为加强执政党建设指明了方向
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加强党的建设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总结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时指出：“党的建设问题，从来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新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应当体现这个指导思想。”确立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是执政条件下正确开展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
执政党思维的核心是实现发展，特别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谋求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深刻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将党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根本上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党思维，实现了执政思维的拨乱反正。邓小平明确指出：“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2]( P162—163)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中，邓小平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逐步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指导新时期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进一步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5](P28) 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指出了执政条件下政党转变思维的必要性，同时也确立了执政党思维的基本内核，也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谋求两个文明全面、协调发展。邓小平深刻地懂得发展对于执政党执政以及将发展确立为执政党思维的核心的重要意义，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党的中心任务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5](P116) 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5](P63) 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进一步提升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思维，使得“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科学命题，成为党和国家建设的根本指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党思维的深刻发展。将经济建设确立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这是对执政后共产党中心任务的马克思主义阐述，它既适应执政条件下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同时也将共产党执政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紧密地联系起来，也体现了党的领导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致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它为新时期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四、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邓小平曾经深刻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2](P266)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同样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所必然决定的，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确立了新时期的党建指导思想和党建目标，这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正确方向，也才能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 ”[2] (P267)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就是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邓小平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努力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的同时，也客观地看到了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党的自身建设同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他深刻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2](P268)“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2](P271)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历史性转变，特别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向开放，转向各个方面的改革，这些深刻的历史性转变给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也给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变化，必然要求党的领导方式、领导制度、工作方式和方法以及自身建设等方面都相应地加以改变，必须进一步改善党的领导，以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才能真正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五、思想与制度建党并重，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党的新路子
新中国成立后，在执政环境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尽管我们党十分重视在执政的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但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甚至在很多方面仍然摆脱不了革命党思维方式的束缚，最终酿成了十年之久的内乱。邓小平总结党和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了执政条件下党的制度建设重要性，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还从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实际出发，提出要切实加强党规党法建设，重视以法治党。“国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证。”[2](P147) 深刻阐明了党规党法建设的重要意义。在十二大党章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体现了以法治党思想认识的深化。邓小平重视以法治党的思想体现了邓小平从执政思维的高度出发，重视党的制度与党规党法建设，使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切实走上了以制度建设为核心，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并重，进一步健全党规党法、依法治党的建党新路子，有力地推动了执政党建设的发展。
六、全面加强新时期执政党的组织建设
正确的组织路线是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得到贯彻实施的重要保证。“文革”结束后，随着我们党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的解决，邓小平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问题；邓小平首先致力于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设，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集体领导制度、党内民主生活制度等，从而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其次，邓小平十分注重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问题。在“南方谈话中”他深刻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键在人。”[5](P380) 在干部队伍建设的实践中，重视加强党的组织管理制度建设；在干部选拔和使用的问题上，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中青年干部脱颖而出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干部退休制度等，大胆提拔中青年干部，并强调：“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2](P384) 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还提出了干部的“四化”标准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并强调要把对于符合“四化”标准的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制度化。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的干部“四化”标准明确地写入党章，成为我们党执政后党的组织建设的又一重大发展，有力地推进了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再次，邓小平在党的组织建设上的一个突出之点就是关于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的思想。“文革”的教训使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党的集体领导和党的领导班子对于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性，他深刻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5](P310) 邓小平在继续坚持毛泽东关于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领导班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的重要思想，强调领导核心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和战斗力的重要作用：“任何一个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4](P310) 因此，邓小平在选拔和培养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建立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核心，并身体力行，通过建立顾问委员会制度及退休制度等使一大批领导干部包括他本人退了下来，以更好地发挥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作用，逐步树立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核心，促进了新旧领导集体交替的制度化建设。
［收稿日期］2006—0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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