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中山的科学技术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科学技术论文,思想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中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思想家，受过良好的自然科学教育，涉猎过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具有较高的自然科学素养。他推崇科技，重视科技，不仅从多方面揭示了科学的本质，认识到了科技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重要作用，而且就如何发展中国科技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本文拟就此作一初略探讨。
1 科学本质论
孙中山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对科学的本质作了阐述和说明。
（1）从科学与实践的关系看科学的本质。孙中山认为，很早以前，人类就会造房子，但不知经过了多少年代的摸索，“而后始有建筑之学”[（1）]。又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物种进化原则，人类自石器时代以来，就已用来改良物种，“然用之万千年，而莫由知其道”，只有到了近代，达尔文用了“二十年苦心孤诣之功”，才写成《物种起源》一书，创立了进化论学说。[（2）]再如，电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理论，都是在有“磁针之指南、磁石之引铁”和“烧炼之术”等事实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经千百年之时间，竭无穷之心思学力”而逐步形成的。[（3）]可见，孙中山已认识到科学是人类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所获得的经验、知识的积累和结晶，科学来源于实践。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指出了实践对科学的检验作用。他说：“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象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科学上最初发明的许多学理，一百种之中有九十九种是不能够实行的，能够实行的学理不过是百分之一。”[（4）]他所说的“学理”，相当于我们现在所称的假说。在这里，孙中山实际上已认识到科学必须通过实践的验证从假说中脱化出来，取得作为理论的地位。
因此，孙中山已明确认识到科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它依赖于实践，同时又须经过实践的检验，这就从科学的实践性品格方面揭示了科学的本质。
（2）从科学的基本特征来看科学的本质。孙中山指出：“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5）]在这里，孙中山把科学的基本要素看成是知识，并指出了科学的三个基本特征：其一，系统性。科学是“统系之学”，是组织起来的系统化的知识，没有系统的体系，就谈不上是科学；其二，条理性。科学是“条理之学”，作为科学的知识体系不是杂乱无章的；其三，真实性。科学是“真知特识”，是对客观事物本来面貌的正确反映，它的内容是客观的，具有真理性。尽管孙中山对于科学特征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但他把科学的最基本要素看成是知识，并指出它是“统系之学”、“条理之学”和“真知特识”，这一认识无疑又是十分正确的，这也就从科学的特征方面揭示了科学的本质。
（3）从科学与宗教的区别来看科学的本质。科学与宗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科学与宗教的区别。他说：“今日人类的知识，多是科学的知识。古时人类的知识，多是宗教的感觉。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研究屡次不错，始认定为知识。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6）]孙中山认为，“科学的知识”和“宗教的感觉”是大不相同的，科学知识是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对客观事物反复研究，始终不错，然后才“认定为知识”；宗教则专门“服从古人的经传”，以教义或教条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一种“迷信”。这就从认识方法上说明了宗教与科学的根本不同，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科学的本质。
（4）从科学与技术的区别来看科学的本质。孙中山实际上注意到了科学与技术的不同。他在《上李鸿章书》中，便对“农学”与“农器”作了区分。他说：“考土性之所宜，别土质之美劣……此农家之地学、化学也”；“别种类之生机，分结实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质，明六畜之生理……此农家之植物学、动物学也”；“日光能助物之生长，电力能速物之成熟，此农家之格物学也”；“蠹蚀宜防，疫疠宜避，此又农家之医学也”。孙中山所说的“农学”，包括地质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医学等，很显然，这些都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他认为，“农学既明，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与此同时，孙中山又指出：“农学既兴，则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此农器宜讲求也。”他认为，中国“自古深耕易耨，皆借牛马之劳”，若改变积习，以机器取代牛马之用，则能“费力少而成功多”。“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他如凿井浚河，非机无以济其事；垦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成。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7）]孙中山这里所说的“农器”，包括用于犁田、灌溉、收割、凿井浚河、垦荒伐木的机械、器具，无疑这些属于农业技术的范围。可见，孙中山已对“农学”和“农器”作了比较严格的区分，并分别肯定了二者对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在他看来，“农学”主要揭示农业生产中的现象、规律；“农器”则主要解决农业生产中如何去做的问题，表现为工具、器械的运用，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科学与技术的区别，是对科学本质的进一步揭示。
总之，孙中山已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的本质作了论证和说明，尽管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还不能运用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范畴，如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等，来分析科学这种社会现象，但他对科学本质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超过了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认识水平，因而是应当肯定的。
2 科技价值论
孙中山曾“环绕地球，周游列国”，到过欧、亚、美洲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亲眼目睹和切身感受到了科学技术对于人类进步、国家富强所起的重要作用，因而对于科学的价值作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看来，“学问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世界进化，随学问为转移。自有人类以来，必有专门名家发明各种专门学说，然后有各种政治、实业之天然进化。”这就从总体上肯定了科学技术的价值和作用。具体说来，孙中山的科技价值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价值。科技最明显的价值表征就在于它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孙中山通过考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也充分认识到了科技的经济价值。他认为，原先在经济方面远远不及中国的欧洲各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二百年间走到世界各国的前列，完全是因为“科学昌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也是“科学为之”。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①科学技术能提高生产力。孙中山提出，研究“机器科学”，发明机器，采用机器，就能大大提高生产力。他说：“这几十年来，各国的物质文明极进步，工商业很发达，人类的生产力忽然增加”，其原因“就是由于发明了机器”，[（8）]就是因为“机器科学昌明”。[（9）]在机器未发明之前，“工作皆为人工，生产力亦甚薄弱”。[（10）]但在机器发明之后，世界文明先进的人类就逐渐不再用人力来做工，而用天然力来做工，利用汽力、火力、水力、电力来替代人的气力，用金属的铜铁来替代人的筋骨。于是，从前“人力所不能为之事，机器皆能优为之。任重也，一指可当万人之负；致远也，一日可达数千里之程。以之耕，则一人可获数百人之食；以之织，则一人可成千人之衣。”[（11）]因此，用一个人管理一副机器，便可以做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功夫，机器的生产力“可以驾乎一个人力的几百倍，或者是千倍”，“机器的生产力和人工的生产力便有大大的分别”。[（12）]可见，孙中山已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提高工业生产力、农业生产力的巨大作用。
②科学技术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一旦应用于生产领域，必将带来生产中的工艺流程、生产设备、操作方法的变革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从而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孙中山在谈及中国的丝织工业时，便说明了这一点。他说，中国丝织业从前发明的生产和制造方法都是很好的，所织的绫罗绸缎质量也是很高的。但中国农民养蚕，不会治疗蚕病，没有办法去研究蚕病发生与治疗的道理，因此有时收成很好，有时完全失败，而把这一切归之于命运，总不知道改良。后来，外国也学会了养蚕、制丝，并且由于外国科学家创立了生物学，发现了蚕病是微生物所致及其治疗方法，于是法国、意大利的养蚕业发展很快。正是因为他们“对于养蚕、纺丝和制丝种种方法，都有很详细的研究，很多的发明，很好的改良”，所以他们的“丝业便很进步”。又如日本的养蚕制丝，也是跟中国学的，但日本丝的“品质又要比中国好”，其原因也在于“日本的丝业不但是仿效中国的方法，而且采用欧洲各国的新发明”，所以日本丝的质量提高很快。孙中山认为，中国要改良丝业，“便要一般养蚕家都学外国的科学方法，把蚕种和桑叶都来改良，蚕种和桑叶改良之后，更要把纺丝的方法过细考究，把丝的种类、品质和色泽都分别改良”。除此之外，“还要学外国用机器来织造绸缎”。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丝织品的质量，“造成顶华美的丝织品”。[（13）]无疑，孙中山已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性。
③科学技术有利于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但自然界并不给人类提供现成的物质生活条件，天然的自然环境也不一定适合人类的需要，人类是通过运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改变物质生活条件和环境，使之满足自己需要的。科学技术越发达，自然资源就越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对此，孙中山指出：“物之用……在人能穷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广。”例如，“化学精，则凡动植矿质之物，昔人已如〔知〕其用者，固能广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为用。火油也，昔日弃置如遗，今为日用之要需……煤液也，昔日视为无用，今可炼为药品，炼为颜料。又煮沙以作玻器，化土以取矾精，煅石以为田料，诸如此类，不胜缕书，此皆从化学之理而得收物之用”。[（14）]化学的发展，使过去被视为无用的“火油”、“煤液”之类，重新为人类所利用，这正好说明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帮助人类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化有害为有利，化无用为有用。
不难看出，孙中山对科技的经济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2）军事价值。科学技术与军事斗争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孙中山对于科技军事价值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科学技术的进步能推动军事武器和装备的更新。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应用于军事领域之后，不仅能够改造传统的常规武器和装备，而且还能创造出一些新式武器和装备。孙中山认为，西方“关于海陆军的种种武器毒〔弹〕药”之所以“非常完全，非常猛烈”，就是由于“科学昌明”而来。[（15）]这说明，他已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军事武器和装备的更新的重要作用。他还提出：“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16）]，而他又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加强军事武器和装备、取得军事技术优势的关键因素。
②科学技术的进步能提高军人的素养，从而有助于作战能力的提高。人是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人的素质高低又是同科学技术紧密相关的，用科学技术知识武装人，把科学技术知识转化为人的智能，就能成为活的战斗力。孙中山提出：“世之善战者，有得于天才者，有得于学问者……莫鲁克之运筹帷幄，决胜先机，一战而胜丹，再战而摧奥，三战而败法，此学问特长者也。”[（17）]有良好军事学问的人指挥作战，往往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孙中山又说，战争的失败者，往往与他们缺乏军事学问有关，像中国在“海禁既开之后，与英战、与法战、与日战、与联军战，未有不败者，非无枪炮，不谙战术故也。”[（18）]之所以“不谙战术”，就在于“军事学问不足”。因此，孙中山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革命军队是否有知识，“无知识，则事失败”，“有知识，则我胜必矣”。[（19）]他要求军人研究学问，“做革命军的根本，还是在高深的学问”。[（20）]他还说：“近代科学大明，武器进步，治军之复杂，迥非前代所可比拟。昔有不读兵书，而可以为名将者，今则非深造乎学问，不足以临阵图敌矣。”[（21）]孙中山这里所说的“学问”，显然是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他看到了科学技术对于提高军人素养、从而提高作战能力的重要意义。
③科学技术能促使作战方式、战略战术的变革。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武器、装备的更新和军人素养的提高，必将推动新的作战方式的产生和战略战术的变革。孙中山指出：“武器与战术，固有关系者。以中国论，昔用弓箭，而今用枪炮，武器不同，战术亦随之而异。”[（22）]他还注意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军事武器和装备的进步，战略战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交战各国用最新式机关枪多发子弹，不求命中，而以子弹遮拦敌人；“空中以飞机战，水底以潜艇战，类皆愈出愈奇”。[（23）]可见，孙中山已认识到科学技术给作战方式、战略战术带来的变化。
应当说，孙中山对于科技的军事价值的认识是正确的，也是较为深刻的。
（3）认识价值。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它既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结果，又是人类继续认识客观世界的前提。对于科学的认识价值，孙中山主要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①科学能帮助人类探索未知，提高人类的预测能力。孙中山认为，在科学水平极低的古代，人们兴办大规模的工程，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事业，往往是“不知而行”，事前既没有进行充分的筹划，也没有掌握充分的论据，更没有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他说：“古人无今人之学问知识，凡兴大工、举大事，多不事筹划，只图进行。为需要所迫，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其成功多出于不觉。”[（24）]如开凿大运河、修筑万里长城这样的大工程，也是“不知而行”。孙中山指出，到了科学昌明的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由于人们已经在长期的实践中，获得了丰富的科学知识，许多过去迷惑不解的事物，现在已经认识它们的真象，知道它们的发展规律，并且掌握了强有力的精密仪器，拥有大量的现代化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本所知以定进行”，即人们能够依据科学知识，预先制定一个计划。这样，行动起来容易，做起来成功迅速。他说：“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他举例说，像“无线电、飞行机”这样“精妙”的事物，像美国120余万里铁路及苏伊士、巴拿马运河这样“浩大”的工程，由于“科学之原理既知，四周之情势皆悉，由工师筹定计划，则按计划而实行之，已为无难之事矣。”[（25）]因此，科学是一种强大的认识力量，能够帮助人类探索未知，预测未来，从而改变人类无知、盲目的状况。
②科学能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向前发展。在科学的指导之下，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将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向前扩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会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新的境界。例如，电学发明之后，才知道电为“无质之物也，其性与光热通，可互相变易者也。其为物弥漫六合，无所不入，无所不包；而其运行于地面也，有一定之方向，自南而北，磁铁受电之感，遂成为南北向之性。”这种对电的认识，较之以前就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还指出，随着电学的发展，人类对电已经“不可须臾离”，“用电之事以日加增，点灯也用电，行路也用电，讲话也用电，传信也用电，作工也用电，治病也用电”，而且“以后电学更明，则用电之事更多矣。”[（26）]孙中山还说，从前发电，“必籍乎煤”，随着科学的发展，“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之水力以生电，以器蓄之，可待不时之用，可供随地之需”，使电成为“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者也”。[（27）]因此，科学能推动人类的认识不断向前发展，科学越进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会越深入。
③科学能促进人类精神面貌的改变，使人类从愚昧无知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往往会带来观念上的变革，使人类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孙中山认为，有神论思想的产生，便与科学的不发达密切相关。在古代“人与天争”时期，水、火、风、雷等自然现象，有时给人类带来灾难，“古人实在莫名其妙……于是发生神权”[（28）]，产生了有神论思想。又如他说，古时人们不知道雷电是什么东西，把它当作“神明”而敬拜，故有所谓雷公、火神等迷信说法。电学发明之后，人们就使雷电现象像牛马一样驯服，为人类服务。他还说，在天气热的时候，“我们不用人力，只用电气风扇便可以解热。这件事如果是古人或者是乡下毫没有知识的人看见了，一定以为是神鬼从中摇动”，现在人们“已经明白电磁吸引的道理，因为由电能够吸引风扇，所以风扇能够转动，决不以为是很奇怪的事。”[（29）]可见，孙中山已认识到了科学的思想解放作用。
总的说来，孙中山对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军事价值和认识价值都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尽管这些认识还不完整，缺乏严密的系统性，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肤浅性，但对于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来说，能有这般认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反映了他良好的科学素养和战略眼光。
3 科技发展论
基于对科学本质和科技价值的认识，孙中山就如何发展中国科技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概而言之，孙中山的科技发展观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1）普及科技知识。孙中山认为，“廿世纪之国民，一科学互竞之国民也”，只有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才能“以与世竞”。[（30）]而当时的国民，对科学的认识还非常愚昧。因此，孙中山提出：“今日文明已进于科学时代……中国富强事业，非先从事于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识不可。”[（31）]为普及科技知识，孙中山强调学校在进行智力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向学生传授世界最新的科学知识。他确定大学的旨趣之一，就是要向受教育者灌输世界的新学理、新技术。为了使学生获得科学知识，孙中山强调讲求科学的教学方法，有的课程，如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提倡采用科学实验方法，在实验室内运用各种科学仪器，加以观察研究，以深刻了解客观事物的本质，获得科学的真知识。为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孙中山还特别注重以成年国民为主要对象的社会教育。他认为，“教育少年之外，当设公共讲堂、书库、夜学，为年长者养育知识之所。”[（32）]他提出，中国的工人“没有知识”，要运用一切社会教育的机构和手段，去增加工人的“智识技能”；而中国的农民，也“没有知识”，不能写读，而且还非常守旧，振兴中国农业“所缺者”，就是“农民之新知识”。因此，必须对数量上占优势的农民灌输新知识、新观念，使农民学习“科学的道理”，掌握“科学的道理”。他还十分重视“高深的学问”在军队建设中的长远意义，指出必须向革命军人进行军事知识的教育。孙中山力求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普及科技知识，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而这正是科技发展的基础。
（2）开展科技研究。孙中山认为，“机器系从思想发生，系一种深湛学理，如无学识，即不能发明新机器，亦不能管理新机器。”所以，要发明和管理“新机器”，首先必须开展基础理论研究，“要研究学理，研究愈深进步愈速”。[（33）]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要求大学设立研究院，研究世界的新学理、新技术。他还主张全国建立各种科学研究的专门学会，创办各种学报，及时交流学术思想和科研成果，以期学者“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孙中山还要求有条件的部门，也应设立科学研究机关，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自己的研究重点。为了使学者专心致志于科技研究，孙中山提出，如果学者能“穷一新理，创一新器”，“必邀国家之上赏”，通过授予学位及其他奖励办法，来调动学者研究科技的积极性，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
（3）推广科技成果。孙中山认为，灌输和研究各种新学理、新技术，最终都是为了推广和应用各种新学理、新技术。为此，他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兴农，要设立农器制造厂，制造一切农具；要讲求“农学”，把农业生产置于科学之上。他还提出，工业要废手工采机器，设立各种工场，并用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效益，来改良与推广机器生产。孙中山非常重视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而这也是促进科技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
（4）引进科学技术。孙中山认为，外国的长处是科学，中国的科技发展，不必象最初发现美洲的哥伦布那样去探索，而可以按人们“已辟之路径”，“取一直捷方向前进”。也就是说，要学习、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如此，既可以节省大批物资，更可以节省大量时间，而且和西方各国比较起来，会有更快的发展速度。孙中山提出，对于外国的科学技术，要学习、引进最先进的，只有这样，才能迎头赶上。他还主张，对于引进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不仅要实行“采来就用”、“仿而造之”等办法，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创新，从而“胜之”，驾乎欧美之上。在当时中国科技已处于落后状况的情势下，孙中山的上述思想是富有远见的。学习、引进外国科学技术，无疑将有助于中国科技的发展。
（5）培养科技人才。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重视经学，轻视科学；重视官员，轻视学者，以至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不到重用。孙中山深知此中弊端，明确表示要仿效欧美在重用人才方面的做法，各行各业都要用“专门家”。为了培养科技人才，孙中山提出了三条途径：其一是多办学堂，使各种专门人才都由学校培养，并做到学用结合；其二为多派留学生到各国的科学专门学校学习，毕业后再入各种工厂练习数年，回国后即能独当一面；其三为引进外国技术人才，要求他们担负起“教授训练”中国技术人员的任务，如此既可使我国技术人员在专门练达之外人指导下“陆续成就”，又能避免外国把持我国技术大权，防止技术垄断。为了培养技术人才，孙中山还特别鼓励青年奋发学习，努力掌握科学技术，成为国家有用之才。科技人才的培养，是促进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
（6）各学科同时并进。孙中山在论及科技发展问题时，还注意到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他说：“近世科学之发达，非一学之造诣，必同时众学皆有进步，互相资助，彼此乃得以发明。”[（34）]他要求在学习、研究某一学科时，必须把其他有关学科“也去过细参考，借用他们的道理和方法，来帮助那一门科学的发展”。[（35）]应当说，孙中山已认识到了科学发展中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因而要求各学科同时发展。
可见，孙中山依据世界科技发展的经验、中国科技发展的现状和科技自身的发展规律，就如何发展中国科技事业，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观点，这些观点至今仍具借鉴意义。
孙中山虽称不上自然科学家，但他对科学技术的许多问题都作过探索，除了上面所说的科学本质、科技价值、科技发展之外，他还对科学的分类、科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科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科技发展的历史等问题，作了认真的探讨和研究，限于简幅，在此就不一一论列了。
* 本文系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