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原始主义与民族精神——论哈基姆的长篇小说《灵魂归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民族精神论文,原始论文,灵魂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原始主义与东方原始主义
原始主义是20世纪文学的重要倾向。它以各自民族文化的原始形态为理想，以否定现代文明、追怀往古、返朴归真为基本内容，或者努力重现民族初民时期的生活情景和人物心态；或者在现代生活的描写中，隐寓着远古神话的内在结构，从而在比较审察中表现崇古还原的题旨。这一倾向在西方的乔伊斯、艾略特、福克纳、康拉德、劳伦斯等代表作家的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在东方，印度的帕勒登杜、般吉姆、迈提里谢
·古伯德，日本的谷崎阔一郎、川端康成，中国的沈从文和80年代“寻根文学”作家的创作也都体现了原始主义倾向。
当然，20世纪西方文学的原始主义和东方文学的原始主义有着不同的背景和内涵。西方文学的原始主义在“上帝死了”，整个价值信仰体系瓦解之后，着力表现现代人的困惑，物质文明和科学理性对心灵、人性的压抑和束缚。东方文学的原始主义是在西方对东方殖民统治、西方现代文明撞击东方文化的背景下，以民族情感为出发点，排斥异族文化，在自己民族古老文明中寻求“避难所”。因而，西方文学的原始主义是在人类发展的纵线上，从现代往后回溯，在顾盼与怀古当中试图对人性本质作出定位，显示出浓郁的哲理意味。而东方原始主义不仅是一种纵向回潮，首先是来自两个空间的异质文化碰撞的结果，它的怀古还原，是对民族文化的定位，自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色彩。
埃及作家陶菲格·哈基姆（1898—1987）的长篇小说《灵魂归来》即体现了东方原始主义文学的特点。小说中直朴挚诚的人格情操，远古神话的象征结构和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否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东方文学原始主义倾向的表征。
一、情节表层结构与原初农业文明
《灵魂归来》描写的是1919年埃及民族起义前后，居住在开罗的一个家庭及其邻居相互之间的爱与恨的情感纠葛。这是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不久、与农村保持各种深刻联系的家庭，包括叔侄两辈和一名仆人。他们的生活习性还保留着大量的农村特点，五个男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睡一个大通铺，他们一起吃、一起坐、一起生同一种疾病、一起治疗、一起痊愈。小说的情节中心是他们一起相爱：叔侄都爱着邻居退役军官的漂亮女儿苏妮娅。他们为她的美倾倒，都以能接近她而自豪，以能为她做点什么而兴奋。为了苏妮娅，他们互相嫉妒、互相提防。但苏妮娅另有所爱。失恋的一家有过伤心不满，有过愤激的行为。但他们经过这番爱和痛苦的洗礼，最终从对苏妮娅具体的爱情追求中超脱出来，升华为一种信仰般的爱。随后爆发民族大起义，他们积极投入，一起被捕，一起坐牢、挤在一间牢房里一排紧挨着的床上。
小说在“恋爱——失恋——爱的升华”这一表层情节结构背后，表现的是作者对民族原始精神的呼唤。小说标题《灵魂归来》是小说题旨的高度概括。这里的“灵魂”，就是埃及古代农业文明时期所具有、而在现代文明中已经丧失的原始文明。这种文明是在阿拉伯人的游牧文明之前、在尼罗河肥沃土地上生长的，当年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原始文明。小说中写道：“埃及当代农民就是古代埃及农民的子孙，他们的祖先在游牧民出现以前就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生息。他们经历了时代的变迁，朝代的兴衰。但由于他们囿于乡村故土，远离城镇文明，那种一般被入侵民族所盘踞的、种族混杂的通衢大都里发生的政治和社会风暴刮不到他们这里，因此，漫漫的岁月、突变的风云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纯朴的心灵”。〔1〕
从《灵魂归来》的整个形象体系可以看到，哈基姆追寻的民族原始文明，是一种以爱为核心，包括纯朴、团结、诚挚、坚韧等价值概念的农业文明。生活其间的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虽不懂高深的道理，但凭他们的心灵和感觉生存；虽没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却有充实的内在世界；他们都有坚实执着的信仰，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可以吃苦，甚至牺牲。
纯朴是古代埃及农民的性格。他们在尼罗河岸耕作生息，每年6 到10月河水上涨，溢出河堤，全面灌溉周围的田地，并带来一层肥沃又湿润的淤泥。尼罗河给他们带来农业生产必须的水和沃土，给他们带来维持生存的粮食。尼罗河抚育了他们。他们没有想到去“征服”、“改造”大自然，去向尼罗河索取更多，而是满足于尼罗河的恩慧与生活的宁静。他们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完全和自然融为一体。主人公穆哈辛在乡村充分体验到这种纯朴而富于生机的生活。他亲眼看见一个乳儿和一头小牛争相吸吮母牛的乳头，“母牛既不拒绝小牛、也不拒绝乳儿，仿佛小牛和乳儿都是它的孩子”。哈基姆呼唤的正是这种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纯洁无邪。小说中作者把这种原始人性与现代文明比较，颇带几分伤感地写道：“令人遗憾的是，当乳儿日后长大时，人性也随之增长，天使般的本性逐渐减缩，他与宇宙间的其他生物之间的这种相辅相成的感觉，会被贪得无厌、利欲熏心的感觉所取代……体现在纯洁无邪、协调一致和集体精神里的天使般的光辉从他身上黯然消逝、代之以表现在贪婪、纵欲、自私和个人主义方面的人的迷惘”。
团结协作也是古代埃及农民的本性。尼罗河的潮起潮落，既给他们带来沃土和灌溉，也给他们带来洪水泛滥的灾难，狂虐的波涛卷走一切，沃土的覆盖使大地成一片废墟。灾难后的重建不是单个人的力量能办得到的。必须依靠群体力量，大家团结一致，每人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共同度过艰难困苦。小说中哈纳菲一家，不管主仆，同住一室，“他们万事与共，吃同样的饭、吃同样的药。他们有共同的遭遇和命运”。最后一同参加起义，一同关在同一间牢房。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个身居开罗闹市的家庭，与埃及古老农业文明有着内在联系。穆哈辛在乡村看到一个农民家庭死了一头牛，全村农民为之悲痛，每人自觉自愿、毫不讨价还价地购买一份牛肉，以这种方式为牛的主人募集牛款，以尽快恢复耕作。哈基姆不无感动地写道：“这些农民是一群多么令人敬佩的人啊！在这个尘世上还有什么比这种休戚与共更美好的团结精神，比这种同舟共济更广泛一致的感情吗？”
古代埃及农民的诚挚和坚韧从金字塔的建造得到最好的证明。巍峨高大的金字塔，稳固地耸立在大地上，三面直角锥体直指天空。每座金字塔由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块重达数吨或数十吨的巨石垒成，巨石都从远处开采运来。这需要多大的人力、智慧和对信仰的虔诚？！小说中通过法国考古学家的口说：“我深信，建成金字塔的成千上万的人，他们被驱役并非出于无奈，……他们当时吟唱着神灵之歌，成群结队去工作，就象他们的子孙收割庄稼的日子里那样。不错，他们身躯淌着鲜血，但这却使他们隐隐感到一种乐趣，……这种感情是一种以集体受苦为乐的感情，一种为了一个共同目的，刚毅地忍受、微笑地经历千难万苦的感情，一种为了一个共同目的，刚毅地忍受，微笑地经历千难万苦的感情，一种信仰神灵、甘愿牺牲、毫无怨言和呻吟一致受苦的感情，这就是他们的力量所在。”
纯朴、团结、诚挚等都是爱的具体体现。纯朴是以平等友爱的眼光来看待宇宙万物，没有以“我”为主体的支配欲；团结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爱为前提；诚挚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准则，更是对信仰的执着和忠诚，其中少不了对理想的追求和深沉的挚爱。因而，哈基姆笔下的埃及农业文明是以爱为其本质。这种爱，不是现代文明所追求的外在的、形式的、非本质的爱，而是一种心灵之爱、一种经历痛苦和考验、内化为人的精神需求和自觉行为，甘愿为之牺牲的爱。
小说中穆哈辛和叔叔们对苏妮娅的爱，是作品的基本情节。情节进展的“恋爱——失恋的痛苦——爱的升华”的结构正是为了表现埃及原始农业文明的爱。作品中代表着这种爱的理想的是穆哈辛的初恋。他是一个15岁的中学生，从心灵深处挚爱着苏妮娅。他珍藏着苏妮娅的一块手帕。第一次和苏妮娅交谈后，他感到整个生活都充满了爱。在作文课时，他以“爱”为题作文。回乡度假前与苏妮娅告别，苏妮娅亲了他一下。整个假期里苏妮娅占住了他的内在世界。假期结束回到开罗，情况发生了变化。苏妮娅爱上了穆斯塔法，全家人为此而痛苦，但他没法从爱中摆脱出来，内心的爱反而更见增长。一次，他的心灵实在承受不了爱的重压，终于当着叔叔们的面，兴奋地讲述了他的爱，掏出珍藏的手帕。全家都为穆哈辛纯洁深沉的爱所感动，大家都兴奋不己，沉闷的家庭生活活跃起来了。“她的手帕在我们这里”成了大家一致的喊声。“手帕”在这里成了爱的象征。在穆哈辛的感召下，大家都从爱的具体对象超越出来。大家一致决定要穆哈辛去见见苏妮娅：
穆哈辛神微笑着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对“我们这儿有她的手帕”、“她对我们说‘来吧’”等等词语暗暗高兴。对“我们”这个词代替了“我”这个词尤为感动。他满意地发现自己的私事成为大家所有，他给他们全体带来了希望和欢乐！从那时那刻起，他感到自己得对“室民们”的幸福安乐负责；为了他们，他现在敢于做任何事情；他从今日以后决不将属于自己个人的任何事情瞒着他们……
穆哈辛的爱，由个体的爱升华为集体的爱。在这个集体中他找到了自我，从失恋的痛苦中摆脱出来。他不再孤单，他失去了苏妮娅的爱，但获得了新的爱，一种从小我走向大我、有着更深内涵的爱。因为他毅然投身1919年的民族起义。正是这种爱，才使哈基姆笔下的这个20世纪的爱情故事，与远古埃及的农业文明有了深刻的内在联系。
二、神话象征结构与民族意识
原始主义倾向以民族的原始文明和原始价值的追求为基本内容，但它以现实为出发点。它虽然具有古朴的原始面目，却是现实性很强的文学。其根本目的是在现实文化和原始文明的比较中，批判现实文化。
写作《灵魂归来》的30年代初期，埃及的现实情景怎样？埃及在1919年民族大起义之后，民族意识觉醒。以柴鲁尔为首的民族主义者为民族独立作了不少努力。英国殖民统治者于1922年允许埃及“独立”，“但事实上独立后英国司令部依然占据着撒拉丁堡垒，英国军队仍然统治着苏伊士运河地带及全国险要，英国的顾问官员仍旧分布在埃及的各个部门；英国的高级专员依然是埃及政府、特别是王室的太上皇。所谓允许‘独立的声明’实质上是宣布英国继续保留对埃及的保护权。”〔2 〕虽然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但两届政府都难以摆脱出英国的控制。也就是说，当时埃及的现实是英国的殖民统治。
哈基姆的《灵魂归来》否定的就是英国殖民统治及殖民者带来的西方文化。他们以埃及原始农业文明来对抗西方殖民统治，呼唤埃及民族灵魂回归，促其复活、新生。作家曾谈到他创作的目的：“我当时并不是要写一部小说，而是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我是属于一个有既定的独立实体、有漫长历史，而我们从中生长起来的那个国家的。对我们来说，是到了清醒的时候了，是到了让那些隐没于尘埃之下、对我们和别人都踪迹渺然的灵魂回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了。”〔3 〕在小说中作家通过穆哈辛的口说：“我们今后的职责，是表达整个民族的心灵。”
为了达到创作目的，作家在表层的情节结构下还安排了一个更为内在的神话象征结构。在现实与神话的同构中，在现代理想思维与远古神话思维的交织中，使作品获得一种深厚、凝重的历史感，也有效地表达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民族主题。
埃及学者艾哈迈德·海卡尔论及《灵魂归来》时说：“哈其姆这部小说的基本构思取材于法老时代的一个神话故事《埃西丝和俄赛里斯》。”〔4〕准确地说，《灵魂归来》从这个古老神话中吸取灵感， 借用其神话形象，赋予它象征意义，神话框架作为小说的隐性结构，一起表达作家的思想。
《埃西丝和俄赛里斯》是埃及家喻户晓的古代神话。埃西丝和俄赛里斯是大地和天空之神的长女长子，既是兄妹又是夫妻。俄赛里斯英武正义，是埃及保护神，后来成为掌管最后审判的冥府之王。埃西丝美丽温柔，精于魔法咒语，曾以自己的智慧迫使众神之王拉神说出永生的秘诀。他们来到埃及，以其善良和正直赢得民众爱戴，俄赛里斯成为埃及国王，在他治理下埃及国泰民安、欣欣向荣。他们俩的威望和事业引起阴险凶恶的塞特的妒恨，几次设计陷害俄赛里斯，将其肢体分解，抛弃于各地，但都为埃西丝救活。埃西丝和俄赛里斯的儿子荷拉斯终于战胜了邪恶的塞特，为父母报了仇，恢复父亲开创的对埃及的正义治理。
原苏联东方学家阿甫基雅夫在《古代东方史》中写道：“埃及人自古以来就认为肥沃的尼罗河之国的保护神就是土地、水和植物的善神奥赛里斯，而对他进行永恒斗争的则是他那奸诈狡猾和残酷的兄弟，沙漠、死亡和外国之神塞特”。〔5 〕这则神话包含众多意象和思想：善良与邪恶、本土之神和外来之神、爱的执着与痛苦的流浪、肢体分解与聚拢复活等等。可以说哈基姆追寻的文明和要表达的现实主题的基本要素，尽集于这个神话之中。善于从神话传说中获取创作灵感的哈基姆，当然不会放过这篇古老神话中现代意义的开掘。
首先，是俄赛里斯的象征意义。俄赛里斯在小说中的象征意义是多重的：他本来是埃及的保护神，是土地、水和植物之神，是尼罗河农业文明的象征，他的正直、善良体现的是埃及民族精神；他遭到外来之神赛特的残害，又成为遭受英国殖民统治的现代埃及的象征；还有论者认为：“从小说字里行间可以明白，作者以俄赛里斯象征领袖萨阿德·柴鲁尔，他被放逐，他的努力被瓦解，他卓有成效的活动被消灭。聚集的过程和起义就是使被逐的人回来，聚集他的努力，恢复象1919年起义时那样的人民精神”。〔6 〕联系1919年前后柴鲁尔的活动和起义的情况看，此说也有道理。
其次，是埃西丝的象征意义。小说中把苏妮娅直接比作埃西丝。小说从穆哈辛的眼睛去看苏妮娅的美：时髦的发式、洁白的脖子、蓬松乌黑的头发、圆圆的脸蛋等，接下来写道：“穆哈辛突然想到自己在今年古埃及史教科书上常看到的一幅画。……这是一位妇女的画像；她也剪了发，她的头发也乌黑发亮，她的圆圆脑袋也和黑檀木的月亮一样，这就是埃西丝的头像”。这是从苏妮娅的美和埃西丝的美来强调两者的相同，以苏妮娅暗喻埃西丝。小说更在整体结构上，从苏妮娅在小说形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来作为埃西丝的象征。她把哈纳菲一家（从象征意义上来理解，这个涉及各行业、具有不同性格的家庭成员，就是埃及人民的象征）的心系在一起，将他们处于分散状态的个人力量，由“爱”的升华而引导他们凝聚在一起，为埃及的民族事业而作有益的集体斗争，从而导致埃及民族的复兴。就象埃西丝把俄赛里斯被肢解的各部分拼合集拢，从而使他苏醒复活一样。
如果说小说中苏妮娅对哈纳菲一家精神转变的作用写得不太具体，那么小说第二部苏妮娅在穆斯塔法性格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却是这方面的补充。穆斯塔法是一个富有商人的后裔，他继承了巨额遗产，却因懒惰和气馁而意志消沉。离开自己的事业而置身于开罗一隅，耽于幻想、庸庸度日。是在苏妮娅爱的感召和引导下，激活了他慵懒的神经，振作起来，投身他的事业。
再次，是赛特的象征意义。赛特作为从沙漠中来的异国神，在小说中隐喻的意义当然非常清楚，指的是西方殖民统治者。与赛特相对应的殖民势力在小说中没有直接描写，但从神话中赛特的残忍、凶狠、狡诈等特性（作者有意把这个神话作为小说内在结构）自然清楚哈基姆对殖民统治者所作的价值评价。《灵魂归来》对殖民统治者没作直接描写，但对他们带来的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中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及其对埃及产生的不良影响，作品中作了充分表现。哈纳菲一家的每个男子都想单独得到苏妮娅的爱，一度陷入分裂状态。这就是西方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对埃及产生的影响。正象神话中赛特把俄赛里斯肢解成碎块。好在这不是埃及的本质，因而他们能够很快在痛苦中超脱，升华为精神之爱，重新团结在一起。
最后，则是荷拉斯的象征意义。在小说中对应神话中的荷拉斯，是指正在和殖民统治者斗争的埃及人民。埃及人民作为有过灿烂文化的埃及子孙，祖国正遭受异族统治，当然要象荷拉斯为父报仇，获得民族独立和新生。小说中第二部的题词引自《亡灵书》的一节：
起来，起来，俄赛里斯！
我是你的儿子荷拉斯。
我来使你得以复生，
你仍有那颗真正的心——
就是你那过去的心。
小说以1919年民族大起义的壮阔场景结束。殖民当局把华脱夫党领袖柴鲁尔逮捕，流放到马耳他岛，埃及人民坚决抗义，“整个开罗天翻地覆地闹腾起来了，店铺、咖啡馆、住家大门紧闭，交通断绝，到处在示威游行，同样的激愤在其它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迸发！……农村比城里人更强烈地表达出自己的抗议和义愤，他们阻断铁路，不让武装列车行驶，他们烧毁了警察局。”
荷拉斯在行动，赛特的邪恶统治即将结束，俄赛里斯将仍然持有那颗正义之心而复活。作家在小说中预言：“一个在人类黎明时期创造了金字塔奇迹的民族，有能力再创造其他奇迹！”
三、社会价值与文化审视
陶菲格·哈基姆是埃及现代新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他一生创作剧作76部、中长篇小说11部和数百篇短篇小说，还有大量的文论、政论、散文、随笔等。他的主要作品被译成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产生国际性影响，曾两度被提名作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78年由地中海国家文化中心授予“最佳思想家、文学家”的称号。他的创作以深刻的哲理、浓郁的神话色彩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为基本特征。《灵魂归来》是哈基姆的成名作，也是他小说创作的代表作，体现了他的艺术追求和创作特色。
在东方现代民族主义和原始主义层面上审视《灵魂归来》，在哈基姆一生创作的整体中把握这部小说，可以看到作品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同时也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深思和探讨的问题。
原始主义主张回到初民状态，而民族主义是反对殖民统治的现实需要，这是历史纵线的两极。但在哈基姆这里，这两者是统一的。他追寻埃及原始农业文明，是从过去的辉煌中吸取现实需要的力量。他对原始情操的重塑，是根据民族解放的现实需要而有所侧重，注入主观的理解和选择。他特别强调的是精神之爱、集体主义、刚毅吃苦。这些无疑都是民族解放的现实斗争所需要的。在民族精神的旗帜下，再现古代的正义和伟大，无疑会激发民众的民族激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灵魂归来》作为一部民族主义作品，对当时埃及反殖的民族运动具有积极意义。30年代埃及反英独立运动高涨，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一股寻求“埃及个性”、“埃及精神”的思潮出现。《灵魂归来》的出版，推动和深化了这一思潮，给埃及知识分子以启示和鼓舞。尤其是小说中提出埃及民族需要“一个代表他们全部感情和希望、可以作为他们理想标志的人物”的思想，给领导1952年革命的纳赛尔以深刻的启发。
东方现代原始主义其实质是文化民族主义。由哈基姆《灵魂归来》中的原始主义倾向，自然令人想到印度的甘地和中国的梁漱溟。他们都是在东西方文化剧烈撞击的背景下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危机，因而以民族古老文化的复兴和倡导为已任。无论甘地的“印度宗教哲学、手纺车和农的犁”，还是梁漱溟的“乡村自治社会”，或者是哈基姆的“民族灵魂”，都是向民族传统回归，以此抵抗西方工业文明。但在20世纪，西方工业文明领导世界潮流成为一种历史趋势。东方文化民族主义者在历史与价值冲突中，选择的是本土文化价值。在他们看来，保全文化即保全了民族的灵魂，最后也就保全了民族自身。他们看西方文明，看到的是其非人性的负面价值。比如对西方现代文明核心的“科学”，《灵魂归来》中通过人物的口议论：“不错，欧洲今天是超过了埃及，但是凭的是什么？凭的只是后天的科学。古老民族把这种后天的科学看作是一种非本质的偶然性，它从表面上指明了埋藏的珍宝，但它本身并不是一切”。在后来的一部小说《东来鸟》（1938）中说得更为直截明了：
科学给我们创造了什么？我们从科学中得到了什么好处？机器给了我们速度，我们从速度中又得到了什么？工人遭到失业，我们多余的时间也白白浪费掉。〔7〕
哈基姆和东方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们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质：东方文化重精神，西方文化重物质；东方文化重群体，西方文化重个体。东、西方文化都是人类文化遗产，各有侧重。两者互为补充，在对话的基础上形成人类新的文化形态，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但处在民族矛盾、殖民统治与民族独立的历史条件下，哈基姆没有作出超越历史的思考，而是把东、西方文化对立起来，弘扬民族本土文化，否定西方现代文明。
一个真正具有社会良心和思想深刻的作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绝不会满足于“回头顾盼”。因为文化的本质在于创造。哈基姆在去世前的1986年写过一段这样的话：“我们用空洞无物的言词对自己的落后作‘哲学’的解释，我们反复唠叨‘遗产’呀、‘我们的个性’呀，别人‘文化侵略’呀，等等，想以此来保持我们的停滞与静止……我们只擅长于大声宣扬往昔的光荣，用动听的演说，漂亮的言词，重复过去的成就，我们把过去当成一个炫耀的题目。我们谈论‘我们的纯洁性’、‘我们的遗产’太多了，而不是去行动……”〔8 〕依然是对祖国和民族的满腔激情，依然是“我们……”的论述语调，但看到的却是不同于独立前的传统文化观：《灵魂归来》中强调的是“回归”，这里强调的是“创造”。这是一位清醒而真诚的老人的文化选择。的确，过去创造了金字塔奇迹的民族，应该创造出今天新的“金字塔”。
注释：
〔1〕陶菲格·哈基姆：《灵魂归来》，陈中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引文均出自该译本。
〔2〕纳忠：《埃及近代简史》，三联书店1963年版，187页。
〔3〕哈基姆：《两个时代的埃及》， 转引自《阿拉伯世界》1988年第4期。
〔4〕〔6〕艾·海卡尔：《埃及小说和戏剧》，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159、160页。
〔5〕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181页。
〔7〕转引自邵武星·戴伊夫：《阿拉伯埃及近代文学史》，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291页。
〔8〕哈基姆：《我们的现状》，转引自《阿拉伯世界》1989年第1期，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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