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李立三篇
□王相坤
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工委委员、书记，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6月22日在北京逝世。1980年3月平反。
李立三论“初心”
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 1920年（我）在法国一个铁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革命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
——李立三 《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1952年填写）
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
Spring comes earlier and summer is short, earlier cold and heavy snow in autumn.
——李立三 《元旦试笔诗》（1917年1月）
造一个自由的新世界 我是一个断梗的浮萍，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也到过黄浦江头，也到过潇湘水滨，也到过幽燕，也到过洞庭，今天吹我到西天来了，呼吸那自由的空气，瞻仰那自由的女神。我还要唱那自由之歌，撞那自由之钟，唤醒可怜的同胞，惊起他们的酣梦。鼓荡雄风，振作精神，造一个自由的新世界，作一个幸福的新国民。
三是参与发动和领导中法大学学生运动。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以勤工俭学名义在国内募捐到40万元，并争取法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准备在里昂筹建一所中国大学，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到1921年8月，已修理校舍96间，未修者约112间，若依法国寻常学校布置，则每间可住8人，总计可容1600多人。但是，吴稚晖突然改变态度，公开宣称中法大学不是“栖留所”，不是“大庇天下寒士的广厦万间”，从而杜绝了勤工俭学学生入学的强烈愿望。9月3日，法国政府也发出通告，宣布自9月15日起停止发给勤工俭学学生维持费，一下子断绝了青年学生的生路。在入学无门又断绝生路的双重压迫下，一场矛头直指中法两国政府，争取“求生存、求学权”的政治运动，即著名的“争回里大”运动爆发了。在9月3日法国政府宣布停发维持费后，以赵世炎、李立三为首的克鲁梭的勤工俭学学生率先行动起来，在9月5日就发表了《争回“里大”的宣言》和《通告》。各地同学立即响应并行动起来。随后，赵世炎、李立三致函蔡和森商议联合行动。不久，他们集中到巴黎，组成留法勤工俭学联合会，实现了勤工俭学学生大团结的愿望。李立三在对赵世炎的回忆中写道：“这时，我同赵世炎等同志商量，定要搞一个运动，来反对吴稚晖这些人，争取里昂大学招考勤工俭学生入学。我们提出，要争取比国内来的学生先到里昂，强占校舍。一方面通知巴黎的勤工俭学会，另一方面与蔡和森同志联系，他们都一致同意。”9月22日，里昂当权者们同中国驻法国公使馆相勾结，竟然出动大批武装警察，把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包围起来，骗取了他们的侨居证，强迫他们立即离开中法大学。李立三和其他同学毫不退缩，坚持斗争。他们抱着誓死争回“里大”的决心，坐在校门前的草坪上，拒绝离校，抗议法国政府迫害中国学生的暴行。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竟命令军警用6辆囚车，强行把100多名学生拉向里昂炮台，关进了监狱。李立三、蔡和森等领导同学们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最后迫使法国方面将这批学生提前送回中国。这场斗争的结局虽然没有实现预定目的，但它使李立三看到，运用马克思主义，采取阶级斗争的方法，具有光明的前景。
程潜觉得李立三是可造之才，这么年轻就当了兵可惜。就对李立三说，你不要在这里当兵了，我给你钱，供你去北京上大学深造。这与此时李立三的想法不谋而合。此后，李立三告别军界，于1919年春到达北京。而这时，程潜给他的纸币，除去路费开销，加上纸币贬值，已所剩无几，根本交不起学费，进不了大学。此时的北京，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各种新思潮新文化如破土的嫩芽茁壮生长，大批有志青年正在积极寻求报国之路。正当走投无路之际，经一些青年朋友介绍，他也毅然选择了留法勤工俭学这条路。于是，他很快前往设在北京西郊酒醋局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进修法语。在预备班学习期间，李立三一方面经过法语的突击培训，同时接受着五四运动的洗礼。为了坚定不移地寻求革命道路，预备班结束后，他回到家乡，竭力说服父亲卖掉了16亩祖业好地，筹得200元银洋作路费，然后转往上海……走上了靠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道路。
近年来，碳减排政策逐渐成为企业生产运营中的关键制约要素，影响到企业生产的各项活动。本文以高能耗、高碳排放的高炉炼铁生产为对象，对碳限额与交易政策影响下的多配方—多铁种高炉炼铁多周期生产计划问题进行了研究。考虑了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周期性碳约束和累计碳约束两种情形，采用模块建模的方法，构建了两种碳约束下多配方—多铁种高炉炼铁生产计划MILP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数值分析。通过数值分析，一方面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高效性,另一方面探讨了两种碳约束下动态碳价对企业生产计划的影响、碳限额对生产总成本的影响、动态碳价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李立三 《工农联盟歌》(1922年)
将资本主义完全推倒才有光明 我们唯一的生路，只有与劳动阶级携手，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杀一个七出七进，将资本主义完全推倒，然后才有光明。
——李立三 《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1921年2月19日）
生产上应用最多的主要是结晶机分离法，即：粗锡经结晶机一次处理或结晶机二次处理。但此方法受粗锡中含铋的限制，当粗锡中含铋较高时，为除去粗锡中的铋，需兑入大量的铅，而大量铅的加入，势必降低粗锡的含锡品位，从而影响结晶机的生产。某锡冶炼厂的生产实践证明，当粗锡中的铋超过0.3%时，采用结晶机一次处理生产四九锡很难实现，通常需要结晶机进行二次处理。但是，由于粗锡中含铋高，结晶机一次处理后产出的精锡含铋也较高，同样还需要兑入大量的铅，结晶机二次处理才能产出合格的四九锡。因此，在处理含铋超过0.3%的高铋粗锡时，单纯依靠结晶机实现四九锡的生产较为困难。
坚持马克思主义 我是个翻砂工人，我的法国师傅是共产党员。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们要革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明确的，但是如何革法，这是不太明确的。
——李立三 《对世炎的回忆》（1960年9月3日）
专家解读：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在《水之乡》中，上述两种欧洲传统故事模式在历史讲述中相遇并合为了一体。强调证据、推理和分析的侦探小说与神秘、恐怖、非理性的哥特小说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作家本人的历史观似乎介于这两者之间：历史讲述和探究既要强调客观证据和逻辑推理，也不能忽视口头传说、小道消息和民间巫术；历史既是可知的、理性的、有规律可寻的，又是神秘的、盲目的和非理性的。
救国思想的转变
回顾这段经历，李立三曾说：“那时的确想救中国，但是应该怎么闹革命，是弄不清楚的，后来到了法国，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1918年秋的一天，已是湖南护国军三营七连文书的李立三，奉连长之命去给护国军司令部送信。到达司令部后，巧遇护国军司令程潜在庭院中与人下棋，正杀得不可开交。李立三不便打扰，只好站在一旁观战。他见程潜下了一着棋很不理想，又不能多嘴，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结果，程潜把这盘棋输掉了。见程潜的棋已下完，李立三便把信件呈递给程潜，告辞转身要走，不料程潜一下把他拉住，非要与他下盘棋不可。原来，李立三观棋引起了程潜的注意。李立三不敢在这个司令官面前逞能，一再推说不会下。但程潜不依不饶，李立三无法，只好坐下与之对弈起来，并赢了程潜，程潜立即对他刮目相看。从此，程潜对李立三很为器重。不久，他把李立三调到司令部候差，尔后又做破译密码的工作，曾一度担任邮政检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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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长沙成立了长郡中学，把周围12县的中学生集中起来，办成一所省立中学，李立三开始来到长沙读书。这时结交的一个要好朋友，就是浏阳来的罗嗷阶，也就是罗章龙。罗章龙第一个响应“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同毛泽东交上了朋友。李立三接受了罗章龙的建议，同意和毛泽东谈一谈。于是约定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李立三去省立图书馆会见毛泽东。毛泽东拿一张报纸坐在长凳上看，李立三凑上去，作自我介绍。毛泽东站起来握手表示欢迎。他们见面不谈客套，就态度严肃地讲起了对国家大事和读书修身的看法。毛泽东虽然也是一个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但比李立三大6岁，李立三觉得毛泽东已经是一位大先生，而自己则是一个刚从县城里来的小学生，因而十分拘束。他听完毛泽东的讲话，无话可说，就走开了。毛泽东后来回忆此事时说，他的一个征友启事，只得了三个半朋友。李立三就是毛泽东这时结交的半个朋友。这件事不管对毛泽东还是李立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1936年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专门谈及此事，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写道：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因为感觉到要向外发展和需要一些亲密的伴侣，有一天我就在长沙的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我特别提出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们。对于这个广告，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罗章龙的回答，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两件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得到的。半件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切话，可是他随即走开了，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具体建议”。李立三这次与毛泽东的交往，虽是一面之缘，但毛泽东提出交友条件“对爱国工作感兴趣”，不怕“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能够选中李立三，说明李立三当时已是湖南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思想倾向爱国。
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在群众大会上演讲
中学毕业后，李立三滋生出“武力救国”的思想。1917年1月，李立三毅然投笔从军，到程潜的护国军当了一名士兵。在投军前夕,他写下《元旦试笔诗》：“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这首诗表明他的救国心志。然而，李立三没有从中看到救国的希望。那时的军队并没有成为国之重器，却由于军阀混战，搞得民不聊生。1918年奉军打到醴陵，大肆烧杀淫掠。李立三父亲李昌圭为了躲避战乱，带领家人逃难来到萍乡、宜春交界的太平山。面对此情此景，李立三赋诗《怀归》：“连天烟雾掩黄岗，羁旅怀归百断肠。乳燕呢喃惊客梦，栖鸟群集趁斜阳。袁山到处篁丛绿，庄埠连阡麦正黄。浸道桃源多逸趣，应知故国有流亡。”这首诗描写了战乱给社会安定、国家建设带来的严重影响，表达了李立三对“武力救国”的失望。
这一年，李立三还作另一首诗《望月不见》：“今夕不见月，万里关山黑。我乃断肠人，对此增凄恻。前年今夕客潭州，浮云相侵常出没。去年今夕羁经戍，黑气漫天伏光匿。今年今夕复不见，使我温泉悲落魄。我命固多舛，汝何频抑抑?相知我最深，相见复相惜。相处二十年，相对常默默。见汝我泪垂，别汝泪痕赤，吁嗟夫！今夕望汝汝不来，明年今夕相遇何方测。”这首诗再次表达了李立三对兵荒马乱，国家一年不如一年，老百姓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忧郁心情。此后他开始放弃“武力救国”的念头，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路。
1905年，清政府和日本政府一起，发布取消清国留学生的规则，直接禁止中国学生在日本参加有关的爱国活动。秋瑾非常气愤并和8000多中国留学生一起，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同中国驻日大使汪大燮进行交流，但汪大燮并未理会秋瑾。秋瑾看到祖国的沉沦和满目疮痍，为了直接扑向革命实践，毅然归国。在归国途中写下《黄海途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一诗，诗中有“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句，抒发了自己把革命进行到底、挽救民族危亡的坚定决心。秋瑾的救国思想对李立三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首诗成为李立三一生的座右铭。
最后胜利是工农的 我们工农创造人类衣食住，不工作的资产阶级把我们欺。起来！起来！齐心努力巩固我团体。努力奋斗，最后胜利是工农的。
LaserGas Ⅱ激光氧分析仪应用到SAR装置再生炉后，运行中的维护包括： 透光率的调整、法兰孔的清灰、透光视镜的清洗、气密性检查、氮气吹扫流量的检查。
李立三的救国思想萌发于少年时代。1906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员刘道一、蔡绍南和会党首领龚春台等人领导了震动中外的萍浏醴起义。起义很快失败，很多革命志士被清政府所捕杀。但是，这次起义的影响却长久地留存于醴陵人民心中，一些同盟会会员潜伏下来，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李立三读书的学馆中，就有一个比李立三长9岁的名叫孙小山的“坐问学生”，他时常利用课余散步的机会给李立三等几个蒙童讲革命故事。李立三就是从他的口里第一次听到了秋瑾、徐锡麟英勇就义的故事。李立三后来回忆说，孙小山慷慨激昂的讲述“极大地震动了我刚刚八九岁的童心”。
在赴法勤工俭学中树立共产主义信念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有志青年产生了到国外寻求拯国救民之道的愿望。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阻挠、封锁下，当时要去苏联是困难重重。而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力物力损失严重，急需从国外得到补充，法国的大门向世界敞开，这给中国有志青年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由当时正在旅法的蔡元培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等，提倡、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在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的具体组织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很快形成高潮。从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90名学生在上海登上旅程起，到1921年2月25日，共计有20批1600多名学生通过留法勤工俭学来到法国。
19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李立三同徐特立等47名赴法留学生，登上了博多斯号轮船，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征程。船到新加坡时，他写下“今朝呕倾心头血，添得海涛千丈深。大陆神州波洗尽，蓬瀛三岛水淹没”几句诗寄给家里，描述了旅途中船小风大、颠簸之苦，暗含着不怕困难、寻求真理的坚定决心。这种思想到达巴黎后表达得更加明确。他在《留法偶咏》一诗中这样写道：“我是一个断梗的浮萍，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也到过黄浦江头，也到过潇湘水滨，也到过幽燕，也到过洞庭，今天吹我到西天来了，呼吸那自由的空气，瞻仰那自由的女神。我还要唱那自由之歌，撞那自由之钟，唤醒可怜的同胞，惊起他们的酣梦。鼓荡雄风，振作精神，造一个自由的新世界，作一个幸福的新国民。”
李立三来法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为了“创造自由的新世界”。怎样创造这个新世界？他要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巴黎公社的社会主义试验中去寻找。到法国以后，李立三一面做工读书，一面积极参加了政治活动。据《时事新报》记载，1920年4月下旬，五四运动一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法国同学以“群策群力争回山东主权”为主题，召开欢迎新同学大会。会上，在当时很有名气的许德珩、徐特立两人演说之后，李立三也发表了演说。他除了激烈抨击帝国主义侵略、表示爱国热情之外，还主张把爱国运动和当前的学习结合起来，希望同学们共同创办英法文定期出版物，以“发表中国文明，宣扬日本之罪状”。他的老同学回忆当时的李立三，都说他性格上的鲜明特点，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他坦率直爽，襟怀开阔，雷厉风行，但有些急躁。他说干什么，就立即行动，决不犹豫不决，或拖泥带水。他善于讲话，思想活跃，非常喜欢谈论和争辩政治问题。他对旧世界有强烈的憎恨，大家一谈到国内政局，谈到反动军阀和无耻政客，他就会大声喊叫“推翻”“打倒”“杀掉”，充分表现了青年李立三对反动统治阶级势不两立的态度。
这时的李立三认为，只要把军阀政府砸个稀巴烂，革命就成功了；各国劳工阶级一致行动起来夺取政权，世界革命就实现了。他的这些激烈的言行，被同学们称誉为“李隆郅的英雄气概”。热衷公共事务、喜欢出头露面的李立三，很快就成了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中有声望的领袖。法国有个克鲁梭史乃德工厂，招收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做工。李立三带领第一批学生100多人来到这个工厂。他们大部分被分配在翻砂、锻冶车间。李立三当翻砂工，每天在铁炉旁摆弄着百多斤甚至几百斤重的铸件。劳累一天，只获得十几个法郎。紧张的劳动锻炼、艰苦的工厂生活，使李立三亲身体验到劳动者的辛酸，清除了头脑中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克鲁梭史乃德工厂，有2000多名华工，为了把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教育，李立三等办起了华工俱乐部，还创办了《华工周报》。李立三主动参加印刷。他打听到这些华工都和法国资本家订有包身合同，便带领勤工俭学学生，联合华工，进行斗争，解除合同。在共同的劳动和斗争中，李立三同工人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带李立三干活的工人师傅，是法国共产党党员。他对李立三的劳动态度和爽朗性格很是赞赏，常向他讲解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阐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理。他常把李立三请到家里，不厌其烦地给他详细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讲述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怎样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对李立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李立三后来回忆说：“1920年我在法国一个铁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工人运动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
在那名法国工人的引导下，李立三夜以继日地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自从他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懂得了共产主义者的使命和十月革命的正确道路以后，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李立三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曾经相信工读主义，认为又读书又做工就可以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界限，造就新人，改造社会。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就不再相信工读主义了。1921年2月，李立三在《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中写道：勤工俭学，并不应当是以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和“智识问题”为目的。“其最大目的，在促成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为一种黑暗地狱，应该即时改造，我们知道要改造中国社会，必先要促成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我们认定勤工俭学主义为促成两阶级接近的好机会。”“我们唯一的生路，只有与劳动阶级携手，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杀一个七出七进，将资本主义完全推倒，然后才有光明。”从这些观点看，此时李立三已完全放弃了工读主义，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规律出发，认为中国工业不发达，缺乏参加工厂劳动和工人相结合的机会，又受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充分条件。因此，在法国坚持勤工俭学，可以很方便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作为革命的第一步，先同在法华工相结合，促成工人的觉悟，把工人组织起来准备中国革命的干部。徐特立看到李立三的文章后，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驳蒙达尼同学的公启》，连载于《旅欧周刊》第68、69号，表示赞同李立三的主张。赵世炎、陈公培、罗汉等同李立三持相同看法，他们都积极身体力行，去工厂做工。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是李立三学习马克思主义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为把这一理论认识运用于工人运动的实践，李立三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实践探索：
2018年，当一位位葡萄酒大师、侍酒师大师在行业中发光发热，一群大师“候选人”也在登顶路上不懈努力，在忙碌的工作中继续考试升级，也不断促进行业的发展。但他们似乎不大喜欢“候选人”这个词，而更愿意称自己为大师班“学生”。这一年，这群“学生”经历了什么？收获了什么？这条挑战重重的挑战之路，他们走到了哪里？这篇文章，让我们走近这些登顶路上的奋斗者，理解行业发展浪潮中，这些希望与力量。
李立三是党的一大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早期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是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对推动当时江西、湖南和全国工人运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是成立为建党作准备的政治团体。从1920年底开始，李立三和赵世炎酝酿在同工人结合的过程中创建共产党，当时准备建立“共产主义同盟会”，后来改名为“劳动学会”，最初成员有李立三、赵世炎、刘伯坚、陈公培等8人。劳动学会后来成为新成立的留法勤工俭学会的领导核心，在推动留法学生实行勤工俭学，以谋社会改造能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是发动留法学生走进工厂，与工人接触。劳动学会成立后，联合勤工俭学社、勤工俭学第一组、勤工俭学互助团等团体，写信给中国华法教育会，请求协助介绍工作，以便青年学生边做工、边读书。3月4日，华法教育会复信：“尤望同学速起组织健全之勤工俭学会，始基既固，扩展工期，将来美果实现。”于是，3月28日起正式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2000多名勤工俭学生中的绝大部分学生报名参加。赵世炎和李立三是勤工俭学会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勤工俭学会成立后领导大批学生进入工厂做工。李立三在回忆中写道：“勤工俭学会成立后，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发起人和负责人是留在巴黎，还是下厂做工？如果把大批的会员动员进工厂，而我们几个负责人留在巴黎，显然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怀疑。如果到工厂做工，勤工俭学会的工作又无人负责。因此，我和世炎同志商量，我们两人分先后也进工厂。于是，我同第一批学生到了克鲁梭钢铁厂……个把月后，世炎同志在巴黎把学生安排好以后，也到了克鲁梭，我们便在一起工作。”
——李立三 《留法偶咏》（1920年）
1.2.2 血清IL-15、MCP-1及TGF-β分子水平的检测 检测人血清IL-15、MCP-1及TGF-β所需的ELISA试剂盒购买于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应用ELISA技术分别对IL-15、MCP-1及TGF-β含量进行测定。
冬小麦冬前及越冬期需水量占一生需水量的25%，约100-150mm；返青至抽穗占30%，约120-180mm；抽穗至灌浆占20%，约80-120mm；灌浆至成熟占25%，约100-150mm。据研究，冬小麦350 mm左右的耗水量已能获得相当高的产量，拔节期和灌浆期为需水关键期，拔节—孕穗期作物需水量132mm，抽穗—乳熟期作物需水量118mm，拔节—乳熟期耗水量占全生育期耗水量的70%。
安源路矿工运实践奠定工人运动思想基础
李立三在法国时就得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选举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所以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香港时，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张昆弟、罗汉、贺果、罗学瓒、周钦岳等22人，争得海员们的帮助，离船登岸，转赴广州。1921年12月11日，由共产党员陈公培介绍，李立三、蔡和森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拜见了陈独秀。二人向党中央汇报了在法国的斗争情况和他们本人的思想，以及参加革命的决心。陈独秀与他们一起商议了成立旅法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还请李立三写信给赵世炎，让他也迅速回国参加党的工作。李立三和蔡和森当即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李立三被派遣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党的一大后回到长沙负责湖南地方党的工作的毛泽东，分派李立三到安源路矿开展工人运动。
总之，大数据就像是一场数据革命，它为各行各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它面临的挑战也是十分严峻的，我们只有把握机遇，积极应对这些挑战，才能让大数据为我们所用。大数据运用有助于引领高校教育创新变革，提升教学、科研、管理服务水平和质量，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大大数据在高校教育的应用研究。
李立三首先从办工人补习学校开始团结工人。他认为，“要在工人中开展工作，改造首先利用合法途径。于是与平民教育会联系，在教育会的帮助下得到县知事和煤矿经理的批准，开办一所免费小学和一所成人夜校”。路矿工人多，他把工人按照文化程度分为两个组，使用两种课本，公开使用的是平民教育的课本，实际使用的是李立三自己编写的课本。他结合工人的实际情况，自己动手编写了一些浅显易懂的教材，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李立三给工人上课，把文化课和马列主义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比如，他教“工人”二字，先教学员分别认识这二字，再把工人二字一上一下写在黑板上，向工人说“工”“人”两个字上下连起来就是一个“天”字。不仅教会工人认识了第三个字，还引申说明工人阶级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批判那种瞧不起工人阶级的反动思想和自卑观念，提高工人的自尊心和阶级觉悟。李立三编写的课本通俗地告诉工人：“工人和农人，是最尊贵的；如果没有工人农人，就没有世界。”课本还告诉工人，什么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课文说：“现在我们中国人民，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打倒军阀，才能得到解放。”“弱小民族，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叫做民族革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叫做社会革命。这两种革命运动联合起来，便是整个的世界革命。”课文指出，马克思、列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工人阶级只有按照马克思的教导，实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取得革命胜利。课文还用浅显的比方说明团结的重要性：“独木不能防屋倒，片瓦不能把屋造；个人才力很有限，团结起来力量好。有事大家帮忙做，有害大家相劝告。万人一条心，仇人都打倒”。李立三还利用文艺的形式，对工人进行阶级启蒙教育。比如他编的开台戏说：“我中华，鸦片战，败了之后；外国人，拥资本，横行神州。租我土，割我地，瓜分豆剖；霸铁道，夺矿山，不得不休。随后来，设工厂，遍布岸口；用廉价，买劳力，火上添油。资本家，只管他，利润加厚；待我们，好像那，奴隶马牛。天亮起，做工到，掌灯时候；给工钱，只数角，衣食难周。近年来，物价涨，生活不够；逼得我，好一似，临决死囚。资本家，大骂我，不敢眉皱；恐开除，饿肚皮，命丧九幽。”在办校过程中，李立三与工人群众的接触越来越多，不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也取得了工人群众的信任，有力地推动了党组织的发展工作。经过思想教育和工作实际考察，李立三先后吸收了李涤生、周镜泉、朱少连等6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李立三任书记。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现。
1922年1月，发生声势空前的海员大罢工。罢工开始时本是经济斗争，但是运动开展以后，便成为一个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差不多全香港的人民，都参加了罢工和抗议。李立三指出：“这次罢工胜利的结果，一方面打破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威严；另一方面又刺激了全国工人，使他们感觉到要起来改良自己的生活，必定要有组织的奋斗。自经过这次罢工，中国工会运动，就开了一个新的纪元、新的时期了。”李立三这一认识，首先来源于他对中国历史上工人罢工运动经验教训的分析。他指出：“1919年以前，虽有许多反抗的运动，但是都是无组织的、原始的暴动。如1913年的汉阳兵工厂罢工，1915年的安源罢工，结果统统是失败了，但工人阶级因此就渐渐地觉悟到有组织的必要了。至1919年香港机器工人的大罢工，成立了机器工会，得到胜利的结果，影响到广州，于是由20个工会增加到60个工会。同时北方发生著名的五四运动，工人阶级在此次运动中，开始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京奉铁路的唐山，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在上海的纱厂、海员、码头工人等实行广大的反日同盟罢工，结果亦发生了类似工会组织的小团体。这都是中国工会组织的开始。”因此，安源路矿党支部成立后，李立三就开始考虑建立工人组织的问题。他经常用一双筷子容易折断，而一把筷子难以折断的生动比喻，说明工人组织起来力量大的革命道理，向先进工人提出了组织俱乐部的倡议。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选举李立三为俱乐部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在国内影响很大，许多报刊报道了这个消息，党中央在给共产国际报告中也提到：“长沙方面，已组织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
建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就是为了保护工人利益，同反动当局作斗争，其主要斗争形式就是组织罢工。李立三认为：“在这个职工运动勃兴的时候，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虽然讨论了如何对付工会组织，但还没有办法。蠢笨的军阀，虽然深切地感觉到工人的力量，还不知道是他们致命的敌人；只有有经验的帝国主义者，知道工人运动的发展，将是他生死的仇敌，所以竭力鼓吹压迫工人。后来英帝国主义竟嗾使他的走狗吴佩孚屠杀工人，这就是‘二七’运动发生主要的原因。”李立三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抓住反动当局无能这一有利时机，及时地发动了安源路矿大罢工。据李立三回忆：“罢工前的几天，我在醴陵的家里，接到毛主席在安源写来一个条子，叫我立刻赶回安源，条子的大意说：现在安源工人群众已经起来了，情绪很高，可能很快要举行罢工，你尽快回安源。接到条子后，我第二天就赶回安源，这时主席已经回长沙了。”9月9日，李立三赶回安源，召开了党支部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立即着手组织路矿两局全体工人一致罢工，以争工人俱乐部的合法权益，减轻工人们所受的压迫和痛苦。
李立三
9月10日，路矿当局请萍乡县公署正式发出布告，训令俱乐部自行关闭。李立三把这一情况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工友发出快邮代电，争取全国的声援。9月12日，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回复安源工人：“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等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无限的同情，决设法为诸君声援！”同日，毛泽东致信李立三，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策略，提出“哀兵必胜”的口号，“这样既可以动员全体工人坚决地同资本家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同时又可以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毛泽东强调，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是要将绝大多数工人充分发动、严密组织起来，防止敌人分裂工人队伍，只有靠全体工人的坚固团结和坚决地斗争，敌人才会退让。据此，李立三等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制订了详细的罢工计划。首先，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由李立三担任总指挥，全面指挥罢工斗争。由刘少奇为俱乐部全权代表，驻部应付一切。第二，起草《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度等17项复工条件。第三，决定派人到各处向工人进行宣传鼓动，进行细致的组织发动，每句口号都入情动心。第四，决定扩大工人监察队，负责维持秩序；组织工人侦察队，负责秘密探听消息，侦截路矿当局的电讯往来。第五，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对罢工做出部署，一俟罢工命令发出，除发电厂、锅炉房、打风机、抽水机等要害部位照常开工以争取社会同情和主动权外，全体工人一律停工，各归住房，听从指挥。第六，确定乘早上换班时开始罢工。9月14日零时，汽笛怒吼，震撼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参加罢工的有株（洲）萍（乡）铁路沿线工人和安源矿区、紫家冲分矿全体工人共13000多人。工人高举手镐如潮水般涌出窿外，涌出工房，大呼口号。工人出井后，用树枝塞满井口……
由于俱乐部组织十分严密，工人群众团结勇敢，一切破坏手段均遭到失败。到罢工第四天，反动当局慑于工人的强大威力，深恐局势不可收拾，才主和平解决，矿长李镜澄不得不派出代表同商绅人士与李立三等就复工条件细加磋商。
经过李立三等与路矿两局从17日下午4时起进行激烈的争辩和商绅的从中调停，到18日凌晨2时，双方同意将原提17条复工条件略加修改和合并为13条。18日上午签订13项复工条件，宣告此次大罢工的胜利。李立三说：“我们这一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因为，我们工友的痛苦很多，一次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现在虽说胜利了，但所得的幸福究竟不多。所以这次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留着以后再解决，终究我们是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各位暂安心上工，保持着战去上工。”
安源路矿大罢工的胜利，不仅使党团组织获得了锻炼和发展，提高了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而且在多方面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典范。一是工人阶级团结自己的任务胜利实现，罢工获得胜利，使路矿两局“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之权”。二是党团组织得到大发展。罢工胜利后，路矿中共党员增加到30人。三是工人的工资得到增加。四是取消包工制，改为合同制。五是建立了我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经济组织——工人消费合作社。六是安源成为中国共产党工会基金的主要储备点。七是为全国工会联合会的成立建立组织基础。对安源大罢工的意义李立三也曾作过概括，他认为：“‘二七’失败后，全国工运陷入低潮，而安源的红旗不倒，是因为执行了毛主席的灵活策略……安源的工人运动在工运低潮时没有受到损失，反而有所发展，表现在：1.俱乐部建筑了新房子；2.工人子弟学校扩充为8所，学生成千；3.党的组织处于半公开状态。”李立三认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不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工人既加入工会后，那就不能放任，对他们，紧跟着要做说服教育工作，使他们放弃原来的信仰而相信新民主主义。但是工人加入工会，应该是要出于自愿的，他不加入，不能勉强。让他看清楚了工会真好，真能给工人办事情，他就要加入了。”“工会谁来办？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应该工人自己办……要真正做到工会由工人自己办，起码要做到：（一）一切干部一定要工人群众自己选举，党、行政上委派不行。（二）工会干部要吃群众的饭，不吃公家饭。……过去工会发生官僚主义是有其物质根源的。（三）工会经费基本上要群众自己出，以群众的钱做群众的事，不可靠政府供给。（四）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工会的事情一定要由工人自己决定。共产党虽也可以决定，但是只有通过党员的宣传，说服群众，使群众自己相信党的决定，才能把党的决定变成群众的决定，而不是党决定如何就如何。那是命令主义。所以说，民主是工会的灵魂，没有民主，工会就成了一具僵尸、死架子。”这些思想观点，来自李立三对安源路矿大罢工实践的总结和思考。★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
责任编辑/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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