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瘦鸥与《秋海棠》及其续书——写在新版《秋海棠》（含《梅宝》）出版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秋海棠论文,写在论文,新版论文,秦瘦鸥论文,梅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言情小说是民国通俗小说的一个重要门类，它发端于本世纪初中国现代都市形成发展之时。至二十年代中后期，虽然北方创作仍较沉寂，但在南方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却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曾经产生了包天笑、张春帆、李涵秋、毕倚虹等一批著名作家。
然而到了1929年，这种南盛北衰的格局却发生了变化。此时身居北京的张恨水悄悄将一部《啼笑因缘》送到上海，甫一面世，便石破天惊；翌年，刘云若的长篇处女作《春风回梦记》在天津一炮打响，旋即风靡全国。
张恨水与刘云若的出现，为北方文坛带来了生机，同时也标志着民国社会言情小说创作的重心已由南方转向北方。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南派社会言情小说虽不乏其作，但却反响平平，佳构难觅。直至1941年初，上海《申报》上一部小说的连载，方才使南方文坛重现转机，终于有了一部能与张恨水、刘云若等北派名家相抗衡的佳作。此书便是当年颇为轰动，至今仍被出版界看好的《秋海棠》，而其作者则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秦瘦鸥先生。
上篇：秦瘦鸥的生平与创作
秦瘦鸥原名秦浩，曾以刘白帆、万千、宁远、陈新等笔名发表作品。1908年6月28日出生于上海嘉定县，自幼饱读诗书，古典文学根基极好，同时受祖父影响，酷爱昆曲、京剧等戏曲艺术。年稍长，又与故乡草台班戏曲艺人多有往来，深谙个中三味。
学生时代，秦氏曾有过经商之念，因此先后于上海澄衷中学商科、中华职业学校商科、上海商科大学等校攻读经济学七八年。他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曾说“在念中学和大学期间，戏瘾愈大，昆曲、话剧、电影，及至芭蕾舞剧等，有机会都要看，以致大大影响了我的学业，几乎每年都有一二门主课不及格，必须再补考一次，才能勉强过关。”毕业后，曾在工矿、铁道部门任职，但由于自幼喜好文学，又曾博览大量中外名著，故对写作兴趣日浓。在未出校门时，他便在《时事新报》学作记者，后又经友人之荐，先后任《大英晚报》《译报》《新闻报》等报刊记者、编辑、主笔等职，并兼任上海持志学院中文系、大夏大学文学院讲师，专授中国古典文学。工作之余，除从事文学创作与翻译外，仍醉心于戏曲艺术，结交了许多戏曲界朋友。
从目前所掌握资料看，他从事文学创作时间颇早，自1926年起就在上海《福尔摩斯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其时不过18岁。翌年，他便在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大报《申报》副刊“自由谈”、《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发表短篇小说或散文随笔，同时于《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上连载长篇社会言情小说《孽海涛》，这时他已使用了“秦瘦鸥”之笔名。但这个名字引起人们注意，则是在三十年代他翻译了德龄的《御香缥缈录》之后。
该书作者德龄为满族人，十余岁便负芨巴黎，精通英法两国文字。归国后曾入清宫两年，充任慈禧舌人（翻译），故对晚清宫内秘闻多有掌握。辛亥革命后，她在上海与当时美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怀德结为伉俪，几年后随夫返美专事英文写作，所述内容均为晚清宫闱琐事，《御香缥缈录》即是其中之一。此书于1933年初由美国纽约陶德·曼图书公司出版，不久，秦之好友倪哲存便从美国邮寄一本给他。秦氏在猎奇心理的驱使下，便着手翻译，并通过周瘦鹃之荐，于1934年4月中旬起，连载于《申报》副刊《春秋》版上。在翻译过程中，秦氏发现德龄由于不谙晚清历史，误笔甚多，于是他便依据《清史稿》、《慈禧传信录》等数十种旧书，进行校订，以期对原著进行缀补和弥缝。由于该书所述均为清宫轶闻琐事的亲闻录，故而在当时颇受读者欢迎，连载甫毕，即由《申报》馆印行单行本，再版七八次，累计印数超过五万册。此后，秦氏又用这个办法改译了德龄的《瀛台泣血记》。除以上两书外，秦氏还翻译了《茶花女》、《华雷斯探案》（九本）等域外小说。
虽然外国文学的翻译使秦氏载誉文坛，颇获好评，但真正使他声名雀起，名播遐迩，则是在1941年他创作了长篇社会言情小说《秋海棠》之后。此书在当时引起的轰动，可以说是在张恨水《啼笑因缘》之后十年间罕见的盛况，对此下文将有详述。继《秋海棠》之后，秦氏又写出了长篇小说《危城记》。但因《秋海棠》珠玉在前，此书终难望其项背，故而反响甚微。抗战爆发，他作为重庆《新民报》老作者，写了大量杂文随笔，谴责日寇行径，并参加了发起于桂林、重庆等地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后援会。
新中国成立后，秦瘦鸥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并受政府指派到香港工作，担任香港《文汇报》副刊组组长、集文出版社总编辑。五十年代末返回上海，历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编辑等职。这期间，他写的以手工业工人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刘瞎子开眼》于1951年在《新民晚报》连载后，翌年由新文化书局出版单行本。接着，反映劳动人民同封建把头斗争的《患难夫妻》、宣传新婚姻法的《婚姻大事》以及描写治淮工程的《江淮稻粱记》等电影剧本相继问世。其中前二部曾由上海惠昌公司电影部拍成故事片在全国上映。此外，他还写了大量笔记类文章，在上海、香港等地报刊发表。如1960年在香港《大公报》以宁远笔名发表的《关于鸳鸯蝴蝶派》一文，由于秉公而论，褒贬得当，受到人们关注。此后，又于1961年至1962年间，于该报连载读书札记《小说新话》；于1964年至1966年间在香港《文汇报》连载《晨读杂记》，并均有单行本面世。
文革十年，他备受折磨，曾遭到隔离囚禁，但仍然心系文学，不废创作。1969年至1973年间，在“牛棚”受审、挨斗间隙，仍以日记体形式写下了反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的小说《劫收日记》。新时期到来，他先后任职于上海辞书出版社与上海文化出版社，并欲为著名京剧女艺人新艳秋写文学传记，后因发现患有早期肺癌入院治疗而未如愿。八十年代初，应《解放日报》之约，开始了《秋海棠》续书《梅宝》的写作。此书于1982年底开始连载，随写随刊，后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使《秋海棠》于四十年后终于有了作者本人亲撰之续书。此后，他又多方搜集素材，欲再以梅宝后人为主角，写一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戏曲学校毕业新人从艺之故事，从而完成写定《梨园世家》三部曲的夙愿。然而天不假年，就在此书酝酿构思之时，却不幸于1993年秋天病逝，享年85岁。
下篇：《秋海棠》及其续书
1926年底，上海新舞台的两名年轻京剧艺人刘汉臣与高三奎搭班到天津献艺，得与天津直隶督办褚玉璞某姨太太相识，并发生恋情。此事被褚获知时，刘、高二人已赴北京唱戏。褚玉璞遂派兵进京将二人抓回。戏班方面托出奉系首领张学良从中斡旋，但由于褚乃山东土匪，虽然后来随张宗昌投靠奉系李景林部，组成直鲁联军，但并非张作霖嫡系，遂置张学良劝说于不顾，以“假演戏之名，宣传赤化”之罪，于1927年1月18日在天津将刘、高二人枪决，行刑前还极其残酷地用刀在二人脸上乱划一气。此事轰动津门，迅速传往全国，各种传媒更是争相报道事情经过，引起国人极大愤慨。
此时身处上海的秦瘦鸥闻知受到极大震撼，立刻产生了欲以此事为背景，写成一部小说的想法。为此他多方搜集有关事件的报道，并于三十年代初，利用客居北平之便，多次到天津实地采访。他后来回忆说，天津旧城里的大户宅门和石板路对他印象极深，并将所见一位妙龄淑女的容貌与气质暗记于心，欲当作模特儿来塑造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但以上这些只是创作前的准备，真正将这个事件演为一部小说则是14年以后的事了。因为他不想走当时一些文人借着故事背景的轰动率而操觚之路，他想将故事的主题开掘得深些，这便需要时间。
1940年秋，周瘦鹃在上海主持《申报》长篇小说连载，为了发掘新人新作，特地登报悬赏佳构。一时应征作品多达一二百部，但适用者寥寥。此时他想起老友秦瘦鸥手头正有三部小说要写，于是便向其约稿。不久，秦氏便将三部小说提纲奉上，周瘦鹃慧眼识货，立刻决定刊发其中一部，这便是作者酝酿准备了十年有余，以刘、高被杀事件为素材的社会言情小说《秋海棠》。关于选中这部小说的原因，秦瘦鸥曾有过如下解释：“一则因为那故事曲折动人，描写男女之爱与骨肉之情，有深入浅出之妙；二则因为我生平爱花，苏州故园中紫罗兰庵的窗下，与紫罗兰并植着的，正是这别号断肠花的秋海棠，用这凄艳的花名来作书名，自是正中下怀的。”为了顺应读者当时的阅读心理，他又向秦氏建议：“该添上一个侠客型的人物；瘦鸥深以为然，就替我创造了那个好酒行侠行动飘忽的赵玉昆。”
该书于1941年初亮相于《申报》副刊，连载未半，便引起轰动，其在当时风靡程度大有“开口不谈秋海棠，读尽诗书亦枉然”之势。一些影剧界人士纷纷找到报社与作者，欲将其搬上舞台与银幕。1942年，秦瘦鸥应上海苦干剧团导演黄佐临之约，亲自执笔将其改为三幕话剧。后由当时话剧界大蔓费穆、顾仲彝、黄佐监各导一幕，边排边改，于同年12月24日公演于上海卡尔登戏院，再次引起轰动。连演五个多月，盛况不衰，打破历来卖座记录。特别是石挥饰演的秋海棠，凄婉动人，更为该剧锦上添花。如果说话剧的轰动仅限于上海，那么随后由马徐维邦导演，吕玉昆、李丽华主演的同名电影则更是将这阵“秋风”刮往全国。不久，沪剧、越剧等地方戏曲也争相排演此剧，终使这场由文坛波及到演艺界的《秋海棠》旋风愈刮愈烈，其轰动效应直追十年前张恨水之《啼笑因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戏剧与电影的轰动反过来又使小说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各种盗版书迭出的同时，坊间也出现了多种该书的续本。这其中在读者中影响最大，并被秦氏承认者，便是周瘦鹃的《新秋海棠》。周氏身兼此书策划与编辑双职，深谙书中三味。当该书在《申报》“一年刊完一部小说”的原则下，匆匆结束时，读者大哗。人们在为主人公的不幸唏嘘慨叹之余，纷纷向报馆及作者提出，此书“哀感太过，虽铁石人也将为之下泪，最好能使剧中人苦尽甘来，给大家乐一下子。”其中要求最甚者，便是周氏子女。于是周瘦鹃经过反复构思，“因了儿女们的一再纵恿；因了紫罗兰复活而鼓起我的勇气；因了秦瘦鸥兄和上艺诸艺人给予我的‘烟土披里纯’，我终于大胆地写这部《新秋海棠》了。”（周瘦鹃《新秋海棠》弁言）
周氏的续作虽于四十年代风行一时，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四十年时间里，人们始终难得一见。直至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在编辑“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小说选”时，方才将其收入。但我们在读过此书之后便会发现：该书的开头与原书的结尾是接不上的。1957年上海文化出版社重新出版，1980年已第6次印刷的《秋海棠》之结尾，是写女主人公罗湘绮历尽磨难，与亲生女儿梅宝相认后，同去找秋海棠。此时已隐姓埋名，沦为“筋斗虫”的秋正在后台侯场，看到她们母女后，由于精神错乱，竟一头撞在舞台假山上，旋即死去。而周续《新秋海棠》的开头则是秋海棠为躲避罗湘绮而从他居住的小客栈楼上摔下去，由于被窗外的梧桐树挡了一下，虽落地昏死过去，但立刻被人们送往医院。罗湘绮又赶到医院，出重金打点医生将秋救活。于是一家三口团圆，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续书开头与原书结尾之抵牾显而易见。
那么这种矛盾之处缘何而来呢？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新中国成立后，秦瘦鸥为了使该书适应新时代的读者，曾于1956年对《秋海棠》作了较大修改。其中最明显处，便是结尾的变化。1980年作者在《读书》杂志上曾撰文提到：“万想不到有一家出版社竟一反常规，未经和我联系协商，突然宣布要出《秋海棠》了。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们所用的竟是解放前某私营书店留下的旧版本！最后由于我的力争，这个本子才限制了发行范围。”然而就是这个依据1942年7月上海金城图书公司底本印行的旧本《秋海棠》，却使我们看到了该书结尾的原貌：罗湘绮与梅宝母女相认后，一同乘车去找秋海棠。但已经迟了，车子开到秋所住的小客栈时，秋海棠为躲避罗湘绮不幸坠楼而亡。此结尾与周续的开头恰如合榫接缝，顺理成章。新旧两种版本结尾比较，虽然新本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要高出旧本一筹，但却为读者设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或许秦瘦鸥对这个“谜”早有觉察，而且多年来一直想将“谜底”亮出，因此当《解放日报》于1979年向作者约写连载小说时，他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放弃了几个新选题的写作，而决定亲自续写《秋海棠》。并且一反以前几种续本“大团圆”的写法，没让秋海棠，“死而复生”，而是以秋之女梅宝为主人公展开情节。对此他曾有过如下解释：“我想既然同样使用解放前京剧界的题材，那么与其另起炉灶，一切从零开始，还不如驾轻就熟，以秋海棠之死为起点，让故事继续发展，可能更有把握。早年也有别人给《秋海棠》写过续篇，但都失败了。我认为第一是他们不熟悉这类题材，第二是他们硬把秋海棠救活过来，再当主角，这一情节缺乏真实感，所以读者也接受不了。”可见解放前包括周续在内的诸多续本，作者都是不满意的。秋海棠之死恰是全书高潮所在，此后故事戛然而止，从而产生余韵无尽的悲剧效果正是作者的刻意追求。而续书中无论是怎样让秋海棠复活，均属“续貂”之笔，是有违作者之初衷的。秦氏心目中的续书应是以梅宝为主角的下一代京剧艺人的生活故事。为了阐明自己这一观点，于是他亲自开始了续书的写作。这便是连载于1982年《解放日报》上的《梅宝》。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明白看出：《秋海棠》一书自1941年杀青至今，社会上流行的实际是两套版本。一套是以未经作者修改的初版本加上周瘦鹃《新秋海棠》为系列，我们姑且称之为“旧版”；另一套则是以作者解放后修订的新版本与《梅宝》为系列，此为“新版”。现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这部《秋海棠》（含《梅宝》）便是以“新版”为底本，并在取得作者家属授权的情况下推出的，这无疑是符合作者遗愿并理应作为作者的代表作而存在的。至于“旧版”，虽然作为研究资料尚有一定价值，但重新出版显然有违作者意愿。然而遗憾的是，就在百花“新版”即将付梓笔者握管之际，一部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署名“哀情二圣秦瘦鸥周瘦鹃”所著以“旧版”为底本并且未经作者家属同意的《秋海棠·新秋海棠》却正在书店流行，这无论是对作者生前意愿（对“旧版”明确否定）抑或是作者著作权和作者家属的继承权（未经作者或作者家属授权）都是一种极大伤害，我想秦瘦老在天之灵如知此事，也将会再次“吃惊”且要表示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