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文本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本学是关乎文学作品自身的学问，它主要研究文学作品的生成方式与存在形态。如果说人体解剖学是学习医学、美术学、体育学等学科的基础，那么文本学应当是创作学、阅读学、欣赏学和批评学等学科的出发点，就这个意义说，文本学可以说是文学理论中的基础理论。现在人们十分关注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创新，没有系统的文本学理论作为基础，我们的文学理论只是一座空中楼阁。站在全球化语境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可以发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许多国家都经历了自身的文本学建设与发展阶段。我们一般只看到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与法国结构主义等已经退出了文论舞台，而不大注意到它们作为一股具有共同趋向的文本主义文论思潮，为各自国家文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它们创建和规范的范畴、概念与术语等，像潮汐裹挟而来的砂石一样遗留在海滩上，成为文论界交流的常规话语。即或是后来那些批判文本主义文论的西方学者，也不忌讳或回避使用这派文论留下的思想工具。
对比之下，我们的文论进程似乎正在划出一道跳过文本学阶段，直接进入“后结构”、“后现代”的轨迹。国内潜心从事文本研究的人并不多，与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的其他方面相比，我们的文本学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文本研究形不成热点的一个原因，在于这是一项需要沉下心来做的基本建设，没有“坐得冷板凳，吃得冷猪肉”的自甘寂寞精神，做不了这种相对枯燥、需要点滴积累的工作。国际上的文论话语已经从文学漫延到了文化，在这片广袤的领域里有的是热闹的话题，五光十色的新潮理论散发出挡不住的诱惑；而且，中国也确实需要就许多宏大的话题与国际对话。与国际接轨是一件好事，但讨论文论问题和讨论其他学科的问题一样，需要有共同的本学科话语，否则便会南辕北辙不着边际。仓促上阵容易露出底气不足，在和文本学修养深厚的西方同行对话时，我们常常苦于无法进行真正有深度的交流（当然西方学者也有对中国了解不够的问题）。在国内的学术讨论中，文本学上的常识错误可谓屡见不鲜：“作者”与“叙述者”的界限经常被混淆，“文本”与“故事”这两个不同概念也动辄混为一谈。而且，违悖“约定俗成”原则的文本学术语也是层出不穷，只要高兴，谁都能自撰或自译一套文本学术语：“文本”与“本文”，“结构”与“层构”，“视角”与“聚焦”，这些名异而实同的术语泛滥成灾，把读者与编辑弄得眼花缭乱。现在许多人喜欢在自己使用的概念后面加注英文，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但有将中文降为非标准语言之嫌，令人想起鲁迅《故事新编·理水》中讽喻过的“咕噜叽哩”。
文论建设能否像经济建设那样搞“跳跃式发展”？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上面举述的那些现象使我产生两点特别深的感触。第一，文论建设与一切建设一样有其自身规律，我们必须尊重和遵循这种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基础性建设阶段是绕不过去的，强行逾越导致的最终结果还是补课。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全球化语境”？就是因为有些规律性的东西不大容易从国内近况中看出，一旦放眼全球扩大时空视野，事物的发展趋势及其意义就会昭然若揭。第二，文论建设要从基础性的东西抓起，我们要像伏尔泰说的那样“种好自己的园地”。当代文艺学中时髦的话语是“扩容”与“越界”，这反映了文学理论界的进取心与文化关怀，我并不笼统反对这类口号。不过，与“扩容”、“越界”相比，还是完成自己名下的任务更为要紧，因为文本学研究毕竟是文学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份内工作，别人是不会“越界”到这个领域来替我们打工的。我们千万不要干那种“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园”的赔本买卖。
或许有人会说，文本学研究在中国无须重起炉灶大动干戈，因为西方已经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西方的文本学虽称发达，但从总体上说有观点偏激与视野偏狭两大弊病：观点偏激主要表现为忽视乃至蓄意割断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视野偏狭则为对西方之外的文本学传统懵无所知，更谈不上给予应有的尊重。这些导致其立论之基偏于一隅，不能直接“拿来”为我所用。我在西方学习时，曾目睹一些理论家就文本学的细枝末节反复拈量，其态度之认真用“呕心沥血”来形容不为过之，至今我对此仍深怀敬意。但是，我很难同意某些人将文本作为一个完全的封闭体来研究的做法，文本并不是上不接天下不着地的孤立存在，它运载着作者输入的信息，而读者也要从中提取信息，切断它与现实的联系固然能稳定研究的平台，但最终将导致理论的僵化。在这方面英美新批评提供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对于缺乏东方材料却自称其理论体系完备无缺的做法，我也觉得特别吃惊。有些人口口声声讲“平等”、“博爱”，实际行动却表现出对他人的歧视与对自己的偏爱。西方有西方的文本渊源，东方有东方的文本传统，不了解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学，光凭着一根西方文学支柱，就想搭建起置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本学大厦，岂不是有点荒唐。
因此，在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大军中，不能缺少一支以文本学为对象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要走一条全面吸纳中西文本学成就的新路，用批判的目光审视既有的理论，无偏见地吸收一切有益于文本学建设的智慧与经验。当前中国的文本学研究面临着四项任务。第一是对西方文本主义文论作整合研究，以文本学为主线将各派文论打通，着重总结其文本研究的成就。这种“打通”有利于把握其本质特性，有利于避免“见木不见林”的思维误区。西方学者对这项工作不够注重，因为研究者更多注意各派的个性。而国内对西方文本主义旗下各派文论的评介往往面面俱到，没有在文本学这个关键点上“聚焦”。西方文本主义文论趋向于微观研究，从方法论来说是对文本作近距离的“细读”，在文学的“内部研究”方面，西方文本主义文论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偏激与偏狭外，繁复玄奥的理论趋向也是其大弊。第二是发掘中国的文本学传统，用现代概念和范畴来透视古代文论，系统归纳和阐发本民族的文本理念。中国对文本问题也有源远流长的探索历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文本样式有千姿百态，在许多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中，蕴涵着古人对形式问题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诸多艺术规则的巧妙运用与大胆突破；古代文论的载体更是多种多样，不但各类诗文批评不时涉及文本问题，就连史家也常就此大做文章。而在独具一格的明清小说评点中，中国特色的文本学已经开始萌芽，其中既有专题阐发的滔滔雄辩，也有吉光片羽式的隽语精言。当然，将古人深刻独特的颖悟用今天的语言复述出来并非易事，在这方面既要会用当代学术话语做精微阐释。又要注意保护和继承那些有中国特色的文本学范畴和概念。第三是回眸西方文本主义文论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的影响，本着反思与求实的精神来描述中国文本学研究的曲折历程。80年代文本学研究步履蹒跚的原因有二：一是对西方文本主义文论缺乏系统认识，二是对自身文本学传统的意义估价不足。对眼界初开的中国文论界来说，外来影响有激活思想之功，唤起了国人的文本学研究热情，这在学术上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然而多数研究未脱西方文论窠臼，有的满足于评介传播，有的摹仿痕迹太重；而一些对自身文本学传统的研究又显示出与当代理论成果的隔漠，虽有舶来术语的运用，理论鲜活性与思想创新性都嫌不足。第四是是构建更具涵盖性的文本学理论，其内容可概括为“和合创新、眺望未来”。在熔铸中西文论推陈出新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与文本相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力求分类准确、逻辑严密和框架完整。既不排斥源出西方的“语法”范畴，又吸纳具有东方色彩的“章法”概念，两者并存不悖。在厘定理论概念中不忽略西方的成就，在讨论文本策略时注意吸纳中国的智慧。选择最具个性的文本形态进行解剖，论述中以一系列典型模式为参证座标，避免理论上的含混与玄虚。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眼光瞻瞩文本的发展，以开放的心态积极探讨文本在网络空间的生存，充分估量信息技术对既有文本形态的冲击，预测各种可能的文本消费方式并提供对策。
时至今日，文本学在国内许多人的感觉中仍是一种脱离社会内容的形式研究，这门学问在我们这里成不了显学，和这种印象大有关系。事实上“文本内”与“文本外”之间根本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西方文本主义文论家的某些激烈主张无异于作茧作缚。正是因为观点偏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本主义文论在西方遭遇危机，而政治批评与文化批评却大行其道。然而到了90年代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学者终于认识到没有必要搞那种非此即彼的极端主义，完全可以将文学的文本学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取得“双赢”，于是文本学的声音重新变得响亮起来。北京大学出版社今年推出的《新叙事理论译丛》，向我们展示了西方文本学这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发展图景。别人走过的弯路，正可以作为我们“截弯取直”的参照，或许，这才是文论建设中“跳跃式发展”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