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83;展望#183;使命——“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及其展望”学术讨论会侧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侧记论文,中国论文,使命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6月21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召开了“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及其展望”学术讨论会。30余人到会。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与会者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状况，分析了中国哲学的现状，展望了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走向，并讨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现将主要观点简介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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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自铎等同志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状况，认为从建国到粉碎“四人帮”之前的这一阶段里，我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做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但也存在着三个明显的缺陷：一是受教条主义的束缚，缺乏创造性的研究，基本上是作注解工作；二是受权威主义的束缚，认为只有领导才有权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者只有注释权；三是受“政治隶属主义”的束缚，认为哲学就是为政治服务、为政策作论证的，这就往往导致跟着形势“转”。李德顺则把这一阶段的缺陷概括为“唯书”（也是“唯苏”）和“唯上”，缺乏对实践的实事求是的研究。
与会者普遍认为，粉碎“四人帮”后，哲学领域也迎来了春天，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李力新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这一阶段的发展状况发表了看法。认为从1976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拔乱反正、全面反思之后，迅速进入了开拓创新、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广大哲学工作者紧扣时代脉搏，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引入了一些新的范畴和研究方法，出版了不胜其数的论著，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空前的。而就研究的重点而言，这一阶段经历了如下转变：由主要注重基础理论研究转向注重现实问题的研究，也即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再到社会哲学意识的转换；从一般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到贯彻以实际问题的研究来带动、促进和丰富发展基础理论研究方针的转变。在基础理论研究中，我们在恢复和深化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方面，在价值论研究、主体性问题研究、历史主客体问题研究以及实现真理观、价值观、历史观的统一等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就现实问题的研究来说，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其一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问题；其二是关系到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前景的全球性问题。这后者又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不协调提出的问题；二是人类社会自身矛盾提出的问题。对于这些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既为哲学发挥社会功能所必须，也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必须。
1978年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最大成就或最大突破是什么？齐振海认为是价值论的研究。其理由是：我们过去只把哲学功能看成是认识客观规律，而不考虑合理性问题，价值论的研究弥补了这一重大缺陷。有人认为最大突破是主体性问题，他认为过去我们并不是完全不重视主体性，1958年还强调得过了头。
刘大椿等人回顾了科学哲学的发展状况。认为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科学哲学是哲学解放的一个突破口。它引进了大量西方科学哲学思想，迅速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在以后的研究中有了中国自己的特色，无论在对元理论研究的推进方面，还是在与现代化的连接方面，都发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作用。但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倾向。有些人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认为由于对科学精神的强调而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失落，这种错误认识导致以下倾向的发生：(1)追随后现代主义，用后现代主义来批判科学主义。刘大椿认为，科学主义在发达国家确实产生了一些问题，但中国的现实是，基本上还处于前现代阶段，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此，我们必须弥补我们传统中缺乏的科技理性和实证精神。当然，我们在致力于现代化的时候，也要前瞻性地关注和尽量避免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还必须看到，科学主义的偏颇并不在于它坚持理性和科学方法，而在于它视理性为人类精神的全部。(2)设定科学哲学是反人本的，企图用回归形而上学来实现人文主义的复归。然而，形而上学并非必然等同于人性的复归，科学哲学中也有倾向于人本主义的。(3)反对一切权威主义，提倡绝对自由主义。提出对科学不要迷信，这是一个进步，但把科学同神话、宗教等等同起来是很成问题的。(4)民族传统精神的反弹。我们要宏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在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今天，能否把传统文化作为主流呢？科学理性是否一定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人文精神相抵触？这是需要辨析的。总之，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科学哲学并不等同，人文主义与人文精神、人的哲学也不等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两种科学倾向的争执，而不是人的哲学与非人的哲学的分野，更不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峙。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是存在的，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类精神的内核，其对立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人制造的一种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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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学者对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走向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袁贵仁等人认为，世纪之交将是出哲学家的时期，因为这是观念转变期。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由于其所处的特殊时空背景，正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需要哲学家们去分析和回答。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前景正面临着诸多困境和困惑。比如，现代工业文明是一种高投入、高增长、高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它高度消耗资源，无控制地排放废物，因而在带来工业创造力的同时，又带来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又如，在当代社会，科技的长足进步和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并没有能解决贫困、战争等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问题。这表明，世纪之交的人类正面临着探索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新形式的重任，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无疑是个获得发展的大好时机。再从当代科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大汇流，形成了新的大科学观，这将对哲学发展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和产生什么影响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另外，我们正处于开放的时代，对西方哲学的引进、吸收，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反思，都为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良好条件。总之，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有必要、也有可能发展，中国哲学正处于辉煌的前夕。
但是，中国哲学的现状还存在着受冷落的一面，哲学界内部有些人觉得没出路，外界有些人认为它没有用，不予重视。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袁贵仁认为，重物质轻精神，这是市场经济初期不可避免的一种国民心态。不过还要看到哲学自身也有问题，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就不讨人喜欢。为什么当前盛行“宗教热”、“散文热”？是因为它们特有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一些人的寄托、追求和享受。因此，哲学要更新自己的内容和形式，改变“自恋”心态、“万能”心态、“马克思主义哲学顶峰”心态和“中国传统哲学顶峰”心态。哲学的生命力在于面向现实，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我们要以世纪之交面临的人类生存、发展前景这一主题为思维背景，开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等多渠道研究，为防止人类发展进程中出现重大曲折提供世界观方法论。
桑新民对世纪之交科学哲学的走向提出看法，认为：(1)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要对十几年来的进展作元理论的概括和对话。1978年以来，科学哲学对元哲学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如物质论、决定论、选择论、主体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等，但至今未能与元哲学取得共识。应当在今后的对话中得到扬弃和超越。(2)和具体科学相结合。西方心理学、经济学受科学哲学影响很大，并使之发生突破性进展。我们也应加强这种结合。(3)要研究现代技术。海德格尔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展现了技术是沟通真善美的现实桥梁的前景。(4)与人文精神相结合。
赵敦华对世纪之交的哲学形态作了展望，他认为未来哲学是多样化、多形态的，它包括：(1)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它将发挥哲学的批判功能；(2)作为文化形态的哲学，它又可分为借助大众媒介的哲学普及、作为文化研究的哲学和文化学的哲学这样三个层次；(3)应用哲学。应用哲学家应当同时是被应用学科的专家，而不是杂家。这样，哲学工作者的队伍不会缩小，而会扩大。在多样性的哲学中，有无主流、主旋律呢？他认为国家和政府有权提倡应用哲学，有权扶植、倾斜某一类哲学，但学术问题应贯彻双百方针，而不应搞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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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问题，是会议讨论的又一热点。李力新认为，世纪之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当把建构通贯古今、融会中西、既反映现时代特征、又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就是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既有阶段性、又不断前进的动态过程。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哲人，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现如今，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改革开放和新科技革命是世界性潮流，中国人民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从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由此就决定了当代中国哲学所面对的问题，既体现着时代特征，又包含着中国特色。在回答当代实践提出的问题时，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都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的思想资料，因此，建构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的对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整合。
崔新建就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中国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它至少应包括三个层次：(1)在观念层次上，通过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融合与重建，再塑当代中国人的民族灵魂。在20世纪，我们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整理、概括中国传统哲学，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传统哲学的语言或形式，这显然是不够的。(2)在现实层次上，在20世纪，我们曾通过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成功地回答了中国民族解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模式问题；在世纪之交，必须再一次回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的模式问题。(3)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层次上，在新的世纪里，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促使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过程中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并成为一个重要方面。一千年前，佛学和佛教的中国化，曾使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哲学传统由儒道互补发展为儒释道合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则将使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完成又一次质的飞跃，形成新的哲学传统和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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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同志还就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等问题开展了讨论。李德顺认为，哲学是一门解放思想的学问，抽象性、反思性、批判性是其基本特征。它能够开放人的头脑，使人的思维更深、更活、视野更开阔。他还认为，哲学是解决深层次问题的，从古到今它要回答的问题基本不变，但实践在发展，科学在前进，所以不同时代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又总在变化和发展。另有同志提出，目前对这类常议常新的经典哲学问题的研究，有衰落的趋势。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周桂钿还结合如何办好哲学系对以上问题发表了看法。针对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所产生的种种现象，他提出要“把哲学系办成象个哲学系”的宗旨。怎样办哲学系才象哲学系呢？这自然同对哲学是什么的理解直接相关。他认为哲学可与体育相比，体育是锻炼身体的，哲学则是锻炼人的理论思维的，哲学可以说是一种理论思维运动。体育运动可以提高体能，理论思维运动则能提高思维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智力提高了，人也就聪明了，所以西方称哲学为“爱智之学”，中国人说它是“使人聪明的学问”。恩格斯说：“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周桂钿认为，从本质上说，哲学系就是理论思维的集训队。既然哲学的用处就在于锻炼理论思维，那么哲学系就要使学生的理论思维得到充分锻炼，获得明显提高。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那哲学系就像个哲学系。如果不是这样，不管赚多少钱，办多少事，也只象个公司、企业，而不象个哲学系。衡量哲学系办得好坏的标准，也就看你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否具备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有没有研究哲学问题和其它学术问题的能力，能否独立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和胜任高等院校的理论教学工作。
（《哲学动态》199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