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条件下的事后约束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不确定论文,中国论文,事后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06)04-0063-05
转型经济学近年来成为经济学界的新宠，有成为一门新学科的趋势。但是，从其理论框架来看，它仍然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转型经济学不过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转型国家的一种理论延伸。经济学界对转型分析的文献大多集中于转型的“休克疗法”和渐进之路二者优劣性的评论，而疏于对其约束条件的分析，或者说更多地集中于转型方式对经济绩效的分析，缺乏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本文对于中国转型的政治约束条件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的转型的事后政治约束是全球化和工业化，政府职能的转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国家的特有文化对于转型也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由于不同利益集团在转型过程中的效用偏好不同，决定了转型的实际过程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过程，博弈的结果不同，从中会演绎出一些对于中国下一步转型有意义的结论。
一、政治约束条件的一般理论描述
政治约束在转型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约束分为事前的约束和事后的约束。事前的政治约束是阻碍决策的可行性的约束，它意味着对于改革方案必须进行妥协，必须制订对受损者的补偿方案。事后的政治约束是决策已经制订并看到后果以后的反作用和逆转约束，事后的约束通过试图创造不可逆转性来加以处理[1](P39)。事前的政治约束和事后的政治约束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中是相同的，然而，如果在转型路径上存在不确定决策，两者就会有实质的不同。费尔南德斯和罗德里克是在一个贸易自由化模型的框架中做出这一证明的[2](P1146～1155)。要使得改革可行，必须使事前和事后政治约束两者都得到满足。在所有其他情况下，改革都不会被接受。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存在一个被费尔南德斯和罗德里克称为反对改革的现状偏好(status quo bias)。不确定决策在时间上使支持和反对改革的多数发生转移。这种转移对简单改革的最佳顺序是至关重要的。
政治约束分为确定条件下的约束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约束，在不同的情况下，转型的政治约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确定的条件下，假定不存在总和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相当于我们有增进效率的把握，因此不存在试验的问题；假定也不存在个别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事前的和事后的政治约束的动态变化不复存在，因为选民确切地知道谁会成为赢家。然而，即使在确定条件下，在设计改革政策时政治约束仍然是相关的。由于中国的转型从上个世纪80年代算起，已经有20多年了，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确定条件对于目前的中国意义不大，在此不做详细分析。
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转型出现的结果是出人意料的。不确定性存在于总和的(aggregate)和个别的两个层面上。如果不确定性是个别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的间歇期间会阻碍改革，或者使改革半途而废，于是采取渐进性的改革可能会产生中期现状偏好，此时采取激进的改革策略可能是最优的。如果不确定性是总和的时候，转型就没有确定的路线，此时转型路线就像对意外事件和压力的即兴反应一样，是一种不确定条件下有意识的前瞻选择。不同国家的初始状态和政治约束的差异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政策可能会被利益集团俘获。
总和的不确定性至关重要，经济活动的代理人和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和决策是以总和不确定性为既定前提的。这就是说，当不确定性是总和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多重均衡的结果，没有人能事先预知将被选择的均衡点。由于转型过程是个人和决策者面对重大的不确定性进行决策的结果，因此，转型理论必须包含转型中必然发生的试验（试验就允许失败）和学习（学习就允许犯错误）的过程。而且，当不确定性是总和的时候，由于转型具有的灵活性和试验性的特点，渐进主义的改革是克服现状偏好的一种方法，因为它不但允许进行改革试验，而且它具有突变所没有的早期逆转的选择值。但是渐进改革也能够产生新的现状偏好，中期现状偏好通过特殊利益集团可能阻碍改革过程。这时的改革顺序应当以比较可能给多数人重大收益的改革打先锋，而不是以损害多数人的利益的改革为开端。在比较改革的策略时，不确定性的种类和改革过程中的学习起着关键的作用。
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在事前的政治约束与事后的政治约束，即改革的可接受性与不可逆转性之间寻求均衡。这个均衡的实现取决于逆转成本、早期逆转的期权值以及改革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逆转的期权值[3](P1207～1223)是指，当人们接受改革并在得知改革以后，也即在不确定性解除后，选择一个返回现状的逆转和选择继续改革。早期逆转的期权值与总和不确定性密切相关，早期逆转的期权值越高，总和的不确定性就越高[4](P43)。由此可见，转型就是各个利益集团在不确定性局限下，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博弈过程。这种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的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转型的事后约束条件分析
对于中国转型的事后约束条件有三个方面，下面逐一分析。
第一方面是全球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国的转型首先离不开全球化的制约。首先，全球化使得市场机制传达价格信息的功能在全球得到了扩散，降低了制度变迁时所需的费用。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市场将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其资源，使得价格机制能够迅速地传达出全球各地资源配置的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在贸易往来中，能够比较和发现哪一种制度是最为节约成本的制度，哪一种制度是最为便利交易的制度。其次，全球化已经导致了“制度”竞争，制度系统对成本水平的影响极大。全球化的作用最初表现为资源的配置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可是一旦要素的流动和资源的配置功能达到较高的水平之后，全球化的作用就表现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更高层次的竞争，即制度的竞争。转型就是创设这些制度。不论一个制度是如何的独裁和暴政，这个制度的出现仍然是人类行为选择的结果。制度既存在维护的费用，也存在转变的费用[5]。所以，只有当运行成本大于转换成本时，制度的变化才有边际上的可能。再次，全球化过程中，利益集团面对不同的激励，对转型采取不同的态度。如果在转型过程中增进了其自身的利益，利益集团就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否则就阻碍经济的前进。社会转型的成本往往是由竞争中的失败者来承担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共同利益有限，既得利益集团希望继续从权势的庇护下获得超额利润。如果少数利益集团拥有很大的经济权力，他们就能依靠自己的政治影响来实现经济目标，而不需要建立透明的市场规则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参与。如果利益集团在经济上是没有能力的，他们会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压制市场竞争，以确保自己的位置。这两种影响都是消极的，而后一种比前一种更加危险[6](P244)。
全球化使得价格机制传递信息的成本降低，使得不同的利益集团判别转型对于自己的净得利由过去的模糊变得比较清晰，也即他们能够对于未来的转型提出明确的赞成或者反对意见，从而面对不同的激励采取不同的选择。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期，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积累了强大的制度惯性，这使得制度发生偏离的任何力量都会受到利益集团的抗衡。制度系统的事前制约作用主要体现为，我们的改革在当时的条件下采取双轨制的方式，其实就是对于改革受损者的暗中补贴，使得改革的方略不至于因利益集团的阻挠停滞。由于事前的政治约束得到了满足，所以中国的渐进式转型就没有导致类似前苏联那样严重的经济衰退。国民经济没有出现大起大落，人民的福利没有遭受强盗式的劫掠，同时又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边际空间。近2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使得全球化的事前政治约束效应弱化。改革开放已经不可逆转，但是中期现状偏好仍然存在，这就说明事后政治约束仍未得到完全满足。事后的政治约束在这里主要表现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加速，原来赞同或者至少不反对全球化的那些集团或者阶层，由于在转型中利益受损，将会对于全球化持迟疑或反对态度，这是转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为推行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当这种改革的边际能量释放完后，农民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得不到更多的利益的时候，其对改革的支持程度就会降低。发展中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就更应当注意转型成本的分散。如果转型使得每个人都增加了利益，那么问题就不会太大，只需克服信息费用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转型仅仅使得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即使转型会带来社会净福利的增加，反对力量也必然存在。此外，中央计划下的官僚主义经济体制难以消除[7](P417)。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构成了转型的事后的政治约束，而且这些约束条件也具有总和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尽管我们已经经历2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但是转型仍然具有严重的事后政治约束。这些现象的出现，会动摇利益集团对改革的信心，容易引起改革的逆转。因此，为了防止改革出现逆转，要求改革者必须增强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强化人们对于改革收益的预期，使得改革的成果不可逆转。
第二个方面是工业化对于转型的约束作用。工业化是一个过程，它是以在国民收入中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提高以及这个部门的就业人口比重增加的趋势为特征。在这两种比例增加的同时，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在增加[8](P861)。在工业化过程中，贫困和非工业化现象扩大已经成为特有的现象[9](1981)。工业化过程本身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在长时期内困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问题是，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力的比例太高。尽管中国的转型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大约有25%的中国劳动力已经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了工业和服务业中，总共有4亿人口摆脱了官方所定义的贫困状态[10](P31)。但是，中国转型还是要面临比其它国家更为棘手的问题。最初由于农村改革取得了成功，农民当时成为中国改革的拥护者和推动者。但是现在，“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无法绕开的问题。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农村土地不属于农民所有，所以农民没有长远投资于土地的激励[11] (P7)。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的获取是相当困难的。即便是能够获取，也是相当难以处理的，哈耶克和兰格在50年以前的争论犹言在耳。“三农”问题的出路只有靠市场制度才能解决。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战略性的大问题。显然，农村改革“身后无退路，脚下是雷区，改革触及到深层次的所有制问题，触及到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相结合的问题，难度是空前的。但是，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已经形成，已经使得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具有了空前的社会基础和深化动力，具有了不可逆转的趋势。”[12](P460)如果单纯地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讲，土地的自由转让对于社会是有益的。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很难从现实层面上来操作这件事。
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稳步推进了20多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改革初期的事前政治约束现在看来已经不再成为制约因素[13](P7)。但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社会进步相伴而生的社会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拉大，广大农村的基尼系数仍然比较高，目前大致在0.45到0.5之间。这样，最初是以积极的态度赞成改革的农民利益集团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怀疑者，如果处理不好农民的利益关系，他们甚至会成为改革的阻碍者。可见，农村改革的事后政治约束对于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仍然起着制约作用。因此，如何创造不可逆转性来消除事后的反作用，恐怕应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重心所在。
第三方面是政府对于转型的制约作用。转型的目标之一就是创造对市场经济来说“更适应”的政府机构[1](P25)。在前面谈到的两个约束下，结果必然是一些利益集团受益，另一些利益集团受损。在利益调整的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将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分享改革的收益，转嫁改革成本。这是理性经济人的合理选择，但是改革或者转型的成本终究是要有人来承担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帕累托效率不仅完全没有政府主动干预功能的逻辑空间，而且也不能包容任何国家、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不同特点，显然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加快现代化进程的现实不相适应[14](P53)。
“在这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世界里，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可以在法律划定的框架内公开地为自己的利益而奔走，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可以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要求政府采取或拒绝某种改革措施，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15](P362)。那么，关键的是不会哭、没有哭或者虽然哭了而没有被人听到的孩子怎么办？在利益调整过程中实现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能的，可在某些时期要做到帕累托改进是可能的。但是长期保持一部分人得到更多而没有任何人受损是不太容易的。即使所有人都增加了福利，但是因为有人增加得多，有人增加得少，也会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我们改革的20多年里，前10年大致上是做到了这一点，所有人的福利都增加了，可是当时就出现了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到后10年还有相当多的人没有增加福利，甚至是绝对地减少了福利，比如下岗职工，比如部分农村居民，都出现过这种问题，使得社会矛盾趋向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承担缓解社会矛盾的责任，但又必须防止政府俘获的问题，即权势集团利用权利和信息优势，在制定政策和游戏规则时有强烈的利益导向。政府俘获的手段通常是设置不利于竞争的壁垒，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创造出高度集中的利益[16](P47～49)。
政府是中国工业化的主导力量，在此政府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建立和实施一套产权制度，并指定统治者代理人的权力代表，尽量采取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得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和国家税收最大化可以兼容。因此在转型过程中，政府职能本身需要重新界定，必须从根本上反思政府的作用。政府的转型涉及到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和利益，所以会遇到利益集团的阻力。产权重新界定过程中，有些人可以利用权力把原来的公共财产变成少部分人和个人的财产。政府的权力必须靠政府的权力来消除[17](P525)，这就要依靠法治。如果政府可以随意利用游戏规则，可以利用其不完备性让少数接近权力的人发财，那么，这样的政府就可以不必为自己的消费买单，且凌驾于法制之上，对社会构成危害。而且，统治者租金的最大化与社会产出的最大化是一个恒久性的矛盾[18](P25)。施莱弗也认为，正是俄罗斯的政府转型的缓慢阻碍了经济的增长[19](P200～203)。
三、文化惯性对于经济转型的牵制作用
速水佑次郎提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假说，认为经济的现代化可以有多条道路，“能够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组织原则显而易见地潜伏在前现代的文化中。支持日本工业化的组织主要以个人关系为基础，几乎不依赖于明文规定的法律规则……隐含在日本组织中的基本规则是可以根据人际关系的便利特定规则进行事后调整。相对于坚决地按正式的规则（如法律和法院）执行合同的西欧制度，日本更依赖于人际关系”[20](P326)。这为我们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广阔的想像空间。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一定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从文化的角度佐证了速水佑次郎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特性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相互依赖，这种根深蒂固地依附于他人，尤其是依附于主要团体成员的倾向，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社会上和心理上的安全感。由于有了这片锚地和由此而生的超自然观念，中国人就不大愿意去寻求物质的和心理的其它满足形式。”[21](P277)他甚至认为，相互依赖的文化模式是中国工业化失败的主要原因。相互依赖使得中国人在抵御外来移民的同时，导致了开发边疆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既缺少资金来源又不把资金用于经济冒险活动；使得中国的父母决不允许他们的儿子分立门户，父母拥有的财产就是儿子的财产。因而，中国人不把私人储蓄看作是老年的保障，而是依赖于儿子的照料。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前提，一个社会的成员总是根据该社会的文化前提来选择自己的行为。中国人总是在亲族和熟人的圈子里寻求安全感，这是由于拥有相互依赖的文化前提。这也是中国不发展工业化的原因，因为经济收益不是他们安全感的主要源泉[21](P298～306)。马克斯·韦伯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具有几乎所有的有利于工业化发展的因素，但却没有走上现代化是由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某些不合理因素造成的。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人们通过意识形态认识他们所处的环境。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克服搭便车的问题，因为它不是按照成本收益规则行事，它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于公正所持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并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得决策过程简单化[18](P53)。尽管诺斯本人没有明确提到文化，笔者认为其中包含着特有的文化因素。
既然文化因素对于现代化或者工业化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而且文化是一脉相承割不断的，因此，在中国当下的转型过程中就不能忽视其重要作用。因为，我们面临的仍然是同样的文化，在通向现代化道路的征程上，既要吸收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先进经验，也要注意文化的传承。日本能够在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借用西方技术的经济制度。日本制度的特征是一种拟社区组织的关系，市场交易在很大的程度上由社区机制控制，所以司法组织较小，政府预算的负担也比较小。笔者以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具有同源性，日本的现代化模式可能对中国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中国的转型当然不能克隆日本模式，但是，中国文化十分注重人际关系，隐藏在组织中的基本规则，也是可以根据人际关系的便利特定规则进行事后调整。人际关系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温州商人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我们为什么必须按照标准经济学的理论来设计制度改革呢？在目前争论热烈的中国工业化究竟应走重化工业的道路，还是利用后发优势走高新技术的道路，亦或是利用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笔者认为它们共同的缺陷似乎是，都忽视了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当然，适宜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或者制度的设计是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我们现在对此还知之甚少，但是绝不可以忽视文化的约束作用。
四、简要的结论
目前的中国转型已经不具有事前政治约束的意义。由于加入了WTO，就不存在是否参与全球化的问题上与利益集团的妥协，只是在怎样参与以及参与到什么程度上存在着纷争。由于踏上了工业化的征途，改革进入路径锁定状态，高昂的退出成本使得我们无路可退。转型的总和的不确定性使我们选择了渐进之路，结果还要受到转型的速度以及其它许多因素的影响。根据转型的政治约束条件理论，渐进之路容易产生中期现状偏好，因此转型必须适时调整不同集团的利益，防止形成现状偏好，阻碍改革的深化。上述所有要素的组合并不是转型成功的充分条件。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或国家收入现值的最大化永远是生存的当务之急[22](P111)。但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渐进之路局部改革和试验的优点，来推广改革的成果，降低利益集团的阻碍作用。中国的转型具备事后的政治约束，因此，在以后的转型过程中，就必须注意处理好转型制度上的不一致所导致的冲突。新制度固然要使人们付出学习成本，并可能在转型时期导致协调不良的后果。因此，中国的转型还是要尽量注意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改革，防止出现新的中期偏好状态。邹至庄教授认为人力资本的高质量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市场体制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充分条件。如果存在市场体制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政府的形式与经济的发展无关[7](P417)。由于我们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因此即使目前我国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政府依然必须首先面对转型。由于没有现成的经济体制模式可以依循，转型就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加之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7](P52)，而且他们采取的改革措施在政治上是可行的[7](P417)，这就意味着改革每走一步，失利者所受到的损失总是能够得到受益者的补偿，保证了转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转型总体上是帕累托改进的过程，这些注定了转型是一个合理的过程。由于转型受到特有文化的制约，加之中央计划体制下的官僚主义经济体制没有完全隐退，这注定了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下一步的转型的基础和逻辑起点。这个过程需要多长的时间？我们不清楚。未来将会是什么，我们也不很清楚，但是，未来不会是什么，我们却很清楚。可见，转型仍然存在总和的不确定性，事后的政治约束依旧存在。
收稿日期：2006-02-27
标签：政治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全球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