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沫若早期诗作的未来主义倾向(论文文献综述)
李朝平[1](2021)在《都市文明、力量呈示与机械礼赞——论锺鼎文早期诗作的未来主义向度》文中指出作为台湾诗坛耆宿的锺鼎文,向为学界所关注,然番草(诗人早期笔名)时期的诗歌却一直乏人问津、鲜有整理。史料表明,锺鼎文是由倾向于未来主义的"狂飙社"诗人高歌荐入文坛的,在未来主义思潮的裹挟下,受马雅可夫斯基、马里内蒂等人之沾溉而进行此类诗歌的尝试。但他却有效避开了未来主义的形式缠绕,直击其精神内核,创作了一大批呈现都市文明、工业文明,表达力量崇拜与机械礼赞的诗歌。由是越过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疆界,而与左翼文学相系联,彰显出其诗歌取径及内在构成的驳杂多元。
张蓬[2](2021)在《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中国“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新式教育制度、白话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新文学作品教学等方面的分析,发掘新文学在酝酿、发生、发展中与“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影响。“新文学”借助教育制度奠定了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通过国文教科书编写加速了传播,影响了学生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其经典地位,同时“新文学”也全面推动了国文教育改革,加快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主要体现在教育改革、知识生产与传播、文学创作、经典形成等方面。为了清晰地呈现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从“文学”“教育”的双视角,以国文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是“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经典形成,旨在通过以上分析促进当下文学教育中对“新文学”作品的正确认识和科学选择,为学生的文学修养培养等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本文共分五章,尝试从现存国文教育制度文件、发行量大且出版权威的代表性国文教科书等方面入手,进行细致的史料分析,探究中学“国文教育”与“新文学”之间在文学传播、知识生产、经典形成、文学创作等方面的互动关系。第一章通过对清末民初教育制度演变的考察,论证了学制和教育宗旨的变迁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的媒介、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双潮合一”,确立了“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地位。第二章以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传播为研究内容,阐述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如何通过国文教科书进行传播。其中政府教育部门的权力、教科书编写者的个人兴味制约着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筛选,也影响了新文学知识的生产。从1920年代“新文学”开始进入国文教科书,到1940年代战争背景下,“国定本”以党化教育的名义对新文学作品的排挤,再到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坚决选用新文学作品以反抗“国定本”的压制,都体现了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经典化形成的推动作用。第三章论述了新文学对国文教学改革的促进。从“问题教学法”、“道尔顿制”实验到“精读”“略读”法,新文学选文帮助国文教育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新文学也促进了国文教育的作文教学改革,教科书中的新文学作品成为学生写作训练的范文,不仅促进了学生现代文体意识的形成,也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中学的作文教学中被强化,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得到了考试制度的官方认可,自身的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第四章分析了新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国文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新文学作家倡导白话文,自主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为学生带去新文化、新思想。从教经历也为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他们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作品,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新文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文教育的改革、发展,加速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第五章探讨了国文教育在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现代语文教科书中那些不可缺少的现代文学“经典篇目”,其“经久不衰”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经典本质外,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还有教育、政治等其他外部力量的参与,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对于“新文学”来说,“国文教育”是一个最佳的传播途径。清末以降的学制改革和教育宗旨演变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领域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教育的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新文学与国文教育的全面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借助国文教育这一途径,推行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促进了现代文学审美观念及书写范式的形成。但是受到教育权力机制的约束和教育者个人视野及志趣的影响,国文教育对新文学存在着“限制性”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新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不过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二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文学促进了国文教学改革,引领了民国教育的新风尚,加速了其现代化进程。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新文学选文培养了学生的现代文体意识,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国文教育中被强化,新文学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经典”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黄元军[3](2020)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中,袁可嘉始终将翻译、创作、治学统摄于一体,强调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整体协调及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凝结了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推出了对社会、文化、创作有整体效用的译作,因而有必要以“整体性”为线索开展袁可嘉翻译的系统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毛泽东、詹姆逊、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的思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了整体翻译论,含以下五个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在整体翻译论的视阈下,本文运用描写性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描写其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提炼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考察其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宏观层面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的框架内,本文将文本、社会语境、译者主体相结合,发现了袁可嘉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都坚持将翻译、创作、治学凝聚为互动共生的整体,在社会语境的感召下,以三者的整体追寻特定文化命题。第一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里追寻现代主义的命题。第二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里追寻进步文艺的命题。第三阶段,三者的整体在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里重返现代主义命题的追寻。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因此得以揭示。在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的框架内,本文对语言、形式、内容、译序、译注等微观层面要素进行剖析,发现了袁可嘉以“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推出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诗人译诗”模式使得译者对原文整体有鞭辟入里的理解,为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奠定了基础。“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运用译序与后记的副文本预设正文本的价值、廓清翻译过程中各类相关问题,运用译注副文本提升读者对正文本的理解。如此一来,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译诗得以生成,并逐步演化为翻译文学经典。袁可嘉翻译的整体特性及经典性得以揭示。在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的框架内,本文沿袁可嘉整体翻译实践的路径,结合其翻译论的文章,发现了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首先,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尤其重视翻译和治学的密切结合。其次,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宏观翻译,包括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策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最后,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包括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翻译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得以揭示。在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的框架内,本文深入袁可嘉翻译文本,发现了其翻译的整体价值:促进诗歌创作多元化、助推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首先,译诗灵活多变的语言文字与丰富多彩的格律形态间接促动创作在语言文字、格律层面的丰富与变革,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其次,在翻译活动的三个时间段,第一、三时间段的活动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活动推动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部分活动助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袁可嘉通过翻译引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表现出的西方文化。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价值得以揭示。袁可嘉的翻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皆有整体性的特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价值也以整体性为特点,可见,“整体性”是审视袁可嘉翻译的关键之所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还原了袁可嘉在翻译层面的立体形象,透视了袁可嘉在中国文化革新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同时论证了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的重要性。
LEE W00NG[4](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谭洁凡[5](2020)在《蒲风诗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蒲风是中国现代大众化诗歌的创作者和研究者,他不仅致力于新诗的创作,还积极地探讨新诗理论,在诗歌创作论、诗歌批评论和诗歌史论等方面的理论阐述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蒲风开始研究大众化新诗理论时,文学大众化论争已经开始,虽然从目前所得的资料来看,他并未直接参与到大众化论争中,但他诗论中有关新诗形式的理论建构离不开文学大众化论争的影响。1934年,蒲风留学日本,留日期间,在鲁迅和郭沫若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左联”组织的活动,并接触了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作品。在《新诗与旧诗》一文中,蒲风引用日本学者杉见荣的《社会科学十二讲》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阐释经济基础对诗体变革的影响。除此之外,蒲风诗论还受普希金的影响,在《普式庚在中国》《普式庚在歌唱着》等文章中,他多次赞扬普希金鼓励诗人使用民众语言写作的做法,并把普希金作品中传达出的“自由”“热与力”等观念运用到诗歌批评中。作为中国诗歌会的发起者,蒲风坚持用新诗理论指导新诗创作,结合《抗战诗歌讲话》中收录的文章,可以将其诗歌创作论分为如下三方面:一、诗歌新形式的建立,蒲风主要从“内容与形式的调和”、新旧形式的利用以及民众语言的使用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二、抒情诗的独特性,蒲风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方面,他认为叙事和抒情并不是对立的,两者虽各有侧重,但也常常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为增强诗歌中抗战建国的民族共通情感的表现力,蒲风主张在写作中要使用“自然”的“技巧”加以谐和的音调;三、对诗歌中典型人物的塑造,蒲风认为为避免新诗出现形式化、符号化等问题,诗人在创作时不仅要塑造典型人物,还要对典型人物进行个性化写作。除了对诗歌创作进行研究,蒲风还积极地探索诗歌批评理论,并将理论用于诗歌批评实践。在《关于文艺批评》和《漫谈诗歌批评》等文章中,蒲风提出批评能够弘扬“民主精神”和指导现实,他还认为“批评可以开导文艺创作”。在诗歌批评的原则上,蒲风说:“伟大的批评家见解应建筑在历史主义与辨证法的原则上来估计文学现象。”并把历史主义原则和辩证法原则运用于诗歌批评中。同时,他还主张用整体性原则进行诗歌批评,即从作家的整个写作过程和创作经验上点评作品。从蒲风的作品论和作家论中可以看出,在诗歌的批评方法上,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和社会学批评法。蒲风的诗歌史论主要收录在《现代中国诗坛》一书中,他以“史”的角度,论述了中国诗歌的起源、诗体的发展和“诗界革命”对新诗产生的影响,并以分期的方式总结了“五四”至1937年中国诗坛的发展。蒲风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到了唐朝“中国诗歌体裁都完成了”,词、曲是诗的衍生。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西学的传入,旧诗不再适应社会发展,便产生了新诗的萌芽。结合“诗界革命”发生的时间和诗坛发展的趋势,蒲风将“诗界革命”称为“新诗运动的急先锋”。在《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的鸟瞰》一文中,蒲风不但对中国诗歌大众化的发展进行了梳理,还对不同的诗歌流派和诗人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他对中国现代诗坛的梳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
刘延[6](2020)在《穆旦新诗文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穆旦是一位走在新诗文体探索道路上的诗人,他为中国新诗的诗体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文体探索的曲折脚步也印刻于他的诗作中,不仅显露出他独特的文体理念,还造就其别具一格的文体风貌。因此,本文从文体研究入手,选取最能体现其新诗文体特色的四个文体组成元素意象、语言、修辞以及节奏来深入分析穆旦的文体风格,运用文本细读、传记研究、语言学和修辞学理论等方法,全面系统地探讨穆旦的新诗文体,总结穆旦新诗的文体风格,并试图挖掘其对于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意义。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正文第一章从穆旦的整体创作入手把握他的文体理念,梳理其文体理念的表现、实践及缘起,指出穆旦所倾向的文学体裁“三分法”理念在其新诗创作中的重要意义。第二章论述穆旦新诗的个性化意象、再创造意象、空间意象和时间意象,它们有着反传统、现实性与西方现代性相融合的特点,彰显着穆旦新诗文体的新与真。第三章从词汇与句法两方面出发透视穆旦的诗语策略,体会穆旦诗语的个中滋味。穆旦的诗语具有戏剧化和叙事化的特点,呈现出新诗兼容并蓄的文体风格,表明穆旦竭力拓宽新诗语言表达空间的努力。第四章探究穆旦的修辞技巧,重点分析悖论、对比、反讽及隐喻四种修辞方式的运用,体味它们所呈现出的含混多义的诗学效果。穆旦的修辞既体现出诗人的机智多思又蕴涵着诗人的文化旨趣,令诗意含藏不尽,于解读层面张力十足。第五章主要分析穆旦的自由体和格律体创作,指出穆旦新诗的节奏特色。穆旦写诗追求外在节奏与内在节奏的和谐一致,且更注重内在节奏的营造,诗人笔蘸浓情,谱写出一首首动人的生命之歌。
刘遵佳[7](2020)在《中学语文郭沫若教学拓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语文教学拓展是对传统语文课堂的革新,拓展教学以课堂为中心,利用多种途径和方式向外延伸,对教材中所没有体现的内容进行补充,以达到丰富教材文本,促进学生理解,扩展学生视野的作用,有助于改善当前语文教学中课堂容量小、教学深度浅等问题。本文以作家身份的多样性、特殊性和作品经典性为依据选取语文教材中的重要作家之一的郭沫若为研究对象,目前对于郭沫若的教学以及拓展教学的研究都比较少,本研究在有关郭沫若的文学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语文教学,对中学语文中郭沫若的教学拓展做相关研究,研究如下:第一章,基于郭沫若其身份形象的教学拓展。作家的背景知识是作品解读的必要部分,且作家的经历也是特别的语文学习资源。本章对中学语文教材中呈现的郭沫若形象进行梳理,并结合作品和教学进行相应的补充,对目前因语文教材的局限而被忽视和遗忘的郭沫若其他形象进行拓展教学,抓住其有关形象与作品的联系,促进学生对郭沫若进行了解,从而促进对其作品的理解和鉴赏,并对他特别的创作经历进行拓展使其成为教学中的重要素材和资源。第二章,基于目前郭沫若选文的教学进行教学点的拓展。在教学中,教师需要围绕文章的类型、题材、风格、艺术特点等文章的特质进行解读和教学,而目前的教学囿于教材的编写和单元的安排,在教学中忽视了文本的特质。本章利用拓展的教学形式对郭沫若的重要选文进行梳理和拓展,结合文本选择恰当的拓展教学点,改变教学视角单一的现状,使文本的教学价值得到发挥,同时也让学生更能够对作品理解更加深刻。第三章,结合语文教学前沿的阅读视角和模式进行拓展教学方法的试探。本章围绕前两章的教学内容——郭沫若其人其作品的拓展教学,从单篇教学上升至更高的阅读层次,结合文学上的“全人”视境和语文阅读的“群文阅读”和“整本书阅读”两种拓展教学方式,对第一章和第二章郭沫若的教学拓展进行试探,以期在实际的教学拓展中帮助教师更有效地对其人其作品进行教学,改善课堂容量小的教学现状。本论文通过拓展教学的形式,对郭沫若的身份形象和其作品的文本特质进行具体的拓展教学研究,为中学语文郭沫若教学拓展提供了合适的拓展点,并结合目前语文拓展的视野和方法进行有效实践,给今后中学语文教学拓展提供示范。
武楚璇[8](2020)在《近四十年《女神》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女神》是新诗研究绕不开的话题。在当今反思郭沫若创作与重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学术思潮中,从接受角度研究《女神》是重新解读《女神》的一种方式。鉴于学术界目前的《女神》接受研究,主要侧重于1980年代以前的传播接受情况,因此本论文将近四十年《女神》接受作为研究对象。第一章研究《女神》多版本的接受。《女神》研究瓶颈的突破有赖于对研究对象的重审与反思,《女神》版本问题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课题。《女神》版本从1978年开始受到学界关注,近年来除了汇辑校勘外,版本研究有两方面成果:一是指出以往阅读视域中的版本混乱现象,纠正始于建国初期新文学史写作上的《女神》评论错位问题;二是通过探究历次版本修改动因,客观还原了真实立体的郭沫若形象。从作品接受史的研究视角来看,版本考证、文学欣赏与批评相互关联,考证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在历史、文学研究中,文献史料的完善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历史研究主体比史料本身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掌管史料选择,其主观判断始终制约历史图景建构。第二章借助选本统计表,研究《女神》不同风格作品的选择性接受差异。不同类型诗歌选本,在选诗偏好上呈现出明显差异性。第二辑中雄浑的大诗依旧是文学史教育的重点,其崇高狂放、明朗粗粝的艺术风格契合读者欣赏倾向,给人以多样化诗学启示。而第三辑中优美清新的小诗在近四十年被读者重新发现,这些含蓄低调风格的抒情诗,在新时期得到各类读者更为普遍的喜爱,包含了较复杂的社会文化意涵,不只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以往英雄崇拜思想的压倒性胜利,而且是文学艺术商品化、符号化、市场化乃至娱乐化的必然结果。《女神》现代性读解的流变反映出诗歌接受命运的流转,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了受众个人的差异化阅读心理对作品选择的影响,还显示出时事政治、社会气氛的大环境对作品阐释的巨大塑造力量。第三章研究《女神》诗歌体式的接受。《女神》不拘一格的体式曾经为人鄙弃,被认为是不够含蓄或缺乏内涵的写作方式,然而它的生成和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在诗体解放和诗体流变史上的功劳不可磨灭。无论是西洋诗的复制还是骚体诗的变形,对《女神》诗歌体式评价中隐含的是批评者自己的价值判断。除了大量使用现代汉语虚词,《女神》语言形式上的独特创制还在于丰富庞杂的词汇系统,可以称之为众语杂生或众声喧哗。某种程度上诗歌的语言形态还影响抒情主体形象塑造,人称代词的密集使用凸显抒情主人公自我意识的大胆彰显和个人身份的一再指认,这种奔动、狂乱的身体经验是古典诗歌语言方式所不能传达的。第四章研究《女神》主体形象的接受,抒情主人公形象不局限于诗人的自我形象,还有赖于读者建构的主体形象。集外佚诗的发掘,有助于读者全面解剖郭沫若《女神》时期创作历程、生活经验和情感思想,看到他在中国新诗初创期对各种诗歌题材和体式的尝试与求索,揭示其早期诗歌在诗体、诗艺、诗风等多方面架构的可能性,由此重识更丰满的郭沫若个人形象,避免脸谱化认知,仅留下一个文学史教科书上异军突起的刻板印象。《女神》中抒情主体的种种形象以诗人自我形象为原型,除了以赤子或恋人形象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情绪,民族诗人形象还表现为对祖国同胞的深挚关怀。此外,作为时代肖子的《女神》,其抒情主人公常常被认为是集中体现“五四”狂飙突进革命精神的主体形象,特别是其中偶像崇拜者和破坏者群像,鲜明地张扬了中国二十世纪高歌毁坏与创造的时代精神。通过研究近四十年《女神》传播与接受,可以窥见中国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阅读接受状况。这些现代文学作品并不像大众所感知的那样,只停留在二十世纪革命话语叙述中,而是早已超越它们所产生的年代背景,甚至脱离了作家本人创作心理预期,在新一代读者、学者那里激起了新的历史回响。
袁龙[9](2019)在《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中,“意象”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20世纪前期,胡适、闻一多、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艾青、唐湜、袁可嘉、宗白华、朱光潜等人都对“意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约而同、有意识地总结归纳诗歌意象创构与批评的经验,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意象诗学,吸收心理学等西方现代科学成果,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自己对意象的理解。他们关于意象的研究成果构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20世纪初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与发展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贵意”倾向的影响,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引新鲜事物入诗,丰富了诗歌意象类型,拓展了诗歌意境,直接影响到白话新诗运动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另一方面,意象主义诗学在理论上影响了胡适的“影像”论,在创作上影响了胡适的“具体的做法”。白话新诗创作注重意象,促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不断发展和深化。涌现出闻一多的“幻象”论;李金发、戴望舒、梁宗岱汲取象征主义诗学提出的象征主义意象论;宗白华的“动象”论;朱光潜的“直觉意象”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在战火硝烟中出现了现实主义倾向,出现了艾青的“生活感觉”论;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唐湜的“诗质”论;袁可嘉的“意象类型”论。虽然20世纪前期中国诗人和学者提出了名称各异的意象论,但他们都意识到“意象”的本体包含“意”“象”二元因素。因此,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在讨论意象的本体问题时,存在“贵意”与“尚象”两种倾向。“贵意”论者认为意象的“意”不但包含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情”“志”等因素,而且包含西方诗学关于文艺创作与欣赏的直觉、想象、联想、理智、灵感等人的主观之“意”的观念。在传统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影响下,“尚象”论者从中西“象”范畴的三大共同特征,即形象性、象征性和变动性来论“意象”之“象”。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还包含意象的创构论与批评论。意象的创构涉及“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在由感而知而行的意象创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生成论和情景交融论两种创构方式。宗白华和朱光潜关于意象和意境关系的论述表明:营造意境是表现动象或创构意象以有限表现无限,实现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的审美追求。意象批评是欣赏者通过作品的意象沟通创造者的情志,对意象进行理解、还原、阐释、评判甚至再创造,实现其艺术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在阅读作品、直觉意象的欣赏批评过程中,存在理智、感觉、感觉的心象和共鸣四种心理活动。从事意象批评需具备敏锐的语言领悟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广博的学识修养与分析比较的能力。总之,在中西文化汇流的背景下,当时的诗人和学者融合中西意象诗学,构建了集发展论、本体论、创构论与批评论于一体的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它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朱天一[10](2019)在《《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学周报》(1921-1929)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文艺刊物之一,也是文学研究会最重要、规模最大的机关刊物,对其进行把握有利于我们在近百年后重返历史现场,对文学研究会成员在特定时期,心理状态、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文化总体体认情况进行了解,这一研究也可以作为对既成的、僵化的文学史叙述的有机补充。《文学周报》中广泛、高频率出现着的“黑暗书写”(作为概念、氛围、重要意象,社会状态判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也可以作为我们回溯历史的一扇窗口。(黑暗这一在特定时期的稳定概念)既包含社会层面,对整个社会的不公正、对人类总体消极之物,影响之深、作用之广的总体描摹和负面判断;同时也是基于现代性想象,历史断代上,对某一社会阶段混乱、不公正,对人类总体消极现象持存延宕的负面判断;更是落实到具体人类生命质量、精神状态逐渐低下,并走向消灭的判断;还是文艺与审美范畴内,与作为正面性的“光明与解放”相对立的,伦理向度的价值范畴。而涉及以上几个层次之“黑暗”的文学创作与评论文章均可纳入“黑暗书写”的讨论范畴。序章,对“黑暗”这一中文词语,及其意义内涵在历史脉络内进行简单梳理,通过枚举古代典籍和近代报刊传媒中的相关用法,厘清其意义承载,对“黑暗”这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化积淀进行揭示。这也是确定研究对象的过程,而后将《文学周报》中涉及黑暗书写的文本大体分为文学创作类文本和观点论说类文本。论文第一、二章主要讨论创作类文本中的黑暗书写;第三、四章则分析论说类文本的黑暗书写。第五章在综合前文讨论基础上做反思性总结。第一章,呈现具体的黑暗书写内容。突出文学性,由构成创作类文本黑暗情境的文学因素入手,展开探究。由局部到整体,对传达黑暗心理体验的集群意象、空间、时间、人事、场景构设等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对抒情和叙事两类创作类文本内在黑暗情境的指谓进行分析,揭示作者群体预设的“憎厌、刺激、悲悯”这三大文学主题,表达了对于生命的珍视,对于暴力、杀戮、等罪恶的批判与喝止;对于社会变革,走向光明的期待,对于恶浊现实世界的整体憎厌。第二章,进一步通过对创作类文本中黑暗书写频繁出现的情境构设和雷同叙事功能单位的归并,归纳总结创作类文本黑暗书写的结构模式,呈现“受害者、同情者、加害者、反抗者”等多个行动圈的组合关系。黑暗由此成为了一种被表象的世界图像,作者群体同时也借“同情者”视角的乏力感,表达面对这种黑暗世界图像的深深悲观。模式化黑暗书写反映出现代人“占有欲”驱使下“血的横肆”、“泪的匮乏”所造成的现实困境,作者群体落实到个人的“万方多难”的黑暗经验对应着文本中黑暗形象的生成。而在“观念”与“事实”的张力中,作者群体生成了“想象人生”与“走进人生”两歧并置的心理结构。而“众生”与“我”最终打破了二元界限,在“人之复性”的普世伦理诉求中走向调和。第三章,论说类文本又可以分为“就着立论”(文学作品评论)、“造论析理”(随感而生的论说文和社会评论)两种。剥离了文学的形象性,论说类文本直面军阀战乱、兵匪纷扰、出版界乱象、生活中的烦闷等等构成黑暗心理体验、黑暗社会判断的现实问题,可与创作类文本的形象化呈现做“镜内镜外”的两相印证。同时揭示作者群体对黑暗深广程度判断本身的内在矛盾性,分析“丧乱之世”这种理想阶段性想象的复杂生成原因。而透过对其他作品不同程度的推介赞赏或针砭批判。在对以“德性为美之表征”的“最高精神”追求中,将黑暗与光明等概念均纳入审美体系之中。第四章,跳出文学周报的狭窄范围,在社会文化生产、传播、接受、反应等层次探讨其指涉黑暗的论说文本。透过同名异质的黑暗书写,我们看到,在社会、传媒广角中《文学周报》作者群体与《礼拜六》作者群体、《学衡》作者群体和创造社的交锋、错位,互相误读中,暴露了彼等伦理层面,“有限道德追求”和“无限道德追求”、“自我技术与权力技术”,以及文学谱系中“常与变”、“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对垒。并揭示《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本身也存在某种遮蔽性、包含着由“现代性想象”建构起来的盲目自信。第五章,综合前四章对两大类文体的讨论。在特定历史场域内,作者群体的创作类文本廓清了黑暗的“外延”(怎样),而论说类文本则直接确定了黑暗的“内涵”(何为)。而两大类黑暗书写中始终存在着集中不变因素:“足以扫荡黑暗的光明始终缺席”、(受者—观者;作者—读者;)“体外流淌之血”与“体内沸腾之血”的双向互动、写作主体“对道的肯定,对势的抗争”。这些不变因素反映着黑暗书写内在的总体价值、文化取向,《文学周报》作者群体黑暗书写的形成,既源于五四落潮后集体性的消沉心理(近因),更深层次上又与佛教的“无明”(远因)、基督教的“原罪”,以及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参照西方历史进程对“文明”与“文化”(外因)的取舍关联密切。复杂的文化背景、社会诉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黑暗书写本身的不稳定性,其中存在着多组两歧性的对立,在“路径”、“内涵”、“外延”、“目的”等多个方面的内在断裂、岔开,瓦解着同一性的营垒叙述。《文学周报》作者群体既充当着引领方向的“执光者”,同时又怀着仅见“微光”的焦虑,本身也是在黑暗中探索社会、人生道路的“寻光者”。
二、郭沫若早期诗作的未来主义倾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郭沫若早期诗作的未来主义倾向(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第一章 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知识身份”的确立 |
第一节 晚清至“五四”教育制度变迁中的“文学”演变 |
一、晚清学制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奠基 |
二、民初教育改革对“文学教育”地位的确定 |
三、“五四”时期教育制度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强化 |
第二节 新文学与国文教育“联姻” |
一、“言文一致”的必然结果 |
二、文学教育改革的需要 |
三、“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利益共谋 |
第二章 新文学以国文教科书为媒介的传播 |
第一节 192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新文学兴味的体现 |
一、《白话文范》的“新思潮”倾向 |
二、《初中国语文读本》的新文学经典倾向 |
三、《初级国语读本》的“新文学理念”倾向 |
四、编者个人因素对新文学选文编排的影响 |
第二节 193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文学教育”观的转变 |
一、“新思潮”的延续与深化 |
二、“文艺性”的强调与凸显 |
三、从“文学”到“文章” |
第三节 1940 年代国文教科书中新文学的“遮蔽”与“反抗” |
一、“国定本”对“新文学”的有意遮蔽 |
二、《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对“新文学”的坚持 |
三、国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特征 |
第三章 新文学对国文教育改革的推动 |
第一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阅读教学改革 |
一、“人生问题”选文引发“问题教学法” |
二、艺术性选文引发“道尔顿制”教学实验 |
三、新文学教育引发“精读”“略读”改革 |
第二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写作教学改革 |
一、语体文作文观的形成 |
二、写作教学内容的明确 |
三、写作指导方法的转变 |
第三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考试改革 |
一、考核方式的改变 |
二、考核内容的改变 |
第四章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创作与国文教育的相互影响 |
第一节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对国文教育的影响 |
一、周氏兄弟的“儿童本位”思想 |
二、叶圣陶与朱自清的国文教育观 |
第二节 国文从教经历对新文学创作的影响 |
一、以学生为假想读者群的“范文式”创作 |
二、以抒发个人教育理想为目的的创作 |
三、从教经历影响在作家写作风格中的体现 |
第三节 新文学中的“教育书写” |
一、以“教育批判”为主题的创作 |
二、以“儿童为本”的创作 |
三、为教育助力的新文学读物编辑 |
第五章 国文教育视野下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反思 |
第一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化”历程 |
一、散文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二、小说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三、新诗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四、戏剧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第二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成因 |
一、符合选文标准 |
二、具有教学价值 |
三、文化斗争需要 |
四、自我经典化努力 |
第三节 国文教育对新文学“经典”产生的影响 |
一、节选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二、删改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三、教学阐释对原作的影响 |
四、教育及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本文参考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及新文学选文篇目 |
后记 |
(3)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现状及评析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 |
第二章 整体翻译论的建构 |
2.1 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 |
2.2 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2.3 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2.4 译者翻译思想及实践的切合 |
2.5 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 |
第三章 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 |
3.1 翻译、创作、治学的遇合(20世纪40年代) |
3.1.1 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 |
3.1.2 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写与新诗现代化诗论 |
3.1.3 现代主义诗论与诗篇的翻译 |
3.1.4 翻译、创作、治学遇合的现代主义命题 |
3.2 翻译、创作、治学的互动共生(20世纪50至60年代) |
3.2.1 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 |
3.2.2 新民歌诗写的阶段性尝试 |
3.2.3 外国进步文学研究与文论编纂 |
3.2.4 进步文学与西方文论的翻译 |
3.2.5 翻译、创作、治学互动共生的追求进步尺度 |
3.3 翻译、创作、治学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 |
3.3.1 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 |
3.3.2 现代诗写的情绪复萌 |
3.3.3 现代主义文学的系统研究 |
3.3.4 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文论的协同翻译实践 |
3.3.5 翻译、创作、治学回归的现代主义向度 |
第四章 袁可嘉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 |
4.1 诗人译诗: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4.1.1 原文整体理解的鞭辟入里 |
4.1.2 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 |
4.2 深度翻译: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4.2.1 译序与后记——正文本价值的预设及翻译理念的廓清 |
4.2.2 译注——正文本可理解性的提升 |
4.3 整体特性到经典性的升华 |
4.3.1 翻译文学经典辨识 |
4.3.2 彭斯诗歌翻译集的五次再版 |
4.3.3 译诗《当你老了》的广泛流传 |
第五章 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 |
5.1 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 |
5.2 宏观翻译的多维审视 |
5.2.1 翻译动机:联系社会“实际需要” |
5.2.2 文本选用: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 |
5.2.3 译者伦理:“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
5.3 微观翻译的策略性调控 |
5.3.1 译诗的“整体观念” |
5.3.2 诗歌风格的可译性及译者的任务 |
5.3.3 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 |
第六章 袁可嘉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 |
6.1 丰富与革新:诗歌创作多元化的促进 |
6.1.1 语言文字层面 |
6.1.2 格律层面 |
6.2 翻译之力:文学思潮演进的助推 |
6.2.1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助推 |
6.2.2 进步文学思潮的助推 |
6.3 文化搬运:西方文化的引入 |
6.3.1 宗教文化 |
6.3.2 习俗文化 |
6.3.3 古希腊文化 |
6.3.4 工业文明 |
第七章 结语 |
7.1 主要发现及结论 |
7.2 研究启示——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 |
7.3 研究不足及后续研究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袁可嘉主要着译成果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4)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1) 研究现状 |
(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1) 女性作家批评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第七章 结论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蒲风诗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蒲风诗论产生的文化语境 |
1.1 “文学大众化”运动的兴起 |
1.2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 |
1.3 普希金等诗学思想的传播 |
第二章 蒲风的诗歌创作论 |
2.1 诗歌新形式的建立 |
2.1.1 形式与内容的调和 |
2.1.2 新、旧形式的利用 |
2.1.3 民众语言的使用 |
2.2 抒情诗的独特性 |
2.2.1 抒情诗的叙事性特征 |
2.2.2 抒情诗的音乐性 |
2.3 典型人物的个性化写作 |
第三章 蒲风的诗歌批评论 |
3.1 批评应是一种风气 |
3.1.1 发扬民主精神 |
3.1.2 指导和启发现实 |
3.2 文艺批评也是文艺创作 |
3.2.1 批评是创作的先导 |
3.2.2 批评应阐发艺术的美 |
3.3 诗歌批评的原则 |
3.3.1 历史主义原则 |
3.3.2 辩证法原则 |
3.3.3 整体性原则 |
3.4 诗歌批评的方法 |
3.4.1 比较批评法 |
3.4.2 社会学批评法 |
第四章 蒲风的诗歌史论 |
4.1 诗歌的发展论 |
4.1.1 诗歌的起源 |
4.1.2 诗体的发展 |
4.1.3 新诗的产生 |
4.2 “诗界革命”与新诗的发展论 |
4.2.1 “诗界革命”:“新诗运动的急先锋” |
4.2.2 “诗界革命”与文白之争 |
4.3 新诗发展史的分期与价值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6)穆旦新诗文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穆旦新诗作为文体研究对象的说明 |
二、穆旦新诗文体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得失 |
三、本选题的研究价值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穆旦文体理念的表现、实践及其缘起 |
第一节 穆旦独特的文体观 |
第二节 几类主要体式的介绍 |
第三节 穆旦新诗文体溯源 |
第二章 求新求真:穆旦新诗的意象生成 |
第一节 意象求新:传统的叛逆者 |
一、个性化的代表意象 |
二、再创造的西方意象 |
第二节 意象求真:现实的接受者 |
一、“新的抒情”与空间意象 |
二、个体成长与时间意象的变化 |
第三章 兼容并蓄:穆旦新诗的语言表达 |
第一节 戏剧化表达:独特的词语运用 |
一、准确传神的动词 |
二、变幻莫测的人称代词 |
第二节 叙事的追求:语言逻辑的强调 |
一、叙事性的语法成分 |
二、复句的呈现 |
第四章 含藏不尽:穆旦新诗的修辞张力 |
第一节 表现复杂:悖论与对比 |
一、悖论:矛盾的外在表现 |
二、对比:对立的内在结构 |
第二节 遮蔽真实:反讽与隐喻 |
一、反讽——智性暗语 |
二、隐喻——隐晦曲折 |
第五章 依情定语:穆旦新诗的抒情节奏 |
第一节 “竞自由”——情感地迸发 |
一、标点与顿歇 |
二、跨行的艺术 |
第二节 “怅寥廓”——节制地抒情 |
一、建行美与韵律美 |
二、回环复沓的主题句 |
结语 |
一、穆旦新诗文体的个性特征 |
二、穆旦的文体探索对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启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中学语文郭沫若教学拓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综述 |
(一) 郭沫若与中学语文相关研究 |
(二) 教学拓展相关研究 |
(三) 现有研究之不足 |
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郭沫若形象的建构与重构 |
第一节 中学语文教材中郭沫若形象的建构 |
一、作为新诗人、剧作家的文学家形象 |
二、作为历史学家与古文字学家的学者形象 |
第二节 中学语文教学中郭沫若形象的遮蔽与重构 |
一、被新诗人遮蔽的旧体诗人形象 |
二、被忘却的小说家和翻译家形象 |
三、被回避的社会政治家形象 |
第二章 中学语文教材中郭沫若作品的教学拓展 |
第一节 郭沫若选文入选教材的历史沿革 |
一、建国后教材中郭沫若诗文选用梳理 |
二、选文选用背景及教学点梳理 |
第二节 《天上的街市》:从想象到格律 |
一、《天上的街市》教学现状 |
二、《天上的街市》的诗歌格律 |
三、《天上的街市》教学设计 |
第三节 《屈原(节选)》:跨文体思维教学 |
一、《屈原(节选)》教学现状 |
二、《屈原(节选)》中戏剧与诗歌的融合 |
三、《屈原(节选)》的跨文体教学设计 |
第四节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天狗》:新诗内在律和新诗散文化 |
一、忽视与重拾 |
二、自由诗的内在节奏鉴赏教学 |
三、解读新诗散文化倾向 |
第三章 中学语文郭沫若教学拓展的方法 |
第一节 “全人”视境对郭沫若其人教学的运用 |
一、“全人”视境概述 |
二、在教学中还原一个立体真实的郭沫若 |
三、对郭沫若其人教学的启示 |
第二节 群文阅读在郭沫若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
一、“群文阅读”打开方式概述 |
二、郭沫若作品“群文阅读”试探 |
第三节 整本书阅读在郭沫若教学中的探究 |
一、“整本书阅读”教学策略的选择 |
二、郭沫若作品整本书阅读教学,以《屈原》为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8)近四十年《女神》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研究缘起及研究现状分析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 |
第二节 《女神》接受研究现状分析 |
一 初版时期接受的研究 |
二 经典化时期接受的研究 |
三 近四十年接受的研究 |
第一章 多版本的研究与接受 |
第一节 多版本的汇辑校勘 |
第二节 版本混乱及其纠正 |
第三节 文本修改动因驳议 |
第二章 艺术风格的差异化选择 |
第一节 崇高诗的美学转型 |
第二节 优美诗的重新发现 |
第三节 流变的现代性读解 |
第三章 诗歌体式的多元评价 |
第一节 空前解放的自由诗体 |
第二节 内在同构的编排方式 |
第三节 众语杂生的语言形态 |
第四章 诗人形象的读者建构 |
第一节 佚诗还原下的郭沫若 |
第二节 浪漫派民族诗人形象 |
第三节 偶像崇拜者和破坏者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学成果等 |
致谢 |
(9)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依据、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二、核心概念、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展论(上) |
第一节 白话新诗与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 |
一、“诗界革命”的影响 |
二、意象派的影响 |
三、新诗运动倡导者的选择 |
第二节 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的发展和深化 |
一、闻一多“幻象”论对胡适“影像”论的深化 |
二、象征派意象诗学的勃兴 |
三、意象美学研究的自觉 |
第二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展论(下) |
第一节 现实主义生活意象论的崛起 |
一、艾青的“生活感觉”意象论 |
二、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 |
第二节 九叶诗派的意象论 |
一、唐湜的“诗质”意象论 |
二、袁可嘉的“类型意象”论 |
第三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贵意”倾向 |
第一节 意象的“贵意”传统与“意” |
一、意象的“贵意”传统:言意之辩 |
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 |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贵意”性 |
一、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贵意”之“意” |
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贵意”的原因 |
第四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尚象”倾向 |
第一节 中西“象”范畴的演变及其特征 |
一、中国古代“象”范畴的演变及其特征 |
二、西方“象”范畴的演变及其特征 |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尚象”性 |
一、“尚象”之“象”的形象性 |
二、“尚象”之“象”的象征性 |
三、“尚象”之“象”的变动性 |
四、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尚象”的原因 |
第五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创构论与批评论 |
第一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创构论 |
一、“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 |
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创构论 |
三、营造意境: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创构的审美追求 |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批评论 |
一、意象批评的过程及心理活动 |
二、意象批评需具备的个人能力 |
三、20世纪前期意象批评兴起的原因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10)《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二、研究现状概述 |
第一章 《文学周报》文学创作中黑暗情境的呈现与意旨 |
第一节 《文学周报》创作类文本中的黑暗元素 |
一、与黑暗密切关联的意象 |
意象(一)——“影” |
意象(二)——“尸骸”与“坟墓” |
意象(三)——猛禽凶兽(选灰色马等数种) |
意象(四)——黑斑、黑洞 |
二、与黑暗密切关联的场景与氛围构设 |
1. 时间与黑暗 |
2. 空间与黑暗 |
三、黑暗与人事 |
第二节 创作类文本中黑暗情境的指谓 |
一、抒情性文本中黑暗情境的象征、隐喻 |
1. 当抒情主体旁观黑暗情境 |
2. 当抒情主体置身黑暗情境之中 |
二、叙事性文本中黑暗情境对应的直观现实所指 |
第三节 《文学周报》创作类文本的文学主题 |
一、憎厌:由“痛苦”出发针对黑暗现实的决绝姿态 |
二、刺激:唤起反抗黑暗“情绪”的话语方式 |
三、悲悯:对黑暗中人的同情与拯救 |
第二章 《文学周报》文学创作中黑暗情境的结构与生成过程 |
第一节 黑暗情境构设中的模式化书写现象 |
一、质料模式:角色与事件的几种符号功能 |
二、形式模式:视角、主体介入与事件链条的表意功能 |
三、无边的“盲”与“占有欲”:模式化黑暗书写的潜在逻辑 |
第二节 由黑暗书写模式看《文学周报》作者群的社会状态认知 |
一、万方多难欲何之?:个体黑暗体验与黑暗形象的生成 |
1. 来自现实的黑暗体验 |
2. 黑暗体验转化为文本中的黑暗形象 |
二、模式化黑暗书写的内在悖论及其调和 |
1. 悖论:“想象人生”与“走进人生” |
2. 调和:亟待解救的“人生”与“人性” |
第三章 《文学周报》论说类文本中黑暗批判的内涵与黑暗抵抗的对象 |
第一节 社会评论中的黑暗揭橥与批判 |
一、镜子外面的世界:黑暗影响的深广程度及其持存 |
二、被直接指明的社会中的批判对象 |
1. 社会写真:军阀、兵匪问题与1920年代的战争 |
2. 报刊内外:文学周边与出版环节中的黑暗因素 |
3. 人生之谜:构成烦闷的“诸相” |
第二节 文学评论中的黑暗揭橥与批判 |
一、针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中涉及的黑暗问题 |
1. 导读者的折射:黑暗的反映之反映 |
2. 黑暗的文坛:浊世不可语庄语 |
二、非作品评论:作为审美范畴的光明与黑暗 |
第四章 社会广角内看《文学周报》论说类文本的黑暗书写 |
第一节 有限与无限追求的双重选择:对黑暗的呈现方式与应对态度之歧 |
第二节 自我技术与启蒙的悖论:黑暗时代的人们是否也黑暗? |
第三节 常与变的对垒:当《文学周报》作者群体也成为“黑暗势力” |
第四节 黑暗书写的凭依及其不稳定性 |
一、“同谓之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局限性 |
二、执光在手?由现代性建立起来的话语自信 |
第五章 反思《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 |
第一节 两种文体的内在关联——捕捉黑暗的显隐结构 |
一、辩证综合:黑暗的还原与演绎 |
二、两大文类中的不变因素 |
1. 足以扫荡黑暗的光明始终缺席 |
2. “体外流淌之血”与“体内沸腾之血”的互动 |
3. 对道的肯定,对势的抗争 |
第二节 寻光者?执光者?:期刊形象的建构 |
一、办刊理念:从提灯人形象说起 |
二、两种身份的统一:从“事件的启蒙”到“运动的启蒙” |
第三节 促成黑暗书写的复杂文化源流 |
一、近因:“后新文化-五四”时代的焦虑 |
二、远因:从“无明”始 |
三、外因:文明想象与基督教 |
第四节 (总结)“黑暗书写”的内在两歧性与群体心理 |
参考文献 |
附录:《文学周报》创作类文本梗概汇总表(按文体) |
其一:《文学周报》诗歌(及抒情性散文)文本一览 |
其二:《文学周报》小说(及叙事性散文)文本一览 |
其三:《文学周报》戏剧文本一览 |
人名索引 |
术语及重要概念索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四、郭沫若早期诗作的未来主义倾向(论文参考文献)
- [1]都市文明、力量呈示与机械礼赞——论锺鼎文早期诗作的未来主义向度[J]. 李朝平. 华文文学, 2021(02)
- [2]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D]. 张蓬.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D]. 黄元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4]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5]蒲风诗论研究[D]. 谭洁凡. 济南大学, 2020(01)
- [6]穆旦新诗文体研究[D]. 刘延.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7]中学语文郭沫若教学拓展研究[D]. 刘遵佳.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8]近四十年《女神》接受研究[D]. 武楚璇.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9]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D]. 袁龙.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10]《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D]. 朱天一. 广西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