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各阶级的分析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列宁论文,中国论文,阶级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4)05－0016－06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继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失败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孙中山开始倡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并以震惊国内外的辛亥革命运动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对于亚洲的觉醒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推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辛亥革命的成果却最终被北洋军阀的头目袁世凯所窃取。远在俄国的列宁十分关注中国革命的进展情况，于1912年7月至1913年4月间，先后写作《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新生的中国》、《中国各党派的斗争》等文，在评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科学地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各阶级的性质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列宁认为，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主要社会支柱的农民没有被广泛地吸引到革命中是“孙中山的党”的弱点，也是共和国难以巩固的原因之一。因此，他在充分肯定“孙中山的党”的进步性及其历史贡献的同时，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充满着期待。他深信未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克服“孙中山的党”的弱点，能够批判吸收孙中山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一、“孙中山的党”是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 “孙中山的党”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政党，主张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 列宁明确指出，“孙中山的党”是先进的民主派政党。与先进的西方不同，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落后的东方各国尚处于封建半封建状态，国家政权依然掌握在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并不同程度地(除俄国)遭受西方的奴役。所以，当西方资产阶级已经从当初脱胎于封建社会的先进代表走向腐朽的时候，东方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事物才刚兴起，它代表着东方社会中的进步力量。基于此，列宁在评论中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党时说：“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①基于“孙中山的党”发动的辛亥革命以及建立的中华民国，列宁称“伟大的中华民国”是“亚洲人民群众中先进的民主派不惜重大牺牲建立起来的”。所谓“先进的民主派”即指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针对“孙中山的党”的性质，列宁说：“要是拿与俄国情况相当的用词来说明这个党的实质，应该把它叫作激进民粹主义共和党，也就是民主派政党。”② 为什么说“孙中山的党”是先进的民主派政党呢？列宁分析指出：“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憎恨过去，善于抛弃过去时代的麻木不仁的和窒息一切生活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③ 列宁分析指出，孙中山的纲领充满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民主是相对于专制而言的，指人民享有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权力，而非某一人或一团体独裁。在封建专制社会制度下，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封建君主一人独揽大权，如土耳其的苏丹、俄国的沙皇、中国的皇帝，等等。在这样的社会中，民众没有政治权力和政治自由，甚至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在辛亥革命前，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已有两千多年，人民群众长期深受无权之苦，且饱受改朝换代的战争之灾。满族人建立起的清王朝，在对汉人的统治中还带有严重的民族歧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腐朽的清王朝逐渐沦为西方列强侵略的工具，中国人民身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因此，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成为觉醒的中国人民的首要要求。 1905年底，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众所周知，“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号召，而且“平均地权”的思想有些理想化，但是它仍然充满着民主革命的思想。列宁高度评价了“三民主义”，他说：“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问题，或者说，丝毫没有轻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④ 列宁高度评价“孙中山的党”在唤醒人民、争取自由和建立彻底的民主制度方面的历史贡献。在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努力下，民主革命思想得以广泛传播，推翻清朝统治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1903年前后，在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兴起一股创办刊物以翻译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各国民主革命历史的热潮，革命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03年至1911年，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拒俄运动、抵制外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直至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民主共和制度，使得民主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这表明，倍受奴役的中国四万万民众已经觉醒，开始为争取自由和走向新生活而斗争。即列宁所说的：“4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开始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光明，投身运动，奋起斗争了。”⑤当看到中国的旧式造反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时，特别是当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列宁那里，他极为兴奋地指出：中国不是早就被公认为是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感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所以他说，尽管孙中山的党存在很大弱点，“中国革命民主派在唤醒人民、争取自由和建立彻底的民主制度方面还是作出了许多贡献。”⑥ 二、“袁世凯的党”是保守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一些温和派和保守派政党聚拢在反动头目袁世凯的周围，形成“袁世凯的党”。 列宁指出，“袁世凯的党”是保守的反动派的政党。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起用曾被罢黜的袁世凯统帅北洋军队南下镇压革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撺掇下，南方革命派决定和袁世凯方面停战议和，共和国的政权最终落入打着赞成“共和”旗帜暗中却策划专制独裁的袁世凯之手。为保障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贯彻执行，防止袁世凯专政独裁，宋教仁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础，组建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在宋教仁的努力下，国民党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中的第一大党，并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在两院中获得压倒多数的席位。为对抗国民党，袁世凯指使民主党、共和党和统一党合并，组成进步党。对此，列宁分析指出，和拥护孙中山的国民党对立的是一些较小的温和派或保守派政党，它们的名称很多，如“进步党”，“事实上，所有这些政党都是反动派的政党，即官僚、地主和反动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们都倾向于愈来愈摆出一副独裁者架势的中国立宪民主党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⑦ 那么，这些温和派和保守派政党为何倾向于袁世凯？首先，袁世凯曾是清末宪政的倡导者之一，虽然身为封建官僚，但有君主立宪的倾向。其二，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主张通过改良的手段实行君主立宪。如梁启超指出，只有有自治能力的国民才能享受民主共和，而国民的自治能力又须经过长期的培养，像中国这样“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如骤以民主共和，必然险象环生，“民无宁岁”，而最后仍归于专制。⑧其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上层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种种联系，他们害怕暴力革命会使自己的既得利益遭受损，只希望通过温和的改良来改变他们政治上无权的地位。所以，辛亥革命爆发后，慑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袁世凯聚拢，最终却以被欺骗为结局。 列宁斥责“袁世凯的党”是一个在政治上招摇撞骗的典型。1912年初，袁世凯口头赞成“共和”从革命党人手中窃取政权，骗取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位置。1913年中，袁世凯策划和发动反革命内战，打垮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军队，孙中山等革命派主要领导人被迫逃亡海外。在打败革命党后，袁世凯便以软硬兼施的方式逼迫国会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暇东顾，袁世凯趁机大搞复辟帝制活动。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接受百官朝贺，下令禁止反对帝制的活动，并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针对袁世凯在政治上的投机倒把行径，列宁早在1912年7月的有关文章中就指出：“农民旁边还有一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他们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民主派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时，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某个老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⑨1913年4月，列宁又在文中指出：“袁世凯的行径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模一样，昨天他是一个保皇派，今天革命民主派胜利了，他成了一个共和派，明天他又打算当复辟后的君主制国家的首脑，也就是打算出卖共和制。”⑩事实上，袁世凯是个地道的保皇党派分子，他既不赞成民主共和也不赞成君主立宪，一心搞个人独裁专制。他在自由主义君主派和自由主义共和派之间的“随风倒”，仅仅是在搞政治投机活动，以便在适当时机实现他的皇帝梦。然而，中国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从革命派的孙中山到立宪派的梁启超都曾被袁世凯的投机行为所蒙骗。所以，列宁在评论中国各党派时，就共和派联盟即“袁世凯的党”的特性，说：“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招摇撞骗的典型！”(11) 列宁揭露和批判袁世凯不顾苛刻的借款条件将中国置于欧洲资产阶级的奴役之下。袁世凯被清政府罢黜后之所以能东山再起并最终窃取共和国的政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帝国主义的支持。欧美列强在清王朝溃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企图扶植和利用袁世凯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新工具。袁世凯也想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窃取国家政权，打压民主革命派的力量。为筹措发动反革命战争的经费，他不顾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反对，向欧美列强借高额利息款。1913年4月26日，他派人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谈判，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实际上，在扣除折扣、到期借款和赔款后，袁世凯世纪拿到手的只不过760万英镑，但是47年还清的本利却高达6785万英镑。(12)接受如此苛刻的借款条件，无疑是在贩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可见，袁世凯出卖的不仅是共和国还有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这种行为与清王朝的统治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远在俄国的列宁在获悉这一情况后，4月28日便在《中国各党派的斗争》中指出，袁世凯把所有反动派的政党联合起来，分化出部分国民党人，使自己的候选人当上国会众议院议长，并且不顾国会的反对，签订了向欧洲亿万富翁这些骗子借款的债约。因为，在欧美列强的眼中，中国只不过是一块肥肉，他们想方设法在中国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借款给袁世凯，不仅能从中获得高额利息，而且能将袁世凯置于他们的掌控之下。所以，列宁批判说：“借款的条件很苛刻，简直是重利盘剥，是以盐业专卖收入作为担保的。借款将使中国遭受凶残的、极端反动的欧洲资产阶级的奴役。这个资产阶级只要有利可图，就准备扼杀任何民族的自由。将近有25000万卢布的借款为欧洲资本家提供巨额利润。”(13) 三、被轻视的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社会支柱 近代中国农民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使之成为反帝反封革命的主力军。列宁在指出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社会支柱的同时，分析了“孙中山的党”的弱点即不能充分地吸引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折射出农民阶级却处于被资产阶级轻视的境地，而轻视农民、不获取群众支持的结果便是“共和国很难巩固”。 列宁指出，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社会支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在中国资产阶级登上社会历史舞台之前，中国农民阶级包括城市平民和广大城乡劳动者反帝反封建的大小斗争从未间断过。但由于农民的阶级局限性，他们不仅没能提出明确的科学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纲领，而且组织极其涣散，所以历次农民起义都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镇压。换言之，农民阶级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但需要先进阶级的领导。另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虽然民族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小生产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占统治地位，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不论从革命意愿还是从阶级力量上来看，近代中国农民阶级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应该联合的对象。列宁明确指出中国农民对于“孙中山的党”的社会支柱作用，他说：“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亚洲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14)此后，在《新生的中国》一文中，列宁又说：“‘国民党’的主要支柱是广大的农民群众。”(15)遗憾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意识到农民的支柱作用，没有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参加到政治斗争中来。 列宁指出，孙中山的党的弱点是它还不能充分地吸引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脱离群众是中国资产阶级无法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主要原因。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虽然在理论上意识到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并且也通过一定的方式将部分农民吸引到革命中来，但是他们做的远远不够。首先，他们倾向于精英革命，对农民的主力军作用认识不充分，且根本没有深入到基层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其次，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农民是可靠的同盟者，仅仅把农民当做是一种可供驱使的力量。第三，部分省份的革命者在掌握政权后，压制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防止他们深入下去。在南京临时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时，孙中山不是首先从争取人民中寻找出路，而是命令各地商会认捐款项，在认捐无望的情况下又转向帝国主义国家贷款，甚至打算以国有大企业作为抵押。与此相对应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制定的革命纲领也体现不出中国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需求，如民生主义虽然提出“平均地权”，但没有农民获得土地的具体内容。所以，列宁说：“这个党的弱点是什么呢？弱点是它还不能充分地吸引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16)实际上，这是由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决定的，他不敢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害怕工农革命的矛头最终会对准自己。 列宁还以中华民国的选举权问题为例，批评“孙中山的党”在吸引人民群众支持中华民国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差。他指出：“虽然革命推翻了旧的腐朽透顶的君主制，虽然共和制取得了胜利，但是中国却没有普选权！国会选举是有资格限制的，只有那些拥有将近500卢布财产的人才有选举权！由此也可以看出，吸引真正广大的人民群众来积极支持中华民国这件事还做得很差。如果没有群众的这种支持，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坚定的先进阶级，共和国就不可能是巩固的。”(17) 列宁的上述分析，实际上指明了孙中山的党及其缔造的共和国失败的原因。他还进一步分析解决问题的出路：“孙中山的这个党只要能吸引愈来愈广泛的中国农民群众参加运动和参加政治斗争，它就能逐渐成为(与这种吸引程度相适应)亚洲进步和人类进步的伟大因素。不管那些依靠国内反动势力的政治骗子、冒险家和独裁者可能使这个党遭到什么样的失败，这个党的工作是永远不会徒劳无功的。”(18)遗憾的是，孙中山的党始终没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从而获取他们的支持，后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更是走反动路线，置广大农民的利益于不顾，一心只为中国资产阶级中上层谋取利益。 四、成长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将中国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先进阶级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尚未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所以列宁指出，中国没有一个能够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先进阶级。但是，基于“孙中山的党”的弱点和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列宁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充满着期待，他相信中国无产阶级必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必将能够克服“孙中山的党”的弱点，同时能够吸收孙中山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列宁提出，由于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没有一个能够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先进阶级。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除自身劳动外一无所有，它在战斗中失去的将是锁链，得到的将是自由，因此它最具有革命性。而且，无产阶级作为现代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代表先进社会的发展方向，因而是最先进的阶级。在近代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具有强烈的斗争意识。但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说尚未传播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也尚未建立，在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统一领导和组织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斗争处于自发的分散的状态。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尚未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中国民主革命完全是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工农群众的斗争只处于从属地位。然而，根植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天生具有软弱性，其反帝反封的革命立场很是不坚定，即便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派。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所以没有一个能够坚决而自觉地将民主革命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先进阶级。”(19) 列宁分析了中国革命由于缺乏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存在的各种问题。毫无疑问，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替资本主义的发展清扫道路，但它对于无产阶级的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开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无产阶级应当支持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并使之朝着有利于本阶级利益的方向发展。在20世纪初的中国，虽然“孙中山的党”的纲领具有真诚的、战斗的民主主义，但是“孙中山的党”脱离群众，加之自身的妥协性，难以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此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尚处于发展中，不足以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运动。基于此，列宁分析了当前中国革命存在的若干问题。其一，中华民国的选举制不能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就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时采用的有财产限制条件的选举权，列宁评论说：“这样的选举制就已经表明，在没有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完全没有力量的情况下富裕农民和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20)其二，农民的民主主义政治立场不坚定，随时都可能向右转。中国农民阶级虽然有迫切的反帝反封的欲望，但是它作为小私有者阶级，具有保守的一面，亦即其革命立场不坚定。所以，列宁说：“农民民主派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联盟使中国争得了自由。没有得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究竟能否坚持民主主义立场对付那些伺机向右转的自由派，——这在不久的将来便会见分晓。”(21)实际上，在列宁写这段话时，袁世凯的独裁专制统治已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中。其三，中国农民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够关心。虽然早在辛亥革命前中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运动就风起云涌，但农民的政治觉悟并不高，他们在思想上没有民主革命的理念，他们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活动仅仅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所以，列宁指出：“由于没有无产阶级这个领导者，农民非常闭塞、消极、愚昧、对政治漠不关心。”(22) 列宁期待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及其政党的建立并寄予厚望。中国早期的工人运动，与其他国家一样，往往是自发的经济斗争，既没有组织也没有领导，更没有意识到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列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一定会日益强大起来，他对此充满了信心。他说：“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大概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23)实际上，前文中列宁对中国革命由于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而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分析，言外之意就是，等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起来，并且领导革命的时候，上述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这既是对无产阶级先进性的肯定，又是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期望。 五、对列宁思想的评价 列宁对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各阶级的分析，是继1900年《对华战争》一文痛斥欧洲列强殖民侵略中国后，对中国革命与社会发展问题密切关注而形成的思想。这不仅对于中国革命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还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从历史方面来看，列宁的分析科学揭示了中国革命中的反动力量、进步力量和依靠力量，对于中国革命的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势力异常强大，以至于民族资本主义在双重夹击下始终不得长足发展。很显然，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中国革命仅仅依靠力量薄弱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不会取得成功的。然而，孙中山等人却没有意识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性质及其对待革命的态度，进而将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联合起来的重要性。所以，尽管“孙中山的党”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先进性，并且在唤醒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建立彻底的民主制度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难以将民主革命斗争进行到底。与之不同，秉承了列宁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意识到单靠本阶级的力量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而且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同盟军。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总结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24)此外，列宁在对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启动了援助中国革命的计划。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积极寻求与孙中山以及中国工人建立联系的途径，以推动中国革命的开展。20世纪20年代，他不仅先后派维基斯基和马林到中国给予技术上的指导，还给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资金上的支持。他们一方面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另一方面帮助“孙中山的党”进行改组，使之成为一个广泛联系群众的政党。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就源自于苏俄方面的建议。可以说，苏俄(联)的支持和帮助对于中国革命的推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现实方面来看，列宁关于“孙中山的党”的弱点在于脱离群众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一个脱离群众的革命党或执政党都难以成就大事业。“孙中山的党”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发挥着重要的进步作用，但是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导致其在革命实践中不能广泛地发动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在列宁看来，这是“孙中山的党”的致命弱点，正因为此，共和国难以巩固。而中国共产党则如列宁所期望的，不仅批判吸收了孙中山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而且克服了“孙中山的党”脱离群众这一弱点。毛泽东曾强调指出，在革命战争中，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中国共产党依靠这一“铜墙铁壁”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同样要筑起“铜墙铁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只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才能充分发挥其领导和管理国家的职能。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内依然存在着脱离群众的现象，少数党员干部受不良作风的影响导致局部地区的党群干群关系十分紧张，从而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与团结。针对这一问题，中共十八大做出了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决定，以清除党的作风之弊，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实现中国梦构筑“铜墙铁壁”。 注释： ①③④⑨(14)(2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292、291、292、292、296页。 ②⑤⑥⑦⑩(13)(16)(17)(18)(19)(22)《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208、129、128、128、129、129、129、130、129、129页。 ⑧(12)李侃等：《中国近代史(1840—1919)》，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38、392页。 (11)(15)(20)(21)《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209、208、209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标签：辛亥革命论文; 孙中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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