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概念与中国的对外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概念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外交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尽管还继续从欧美社会学习使用新概念，但已经强烈意识到必须创造能准确表达中国身份、国际定位以及战略需求的概念。冷战结束以来，“新安全观”、“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都是中国根据国内、国际社会发展做出的创新，也适应了时代的需求。新概念体现出中国身份定位、战略利益以及与国际社会关系的演变。这些概念不仅源于实践，也反映了实践的转向，尤其是核心概念的创造和使用具有信号灯和利益融合的作用，是理念变革的先导。
随着概念变迁，中国出现了“新外交”，①其重要表现之一是新世纪前后中国外交呈现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总体布局。但是对其中的“周边”概念，论述的文献较少。与众多学者研究21世纪以来外交概念的变化有所不同，本文试图分析在20世纪90年代成型的“周边”、“周边环境”、“周边安全环境”概念的生成机理及其对相关学术研究和中国世界秩序观念的影响。②笔者认为，国家战略目标与地区秩序是中国外交理念中“周边环境”产生的推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战略目标为这一概念创造出巨大的需求，而东亚地区秩序的变革则提供了中国理解地区事务的途径，某种程度上是“周边环境”概念的供给方。中国为了实现战略目标而创造出“周边环境”这个概念，以此来动员国内力量，同时对外宣示中国正集中一切有利资源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周边”、“周边环境”与“周边安全环境”概念
对《人民日报》发表的对外关系文章中使用“周边”、“周边环境”以及“周边安全环境”概念的统计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这三个概念陆续出现在党报上。不过，三个概念的使用并不均衡，“周边”使用最多，其次是“周边环境”，再次是“周边安全环境”。其中，“周边”概念的使用在1992年前后达到了一个顶点，而“周边环境”概念的使用自1993年后相对稳定(如图-1所示)。
图-1 《人民日报》含“周边”、“周边环境”及“周边安全环境”概念的文章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人民日报》数据库整理。
“周边”一词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在论述中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研究的文献中。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③1987年，“周边环境”概念才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1987年7月，张爱萍将军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时认为：“我国周边环境还存在着多种不安全的因素，领土领海受到威胁，并正受到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侵犯。”④同年12月，北京国际战略学会举行年会，对周边的国际形势做了深入讨论，战略学会徐信会长正是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
1988年李鹏担任代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中国一向重视同周边各国保持和发展睦邻关系，特别关心亚洲的和平与稳定。”⑤这是“周边”一词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其范围包括蒙古、朝鲜半岛、东盟以及南亚各国，但不包括日本。同年5月，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在会见缅甸客人时强调：“中国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尤其重视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⑥12月，中国社科院学者李琮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认为：“任何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在广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同时，都首先与自己的周边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因为它们与这些邻国有传统的经济往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有更方便的往来条件，这也是地区性经济集团得以形成的原因。”⑦
从和平发展的角度重视国际环境变革并不始自80年代，但是80年代后期的一个创造性贡献是中国意识到“周边环境”也要和平。早在197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众议院院长艾伯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罗兹时就指出：“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⑧1990年10月，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纽约亚洲学会发表演讲时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一向重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亚洲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⑨1990年12月，张国成在回顾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进展时提出，双方“都需要有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这些，决定了我国重视发展同东盟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国将要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⑩
1990年12月，钱其琛外长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是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40年来最好的时期。”(11)1991年3月，李鹏总理在八五计划纲要报告会上提出：“我国政府大力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以此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现在是建国以来我国同周围邻国关系的最好时期之一。”(12)5月，江泽民出访苏联在莫斯科演讲时指出：“中国重视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13)此时的“周边”已经明确包括日本。7月1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时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保持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14)1991年12月，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在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出：“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5)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国外向全世界宣布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重要性。
与“周边”和“周边环境”概念相比，中国学术界较多使用“周边安全环境”概念分析中国面临的战略形势。1990年4月，程林胜在《国际政治研究》刊文指出，中国要进一步促进和保持周边安全环境的长期稳定，要敢于涉足亚太地区的区域性经济合作，以收获经济、战略和安全上的好处。(16)同年，郗润昌在《世界新秩序的演变趋势与国际安全》一文中提出，中国的安全环境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组成：全球安全环境、地区安全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尽管全球安全环境转好，但周边仍然问题颇多。(17)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指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尽管这一表述并没有采用“周边环境”这一概念，但此后一个阶段中国学术界对亚洲形势的判断基本秉持了党在政治报告中的论断。
官方对“周边安全环境”概念的使用多与军事、安全联系在一起。1992年12月，江泽民在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年茶话会上强调军队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长期稳定的安全环境”。(18)1993年1月，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19)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使用“周边安全环境”概念。不过，江泽民的这一讲话直到2006年《江泽民文选》出版时才公布。在1996年6月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和东盟“就双边关系、地区形势以及周边安全环境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并取得了广泛的共识”。(20)这是“周边安全环境”概念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199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在分析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时采纳了“周边环境”概念。政治报告提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实际上，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普遍使用“周边环境”一词来描述中国对亚洲形势的判断。使用“周边环境”一词的次数排在前三位的领导人依次是李鹏(36次)、江泽民(13次)和钱其琛(11次)。此外，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等机构的最高领导人都先后使用过“周边环境”概念。
可以说，正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周边”、“周边环境”以及“周边安全环境”等概念，不仅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也逐渐成为中国官方表述国际形势、外交战略与亚太政策的正式用语。李鹏担任政府总理之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非常重视对“周边”的形势分析。在199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周边的论述已经被放在第一位，代替了此前以中美、中苏关系为论述框架统领全局的国际形势分析，外交的布局顺序也转变为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1993年3月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七部分“关于我国的外交工作”在表述“周边国家”和“周边环境”时，其范围已经包括俄罗斯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
从“周边环境”概念的使用来看，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李鹏总理从1988年3月开始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成员包括外交部长、外经贸部长、中联部长、国防部长、人民日报社长及两名顾问。钱其琛从1991年4月开始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秘书长。1996年，江泽民接替李鹏担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这是该小组在历史上第一次由最高领导人担任负责人。这或许印证了国外学者关于该机构在中国对外战略形成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观点。(21)
冷战结束与苏联解体是中国周边环境发生变革的国际背景。具体而言，在中国决策层改变原有的外交概念和认知模式，引入“周边”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时，究竟有哪些重要的因素促成了这种转变？探讨“周边”以及“周边环境”概念生成的国内国际背景，以及对中国对外关系模式的影响，是本文论述的一个重点。
二、经济增长目标与中国经济的亚洲化
社会需求的变革是观念生成的条件，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国家战略目标的革新是首要条件。“周边环境”上升到与国际环境同等重要的地位，与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的外部条件和亚太安全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对外战略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观念，首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王正毅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顺利转型的国家战略目标是“追求经济持续增长、维持社会稳定”。(22)章百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了外交工作要配合国家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23)时殷弘在解释中国对外战略变革时提出了“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两个概念，认为中国对外战略目标已经包括了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24)在经济主义的目标下，不难理解中国领导人对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强调。自1975年开始，无论是会见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还是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都表达了中国需要一个好的环境、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发展自己的愿望。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种经济建设和外部环境的关联性还只存在于像邓小平等少数领导人的观念中，那么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经济增长作为一种国家战略目标更具有迫切性。
第一，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中国领导人认为必须搞好经济才能让中国不倒。从1989年10月9日匈牙利局势变动开始，到1990年4月23日李鹏总理访问苏联为止，中央领导人几乎每个月都要讨论东欧国际形势，时间短的时候甚至才间隔5天。在1989年12月的一次国际形势讨论会上，李鹏总理提出：“在对外关系上，要坚持原则，多做工作，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25)1990年3月3日，江泽民和李鹏去邓小平处听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邓小平强调：“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26)1991年12月27日，在李鹏主持的国际形势讨论会上，江泽民指出：“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什么也不怕。”(27)1993年7月，江泽民在第八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明确宣布：“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周边环境，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28)同年11月，江泽民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会见美国总统克林顿时指出：“经济是基础。一切政治归根到底都是为经济服务的。一个国家不搞好经济，不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是难以稳定的。”(29)从领导人的讲话来看，对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是有共识的，而且是从政治的角度强调经济问题。
第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发展差距，特别是与东亚“四小龙”的发展差距对国内政治稳定构成挑战，包括统一大业。1990年，长期主管经济工作、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薄一波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我国周边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近年来都有较快的发展，我们面临着挑战。国家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求我们必须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不如此，就不能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30)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率要高于中国。对东亚地区来说，1985年9月签订的“广场协议”是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日本汇率政策调整以及在美国遭受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冲击，迫使日本企业不得不逐渐重视对亚洲的直接投资。此外，亚洲新兴经济体借助日本与美国经济战的机会，通过出口导向战略获得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亚洲经济的生产结构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如图-2所示，在1986-1991年这六年间，东亚“四小龙”中始终有某一个经济体的增长率超过中国，这种经济增长率的差异给中国社会造成强烈的危机感，尤其是在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开始持续超越东亚“四小龙”，特别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保持了稳定，且至今仍保持高位运行。
图-2 中国与东亚“四小龙”经济增长率比较(1985-2001)
数据来源：UNCTAD。
第三，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加速了中国国际贸易亚洲化的趋势。实际上，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与东亚经济体保持进一步的经济联系已经成为政府的优先发展目标。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认为“沿海地区，从南到北，正在形成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但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压缩了中国开放的空间。1990年前后，中国与欧美的贸易额有所下降，不得不把开放的方向转入周边地区，特别是东亚“四小龙”。1991年1月通过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主张“进一步贯彻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与此同时，积极发展同内陆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31)如图-3所示，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际贸易主要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之间进行，三个地区的比重基本保持平衡。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与亚洲贸易的增长速度开始大大超越同欧美国家的贸易。传统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无法解释中国与欧美发达社会的贸易竟然慢于、少于和发展中亚洲的贸易，1999年，中国同亚洲的贸易突破2000亿美元。如果加入政治变量，那么就容易理解中国国际贸易的方向与中国外交战略对周边的重视存在极强的关联性。(32)
图-3 1981-1999年中国同各大区域的国际贸易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三、地区秩序转型与“周边环境”概念的完善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周边发生了重大的地区秩序转型。中国与东盟关系逐步改善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迅速建交是两个最重大的变动，前者是地区内多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和中国关系的改善，后者是集团解体之后多个国家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就“周边环境”概念在决策界和学术界的使用而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改善尤其重要。与中亚国家还处于民族国家建立、政府机构完善以及外交规范学习不同，东盟较早就融入了现有的国际秩序。建立于1967年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东亚地区唯一的多边安全机构，它对地区秩序的理解不仅早于中亚国家，也早于中国。中国从与东盟的互动中很快了解、认识并学习到地区观念和秩序，其典型体现和最终成果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在党的政治报告中纳入“周边环境”的论述。
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改善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东盟调整对华关系的动力是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变化，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迫使东盟改变反华姿态，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这三个和美国关系良好的国家先后同中国建交。1988年11月，李鹏总理访问泰国时提出了关于建立、恢复和发展同东盟各国关系的四项原则，当时泰国总理差猜·春旺刚上任3个月，陪同李鹏出访的还有罗干和钱其琛。(33)
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与东盟关系的改善最终取决于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大国，在东盟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89年2月，外交部长钱其琛利用到东京参加日本天皇葬礼的机会会晤了印尼总统苏哈托，双方发表“三点一致意见”，表示将积极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这被外界誉为“一个划时代的事件”。(34)1989年3月，泰国总理差猜来华访问，邓小平在会见差猜时指出：“随着中国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新加坡同中国的关系也会有新的发展。这样，中国和整个东盟将建立比较完全的关系。”(35)中国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对印尼实现经济增长和维持在东盟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36)1990年8月，中国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至1991年9月，随着新加坡、文莱相继同中国建交，中国已同所有的东盟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全面改善之后不到3个月苏联解体，在此期间，东南亚局势再度朝着和平稳定的局面发展。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布局中，柬埔寨问题是一个检验大国关系好坏的试金石，中国谋求与苏联、越南关系的改善与此直接相关。1991年10月，柬埔寨和平协议正式签署。通过多边途径解决柬埔寨问题之后，中越两国很快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和领导人互访。11月底李鹏访问越南，越共总书记杜梅最关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坚持。(37)此后不到一个月，苏联解体。12月27日，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致电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2个中亚国家，宣布中国承认这些国家的独立，并准备与之谈判建交。这说明中国对周边局势的解读和布置是由来已久的。
与东盟的互动促使中国从多边的角度思考安全环境。(38)1991年7月，东盟首次邀请中国外长出席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这被认为是中国-东盟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1992年1月，第四次东盟首脑会议加强了地区经济合作，东盟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中国学者认为，新东盟在重新思考周边安全环境，亚太地区基本没有国家能够对其安全构成直接、现实的威胁，可以构建新的地区安全框架。同时从安全范畴来看，东盟国家认为长期稳定与繁荣已经超越保障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主要考虑的问题，而从安全手段来看，经济增长与合作是重要途径。(39)不过，在全球军费持续减少时，东盟国家却迅速增加军事力量，有学者认为“东盟国家对周边安全环境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家安全内容做了重大调整……通过增强本国和东盟组织整体的军事力量，从而确保东盟在未来同新的力量较量中处于安全稳定的地位”。(40)
1994年7月，东盟创立“东盟地区论坛”(ARF)，并邀请中国参加。对东盟而言，以集体的力量通过协商一致来制衡日渐崛起的中国，是一种不同于处理对美国关系的思路。(41)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会上指出，中国在亚太地区有三项基本的安全目标：“本国的稳定与繁荣，长期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以及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话与合作。”(42)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东盟地区会议上提出周边安全战略目标。1996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的正式对话伙伴。7月23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第三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表示，亚太地区已步入一个持久的和平发展时期。中国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健康发展，不仅得益于稳定安宁的地区环境，也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将是中国面临的持久课题，中国将继续积极致力于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履行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和义务。(43)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提出摈弃冷战思维，顺应时代潮流，共同培育和推广新的合作安全观。1997年3月，东盟地区论坛建立信任措施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多边安全对话会议，表明中国支持东盟在论坛中发挥主要作用。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使经济与安全的关联性进一步融合，也突出了中国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塑造能力。事实上，从1996年开始，“中央多次研究经济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44)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采取人民币不贬值政策赢得了东盟的信任和赞赏。“这既是对各国战胜金融危机的有力支持，也符合我们的自身利益。事实上，如果亚洲乱了，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而当我们起了稳定作用，对各国克服困难提供了帮助时，就是利人，也利己。”(45)1997年底，中国与东盟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的联系日益被学术界和政策界所关注。(46)
世纪之交时，中国学术界对周边安全环境的研究与认知已经大为扩展。第一，认识到美国因素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是一个突出特点，强调不与美国发生冲突；(47)第二，周边安全环境呈现出地区的差异性，试图按照利益关联性对周边国家分类；(48)第三，明确提出周边安全环境的维护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49)第四，随着中国经济的日渐崛起，中国学者强调中国在周边不仅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有必要通过加强经济区域合作巩固和提升塑造能力；(50)第五，从战略规划的角度视周边安全环境为国家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未来的安全战略至少包括“构建周边安全机制，营造睦邻友好的安全环境”。(51)朱听昌在《新世纪中国安全战略构想》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安全战略包括“外交、国防、构建周边安全机制、参与改造国际体系、增强综合国力”等五个方面。(52)可以说，2000年前后，“周边安全环境”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安全问题的重要议题，融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体系中。
四、“周边”与中国对外关系模式的革新
“周边”及“周边环境”概念的提出和完善，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的国际政治观完全超越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框架。在中国的国际战略规划中，“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地带”以及“三个世界划分”曾经是冷战时期中国最具独特性的指导性纲领。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三个世界划分”被放弃，其“对外交政策已没有什么影响”。(53)不过，美苏冷战的对峙结构对中国外交的制约还是很明显的。我们注意到，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外交史教材的编排还是按照美苏两强、第二世界及发展中第三世界等展开的。例如，谢益显教授主编并出版于1995年的《中国外交史》，其论述框架基本还是“三个世界”的表述，有关“周边”的论述分散在各章中，而不像现在单独把周边作为一个分析板块。在全书277页的篇幅中，周边的相关论述只有20多页。(54)
经过大约20年的探索，上世纪90年代后期“周边环境”上升到与“国际环境”同等重要的地位。这表明，中国在思考外部世界时，中国周边的发展经验进入了领导层的安全外交决策过程。对于一个经济上还不发达、现代外交经验相对欠缺的大国来说，经营好周边是一项务实的考虑。中国确立以经济增长而不是“世界革命”为目标，本身是对国际格局与地区秩序转型的反应，而“三步走”现代化目标的阶段性规划意味着中国首先要在经济上超过周边地区，才能缩小与世界先进的距离。因此，“周边”概念的诞生也表明中国对外关系中存在一种类似经济务实主义的思路。此种经济先行的思路在随后10年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拓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利用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联加强了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
加强周边的地位，似乎还要注意到中国对海上邻国及海上疆域的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中国军方的战略目标已经逐步从“近岸防御”调整为“近海防御”。冷战结束前后，美苏军队相继撤离东南亚。1995年3月，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强调“加强边防海防建设，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55)1996年5月，中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随后召开海军会议，重申了保护海洋权益的问题。1997年，党的政治报告指出“良好的周边环境”至关重要。由此，可以判断“周边”概念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含有对中国发展海上力量、维护海洋利益的关注。毫无疑问，从海洋、军事的视角看待中国“周边”，中国对外关系的视野、深度和复杂性都将发生变化。与历史上中国长期忽视海洋、不重视经济增长不同，当代中国开展周边外交更加平衡、更具策略性，可以说是以政经合一的方式提升中国的地区影响力。
当然，“周边”作为一个专业术语，确切的定义还可以继续探讨。例如，在中文语境中，“周边”的“周”主要指封闭体系的四周，“边”主要指封闭体系的边缘，“周边”一词在历史上很多时候含有“华夏中心”—“蛮夷边缘”的关系。(56)有论者指出，中国学者使用“周边安全”和“周边外交”概念时，需要认识到“边”的含义本身具有防御性、等级性、封闭性的特点，谈外交更好的词汇是“邻”，比如近邻外交、睦邻外交等。(57)
近期，随着美国在东亚权势和战略的变更，产生了一种东亚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局面，不少人对中国以经济手段主导周边关系产生了忧虑和质疑。从西方大国200多年的经验看，中国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战略不能改变，这是解决所有重大问题的前提。说中国只使用经济手段而不注重安全因素，是对中国周边外交的误解。早在90年代中期，中国在东盟的会议上就提出了新安全观，并在上海合作组织中进一步加强了地区安全，但周边局势的复杂变化对中国周边战略规划和执行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加需要协调安全和经济实力提升之间的复杂关系。“周边”作为分析层次和中国外交的板块，其内涵逐步扩大，美国不是中国的邻国，但却是对中国与周边关系产生极大影响的“特殊周边”，如何把美国因素纳入“周边”框架中加以分析是一项挑战。
此外，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对“朝贡模式”进行了深入的重新挖掘与探讨，找回许多富有新意的历史叙述，并总结出中国与邻国的互动模式。这是一种回到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思考中国与周边关系的探索，毕竟中国的周边环境颇具独特性，不能奢望从以欧洲为历史原型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发现中国的历史，还是要更多依靠自己来总结。与此同时，需要更多学者投入精力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周边关系的历史经验，毕竟这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生成的关系。
五、结论
中国领导人使用“周边”、“周边环境”、“周边安全环境”等概念的顺序如下：李鹏总理于1988年初首先使用“周边”概念，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于1991年底首先使用“周边环境”概念，而江泽民总书记于1993年初首次使用“周边安全环境”概念。总体来看，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对这三个概念的使用起了关键作用。在中国的语境中“周边”的范围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中国政府最初表述“周边”时，其范围不包括原苏联和日本，1991年5月首次纳入日本，1993年3月扩大到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随着“周边”成为独立的分析层次和政治话语，此前“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政治观已经完全消失。中国领导人的世界秩序理念更加符合一个崛起大国的需求，既可以从周边的发展中获得更加贴近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也可以通过经营周边学习、历练外交能力，加强中国对周边局势的塑造。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经济增长作为国家战略目标更具有迫切性，而周边是中国获得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动力和依靠。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必须搞好经济才能让社会主义中国不倒。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才开始持续十多年超越东亚“四小龙”。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则加速了中国国际贸易亚洲化的趋势。90年代以来，中国与亚洲贸易的成长速度开始大大超越同欧美国家的贸易，这是中国政治以及对外政策上注重亚洲和周边的原因和结果。
“周边”以及“周边环境”进入中国决策层，作为对地区秩序有深入理解和安排的东盟起了重要作用。中美苏三角互动促使一些东盟国家改善对华关系，中国与印尼恢复外交关系收到了良好的战略效应，大大增进了中国的地区发展空间。中国从与东盟的互动中很快了解、认识到地区观念和秩序，其典型体现和最终成果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在党的政治报告中纳入“周边环境”的论述。与国际关系研究中认为大部分中国国际关系的概念都从西方学习不同，“周边”概念的融入主要得益于中国与东盟的互动，可以说是中国在总结、反思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现代中国周边关系运行机制的一项创造性应用。
东亚金融危机进一步融合经济与安全的关联性，也突出了中国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塑造能力。2000年前后，“周边安全环境”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安全问题的重要议题，融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周边”等概念显示，中国愿意以一种更加平等和系统的思路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包括注重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平衡，这与传统中国强调朝贡的路径是很不相同的。
本文初稿曾在2010年5月外交学院举行的“国际安全研究前沿”学术研讨会、2011年6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中国周边安全与治理：理论、经验与问题”青年学者论坛上做过介绍，笔者感谢魏玲、翟昆等学者的建设性意见。此外，笔者还感谢《外交评论》杂志的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重要建议。
注释：
①国际方面的“始作俑者”可参考Evans S.Medeiros and M.Taylor Fravel,"China's New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Vol.182,No.16,November/December 2003,pp 22—35。国内的早期研究可参考阎学通等：《中国外交走向成熟》，《世界知识》，2003年第3期，第30—35页。
②近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国际战略和对外交往中所使用的概念的考察越来越深入。相关文献可参考周永生：《“经济外交”概念在中国使用情况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67—70页；郭新宁：《试论军事外交的概念、定位及功能》，《外交评论》，2009年第3期，第48—57页；牛军：《改革开放30年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再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4期，第101-103页；约瑟夫·奈、王缉思：《中美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第6—12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22页。
④张爱萍：《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人民日报》，1987年7月24日，第1版。
⑤李鹏：《政府工作报告—1988年3月25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人民日报》，1988年4月5日，第1版。
⑥《吴学谦会见缅甸外长钱其琛宴请吴耶贡》，《人民日报》，1988年5月6日，第4版。
⑦李琮：《1988年西方经济：回顾·思考·展望》，《人民日报》，1988年12月20日，第7版。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5页。
⑨《钱其琛外长在美国亚洲学会发表讲话 阐述亚洲形势和中国立场》，《人民日报》，1990年10月4日，第6版。
(10)张国成：《我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全面发展的一年》，《人民日报》，1990年12月19日，第7版。
(11)郑园园、果永毅：《钱其琛外长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一年来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成就》，《人民日报》，1990年12月17日，第7版。
(12)李鹏：《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人民日报》，1991年4月11日，第1版。
(13)《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江泽民同志在莫斯科向苏联公众发表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5月18日，第6版。
(14)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7月1日，第1版。
(15)钱其琛：《独立自主努力开拓》，《人民日报》，1991年12月16日，第7版。
(16)程林胜：《九十年代世界总格局与中国》，《国际政治研究》，1990年第3期，第36页。
(17)郗润昌：《世界新秩序的演变与国际安全》，《未来与发展》，1991年第4期，第29页。
(18)罗同松：《中央军委举办老干部迎新年茶话会江泽民通报军队建设情况》，《人民日报》，1992年12月
(19)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9页。
(20)罗辉：《就中国与东盟高官磋商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人民日报》，1996年6月12日，第4版。
(21)胡菁菁：《境外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综述》，《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4期，第153页。
(22)王正毅：《理解中国转型：国家战略目标、制度调整与国际力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6期，第9页。
(23)章百家：《中国内政与外交：历史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3页。
(24)时殷弘：《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31-44页。
(25)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237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448页。
(27)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第262页。
(28)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314页。
(29)同上书，第332页。
(30)薄一波：《提高产品质量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民日报》，1990年12月16日，第2版。
(31)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人民日报》，1991年1月29日，第1版。
(32)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贸易围绕着国旗进行”的说法，比较早的一篇英文文献可参考Brian M.Pollins,"Does Trade Still Follow the Fla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3,No.2,1989,pp.465—480。国内一项相关研究认为，“出访周边国家并不受经贸关系的影响，更多是基于政治和战略等因素的考虑。双边经贸关系在与周边关系中处于次要地位，但出访活动会对贸易状况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不过，该文对“周边”的定义不包括日本，而且在案例中主要选择俄罗斯作为周边的样本进行论证。参考杨霄、张清敏：《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与外交布局》，《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1期，第25—48页。
(33)李鹏：《和平 发展 合作：李鹏外事日记》，第154页。
(34)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35)《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编写组：《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北京：台海出版社，2011年，第196页。
(36)参考张洁：《印尼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缘由》，载唐世平等主编：《冷战后近邻国家对华政策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14—130页。
(37)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第438页。
(38)Alice D.Ba,"China and Asean:Renavigating Relations for a 21st-century Asia",Asian Survey,Vol.43,No.4,2003,pp.622—647.
(39)邓方、栗建芳：《东盟合作进入新阶段》，《国际问题研究》，1992年第4期，第11页。
(40)方柏华：《东盟军事力量近期迅速增强的情况及其原因浅析》，《东南亚研究》，1993年第4期，第31页。
(41)[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作者序言，第30页。
(42)《钱其琛在东盟论坛会议演讲阐述中国对亚太安全和合作立场》，《人民日报》，1994年7月26日，第6版。
(43)《钱其琛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发表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7月24日，第6版。
(4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3页。
(45)2001年9月10日，钱其琛在北京大学作报告时指出这一点。参见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90页。
(46)Wang Zhengyi,"Conceptualizing Economic Security and Governance:China Confronts Globalization",The Pacific Review,Vol.17,No.4,2004,pp.523—545.
(47)黄仁伟：《中国面向二十一世纪保持国际环境稳定的战略选择》，《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1期，第46页。
(48)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国际安全环境》，《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1—2期，第29—30页。
(49)张小明：《邓小平关于稳定周边的战略思想》，《国际政治研究》，1998年第1期，第9页。
(50)刘靖华：《中国国际战略：相关理论与现实思考》，《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第3—4期，第59页；唐世平：《理想安全环境与新世纪中国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第47页。
(51)周桂银：《新世纪的国际安全与安全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年第1期，第70页。
(52)朱听昌：《新世纪中国安全战略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1页。
(53)对这种观点的介绍，参考何方：《记李一氓同志的为人和他的几个重要观点》，《百年潮》，2001年第5期，第23—24页。
(54)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1979-1994)》，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55)李鹏：《政府工作报告——1995年3月5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人民日报》，1995年3月20日，第1版。
(56)作者感谢《外交评论》杂志的匿名评审人指出“周边”一词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并不是一个现代词汇。中国历史上对边疆治理积累的各种说法、经验值得撰文加以介绍。
(57)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李永辉教授在2011年6月“中国周边安全与治理：理论、经验与问题”青年学者论坛上提到的一个观点，笔者认为具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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