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身份调节最后通牒博弈的公平关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最后通牒论文,群体论文,公平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公平关注(fairness considerations)，即自我收益与他人收益的比较，是社会互动中一个较强的动机性驱动力(Radke，Güro
lu，& de Bruijn，2012)。近年来，基于经济博弈的行为研究证明，个体不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纯粹理性人，他们更在意自己与他人的相对收益(Camerer，2003；Yamagishi et al.，2009)。探讨资产分配中公平关注的一种方式就是要求个体参与经济交易博弈，如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UG)，并检验其行为反应和/或大脑活动(Güth，Schmittberger，& Schwarze，1982；Rilling & Sanfey，2011)。UG任务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博弈情境，其中提议者提出自己与其他玩家(反应者)如何分配给定金钱的提议。当反应者接受提议时，两人获得相应的金钱；当反应者拒绝提议时，两人什么也得不到。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反应者常常拒绝那些低于总额20～30％的提议，并且随着反应者所得金钱的降低，提议拒绝率会急剧升高(Camerer，2003；Güth et al.，1982；Rilling & Sanfey，2011；Yamagishi et al.，2009)。 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倾向于凭借某些标签将互动对象做组内/组外成员的清晰区分，这种区分能够帮助个体形成双方是否属于同一社会群体的感知，进而影响其互动时的心理加工与行为决策。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认为，当个体的群体身份在群际情境中变得十分凸显时，往往会导致组内偏袒或者组外歧视，即给予组内成员更多的资源和正性评价或给予组外成员分配较少的资源和负性评价(Otten & Wentura，1999；Tajfel，1982；Tajfel & Turner，1979；Zhang & Zuo，2006)。大量证据表明群体身份知觉能够影响个体在经济决策中的他人关注行为(Baumgartner，G
tte，Gügler，& Fehr，2012；Bernhard，Fischbacher，& Fehr，2006；Brüne et al.，2012；McLeish & Oxoby，2011)。例如，McLeish和Oxoby(2011)的实验设置了启动共同性身份、启动区分性身份和启动非特定身份三种条件，并比较了不同条件下UG博弈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启动共同身份条件下被试表现出最多的合作行为，而启动区分性身份条件下被试表现出最少的合作行为。Brüne及其同事(2012)通过告知反应者与其互动的提议者是否来自于其同伴群体，来操纵反应者与提议者之间的组内—组外区分。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组外提议者提供的不公平提议，反应者更多地选择接受组内提议者提供的不公平提议。大量文献表明，即使最简单线索操纵(即一个随意的标签)都足以形成隶属于某一共同群体的意识(Chen & Li，2009；Hewstone，Rubin，& Willis，2002；Zhang & Zuo，2006)。 迄今为止探讨群体身份影响公平关注的脑电研究尚不充足，已有研究侧重探查社会距离(人类同伴vs.电脑同伴；朋友vs.陌生人)对公平关注的影响(Campanh
，Minati，Fregni，& Boggio，2011；Wu，Leliveld，& Zhou，2011；Wu & Zhou，2012)。内侧额叶负波(medial frontal negativity，MFN)是ERP研究中与公平关注密切相关的脑电成分，分布于额中央区域的负性成分，大约在250～350 ms内达到峰值，源定位于前扣带回区域(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Gehring & Willough，2002)。已有研究发现MFN对社会预期或社会规则的违反十分敏感，并且在经济交易博弈中，不公平提议引起的MFN要大于公平提议引起的MFN(Boksem & De Cremer，2010；Hewig et al.，2011；Polezzi et al.，2008)。例如，Boksem和De Cremer(2010)采用UG任务的研究发现，不公平提议引起的MFN显著大于公平提议引起的MFN，而且这种效应在更关注公平感的被试身上更为明显。在最近的几个研究中，社会距离(人际关系：朋友vs.陌生人)对MFN的影响存在不一致的结果。如Campanh
等(2011)采用UG任务探讨人际关系(朋友或者陌生人)对提议公平性加工的影响，研究要求被试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朋友进行互动。结果发现，被试与朋友互动时会接受更多的不公平提议，并且不公平提议相比于公平提议引起的MFN成分更正。而Wu等(2011)要求被试充当独裁者游戏(Dictator Game，DG)中的反应者，并从朋友或陌生人那里获得公平或不公平提议。结果发现当与朋友互动时，不公平提议相比于公平提议引起更负的MFN；而与陌生人互动时不公平提议和公平提议引起的MFN没有显著差异。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研究将真实的人际关系引入博弈情境，更符合现实互动情境，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但是现实生活中建立的人际关系包含了社会距离、人际相似性、共情、信任等诸多因素，使得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和解释研究结果及可能影响因素。例如Campanh
等(2011)将朋友互动时MFN极性偏转归因于人际交往的长期利益或伤害友谊的后悔预期，而Wu等(2011)则从被试对朋友/陌生人的互动预期角度来解释人际关系对MFN的效应。因此，真实人际关系的混杂性可能导致了两项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另外，由于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广泛的群际互动，群际关系(组内vs.组外)也是社会距离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研究者可以借助于某些实验范式界定群体身份变量。探究群体身份对公平关注的影响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人际间博弈的有关研究发现，还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人际关系与公平加工之间关系的研究。由于以人际关系为变量的已有研究存在共同的MFN成分，且Wu等(2011)研究表明P300不受人际关系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以MFN为指标，探究群体身份如何调控最后通牒任务中反应者的公平关注。 本研究另外关注的一个脑电成分是参与早期注意加工和资源分配的前部N1(anterior N1，AN1)，分布于额中央区域的负性成分，在刺激呈现后120ms左右达到峰值(Boudreau，McCubbins，& Coulson，2009；Carretié，Mercado，Tapia，& Hinojosa，2001；Ito & Bartholow，2009；Ito & Urland，2003；Kubota & Ito，2007)。AN1的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种族知觉与分类加工方面，这些研究结果表明AN1波幅会受到知觉目标所属种族的调控，表现为异族面孔所引起的AN1波幅要大于同族面孔(Ito & Urland，2003，2005)。一些研究者认为，AN1的种族效应是由注意与分类加工所引起的，即它反映了个体无意识地指向种族信息并自动化编码种族信息的过程(Ito & Bartholow，2009)；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AN1不仅对种族信息敏感，而且那些具有较高威胁性或比较新颖独特的刺激同样也会诱发更负的AN1，因此AN1反映了一种无意识的警觉机制，即个体的注意能够迅速并相对自动化地指向并加工那些具有潜在消极意义的刺激(Carretié，Hinojosa，Mercado，& Tapia，2005；Dickter & Barthotow，2007；Kubota & Ito，2007)。例如，Ito和Urland(2003，2005)发现，当被试为白种人时，黑人面孔相比于白人面孔诱发更大的AN1。更为重要的是，新近研究也发现，AN1在社会互动领域当中同样存在相似的效应。Wu和Zhou(2012)采用最后通牒任务，探讨了互动对象(电脑或人)和域(损失或获益)对公平加工的影响。研究发现，获益域条件下人际博弈比人机博弈诱发了更负的AN1。Boudreau等(2009)也发现，在一项人际决策任务中，互动双方利益冲突比利益一致时诱发了更大的AN1。本实验的另一目的就是探究在群际互动情境中，群体身份是否影响最后通牒博弈中反应者对不同提议的早期注意加工。 本研究采用ERP技术，通过最简群体实验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MGP)操作了UG博弈中反应者和提议者的组内或组外状态，进而比较了被试与组内提议者和组外提议者互动时的大脑活动。同时，我们通过让反应者获得极端不公平提议(1∶9)、中等不公平提议(3∶7)或公平提议(5∶5)来操纵UG任务中提议的公平性水平。因此，当前实验是一个2×3的被试内设计实验。对于AN1成分而言，基于已有研究表明AN1对负性刺激或冲突情境敏感(Boudreau et al.，2009；Ito & Bartholow，2009；Ito & Urland，2003)，同时组外成员是一个更为危险和负性的刺激，我们假设一：与组外成员互动会比与组内成员互动诱发更负的AN1。对于MFN而言，基于已有研究表明MFN对社会规则的违反十分敏感(Boksem & De Cremer，2010；Hewig et al.，2011；Polezzi et al.，2008)，我们假设二：极端不公平提议和中等不公平提议都要比公平提议引起更负的MFN，它反映了大脑对一般社会预期违背的加工。另外，依据社会认同理论(Tajfel，1982；Tajfel & Turner，1979；Zhang & Zuo，2006)，凸显的群体身份能够影响个体的认知聚焦以及情绪与行为反应，因此反应者可能会根据互动对象的群体身份而改变其预期和注意，并预期组内成员会更为公平或互惠，而组外成员则更为竞争或敌对。这种对不同群体成员互动预期的变化，可能使组内成员提供的不公平提议被反应者知觉为更强烈的公平规则违背，进而诱发更负的MFN；而使反应者认为组外成员提供的不公平提议则是合理或符合预期的，进而产生较小的MFN。 2 方法 2.1 被试 被试为15名在校学生，8男7女，年龄范围为19～24岁，平均年龄为20.93岁。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没有精神病史，且在实验前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所有被试实验前均被赋予20元的基础基金，并被告知根据其在任务中的收益给予额外的金钱奖励。但是，无论其在任务中的收益如何，所有被试最后都会获得10元的额外奖励。我们招募了4名研究生(男/女性各一对)作为实验助手充当UG任务中的提议者，为了排除性别因素对公平关注的影响，每名被试都将与一对同性别的提议者相匹配，共同完成最后通牒任务。 2.2 任务和程序 根据已有研究(Grecucci et al.，2013；Wu，Hu，Van Dijk，Leliveld，& Zhou，2012；Wu & Zhou，2012)，最后通牒任务中待分配金钱额度为10元，采用圆饼作为分钱提议的呈现方式，圆饼中的红色部分表示提议者分给反应者的金额，蓝色部分表示提议者留给自己的金额，通过分组红蓝色在被试间进行平衡。为了简化提议者的选择空间以及实验难度，分配提议选择1∶9、3∶7、5∶5三种类型。采用Photoshop统一处理照片像素、大小、背景、亮度、对比度和彩色饱和度，以确保刺激材料的一致性。 当被试来到实验室后，他需要完成一个图片选择任务，并根据选择结果决定其与两名同性别实验助手的群体关系。这个任务包含一对同性别实验助手的一寸照片，两张照片反面放在桌上，要求被试从中选择一张。在任务开始前，我们告知被试两名实验助手已经被随机分配到红组或蓝组，并且他将与所选择的同伴隶属于相同的组别。实际上，实验助手的组别分配是由被试在图片选择任务当中的选择结果决定的，进而保证被试所属组别的顺序在红组和蓝组之间平衡。在完成图片选择任务之后，被试与两名实验助手相见，分别佩戴上相应颜色的胸章。之后，被试与两名实验助手被告之，他们将分别坐在不同的房间内，通过局域网共同完成UG任务，其中被试充当反应者，两名实验助手则充当提议者，以及为了降低任务难度和提议选择空间，对方只能从提议1∶9、3∶7、5∶5中进行选择，冒号前数字表示分给反应者的金额，冒号后数字表示提议者自己保留的金额。为了强化群体身份操纵，被试被告知实验结束后将通过比较各组成员的平均收益来判定两组胜负(Rilling，Dagenais，Goldsmith，Glenn，& Pagnoni，2008)。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胜负信息是营造组间竞争情境进而凸显个体群体身份的一种手段，只包含组间胜负比较的言语反馈信息，不附带任何实质性的金钱奖励或惩罚。 随后，我们采集被试与两名实验助手的照片，作为实验情境的提示线索。被试坐在电屏蔽室的椅子上。距离电脑屏幕1 m左右。首先，让被试跟组内提议者或组外提议者进行10个练习(trials)，练习的收益不计入最后的报酬。然后，要求被试分别与组内成员和组外成员完成最后通牒任务。在每次互动前，我们会告知提议者是组内成员还是组外成员。实验流程图见图1。每个试次开始都呈现一个持续800 ms的十字，用来提示新试次的开始。在一个持续400～600 ms随机的黑屏之后，屏幕中央呈现一个划分颜色的圆饼，该圆饼代指提议者提供的提议。圆饼中的红色部分表示提议者分给反应者的金额，蓝色部分表示提议者留给自己的金额。被试需要在圆饼持续时间内尽快按键做出接受或拒绝的决定，接受分配提议按1键，拒绝按3键，按键方式在被试间平衡，超出1500 ms视为未反应。随后，屏幕上呈现被试选择的反馈，其中会呈现互动双方的照片(照片边框颜色与其所属组别颜色一致)，双方当前回合的收益以及被试目前为止所累积的收益。最后是一张持续400～600 ms随机的黑屏。
图1 被试为红方时与组内(a)/组外提议者(b)互动时trial流程图 注：彩图见电子版 实验共有2个区组，一个是与组内成员互动的区组，另一个是与组外成员互动的区组。经典UG任务往往要求玩家进行匿名的一次性博弈，但个体在实际生活中则总是与他人进行反复多次的互动；同时，频繁更换互动对象容易产生更多的脑电伪迹，因此当前实验采用重复性博弈范式，它使得个体对每回合提议的加工彼此相关，且具有较高的生态学效度(Wang et al.，2011；Wu & Zhou，2012)。根据已有采用重复博弈范式的研究(Boksem & De Cremer，2010；Campanh
et al.，2011；Marco-Pallares，Cucurell，Münte，Strien，& Rodriguez-Fornells，2011)，每个区组中3种分配提议都包含30个试次，即提议1∶9、3∶7、5∶5都有30个试次。实际上，我们为了控制反应者的行为，组内成员或组外成员作为提议者时所提供的分配提议，都是由实验前编写的电脑程序控制的。所有试次均进行伪随机排列，以确保同一提议类型不连续出现3次。另外，两个区组除指导语、提示照片和伪随机顺序外其他完全相同，并且其施测顺序在被试间ABBA平衡。实验共180个trials，正式实验前被试进行10次练习，整个实验持续约25 min。所有被试均表示相信实验中对方的选择是真人做出的。 2.3 脑电记录与分析 采用NeuroScan ERP记录与分析系统(Neuro-Scan Inc.，USA)，按国际10-20系统扩展的64导电极帽记录EEG。以双侧乳突平均值为参考，具体做法是，在记录中所有电极参考置于右乳突的一只参考电极，离线分析时再次以置于左乳突的有效电极进行再参考，即从各导联信号中减去该电极所记录信号的1/2。双眼外侧安置电极记录水平眼电(HEOG)，左眼上下安置电极记录垂直眼电(VEOG)。每个电极处的头皮电阻保持在10 kΩ以下。滤波带通为0.05～100 Hz，采样频率为1000 Hz/导。完成连续记录EEG后离线(off-line)处理数据，用Scan软件校正VEOG和HEOG(Semlitsch，Anderer，Schuster，& Presslich，1986)，并充分排除其他伪迹，波幅大于±75 μV者被视为伪迹自动剔除。 本研究分析提议呈现时段的脑电波，即刺激前100 ms(作为基线)开始到刺激呈现后400 ms(Campanh
et al.，2011；Gehring & Willoughby，2002；Hewig et al.，2011)，分析的ERP成分为AN1和MFN。图2显示了15名被试在两种互动条件下的ERP总平均波形，对总平均波幅的视觉检测发现各条件间的波幅潜伏期比较一致。根据总平均波幅的特征和已有研究，将50～150 ms和250～350 ms时窗内最小峰值作为AN1(Ito & Urland，2003；Wu & Zhou，2012)和MFN(Rigoni，Polezzi，Rumiati，Guarino，& Sartori，2010)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考虑到MFN成分可能会受到晚期正成分(P300)的影响，我们也测量组内互动与组外互动两种情境下的MFN差异波(dMFN，极端不公平提议减去公平提议)，将两种情境下的dMFN效应定义为250～350 ms时间窗口内差异波的平均波幅(Boksem & De Cremer，2010；Campanh
et al.，2011；Qu，Wang，& Huang，2013；Van der Veen & Sahibdin，2011)。以往研究表明AN1和MFN均在头皮矢状中线的波幅最大，且主要分布于前额中央区域(Boudreau et al.，2009；Gehring & Willoughby，2002)，因此选择中线上的3个电极点进入统计分析：Fz/FCz/Cz，对AN1和MFN进行2(群体身份：组内，组外)×3(提议类型：极端不公平提议，中等不公平提议，公平提议)×3(电极：Fz/FCz/Cz)的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epeated measure ANOVA)，对MFN差异波(dMFN)进行2(群体身份：组内，组外)×3(电极：Fz/FCz/Cz)的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统计结果非球形性时采用Greenhouse-Gessisser法校正P值，多重比较时采用Bonferroni校正。去除伪迹后进行ERP数据分析时，6种反馈条件下叠加平均的有效trials数目至少为26。 3 结果 3.1 行为结果 不同分配提议的接受率如表1所示。对分配提议进行2(群体身份：组内，组外)×3(提议类型：极端不公平提议，中等不公平提议，公平提议)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分配提议的主效应显著，F(2，28)=107.83，p＜0.001，
=0.89。事后检验表明公平提议的接受率(0.99±0.00)要显著高于中等不公平提议(0.47±0.08)和极端不公平提议(0.08±0.03)，ps＜0.001；中等不公平提议的接受率显著高于极端不公平提议，p＜0.001。群体身份的主效应也达到显著水平，F(1，14)=15.04，p=0.002，
=0.52，即与组内成员互动时提议的接受率(0.59±0.05)要高于与组外成员互动时的接受率(0.43±0.03)。更为重要的是，群体身份与提议类型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2，28)=6.75，p=0.012，
=0.33。简单效应检验表明，组内互动条件下极端不公平提议的接受率(0.14±0.06)要显著高于组外互动条件(0.01±0.01)，F(1，14)=5.32，p＜0.05；组内互动条件下中等不公平提议的接受率(0.63±0.10)显著高于组外互动条件(0.30±0.08)，F(1，14)=11.31，p＜0.01；但公平提议不存在组别间的显著差异。
3.2 ERP结果 3.2.1 AN1 对AN1进行2(群体身份：组内，组外)×3(提议类型：极端不公平提议，中等不公平提议，公平提议)×3(电极：Fz/FCz/Cz)的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ANOVA)，结果发现群体身份与提议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2，28)=3.59，p=0.044，
=0.20。简单效应分析发现，组内互动条件下提议公平性的主效应不显著，F(2，28)=1.95，p=0.161；组外互动条件下提议公平性的主效应显著，F(2，28)=4.03，p=0.029，多重比较表明不公平提议诱发的AN1(-3.12±0.64μV)要比中等不公平提议(-4.98±0.60μV)和公平提议(-5.05±0.51μV)更正，ps＜0.05，而中等不公平提议与公平提议诱发的AN1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1(见图2A和图3B)。电极点前后分布的主效应显著，F(2，28)=11.21，p=0.004，
=0.45，额区(Fz)的AN1波峰最负(-4.77±0.47μV)。 3.2.2 MFN 对250～350 ms的MFN最负峰值进行2(群体身份：组内，组外)×3(提议类型：极端不公平提议，中等不公平提议，公平提议)×3(电极：Fz/FCz/Cz)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提议类型主效应显著，F(2，28)=10.93，p=0.001，
=0.44。事后比较表明相比于公平提议(0.49±1.27μV)，中等不公平提议(-2.73±1.18μV)引起的MFN峰值更负，p＜0.001；极端不公平提议引起的MFN(-1.66±0.93μV)与公平提议之间的差异边缘显著，p=0.068；极端和中等不公平提议引起的MFN差异不显著，p=0.484。群体身份与提议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2，28)=3.73，p=0.046，
=0.2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组内互动条件下提议公平性的主效应显著，F(2，28)=12.72，p＜0.001，多重比较表明极端不公平提议(-2.86±0.95 μV)和中等不公平提议诱发的MFN(-3.22±1.41μV)显著负于公平提议(1.15±1.06μV)，ps＜0.01，而前两者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1；组外互动条件下提议公平性的主效应不显著，F(2，28)=2.53，p=0.098(见图2A和图3B)。电极点前后分布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2，28)=4.27，p=0.054，
=0.23，额区(Fz)的MFN波峰最负(-1.85±1.15μV)。
图2 (A)不同分配提议下Fz，FCz，Cz点ERP波形图；(B)、(C)分别为AN1(50～150 ms)、MFN(250～350 ms)的脑地形图。 注：彩图见电子版 对MFN差异波进行2(群体身份：组内，组外)×3(电极：Fz/FCz/Cz)的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群体身份主效应显著，F(1，14)=9.46，p=0.008，
=0.40，组内互动条件下的波幅(-4.03±0.86μV)要显著负于组外互动条件下的波幅(-0.28±1.03μV)(图3A)。另外，我们对中等不公平提议减去公平提议的差异波进行了分析，但并没有发现任何显著的主效应或交互作用，ps＞0.05。
图3 (A)不同互动条件下FCz点差异波波形图；(B)组内/组外互动时不同提议诱发的AN1和MFN的峰值。 注：彩图见电子版 4 讨论 已有关于真实人际关系影响公平关注的ERP研究存在结果彼此不一致等情况，且相关研究也没有深入考察群体关系对公平关注的影响。本研究借助最简群体实验范式操纵互动双方的群体身份，结合高时间分辨率ERP技术与Ultimatum Game任务，将AN1和MFN作为电生理指标，以期澄清社会距离对提议公平性评价的效应，并揭示个体加工群际互动中提议公平性的时间进程。本研究发现，组内互动时被试更多的选择接受中等和极端不公平提议，这与已有行为研究的结果相一致(Brüne et al.，2012；McLeish & Oxoby，2011)。脑电活动也受到互动对象群体身份的调控：组外互动时公平提议和中等不公平提议要比极端不公平提议引起更负的AN1成分，组内互动时不同提议诱发的AN1无显著差异；组内互动时中等和极端不公平提议诱发的MFN显著负于公平提议；而组外互动时3种提议诱发的MFN差异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大脑对提议的加工受到群体身份的调节，其中AN1反映了大脑对提议新颖性与动机冲突的检测及注意分配，MFN反映了大脑对实际提议与事先预期的对比或偏离。 4.1 AN1反映早期注意检测和资源分配 AN1是指分布于额中央区域的前部N1成分，在刺激呈现后120 ms左右达到峰值(Boudreau et al.，2009；Weinstein，1995)；早期注意监测主要指AN1成分在提议呈现后120 ms左右即可识别出来自组内或组外提议者提供的公平提议。关于种族知觉和社会分类的研究表明AN1反映了早期注意检测和资源分配，一般由威胁性或新异刺激诱发的AN1更负(Carretié et al.，2001；Ito & Bartholow，2009；Kubota & Ito，2007)；新近社会互动领域的研究也支持了AN1这种作用，表现为与人类同伴互动时，或者互动双方存在利益冲突时能够诱发更负的AN1成分(Boudreau et al.，2009；Wu & Zhou，2012)。 本研究发现群体身份和提议公平性能够交互影响AN1成分，表现为组内互动时中等和极端不公平提议要比公平提议诱发略大AN1波幅，而组外互动时公平提议和中等不公平提议要比极端不公平提议引起更负的AN1成分。这种结果与先前脑电研究结果相一致(Boudreau et al.，2009；Ito & Bartholow，2009；Kubota & Ito，2007)，可能是由提议新异性(是否符合被试预期)或者提议所引起的认知或动机冲突两种因素引起的。从提议新异性上来讲，决策情境的群体竞争性使得被试对组内成员形成“合作互惠预期”(即组内成员更多的提供公平提议)，而对组外成员形成“竞争对立预期”(即组外成员更多的提供极端不公平提议)，因此，组内互动中的中等和极端不公平提议以及组外互动中的公平提议和中等不公平提议则可能违背了被试的互动预期，具有较高的突兀性和新异性，诱发了更多的外源性注意。从提议所引起的认知或动机冲突上来讲，群体互动的竞争性使得被试同时存在追逐自我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双重动机，因此，组内互动时的中等和极端不公平提议以及组外互动时的公平和中等不公平提议均存在较大的自我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冲突或竞争，吸引了更多的内源性关注。这种结果表明大脑在早期阶段(100 ms左右)即可检测不同互动对象所提提议的公平性，并依据提议的新颖性或动机冲突程度分配不同的注意资源。 4.2 MFN反映事先预期与实际提议之间的偏离程度 MFN反映了分配提议是否符合事先预期(公平分配原则)的评估，时间窗口为提议呈现后250～350 ms。MFN数据分析发现，中等不公平提议引起的MFN显著负于公平提议，极端不公平提议诱发的MFN边缘显著负于公平提议，这与先前研究结果相一致(Boksem & De Cremer，2010；Campanh
et al.，2011；Hewig et al.，2011；Wu et al.，2011，2012)。由于公平原则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规范，因此偏离公平原则的极端和中等不公平提议会诱发更负的MFN，这表明MFN是结果评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有研究表明MFN能够反映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之间的偏离程度(Hewig et al.，2011；Oliveira，McDonald，& Goodman，2007)，但我们并未发现极端不公平提议与中等不公平提议所诱发的MFN之间的差异。我们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种：首先，人际互动中理解他人心理是进行良好社会互动的认知基础(Wang et al.，2008，2010)，且已有研究表明中等不公平提议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与心理推理加工，因而其所诱发的MFN会更大(Polezzi et al.，2008)。其次，实验情境和博弈任务的结构会影响个体的注意偏向、预期和结果评价(Wang et al.，2011，2013)。由于当前实验任务的特点(组内互动vs.组外互动)，因此组外成员提供的极端不公平提议是符合被试预期的，可能会引起较小的MFN波幅(Boksem & De Cremer，2010；Luo，Feng，Gu，Wu，& Luo，2013；Yuan，Liu，& Shen，2012)。所以，可能是由于中等不公平提议所诱发的MFN波幅增大，以及组外互动条件下极端不公平提议所诱发的MFN波幅减少，共同削弱或消除了两种不公平提议引起的MFN波幅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发现群体身份与提议类型能够交互影响MFN波幅，表现为组内互动时中等和极端不公平提议诱发的MFN显著负于公平提议，前两者差异不显著；而组外互动时3种提议诱发的MFN没有显著差异。MFN差异波(dMFN)的结果也与上述结果一致，即组内互动时的极端不公平提议减公平提议的dMFN波幅显著负于组外互动。新近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对公平关注的偏好和加工是情境性的，会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调控，比如社会距离、分配资金所有权、提议者行为动机等(Campanh
et al.，2011；Güro
lu，Van den Bos，Rombouts，& Crone，2010；Güro
lu，Van den Bos，Van Dijk，Rombouts，& Crone，2011；Qu et al.，2013；Van der Veen & Sahibdin，2011；Wu et al.，2011，2012)。关于社会距离效应的两篇文章则得出彼此不一致的结果：Campanh
等(2011)研究发现，被试与朋友互动时会接受更多的不公平提议，并且不公平提议相比于公平提议引起的MFN成分更正；而Wu等(2011)则发现，当与朋友互动时，不公平提议相比于公平提议引起更负的MFN；而与陌生人互动时不公平提议和公平提议引起的MFN没有显著差异。本研究的结果与Wu等(2011)的研究相一致，即来自朋友的不公平提议比公平提议引起更大的MFN，但陌生人提议公平性的变化并未引起MFN的变化。我们认为，这种结果反映了个体在群际互动情境下对实际提议偏离事先预期的检测与评价过程。根据MFN的预期理论(Hewig et al.，2011；Oliveira et al.，2007；Wu et al.，2011)，MFN源定位于内侧额叶的前扣带回区域，它负责编码反馈结果与预期之间的偏差(预期奖赏错误信号)，预期奖赏错误信号的大小决定了MFN的波幅，预期奖赏错误信号(偏离程度)越大，MFN的波幅越大。在当前实验情境中，由于公平原则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个体存在一种普遍公平分配的预期；同时，群体竞争情境下凸显的群体身份会影响个体的认知聚焦，改变其预期和注意，并预期组内成员会更为公平或互惠，而组外成员则更为竞争或敌对，最终导致被试对组内互动互惠预期的增强，对组外互动互惠预期的减弱。在个体面临组内成员提供的中等和极端不公平提议时，由于事先具有较高的公平分配预期，因此不公平提议偏离预期的程度较大，形成更强的预期奖赏错误信号，进而诱发更大的MFN波幅；而当面临来自组外成员的分配提议时，由于任务情境的竞争性以及个体具有较低的公平预期，因此不公平提议偏离预期的程度较小，形成的预期奖赏错误信号较弱，进而引起的MFN波幅也较小。因此，这种结果符合预期理论的假设，表明人们参与群体互动时，采用了不同的参照标准(事先预期)来加工不同群体成员的分配提议。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群体身份操纵使得个体对组内提议者提供的极端不公平提议评价更负(以MFN为指标)，但个体仍更多地接受组内提议者的提议；两种互动条件下中等不公平提议引起的MFN差异不显著，但个体同样较多地接受组内提议者的提议。因为当前研究所关注的ERP成分(AN1和MFN)均为早期成分，而行为决策反应则是整个决策过程的最终输出端，两者之间仍存在其他的认知加工过程，同样也会受到社会情境和个体因素的影响(Baumgartner et al.，2012；Güro
lu et al.，2010；2011)。因此可能会导致结果评价相关的ERP成分与作为信息加工过程终端输出的行为决策未必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Wu & Zhou，2012)。Baumgartner等(2012)发现，个体对组外成员的违规行为会给予严厉的制裁，惩罚强度与惩罚决策相关脑区激活程度正相关；而对组内成员的违规行为则给予宽大处理，惩罚强度与心理推理网络激活程度负相关，好像其试图理解并合理化组内成员的违规行为。可能个体在决定接受或拒绝分配提议时，除了提议公平性的评价信息以外，个体必然也会考虑互动对象的群体身份、个体特征和情境信息等，然后对赋予不同权重的相关信息进行整合，最后依据最终整合体做出决策。上述因素对博弈决策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探查。 收稿日期：2013-11-04
标签：最后通牒博弈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