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税率的逆向选择效应研究——减税政策的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率论文,理论基础论文,效应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高税率与低投资率、低经济增长率和低税基等“三低”的并存，是市场经济国家经常出现的现象。国内外都有经济学家对这种现象作过现象描述或实证研究。如吉尔德(1985)指出，60年代初期的“肯尼迪减税”政策刺激了当时美国的投资和GDP增长，而同期英国的高税率则抑制了投资和GDP增长；Becker(1965)和Hausman(1983)的实证分析表明，高边际税率促使人们减少在合法经济中的劳动供给和投资，从而降低经济效率；安体富(2002a)指出，我国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偏高，严重抑制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西方学者还通过“拉弗曲线”的形式形象地描述了高税率与低税基并存和此消彼长的关系(Wanniski,1975)。也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规律，许多国家的政府实施了减税政策，20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初出现了两轮世界性的减税浪潮。
但是，尽管这个规律有实证研究和政策面的支持，迄今为止却尚未得到理论上的证明。现有的相关研究中，直觉判断和现象描述的色彩过于浓厚，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由于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减税政策在任何国家的学术界都受到相当多的质疑，要将它变为现实的政府决策也有相当大的阻力。目前，我国也出现了高税率与“三低”并存的局面（安体富，2002b），理论界也有减税的呼声，但尚未见到对减税理论基础的论证。本文试图利用信息经济学的方法，证明高税率具有抑制投资、经济增长和税基的逆向选择效应，从而为减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论文的第二部分利用一个逆向选择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拉弗曲线”，即高税率的逆向选择效应模型，第三部分利用中国的数据验证这个模型，第四部分给出结论。
二、拉弗曲线：高税率的逆向选择效应模型
供给学派认为，边际税率的高低与税收量的大小不一定按照同一方向变化，甚至还有可能按相反方向变化。因为高边际税率会产生以下几种消极后果：增加闲暇对于劳动的相对价格，降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提高消费对于储蓄的相对价格，阻碍投资；促使人们在地下经济中工作，鼓励逃税漏税。与此相反，在低边际税率条件下，地下经济的工作会失去对人们的吸引力，人们也会更加愿意工作、储蓄和投资，税基和愿意纳税的人因此而增加，从而会增加政府的税收量。这个命题可用图1来说明：
图1 拉弗曲线
图中，纵轴表示边际税率，横轴表示税收量。图中的P点是拉弗曲线的峰顶，它将拉弗曲线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在曲线下部，边际税率水平低，边际税率的提高会使税收量增加。例如，
。
拉弗曲线自发表以来已有27年，但首创者拉弗及其以后的众多追随者，均未从理论上证明拉弗曲线为何是这种形状，即边际税率为何与税基、税收额呈反方向变化。本文将利用信息经济学的方法证明之。在证明之前，首先要作出如下假定：(1)存在连续多个企业的拟投资项目（注：这里的投资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和非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实业投资。）。(2)所有的投资者都是风险回避者。(3)投资者完全用自有资金投资，除上缴税收外不需要将收益用于偿还债务或付出红利。(4)每个拟投资项目有两种可能的决策：投资或不投资。(5)每个拟投资项目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投资者的收益与拟投资项目的成功概率成反比，即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和低成功概率。(6)所有的拟投资项目都具有相同的预期收益均值T，投资成功的项目产生收益
，其中i是项目的指数；不投资或失败的项目收益为0。
分别是企业投资成功和失败的概率，此概率以及是否投资，属于私人信息，由于信息不对称，税务部门无法识别个别企业投资的成功概率。从这些假定可以看出，政府对企业的征税行为实际上是一个事前非对称信息的博弈问题。
在上述假定下，由于所有项目的预期收益相等，所以有：
对所有的i，企业选择投资时的收益
越高，企业投资成功的概率
越低。因此在投资者是风险回避者的前提下，投资者的投资概率将与投资的预期收益成反方向变化。企业获得收益之后，要向税务部门缴税，设税率为t,0＜t＜1。项目成功时企业的预期收益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投资于某领域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至少获得平均利润（或正常利润）；假定企业的平均机会成本（＝平均生产成本＋正常利润）为N，则企业投资的前提条件是
，企业才会投资。即：
p*=T/R*=T(1-t)/N (3)
假定在[0,1]区间上的密度函数为f，分布函数为F，则所有企业的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为：
根据上式我们可以得出边际税率对所有投资项目平均成功概率的影响：
也就是说，税务部门对企业征税的边际税率越高，企业拟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这是由于给定项目的收益，较高的边际税率意味着项目成功时较低的税后利润，只有那些成功时收益较高的企业才会投资；但我们前面已经假定，较高的成功收益意味着较高的风险。因此，那些低风险、低收益的拟投资项目将因为税后利润过低而首先下马，此类企业将不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或实业投资，或将投资转向地下经济。根据新增长理论的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积累模型（罗默，1999）
可知，企业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积累的下降，将导致产量下降。Mankiw、Romer和Weil(1992)对98个国家情况的统计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贡献了总产量的71%。这两个指标的下降将导致合法经济中的GDP总量或增长率下降，税基将因此而缩小或增长缓慢。
如果税务部门知道企业个别投资的成功概率，即二者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那么税务部门可以对各个不同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即为扩大税基、刺激企业投资而对低风险、低收益项目降低边际税率。但实际情况是，税务部门不知道个别企业投资的成功概率，无法针对不同情况对单个企业实行差别税率；要维持政府税收收入的规模，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普遍提高边际税率。这样，将会有更多企业的拟投资项目下马，资本进一步流入虚拟经济或地下经济，GDP和税基将进一步缩小；税务部门将因此再次提高边际税率，由此形成提高边际税率－税基缩小－再次提高边际税率－税基再次缩小的恶性循环。这就形成了一个逆向选择的过程。对税务部门来说，由于它的税收总量不仅取决于边际税率，而且取决于税基大小，从而间接取决于企业投资的成功概率，因此税率的增加对税收总量的影响不可能是单调的。税务部门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也就是说，税务部门的期望收益等于企业投资成功时税务部门的收益
乘以企业拟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对上式求导得：
等式右边的第一项为正数，代表政府税务部门提高边际税率的正面收入效应。边际税率每提高一个单位，税务部门的期望收益增加
，这意味着税收总量随边际税率的提高而减少。从上述证明可以看出，高税率具有抑制GDP、投资和税基增长的逆向选择效应，而低税率具有相反的效应。高税率的这种抑制税基增长的效应与其提高税收总量的效应共同发生作用，使税收总量随税率提高而出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过程，其转折点在图1中的t*点。
这样，我们利用信息经济学的工具，证明拉弗曲线实际上是高税率的逆向选择效应的几何图形表述，对它的形状也应从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的角度来理解。因此，减税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减少税收收入，但同时也具有刺激投资，促进GDP和税基增长的正效应，尤其是在拉弗曲线的上半部分，即t≥t*时，减税的正效应将会超过负效应。
三、我国高税率逆向选择效应的实证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在1985-1995年间，宏观税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自1996年起宏观税率有所上升。那么，宏观税率的变化与我国GDP、固定资产投资和宏观税收总量的关系是否符合高税率逆向选择效应（拉弗曲线）的推论？本文将利用我国在此期间的数据进行验证。如果宏观税率与上述几个指标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则说明宏观税率的下降具有扩张GDP、投资和税基的作用；相反，宏观税率的上升具有抑制GDP、投资和税基的作用，即符合逆向选择效应。
表1 1985-2000年我国宏观税率、GDP、固定资产投资及宏观税收总量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安体富(2002b)
我们以Tax代表实际宏观税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Y代表GDP，I代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T代表宏观税收总量，建立经济模型。根据表1的数据，分别以Tax为自变量，以Y、I、T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拟合方程为：
Ln(Y)=18.782-2.449Ln(Tax) (9)
(18.25) (-8.23)
=0.816 F=67.65 s.e.e=0.348
Ln(I)=18.826-2.794Ln(Tax) (10)
(17.73) (-9.10)
=0.845 F=82.75 s.e.e=0.359
Ln(T)=14.177-1.449(Tax) (11)
(13.78) (-4.87)
=0.602 F=23.69 s.e.e=0.348
其中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从(9)-(11)式可以看出，四个拟合方程的模型参数β值均小于零，即GDP、宏观税收总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宏观税率均呈负相关关系，而且相关性较强。这就证实了拉弗曲线的推论：高税率具有抑制GDP、投资和税基的逆向选择效应，而低税率则具有扩张GDP、投资和税基的作用。
在我国，也可以用减税成功的实例来从反方向证明高税率的逆向选择效应。例如，深圳市的发展完全受益于国家所给予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尤其是税收优惠政策（如国家在深圳实行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低税率促使深圳市经济高速增长，1979-1996年其GDP年均增长30%以上，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深圳市税收收入占其GDP的比重一直处于15%左右。但深圳市的税收收入并未由于低税率而减少，相反却从1980年的不足3000万元增加到1997年的160多亿元，年均增长40%以上，高于其GDP的增长水平（安体富，2002b）。
四、结论
本文利用信息经济学工具，证明高税率的逆向选择效应将抑制企业投资，从而抑制GDP增长，导致税基和税收总量下降，使税率与税收总量的关系呈现“拉弗曲线”的形状，并运用我国的实证数据对高税率的逆向选择效应进行了验证。从本文的上述论证可以看出，我们在制订税收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到高税率增加税收的收入效应，而且要考虑到高税率抑制GDP、投资和税基的负面替代效应。综合考虑高税率的政策后果，我们可以认为，减税政策可以避免高税率负面的替代效应，从而具有刺激投资、促进GDP和税基增长的正面效应；如果一个宏观经济中原来的宏观税率过高，则减税在长期里将带来税收总量的增长。所以，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为经济不景气时期政府实施减税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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