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与两极分化IIBSRQ，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极分化论文,收入差距论文,IIBSRQ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收入差距过大并且在继续扩大这一现象，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不仅如此，理论界一些人士还就是否出现了两极分化发表了意见。本文也就此问题发表个人的一些看法，参加讨论。
一、“两极分化”的理论界定
关于“两极分化”，目前理论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我们所看到的，有这样几种观点：
——金喜在认为：“所谓两极分化是指在存在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下，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贫富差别扩大的社会经济现象。它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经济以及剥削等相联系的经济范畴。”（注：金喜在：《当代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234页。）
这个观点有两个要点：其一，两极分化“以贫富差距的扩大为表现形态”；其二，两极分化“建立在剥削基础上”。
——邢伯春在《关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讨论综述》一文中引用这样一种观点：“‘两极分化’所体现的却是居民在占有财富状况上所存在的差别；它表示某个时点的财富状况。”（注：邢伯春：《关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讨论综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6年第3期。）
这种观点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两极分化只是表示“某个时点”的财富状况。
——王仕军、李洪军认为：“两极分化包含两层特定含义：（1 ）从动态和趋势上看，贫富两极之间的分化不断加剧，鸿沟日益加深，这不仅表现在贫富两极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表现在沦为赤贫者的人数越来越多。（2）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必然会在社会之中形成两大阶级之间的深刻的矛盾和冲突，从而深刻地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注：王仕军、李洪军：《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中的三个不等式》，《探索》1997年第4期。）
这种观点除了强调两极分化“表现在贫富两极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外，还认为这种情况“必然会在整个社会之中形成两大阶级之间的深刻的矛盾和冲突”。
——王荣彪提出了两极分化的两层含义：“一是贫富差距过分拉大；二是产生了新的阶级。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看，两极分化实质上是贫富差距拉大基础上的阶级分化。”（注：王荣彪：《收入差距过分拉大会两极分化吗》，《工运论坛》1996年第2期。）
笔者认为，“两极分化”是就贫富“两极”而言的，是指贫富两极的一种变化趋势。贫与富是矛盾与对立的两极，是收入差距的一般表现形态。贫与富是相对的，富是相对于贫而言，贫是相对于富而言的；贫与富在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贫富差距在同一时点内可能出现下述情况，对这些情况应加以区分：（1）贫者与富者的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同，贫富差距的绝对值越来越大，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2）贫者与富者的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同， 尽管两者的收入的绝对值都在增加，但一种情况是，富者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贫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贫富差距扩大，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贫富向两个极端加速发展；第二种情况是贫者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富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贫富差距不断缩小。（3）贫者与富者的收入一个增加，一个减少，这里也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贫者的收入增加，富者的收入减少，贫富差距缩小；富者的收入增加，贫者的收入减少，贫富差距扩大，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贫富向两个极端加速发展。
在上述情况中，只是贫富差距的绝对值愈来愈大，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形成贫富向两个极端发展的趋势，这种情况才属于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是差距已经很大的贫富两极在一定时期内反向发展的一种趋势，它既不是居民在“某个时点”的静止的财富拥有状况，也不是一种政治现象，至于它的后果可能加剧“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那也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现象，而这一后果未必在一切社会形态都必然发生。
收入差距过大或贫富悬殊与两极分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贫富悬殊是两极分化的基础和表现，两极分化是贫富悬殊发展的结果；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在某个时期成为一种趋势，其结果就是两极分化。
在中国的现阶段，出现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存在。就两极分化发生的条件而言，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所不同的是，现阶段我国出现的两极分化，既有剥削的因素，也有非剥削的因素。剥削的因素包括：（1）直接的剥削的因素， 如私营企业主依靠对雇工的直接剥削而聚敛财富；（2）非直接的剥削的因素， 如在三资企业中的中方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实际上是外商的代理或代表，因而间接地参与了对中国一般雇员的剥削。这种剥削因素的存在现阶段是合法的。还有一种现象值得特别注意，一个时期以来，高收入阶层中某些人的暴富是依赖于各种非法所得，这种取巧豪夺的行为虽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剥削，但其实质是一种新的对更广泛的劳动者的一种剥削。非剥削的因素是指高收入阶层中某些人的致富是依靠高质量的脑力劳动。
从上述可见，导致两极分化的因素既有剥削的因素，还有凭脑力劳动致富的非剥削因素，而后者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逐步提升到主体的地位。诚然，跻身于高收入阶层的脑力劳动者中的一部分也可能后来成为雇工剥削的私企老板，但也不会因为某一个时期收入差距的过大和持续扩大而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是因为，我们坚持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只要这种所有制结构不变，就不会具备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况且，两极分化是指某个时期的现象和趋势，我们绝不会允许这种现象和趋势长期存在。
两极分化只是一个时期内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两极分化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永远地存在下去。事实上，世界上一些收入差距过大的国家也正在积极治理两极分化。
二、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笔者认为，两极分化在我国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事实上已经存在。
（一）从多方面因素分析，两极分化在我国的出现具有必然性
从经济方面的因素看，下列因素的存在不可避免地扩大收入差距，从而导致两极分化。
首先，私营经济的高速成长壮大了高收入阶层。我国当代的私营经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从小私有经济的胚胎中脱颖而出、成长壮大的。特别是自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我国私有经济进入高速成长阶段，规模迅速扩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到1998年6月底，全国的私营企业总数已达104.67万户，比1997 年末增长8.95％；从业人员总数达1457.94万人，比1997年末增长8.05％； 注册资本（金）6554.21亿元，比1997年末增长27.51％。（注：卢嘉瑞：《再论现阶段我国的私营经济》，《河北学刊》1999年第3期。 ）仅以注册资本（金）而言，私营企业户均资产近60万元。在他们当中，拥有资产超过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大有人在。在激烈的竞争中一些私营企业因失败而倒闭的同时，那些机制灵活、经营有方、效益好的私营企业则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使资本迅速膨胀，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就会与一般企业主，与广大的低收入阶层拉开更大的差距。
其次，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也会使一些人的收入和财富的拥有量大增，从而使这些人跻身于高收入阶层。我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所得报酬来自三个途径：（1）劳动所得。如以属于个人所有的知识、技术、 诀窍、信息和其他方式的服务换取报酬，以小规模的生产资料自我经营获得的净收入；（2）资产自行增值，如储蓄存款、购买企业债券、 国家债券和股票（分红）所获得的利息等；（3）剥削收入， 即要素所有者作为资本所有者所获取的收入。（注：卢嘉瑞：《论按生产要素分配》，《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4期。）在知识经济时代， 上述第一个途径是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进入高收入阶层的坦途。如今，知识分子中，享受高额年薪制者有之，技术（或智力）入股者有之，出售专利者有之，被国内外著名大公司高薪聘请者也有之，等等。这些人将成为中国的新一代富翁已是不争的事实。第三个途径会产生“滚雪球”现象，即某些资本所有者的财富会越积越多。还应看到，上述三个途径均会产生“马太效应”，即越是有钱的，钱积累速度越快，“强者恒强”；越是钱少的，钱积累的速度越慢，“弱者恒弱”。这种态势促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向两个极端发展。
再次，竞争是收入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的原动力。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机制。如果是自由竞争，即无政府的任何干预和调节的竞争，必然加剧收入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竞争作为一种强制的社会力量使价值规律的要求得以贯彻，优胜劣汰。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资源禀赋好、竞争能力强、效率高的企业或个人，就会获得更多的收入，财富越积越多；反之，资源禀赋差、竞争能力弱、效率低的企业或个人，就会被淘汰出局或处于低收入阶层，甚至是贫困阶层。
此外，税收制度不健全和征收不力，也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的一个原因。许多私营企业、唱流行歌曲和演小品的以及他们的“穴头”，还有其他方面的“明星”们，经常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和某些工作人员的不负责任，隐瞒收入，逃避税收。据统计，我国每年被截留、漏失的税款多达1000亿元。这笔巨额资金，使一些不法分子脑满肠肥。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还很微小。
从政治方面的因素看，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意味着为数不少的社会资源的管理者和某些权力人物继续铤而走险，豪吞国家财富，这也势必加剧两极分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资源管理者涉及贪污受贿案件逐年增多，贪污受贿的金额不断创出“新高”。何故？这些人不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反倒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何故？我认为个中原因只能从我们对腐败的态度和反腐败工作的力度去寻找。
腐败是社会最丑恶的现象，是广大人民群众最痛恨的行为，对政权的稳定和国民生活的改善危害最大。
腐败现象能滋长蔓延到今天，已不是个别人的行为所致，而是一批人推波助澜的结果。这批人官阶和权力大小不同，所掌握的社会资源量和社会资源的种类也各不一样，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只要有需求，就敢于交换，如人们通常所说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当只是个别人被举报进而被处理而绝大多数人依然安然无恙时，高收入阶层就会不断膨胀，“新老交替”、“前仆后继”。除了权力以外，这批人搞的是无本经营；比起生产领域的私营企业老板来说，这批人胃口倒更大、更贪婪；他们贪占财富的速度如同闪电，一遇机会，便抓住不放，一昼夜之间便可以成为富豪。那个官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克杰不就是五六年功夫便谋取非法利益3000多万元吗？
腐败不除，国无宁日。
腐败不除，两极分化就将继续存在。
（二）用公开数据测算的贫富差距程度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论述收入分配及均等化问题时，以洛伦茨曲线和洛伦茨系数（又名基尼系数）作为分析工具。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和洛伦茨曲线（Lorenz Curve）是国际上用来测量收入分配状况的工具，前者用数字表示，后者用图形表示，前者源于后者，实质相同。
先说洛伦茨曲线。统计学家洛伦茨用下图反映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
图中，OI表示收入百分比，OP表示人口百分比，对角线OY是绝对平均线（a）， 对角线任何一点所对应的人口百分比和收入百分比都相同。如果社会收入分配正是如此，则意味着社会收入分配是绝对平均的。折线OPY是绝对不平均线（c），实际分配线（b）介于a和c之间。 在这条曲线上，除0点与Y点外，任何一点都与两轴不等距，每一点都表明一定人口百分比的人口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很显然，B′越接近a，社会收入分配越接近平均；反之，即B′越接近c，则社会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20世纪初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到了判断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这就是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
上图中，A表示实际分配曲线与绝对平均曲线之间的面积，B表示分配曲线与绝对不平均曲线之间的面积，则有：基尼系数＝A／（A＋B ）。如果A＝0，则基尼系数＝0，收入绝对平均；如果B＝0， 则基尼系数＝1。可见，基尼系数在0与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 反之则越不平均。如果基尼系数过高，表明收入分配状况很差，决策当局就需要把改善收入分配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有两种。一是根据洛伦茨曲线经过积分求得，如果已知洛伦茨曲线方程I＝f（p），则基尼系数G＝1－2∫[1][,0]f（p）dp。但此法在实际操作中有不少困难。二是根据抽样调查资料测定，这也是实际操作中经常使用的方法。根据所得分组资料确定的各组家庭（人口）百分比和各组收入百分比，可计算出基尼系数。
令I[,i]为某一收入水平组的收入百分比，P[,i]为某一收入水平组的家庭（人口）数占总家庭（人口）数的百分比，S[,i] 为相应各组的收入累计百分比，即S[,1]＝I[,1]，S[,2]＝I[,1]＋I[,2]…，S[,n]＝I[,1]＋I[,2]＋…I[,n]。则基尼系数的近似计算公式为：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第一，基尼系数的范围及其意义。我们以G代表基尼系数，则：
当G＜0.2时，表示收入分配高度均匀；
当0.2＜G＜0.3时，收入分配相对平均；
当0.3＜G＜0.4时，收入分配比较合理；
当G＞0.5时，收入分配两极分化。
第二，绘制洛伦茨曲线和计算基尼系数时，它的统计内容仅限于居民（或家庭）的货币收入，而没有计算存量财产，所以以此为依据绘制的洛伦茨曲线和计算的洛伦茨系数并不能准确说明财富的差异程度。
第三，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是判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曲线和系数，它与考察分配不公的数字和概念是有区别的。分配不公是指在同一时期内出现的下列现象：多劳少得、少劳多得或不劳而获。
第四，在我国，高收入阶层中的暴富群体的相当一部分收入属于“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注：我把一定意义上的工资外收入划分为三种形式：（1）“红色收入”，即合法收入；（2）“黑色收入”，即非法收入；（3）“灰色收入”，即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 暂时难以定性的收入。），且他们对收入有着强烈的隐瞒动机，所以依据分组资料上限数字绘制的图形必然偏向于绝对平均线，计算的基尼系数必然偏小。
经计算，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见表1，其变化趋势见图1。
表1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年份19801981198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
基尼系数0.160.150.150.150.160.190.190.200.230.18
年份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基尼系数0.230.230.250.270.300.280.200.250.22
注：基尼系数由陈永国同志整理计算。
图1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从表1和图1可见，1990年以前， 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色彩浓厚； 1990年至1994年，收入差距拉大；1995年以来，收入差距又有所缩小。但2001年媒体提供的数据却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2001年8月22 日《中国经济时报》载文称“目前我国基尼系数约为0.39，进入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2001年9月11 日《中国改革报》记者披露基尼系数“2000年又曾加到0.458”。这个“基尼系数”虽是就居民整体而言，且略有差异，但对研究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由于我们上面提到的原因（所作的证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只能是一种参考，而不能充分证明实际情况。
（三）两极分化的现实性
1、收入差距拉大是否已导致两极分化？ 目前我国是否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对这样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理论界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判断。否定的观点认为：
——现阶段“还不能说已经出现‘两极分化’。”（注：徐少伟：《“贫”与“富”：一个国人关注的敏感话题》，《大时代》1995年第12期。）
——现阶段“还不能说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注：王培暄：《试析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的现状、根据及性质》，《南京大学学报》（社）1996年第4期。）
——“收入差距虽然拉大了，但对照国际上的情况（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这种差距还应在‘合理区间’，因此，不能作出两极分化判断。”（注：沈宝祥发表在《理论前沿》1997年第14期的文章。）
——“我国目前并未出现两极分化。”（注：王仕军、李洪军：《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中的三个不等式》，《探索》1994年第4期。）
……
概括否定观点的依据，主要有三：
一是现阶段居民差距虽然拉大了，但这种差距还在“合理区间”，或者说差距的“倍数”还不够。
二是“目前的贫富差距不是向两极分化的差距，而是向同一方向即共同的目标运动中先富和后富的差距”。
三是当今的富裕阶层“目前为止还从未出现过具有一致的政治要求或利益要求倾向的集体行动，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因其所属的职业阶层、所有制形式和社会身份不同而存在着很大差异，因而也就使得他们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产生强大影响的‘阶级’。”
肯定的观点则认为：
——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现实和趋势已成定局。
持这种观点的何轶群在其所著《交锋后的中国》（下）（红旗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433页）中，引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1994 年夏所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来证明（我在下文将引用这个调查结果）。
——“两极分化已现端倪，这是我国现实生活中不争的事实。”
这是黄爱军在其所著《一个无需回避的话题——两极分化》（《经济体制改革》1999年第4期）一文中作出的判断， 作者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其突出表现。
——“在高收入群体和非法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日益增长的同时，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正在迅速扩大，居民收入差别正随着两极分化而加剧。”
这是辜胜阻和刘入领在他们合著的《如何遏制两极分化》（1996年3月14日《中国经济时报》）一文中提出的观点。 两位学者在论述了收入差别及两极分化的基础上，提出了缩小收入差别和克服分配不公的一些具体意见。
2、广大人民群众对贫富差距的看法。
——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1994年夏所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被调查者中，认为贫富差距问题最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占72.8％，认为一般的占12.6％，认为贫富差距严重的各个阶层的比例，工人为75.3％，干部为80.3％，科技人员为71.4％。其次，公众舆论和社会心理对富裕阶层收入及其致富手段的合法性提出疑问和关注。这实际上是对某些现行的分配格局与规则提出怀疑。在上述调查中，认为富人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只占20％，而持否定态度的，占到一半。（注：转引自何轶群著：《交锋后的中国》（下），红旗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445页。）
——大中型企业职工最关心的是什么？盼什么？据1994年对辽宁省抚顺市五家大中型企业部分职工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职工有五盼，其中第三盼是分配不公能够改变，通过诚实劳动走富裕道路。职工们感到1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产业工人没有富起来，而那些“倒爷”、“明星”、“大款”却转眼暴富，腰缠万贯。如果分配不公的状况持续下去，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仍是一句空话。职工们希望能够在现有岗位通过诚实劳动逐渐富裕起来。（注：1994年3月21日《工人日报》。）
——“46％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很大，44.4％认为较大，认为适中的占7.0％。”（注：转引自1998年12月6日《燕赵都市报》。）这是继上面的那个调查之后，《工人日报》刊载的又一篇调查中的一个结果。在被调查对象中，有90.4％的人认为收入分配差距很大或者较大了，显然，这是绝大多数人的看法。
——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1999年就百姓生活的热点问题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武汉等地开展了专项调查，成功访问了785位城市居民。调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出发， 了解城市居民对我国1999年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关注程度。从宏观方面分析，人们热切关注的是惩治腐败、保护环境和加强法制。同时，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还有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整顿社会风气和解决社会贫富不均问题，其关注比例都超过五成。”（注：1999年7月6日《中国剪报》。）
——1999年国家体改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就中国城市居民的关注焦点与未来预期进行了一次调查。此次调查了我国60多个城市2800户居民。在18个有关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选项中，最让人不满的是“社会风气”，高达82.2％的人对此表示不满。其次是“贫富差距”，有80.8％的人对此表示不满。（注：1999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3日《文摘周报》转载。）
在上述调查中，调查者虽然没有提出“两极分化”的问题，但被调查者对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所作出的判断和所表示的不满情绪，绝不是一个“心理”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再也不能忽视的社会问题。
那么，广大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这种贫富差距过大是不是两极分化呢？
3、两极分化已成为事实。我们的依据是：“两极”人口， 收入差距巨大。一极是城乡贫困人口，另一极是高收入人口。“在我国，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有500万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2％， 个人家庭财产在百万元以上的约有100万户，资产积累逾亿元的也不鲜见； 而大批职工的收入却很低，全国约有1250万城镇居民处于人均月收入不到160 元的贫困状态，占城镇居民总数的5％，特别是广大的内地农村，有6000 余万人还没有完全脱贫。（注：黄勇：《个人收入蛋糕该怎么切》，1996年2月23日《中国经济时报》。）这是1996年披露的情况。如今5年过去了，城乡贫困人口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城市人口的失业状况依然严峻。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金融资产（这里单指储蓄存款）占有上的差距迅速扩大。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银行储蓄存款为13987亿元， 但其中的40％为10％的高收入者占有。（注：赖德胜：《当前收入差距缘何扩大》，1996年1月26日《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5月，我们又得到了这样的情况：“据权威部门评估，在目前我国的63000亿元存款中，20％的高收入者占有80％的存款，即50000万亿元。其中， 公款私存及各种不合理收入的比重占15％左右。”（注：2000年4月24 日《中国信息报》，2000年5月2日《中国剪报》转载。）这种情况大体上说明，在巨额储蓄存款中，城乡中低收入者只占5％，这个差距大不大？ 作为高收入群体组成部分的私营企业主及其资本增长迅速。1990年全国的私营企业总数仅为9.8万户，从业人员192万人，注册资本95.2亿元。（注：王克忠：《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现状及其发展战略》， 《经济纵横》1998年第6期。）1998年6月底，全国的私营企业总数已达104.67万户，从业人员总数达到1457.94万人，注册资本（金）6554.21亿元。（注：卢嘉瑞：《再论现阶段我国的私营经济》，《河北学刊》1999年第3 期。）1998年6月同1990年相比，上述指标分别增加了9.68倍、6.59 倍和67.85倍。此外，自80年代中期以来，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 ％的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详见表2和图2）。就差距的绝对值而言，逐年扩大，几乎就没有缩小的年头，如1987年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为1138.56元，到了1998年则扩大到8516.47 元， 1998年的收入差距绝对值是1987年的7.5倍！
表2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最低”收入变化趋势（1987～1998年）
年份 10%最低收入户平均收入增长率 10%最高收入户平均 收入增长率
每人全部年收入(元) 每人全部年收入(元)
1987 595.68
- 1734.24 -
1988682.65 14.60
2093.22 20.70
1989779.96 14.25
2493.54 19.12
1990859.92 10.25
2675.64 7.30
1991
1006.54 17.05
2956.81 10.51
1992
1127.00 11.97
3663.00 23.88
1993
1734.57 53.91
6837.81 86.67
1994
1359.87 -21.60
4905.77-28.26
1995
2177.72 60.14
8231.31 67.79
1996
2453.62 12.67
9250.44 12.38
1997
2456.112 0.10 10297.45 11.32
1998
2505.02
1.99 11021.49 7.0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8—1999）有关资料整理。
鉴于上述，我认为两极分化在我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里需要明确说明的是：（1）两极分化在我国的出现具有必然性，是无法回避的。当然，我们不希望两极分化长期存在下去，我们相信两极分化也不会长期存在下去。（2）两极分化不是目的， 共同富裕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3）两极分化并不可怕，它既然在改革中发生了， 我们就能够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反腐败消除它。
图2 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最低”收入户收入变化趋势
三、坚持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其原因十分复杂，既有政策因素，也有非政策因素；既有合法因素，也有非法因素；既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既有劳动因素，也有非劳动因素。在政策范围内，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为了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政策，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邓小平同志关于“先富”、“共富”的理论。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他的“先富”、“后富”思想。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地加以考虑和研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52页。）
后来，邓小平同志又在中央有关工作会议上，在和中央、地方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以及在会见外宾的过程中，多次阐述了他的“先富”、“共富”思想。特别是在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对如何处理“先富”和“共富”的关系作了更具体更明确的指示。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3—374页。）
在多次阐述“先富”、“共富”理论的同时，邓小平还多次强调要“避免”两极分化。他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10—111页。）他还说：“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49页。）
邓小平的“先富”、“共富”思想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共同富裕是目的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64页。）， “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第1版，第10页。）。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 是对社会主义目的的最本质、最正确的概括，是召唤全国人民向着共同富裕目标奋进的伟大旗帜。
（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捷径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思路是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这些地区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的这一思想和主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如果还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其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谁也好不了。
（三）反对两极分化
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两极分化，而是共同富裕。他还指出：“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72页。）邓小平认为避免两极分化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诚然，这是就缩小地区差距而言的，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正是贯彻邓小平这一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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