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的以欲望论为基础的经济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荀子论文,欲望论文,思想论文,基础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4)02-0029-04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必然根植于其自身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经济思想并直接影响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产生。[1]本文参考了章诗同[2]和王先谦[3]对荀子思想的注解，在叶世昌原来研究成果[4](P96-105)的基础上，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视角重新认识荀子的经济思想，希望对当前的理论创新和经济建设有所启发。荀子的政治、经济思想具有儒法结合的特点。他既主张以义克利，又认为人性本恶，人人都有求利的欲望。他的经济思想以欲望论为基础。本文从分析荀子的义利论和欲望论开始，进而分析同欲望论有关的其他经济思想，并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作了比较。同欲望论无关的经济思想则不予涉及。
一、义利论和欲望论
荀子认为每个人都有好义和好利两种倾向：“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篇》，以下《荀子》引文只注篇名）按照他的性恶论，好利是与生俱来的，而好义则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所以他说：“人之生（性）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荣辱篇》）求利是人的本性，但无限制地求利会造成争夺，必须用义来进行调节。荀子对此作了很好的分析：“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王制篇》）“人能群”就是人能组成一个社会，人在社会中必须有等级、职业之分，分的标准就是义。社会有义才能和谐、团结，和谐、团结才能有强大威力，使万物为人所用。因此义虽然是后天的，却是人类社会所必须的。统治者要对人民进行好义的教育，使他们能自觉地用义去克服利。这样，好利思想和好义思想成了并存于人们头脑中的两极，义、利就成为人所两有的了。
作为儒家的荀子，他是主张以义克利的。以义战胜利是统治者的责任，荀子说：“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义、利虽然是人所两有，但两者的地位不是平等的，是一方战胜另一方的关系。“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而义能否战胜利，关键在于统治者自己重义还是重利：“上重义则利克义，上重利则利克义。”（《大略篇》）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而荀子则说义、利为“人之所两有”，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是一样的。这是理论上的进步。但荀子仍把义、利看成是绝对对立的两极，两者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他还没有义利并重或义利结合的思想。不过这只是荀子谈义利时的观点，在他的欲望论中，则实际上表示了他对同个人身份相当的那种私利的肯定。
对利的需要从主观上说就是人的欲望。荀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欲望，而且每个人的欲望是相同的。他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荣辱篇》）人不仅有求得生存的欲望，而且还有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夫人之情，目欲綦（极）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气），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王霸篇》）“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甚至认为：“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荣辱篇》。“不知足”原为“不知不足”）总之，荀子认为每个人除了要求满足直接的消费欲望外，还要求无止境地积累财富，还想成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他不考虑人的欲望有千差万别，也没有考虑形成某些欲望的社会原因，而只是将它们归之于人的本性。
荀子反对靠“去欲”或“寡欲”来治理国家，而主张“道（导）欲”和“节欲”。他认为有欲无欲和欲多欲少都无关于治乱，因为：“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欲望是天生的，不可能去除，但人们对欲望的追求则决定于自己的心（思想）。“心之所可中（合）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所以国家的治乱不在于人们的欲望的多少，而在于满足欲望的行动是否合理，在于能不能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即使欲望很多，只要满足欲望的行动合理，无伤于国家的治理；反之，这种行动失理，纵然欲望很少，也不能制止国家的大乱。所谓满足欲望的行动合理，就是要对欲望有所节制，天子也不例外：“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正名篇》）
二、分工和分配论
荀子虽然主张满足各种人的欲望，但实际上各社会成员只能获得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收入相当的消费品，有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就需要分。荀子指出分的责任在于人君：“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富国篇》）
分的一种含义是分工。分工包括职业分工和社会地位的划分。荀子论述分工的必要性说：“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有能力者）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富国篇》）一个人的消费品要由许多人的生产来提供，而一个人不可能兼会各种技能，也不可能兼管各种事情，因此需要分工。“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官能）也”（《君道篇》），只能从事一种工作。社会的基本职业分工是农、商、工、士，“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治）”（《王霸篇》）。士大夫是统治者，上面还有诸侯、三公、天子等更高层的统治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又可以以君子和小人的分工来说明：“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富国篇》）统治者欲望的满足要建立在被统治者的辛勤的劳动上。
分的另一种含义是分配，包括生产资料的分配和消费资料的分配。这里的分配是就生产关系中的分配关系而言，不是指统治者进行具体的分配。荀子所说的“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实际上已包含有生产资料的分配的意思。他还说：“不富无以养民情……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大略篇》）“五亩宅，百亩田”和孟子所说的恒产的标准相同。
荀子主要是讨论了消费品的分配问题。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这是从消费品分配的角度说明“制礼义以分之”的“分”。分的目标是要使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品的生产水平相适应，既使消费欲望不低于可供应的消费资料（“欲必不穷乎物”），又使消费资料不少于应满足的消费欲望（“物必不屈于欲”），做到消费欲望和消费资料两者互相促进（“相持而长”），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礼者，养也”的“养”包括养口、养鼻、养目、养耳和养体诸方面：“刍豢稻粱，五味调和，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芳香），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花纹），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通明房屋）、檖貌（深邃宫庙）、越席（蒲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礼论篇》，“五味调和”原作“五味调香”）。这样把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作为礼的起源和作用，对礼完全作了经济性的解释，是极为深刻的见解。
除了分，还需要有“别”。荀子说：“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为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各得其宜）者也。”《礼论篇》）他又对礼下定义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篇》）“别”就是人们的社会地位有区别，人的消费水平也应有区别。荀子还为等级制的分配关系建立了一套理论：“分均则不偏（遍），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制约）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王制篇》）他把人的不平等说成是“天数”，把社会需要说成是自然规律。“制礼义以分之”就是要分出人的“贫富贵贱之等”。“维齐非齐”出自《尚书·吕刑》，意为刑罚轻重可以有权变，不齐才能齐。荀子借用来说明等级制的必要性。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收入自应不同：“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旅店）、抱关（守城兵士）、击柝（更夫）而不自以为寡。”（《荣辱篇》）他还认为，君王“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都不算什么“淫泰”，而是和他的身份相当的享受（《富国篇》）。
荀子的分配论是维护等级制的分配关系的理论。虽然他主张人的欲望是相同的，对欲望采取肯定的态度，但他只能根据实际的可能来建立他的分配理论，主张人们只能满足和自己的社会地位相当的那些欲望。他所说的先王“制礼义以分之”，反映的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制礼义”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把已经形成的“分”和“别”从法令、道德等方面固定下来。
三、激励思想
荀子认为满足人的消费欲望可以调动人们的生产和办事的积极性，从而使财富不断增加，这是荀子的激励思想。他批评了墨子“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的态度，指出“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墨子主张非乐、节用，不懂得精神消费（音乐）和物质消费对消费者的激励作用，对此荀子批评说：“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因为非乐的结果使人们“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节用的结果使君王“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这样就使“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他指出“先王圣人”懂得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雕）琢刻镂、黼黼文章（花纹）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进）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这样“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就使“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藏）之”。虽然荀子对生产发展表现得过分乐观，但表明了他对激励政策作用的深刻认识。
荀子的开源节流论和节用裕民论是关于经济和财政关系的两个基本理论。开源节流论说的是经济决定财政，节用裕民论说的是财政影响经济，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经济和财政关系的较完整的理论了。这两论也同荀子的激励思想有关。
关于开源节流，荀子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指农业生产），财之本也；垣（窖）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按等征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意思是说，财富的生产是本，是源，官府储藏财富和征收赋税是末，是流。“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做到“上下俱富”。荀子认为这“是知国计之极”的表现。他举禹、汤为例，说他们都懂得“本末源流”的道理，所以“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愚主”则相反，他们“伐其本，竭其源”，以致“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的开源节流主张就是要多生产，少征税，将收获的农产品尽量保留在民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说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要建立在人民富裕的基础上。
关于节用裕民，荀子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墨子主张的是一种无差别的节用，荀子则主张“节用以礼”，即节用要以礼为标准，人的身份不同节用的标准也不同。各级统治者的节用可以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减少财政支出才能减轻赋税，这就是裕民，所以荀子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民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所列裕民之政的各条款中，除“省商贾之数”外，都属于减轻赋税即薄税敛的内容。薄税敛可以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增加产量，所以荀子说：“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治），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以上《富国篇》）
开源节流可以做到“上下俱富”，节用裕民可以做到“出实百倍”，这里都含有激励的作用在内。人们为求自己消费欲望的满足，必须增加自己的收入。广大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手段是搞好农业生产，而农民愿意搞好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则是能较多地保有农业生产的收成。开源节流和节用裕民要求少向农民征税，对农民来说就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手段，促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四、荀子欲望论和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比较
以上围绕欲望论概括了荀子经济思想的主要方面。荀子的欲望论承认人的欲望的正当性，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满足，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后人具有重要的认识作用和借鉴意义。这一思路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相通之处，又具有不同的特点。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经济人假设最早是由亚当·斯密表述的，约翰·穆勒进一步结合西尼尔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公理，提炼出了经济人的基本内涵，经过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的发展而形成。尽管经济人假设曾经受到西斯蒙第、李斯特、西蒙、威廉姆森、莱宾斯坦、诺斯等人的批评，但是经济人一直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基础。
经济人的最基本的特征是自利和完全理性。在西方经济学家眼里，经济人本质上是纯粹的一束欲望，是惟利是图的抽象人。在这一点上，和荀子经济思想是一致的。荀子认为人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斯密也是如此，他将人的利己心定为生产、分工、交换、分配等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动力。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论分工的理由时说：“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5](P13-14)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人从利己心出发可以实现社会的公利。他说：“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6](P25)荀子的欲望论则与此不同。他虽然承认求利是人的本性，但是他并不认为求利的结果就一定能符合社会的公利，因此又主张人们用好义来克服好利思想。如果我们也把斯密所说的“社会的利益”叫做“义”，则斯密认为义、利是统一的，而且是义统一于利，有利然后有义。荀子则认为义、利是对立的，人不能只有利而没有义，人们应该在符合义的前途下以求得自己的利。
荀子和斯密关于人的自利思想的观点的异同，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异同。这种异同各有利弊。事实上，并不是所有自利行为的结果都是符合社会的利益的，提倡以义克利正是社会思想深刻的一种表现。但以义克利会限制人们的求利活动，以致正当的个人利益也可能受到排斥，这是其消极面。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引进经济人假设，对发展中国的现代经济学是必要的。同时对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亦不应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道德的约束作用，在今天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中，非但不能否定，而且还要大声疾呼地提倡。荀子既肯定人的欲望，又主张以义克利，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经济思想。
收稿日期：2003-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