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小说评论的形式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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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点形态是指小说评点的外部特征。评点在古代小说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其形态特征并非固定划一,而是有着较为复杂的形式特性。从形态渊源而言,小说评点形态来源于传统经注、史评和文选注评,也与古人的读书方式密切相关,同时,小说评点在与古代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结合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它文学评点的形态特性。本文拟对此作一清理。

关于小说评点之形态今人一般作这样的描述:

开头有个《序》,序之后有《读法》,带点总纲性质,有那么几条,十几条,甚至一百多条。然后在每回的回前或回后有总评,就整个这一回抓出几个问题来加以议论。在每一回当中,又有眉批、夹批或旁批,对小说的具体描写进行分析和评论。此外,评点者还在一些他认为最重要或最精彩的句子旁边加上圈点,以便引起读者的注意。〔1〕

这一段描述在总体上抓住了小说评点的形式特性,但这仅仅是对小说评点史上一些名著的概括,或者说,这是小说评点中最为完备的形态,而非小说评点的普遍形态。实际上,评点形态如此完备者在小说评点史上仅占极少数,大量的小说评点并不具备这一特色,或仅眉批、或仅旁批、或仅回末总评,而“读法”类文字在小说评点中更在少数,因而小说评点形态并非如以上描述那样正规划一,其自身有一个演化的线索,并根据不同的小说对象形成了不同的评点形态。我们先描述一下小说评点形态的发展历史。

小说评点的真正起始是明万历年间,从万历到明末,小说评点形态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进程:小说评点一开始带有浓重的“注释”意味,表现在形态上是以双行夹注为主导形式,以后“注”逐步向“评”演化,评点形态也随之变更,眉批、旁批、总批等形式渐据主导地位,而至崇祯十四年的(1641)金批《水浒》,小说评点之形态趋于完备。

为通俗小说作注,较早见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历十九年(1591)万卷楼本吸收了嘉靖本的部分内容而作出了更为详尽的注评,该书周曰校“识语”云:“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里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2〕这五项工作明显地属于注释范畴, 而其形式均为双行夹注,正文中标有的形式有如下七种:

释义:正文中比重最大,包括释地名、注音、释历史典实等。

补遗:正文中出现较少,大多是补正一些历史事实。

考证:正文中出现较多,内容与“补遗”大同小异,亦为补正史实。

论曰:正文中偶见,但颇具评论性质。

音释:主要为注音,与“释义”有时相混。

补注:正文中亦不多见,但亦颇有评论色彩。

断论:正文中亦不多见,然与“论曰”相类,具评论性质。

在以上七种形式中,其内容主要是注释,但已呈分化趋向,其中“论曰”“补注”“断论”三项所体现的评论性质实已表明通俗小说注释由“注”向“评”演化的过渡态势。当然,万卷楼本《三国演义》注释中的所谓评论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评论还相去甚远,基本上都是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史实分析和道德评判。综观万卷楼本的评注形式,我们不难看出其所构成的“释义”“考证”“评论”三位一体的评注形态,这种评注形式实际上是对传统史注史评的直接延续,刘宋时期裴松之为陈寿《三国志》作注开创了此种评注形式,裴氏“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3 〕这种在传统的名物训释基础上融补遗、考辨和评论为一体的评注方式在史学体例上有开创之功,对后世影响甚巨,小说评点之起始以注评为一体也可看出这一影响。尤其是《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其注评的史学影响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演义小说与历史之关系。

这种对小说的注评在明代延续了一段时期,从现存资料而言,体现这一特色的还有如下数种:

《全汉志传》(题“汉史臣蔡伯喈汇编、明潭阳三台馆元素订梓、钟伯敬先生批评”)

《京板全像按鉴音释两汉开国中兴传志》(题“抚宜黄化宇校正、书林詹秀闽绣梓”)

《列国前编十二朝传》(题“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编集”)

《新列国志》(题“墨憨斋新编”)

在上述四种刊本中,有这样几个共同特色:四部小说均为历史演义,评注形式都是双行夹注,注释内容以注音、释义为主。与万卷楼本《三国演义》之评注稍有异者,是刊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列国前编十二朝传》增加了回末批注,标明之形式有“释疑”“地考”“总释”“评断”“鉴断”“附记”“补遗”“断论”“答辩”“论断”,但其中内容仍为史实考订和音义考释等。刊于崇祯年间的《新列国志》则注评分开,“注”在正文中为双行夹注,内容大多是注地名、官名和注音释义等,该书《凡例》云:“古今地名不同,今悉依一统志,查明分注,以便观览。”〔4〕虽仅言释地名,但所指其实不止于此, 可见该书之注为独立之一部分,而“评”则另增眉批和少量旁批,内容为小说人物和情节的简约评论。这种注评分开的形式是受前此小说评点影响所致,因为万历二十年以后,小说评点已逐步走向成熟,而这一形式的出现也标志了传统史注在古代小说领域的解体,由此以后,注释已不再在小说批评中占据重要位置,就是在清人对《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等历史演义小说的评点中,简约的注释已完全淹没在浩繁的小说评论之中。

小说评点以“注释”为其起始,以后“注”便逐渐让位于“评”,这一过程大致在明末基本完成。如果说,小说评点中的“注”来源于传统史学的影响,那么,小说评点中的“评”则是源于文人对于小说的阅读和赏评,那种在阅读过程中的随手点评、点滴感悟,是小说评点中思想和艺术评论的真正起始。在明代,从事这一工作而对后世小说评点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李卓吾,袁小修谓:“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时为万历二十年——引者),予往访之,正命常志抄写此书(指《水浒》),逐字批点。”〔5〕李氏自己亦云:“《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6〕这种文人个体性的阅读赏评在当时较为普遍,憨憨子谓:“余慨而归,取而评品批抹之。(指《绣榻野史》)”〔7〕在吴中地区, 更有众多的文人在传阅、品评着当时的流行小说。而当这种文人个体的阅读赏评与小说的刊行结合起来时,所谓小说评点就从个体的私人行为转化为一种公众事业,尤其是当书坊主人集合当时的下层文人参与其间时,小说评点本的刊行便日渐兴旺起来,明中晚期小说评点的发展即大致呈这一态势。

从评点形态而言,合辙于文人阅读赏评这一特性,小说评点形态最先发展起来的是眉批和旁批,尤以眉批更为普遍,而这正是古代文人在读书时的一种习惯行为,它以简洁、直截为特征,随感而发,随手批抹,有着强烈的随意性和感悟性,故而眉批是小说评点中最为轻便的形式,也是明代小说评点中运用最为普遍的形式。从笔者所寓目的明代数十种小说评点本中,眉批几乎是必有的形式(那些重在释义的历史演义除外)。相对而言,小说评点中回前或回末总评的出现要晚一些,因为眉批重在感悟,总评则意在总结,前者是随意性的,而后者则是有意识的,在某种程度上已带有意在刊刻的商业色彩,故小说评点中“总评”的出现即意味着小说评点已完成了从个体行为向公众事业的转化。据现有资料,明代小说评点中较早出现“总评”这一形式的是刊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容与堂本《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该书之评点者历来众说纷纭,或谓李贽,或谓叶昼,莫衷一是。但细绎书中评点,评点形态如此成熟周全似乎难与李贽随心所之的评点风格相吻合,或许是以李评为基础,而在书商授予下由叶昼加工、充实、改造而成。如果此推论成立,那么,从万历二十年李卓吾开始从事《水浒》评点到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刊出《水浒传》李评本,正体现了小说评点从个体行为向公众事业的转化。该书之评点形态包括:

首有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北京图书馆藏本无此叙),次有署名小沙弥怀林的总论文章四篇(《批评水浒传述语》《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又论水浒传文字》,正文中有眉批和夹批,回末有总评,署“李卓吾曰”“卓吾曰”“秃翁曰”等,正文中字旁大多有圈点,评点者还在正文中多设拟删节符号,或上下钩乙,或句旁直勒,刻上“可删”二字。

可见,这是一个评点形态较为完备的小说评本,基本奠定了古代小说评点的外在形态,其中正文前评论文字的增多是其重要特色,并与正文评点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容与堂本以后,大约在万历四十年左右袁无涯本《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刊行,该评本正文评点形态相对简约,仅眉批和旁批,但正文前则有李贽《叙》、杨定见《小引》、《宋鉴》、《宣和遗事》(一节)、袁无涯《发凡》、《水浒忠义一百八人籍贯出身》等多种,这种在正文前文字的增多标志了小说评点的进一步成熟。

崇祯十四年(1641),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刊行,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评点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明代小说评点中评点形态最为完备的评点本。该书之评点形态包括:

开首金圣叹《序》三篇(题《序一》《序二》《序三》),次《宋史断》,次《读第五才子书法》,计有69条,次金圣叹伪托施耐庵《序》(题“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前自有序一篇,今录之”),正文有回前总评、夹批和少量眉批,文中有圈点,对小说正文金氏还伪托“古本”作了大量删改。

在评点形态上,金圣叹作了三点改造:一是增加了《读法》,二是将总评移至回前,三是大量增加了正文中之夹批。这一评点形态突出了小说评点者的主体意识和主观目的性,它融文本赏读、理论评判和授人以作法于一体,从而开创了小说评点之派,成了后世小说评点的仿效对象,由此,小说评点的形态构造基本完成。

在明代,小说评点形态还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余象斗的“评林”(我们留待下文详谈),二是冯梦龙的“三言”评本和署“墨憨斋评”的小说评本,这一类小说评本计有:《警世通言》(署“可一主人评、无碍居士较”)、《醒世恒言》(署“可一居士评、墨浪主人较”)、《古今小说》(署“绿天馆主人评次”)、《新列国志》(署“墨憨斋新编”)、《石点头》(署“墨憨主人评”)、《新平妖传》(署“墨憨斋批点”)。这五种小说评本在形态上有一共同特色,均为“一序一眉”,即正文前有《序》,文中评点主要是眉批,且眉批甚简约,只作感悟式的艺术赏评,而《序》则均为一篇有价值的小说评论文。这一形式简明扼要,别开生面,已成晚明署为“墨憨斋评”之小说评本的惯例(“可一居士”“绿天馆主人”学界一般已确认为冯梦龙),我们对此不妨称之为小说评点的“墨憨斋体”。

综观明代的小说评点形态,可以归纳出四种基本方式:一是在史注评影响下的历史演义评注,这一形式是传统注释在小说领域的延续和余波,可看作是史注向小说评点的过渡形态,故而出现不久便随即消歇;二是由文人随意赏读向有意识评批的发展趋向,即在形态上由“眉批——总评(包括眉批夹批等)——综合(读法、总评、眉批、夹批等)”的发展线索,或者说,这是由李卓吾到金圣叹所奠定的小说评点形态;三是“一序一眉”的“墨憨斋体”;四是余象斗的“评林体”。在这四种方式中,其中一、四两种方式明以后便消失了,第二种方式在清代的小说评点中影响深远,而“墨憨斋体”则在清代得到了部分延续。

清代小说评点形态接续明代之遗而主要呈两种发展态势:一是继承金圣叹的小说评点传统,在评点形态上更趋丰富完备;二是小说评点形态中眉批加总评明显居于主流。

清代的小说评点是在金圣叹的影响下发端的,金氏所奠定的小说评点形态在一些重要的小说作品如《三国演义》、《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等的评点中有着巨大影响并使评点形态日渐丰富完满。

金圣叹评本《水浒传》刊刻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时距明亡仅两年,入清以后,金氏又完成了《西厢记》(清顺治十三年,1658)、《贯华堂选批唐才子书》(清顺治十七年,1660)、《杜诗解》(清顺治十七~十八年,1660~1661)、《天下才子必读书》(清顺治十八,1661)等评点本,〔 8〕故金圣叹评点的真正影响是在清初,一时仿效者蜂起,遂开小说评点之派。其中尤以康熙时期的毛本《三国》和张本《金瓶梅》影响更大,我们试将这两种评本的外在形态叙述如下:

(毛本《三国》)开首有序(署“时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圣叹氏题”)、次《凡例》十条、次《读法》二十六条,正文中有回前总评、夹批。评点者还对原著作了合并回目、改换诗词、增改情节和文字修润等工作。

(张本《金瓶梅》)开首《第一奇书序》、次《第一奇书凡例》、次《杂录》、次《竹坡闲话》、次《冷热金针》、次《金瓶梅寓意说》、次《苦孝说》、次《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次《第一奇书金瓶梅趣谈》、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总计一百零八条。正文中有回前总评、夹批和少量旁批。

这两种评点本代表了清代小说评点的最高成就,在评点形态上,毛氏全盘继承了金批《水浒》的格局,更“一仿圣叹笔意批之”,〔9 〕时人评其为效圣叹所评书之佼佼者。张氏评《金瓶梅》在评点形态上亦本之于金氏《水浒》评本,其中正文前文字增至十种,读法增至一百零八条,则明显超越金氏评本,在正文评点中,张氏还据于所评对象的独特个性,增加了回前总评的篇幅,而减少了文中夹批的容量,并申述理由如下:

《水浒》是现成大段文字,如一百八人,各有一传,虽有穿插,实次第分明,故圣叹只批其字句也。若《金瓶》,乃隐大段精彩于琐碎之中,只分别字句,细心者皆可为,而反失其大段精彩也。〔10〕

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小说评点在形态上明显地走了三步:金氏在容本《水浒传》的基础上奠定了小说评点的形态特性,此为第一步;毛本《三国演义》接续金氏之传统,此为第二步;而张竹坡《金瓶梅》评点则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是古代小说评点中形态最为完整者,更为重要的是,张氏的《金瓶梅》评本还完成了小说评点由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向人情小说的重心转移,从评点形态而言,则表现为回前总评的增多和总评中人物评论的大量增加,同时,张氏还单列《杂录》《寓意说》二文对《金瓶梅》人物的姓名、居处等作了较多的分析,充分表现出了人情小说评点的独特个性,这一特色对后世评点影响颇大,在《林兰香》《红楼梦》的评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此为第三步。

与上述两种评本在形态上相仿佛者在清代尚有汪憺漪笺评的《西游证道书》、张书绅评点的《新说西游记》、王希廉评点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张新之评点的《妙复轩评石头记》、蔡元放评点的《东周列国志》、寄旅散人评点的《林兰香》、无名氏评点的《野叟曝言》等。这些评点本篇幅庞大,内容丰赡,其评点对象又大多是古代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品,故与前此之容与堂、袁无涯、金批本《水浒》等,构成了小说评点史上一脉相承的重要系列,这一系列以明代“四大奇书”和清代《红楼梦》等小说名著的评点本为主体,在中国古代小说传播史上影响深远,而一般所谈及的小说评点即大多是指这一系列。

当然,这种形态完备、内容丰赡的评点本在清代其实也并不多,因为小说评点是对个体小说作品的赏评,有着对作品个体强烈的依附性。评点形态的完备与评点内容的丰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所评对象的自身特质,那些在小说史上享有很高声誉并传播久远的作品毕竟还在少数。同时,这一类小说评点本常常过多地表现出文人借此表现自身情感思想的固习,尤其在对作品主旨的阐释上更是连篇累牍,有的离作品本身相去甚远。这种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小说评点对读者的误导,而评点文字的增大有时也影响了读者阅读的连贯性,故而这种繁复的评点形态并未为小说评点者普遍接受,也未被小说刊刻者和小说读者所普遍接纳,它在清代并不据于主流地位。

小说评点形态在清代居于主流地位的是眉批加总评这一形式,据笔者简略统计,〔11〕从清初到晚清,小说评点中眉批仍为常规形态,而总评则逐步呈上升态势,基本上成了小说评点的一种最为普遍的形式,现列举清代几个主要时期的评点情况作为例证:

顺治年间,有评点本14种,其中有总评的8种。

康熙年间,有评点本35种,其中有总评的26种。

乾隆年间,有评点本18种,其中有总评的14种。

嘉庆年间,有评点本11种,其中有总评的8种。

道光年间,有评点本7种,其中有总评的4种。

光绪年间,有评点本29种,其中有总评的21种。从以上统计中可以看出,小说评点中的总评已成主要形式,它与眉批一起构成了小说评点的主体形式,且总览清代的小说评点,其中总评大多从回前移至回末,其批评容量也相应减少,基本上是对小说作品作简要的思想和艺术赏评。

我们将眉批加总评这一形式作为清代小说评点的主体形态,并不是从小说评点的理论批评质量立论的,而主要指称这一种评点形态运用的普遍性。眉批加总评这一形式之所以成为清代小说评点的主体形态,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象明代“四大奇书”和清代《红楼梦》等名篇巨著毕竟是凤毛麟角,大量的是思想艺术相对平庸的作品,这些作品难以真正吸引文人的视线,并在情感上引起强烈的共鸣,因而很少以较大的精力投入到对作品细腻复杂的赏评之中,故没必要以完备的评点形态来评点一部相对平庸的小说作品。而眉批加总评这样一种简约的评点形态恰好满足了这一需要,从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拟话本小说、清中叶以后的人情小说、历史演义一直到晚清以书刊形式出版的小说基本上都采用这一评点形式。其二,小说评点的兴起和发展是以推动小说的商业传播为其主要目的的,评点几乎已成了小说传播的一种促销手段,而通俗小说的主要接受对象乃是广大的民众,这种独特的传播对象规定了小说评点主要是以世俗性、大众化的文化传播为其基本品位,故而简约的形式、粗浅的评论反而更易为一般读者和出版商所接受。明乎此,那我们就不难理解古代小说史和小说评点史上所出现的一些独特现象,如古代小说可谓卷帙浩繁,但真正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则为少数,小说评点史亦然,评点在小说刊本中极为普遍,但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则少得可怜。然而这种创作数量与质量之间的不平衡并不影响小说和小说评点的广泛流播,这就是俗文学和俗文化在中国古代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现象。因此,如果说,从金圣叹到张竹坡,小说评点体现为一种文人化的创造,那么,这一系列的小说评点则表现为一种大众化的制作,而大众化正是古代俗文学和俗文化的一个根本追求,故眉批加总评的评点形态遂成清代小说评点之主流。

明清小说评点的形态发展大致如上。在这一发展线索中,还有一些形态问题也值得重视,这些问题大多是上文未经深谈,但又较为重要的评点形式,这大约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属于小说评点形态发展中相对独立或具有阶段性特征的评点形态,如“评林”和“集评”;二是小说评点形态中分解出来的个体形式,如“读法”和“圈点”。

“评林”作为一种小说评点形态仅见于明代余象斗的小说刊本中,在小说评点史上是一特例,现存小说评点本三种:

《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万历二十年双峰堂刊本)

《水浒志传评林》(万历二十二年双峰堂刊本)

《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万历三十四年三台馆刊本)

以上三种刊本除《水浒志传评林》直书“评林”二字外,余二种均于封面标出,前者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后者题“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此三种刊本在形态上均为“上评、中图、下文”,这也是古代小说刊本中仅见的体例,而其评语相当于后来小说评点之眉批。余氏“评林”本就小说评点角度而言,没有太高的理论价值,评语颇为简略,每则评语均署标题,如“评诗词”“评李逵”等。但这种将评点与图、文相配的刊本形态却在通俗小说的传播中有一定的价值。余氏是一个集小说作者、评者、出版者于一身的通俗文学家,现知由其刊刻的小说有20种,〔12〕其形态除评林本外,均为“上图下文”,因此这是一种旨在普及的通俗文学读本,而评点的加入也正是为小说的普及所服务的。

案“评林”一辞在明万历年间的书籍刊本中较为常见,但其涵义与余氏刊本明显不同。一般地说,所谓“评林”乃集评之意,如万历初年凌稚隆辑《史记评林》即然,徐中行《刻史记评林序》曰:

凌以栋之为评林何谓哉?……推本乎世业,凌氏以史学显著,自季墨有概矣,加以伯子稚哲所录,殊致而未同归,以栋按其义以成先志,集之若林而附于司马之后。〔13〕

因此所谓“评林”是将评语“集之若林”之意,据凌氏《史记评林凡例》称,该书所集评语有“古今已刻者”如倪文节《史汉异同》、杨升庵《史记题评》、唐荆川《史记批选》等,有“抄录流传者”,如“何燕泉、王槐野、董浔阳、茅鹿门数家”,“更阅百氏之书,如《史通》《史要》……之类,凡有发明《史记》者,各视本文标揭其上。”〔14〕同时,辑者还将《史记》流传中的一些重要评注本如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义《史记正义》、裴骃《史记集解》的内容一并分解阑入相应的正文之中,又在眉批中不时加上自己的按语,因而这是一种集古今评语于一书的评点形态。万历二十二年刊行的《新镌详订注释捷录评林》也明确标出由“修撰李九我集评”和“翰林李廷机集评”。由此可见,所谓“评林”者,集评之所谓也,那余氏“评林”是否也是如此呢?否,观余氏“评林”之眉批,未有标出其他评者,相反在扉页题署和“识语”中均署上“书林文台余象斗评释”或“今余子改正增评”等字样,可见评点出自余氏之手乃无疑义,他在书名中标出“评林”这一在书籍流通中较有影响的词语,或许是余氏用以招徕读者的一种手段,而这种在刊刻时的弄虚作假又是余氏刊本的常见现象。

小说评点中的“集评”是在清代才出现的,“集评”是古代经注、史注评和文学选评的常见体例,在古代文献的传播和研究中有很高的地位。“集评”一辞在小说评点史上没有出现,但有集评意味的小说评点却屡见不鲜,这大致有两种基本方式:

一是同时敦请诸家评点以扩大小说之影响。此举较早见于清顺治年间刊刻的《女才子书》,该书由烟水散人徐震所作,共十二卷,卷各记一才女故事,卷末均有总评,评者有“钓鳌叟、月邻主人、幻庵”三人,并时有作者自评,署“自记”,每卷评语二、三、四条不等。在康熙年间刊刻的《女仙外史》中,这种形式则可谓登峰造极了,该书评语由正文前序、评和回末总评组成,而参加此书评点的竟有67人之多,且其中不乏高官显宦、文坛名流,如刘廷玑、陈奕禧(江西南安郡守)、叶南田(广州府太守)、八大山人等,虽其中较多伪托者,但如此庞大的评点阵容在小说评点史上却是罕见的。嘉庆年间的《镜花缘》评点也是一次集体创作活动,该书评点者有“许祥龄、萧荣修、孙吉昌、喧之、萌如、合成、冶成”等数人,许氏在一百回回末总评中云:

此集甫读两卷,余适有他役,及返而开雕已过半矣。惟就所读数本,附管见所及,盲瞽数语于各篇之首,未识有当于万一否?弟回忆数年前捧读是书中间十余卷,其中细针密线、笔飞墨舞之处,犹宛然在目,而竟不获为之一一指出,实为恨事。然窃喜诸同志为之标题,谅有先得我心者矣,又何恨焉!

可见这些评点者还是一批相得之友朋,构成了一个赏鉴、评判《镜花缘》的“沙龙”式的批评群体。

“集评”的第二种方式表现为小说评点的不断累积,这一方式主要表现在明清两代的小说名著评点之中。较早采用这一方式的是清初的《三国演义》刊本,如清初遗香堂刊本《绘像三国志》,其评语有无名氏旁批,其中也较多袭自李卓吾评本,清初两衡堂刊本《李笠翁批阅三国志》之评点则或同毛本《三国》之夹批、或同遗香堂本之旁批,当然,这些刊本还无明确的集评意识,而只是书坊的一种伎俩。在清代,有明确集评意识的评点本是《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三组评本系列,如《儒林外史》评本现存卧评本、齐省堂评本、天目山樵评本和黄小田评本,后三种评本均以卧评本为底本,悉数阑入卧评本的全部评语,故是一个评点不断累积的刊刻过程。《聊斋志异》有王士祯、何守奇、但明伦、冯镇峦四家评,其刊本情况如下:

《批点聊斋志异》(道光三年,题“新城王士正贻上评、南海何守奇体正批点”)

《聊斋志异新评》(道光二十二年,题“新城王士正贻上评、广顺但明伦新评”)

《聊斋志异合评》(光绪十七年,题“新城王士正贻上、涪陵冯镇峦远村、南海何守奇体正、广顺但明伦云湖合评”)

其评点的累积性也十分明显。《红楼梦》评点亦然,在《红楼梦》稿本阶段,所谓“脂批”本身就是一次集体评点活动,而自乾隆五十六年程伟元、高鹗木活字本行世后,嘉庆以后评本纷出,而集评性质的刊本也不时出现,如光绪年间的《增评补图石头记》署“王希廉、姚燮评”,但所阑入的评语还有太平闲人的《读法》《补遗》《订误》,明斋主人的《总评》等。光绪十年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亦署“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但实际评语并不止此。这种小说评点的集评活动在清代尤其是清晚期已成一时风气,而这一评点形态的出现正标志了小说评点在社会上的重视。另外,小说评点史上还出现了一种对于评点本的评点,如黄小田对《儒林外史》卧评本的评点,文龙对《金瓶梅》张竹坡本的评点,这些评本虽未刊出,但这一现象却是值得注意的。

“集评”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史上的一种重要形态,小说评点中的集评还远没有诗文批评那么突出,真正意义上的集评其实并没出现,这一工作一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才真正得以重视,古典小说名著的“汇评本”层出不穷,给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很大便利。

“读法”是小说评点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在论及小说评点形态时常常将“读法”视为小说评点的一个重要形式。但其实,“读法”并非小说评点的常规形式,在笔者所寓目的近两百种小说评本中,有“读法”的仅有十来种,〔15〕所占比例极小,可见视“读法”为小说评点不可或缺之形式乃是一种误解。

“读法”这一形式较早见于南宋的古文选评,吕祖谦《文章关键》于卷首就标列《看古文要法》一文,其中又分“总论看文字法”和“看韩文法”“看柳文法”“看苏文法”“看诸家文法”“论作文法”“论文字病”数款,其“总论看文字法”云:

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翦截有力处,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

这一“总论”与众多“分论”、作文法等构成了吕氏“读法”的全部内容,这种格局也是后世小说评点“读法”的基本内容,只是由于文体的不同其论述重心有所变更而已。

在小说评点史上,最早标列“读法”的是刊于崇祯八年的《东度记》,该书卷首有《阅东度记八法》,以六字对句形式加以表现:

不厌伦理正道,便是忠孝传家。

任其铺叙错综,只顾本来题目。

莫云僧道玄言,实关纲常正理。

虽说荒唐不经,却有禅家宗旨。

尊者教本无言,暂借师徒发奥。

中间妖魔邪魅,不过装饰闹观。

总来直关风化,不避高明指摘。

若能提警善心,便遂作记鄙意。

越六年,金圣叹批本《水浒传》刊出,“读法”的形式趋于固定,由于金批在清代的广泛影响,清代小说评点之“读法”便循此而发展,基本上没有越出金圣叹之格局,而模仿之迹更是昭然。且不论毛、张的有意仿效,在乾隆年间的《雪月梅》“读法”中,评者更是照本抄录,如“此书看他写豪杰是豪杰身分,写道学是道学身分,写儒生是儒生身分,写强盗是强盗身分,各极其妙。”“(《雪月梅》)是他心闲无事,适遇笔精墨良,信手拈出古人一二事,缀成一部奇书。”其中因袭抄录之色彩颇重。在张竹坡《金瓶梅》批本中,“读法”之篇幅大增,但琐碎繁杂之弊愈益突出,乾隆时期,蔡元放评本均有“读法”,而篇幅则明显减少,以后的小说“读法”便基本上趋于简约。

小说评点之“读法”是以条目式的文字、发散式的视角和自由的叙述方式来表达评者对于整部小说的看法和向读者指明阅读之门径。其内容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阐明小说之主旨,如毛批《三国》之“读法”一开始就以“正统、僭国”分属蜀汉与吴魏,点明了毛本《三国》以蜀汉为正统的基本特性。二是分析小说之人物(尤以为人物定品为特色),这以金批《水浒》最为出色,金氏以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从总体人物塑造、人物个体品评和人物定品三方面全面分析了《水浒传》的艺术特性,对后来的“读法”影响颇大,尤以为人物定品已成“读法”之惯例。三是揭示小说之文法(主要是小说的叙事法则),这亦以金批为开端,以后绵延不绝,成为小说评点“读法”之大宗,但这一部分也最为后世所诟病,解弢谓“金、毛二子批小说,乃论文耳,非论小说也。”〔16〕所讥评确也颇中肯綮。四是指点阅读之方法,这一内容金批《水浒》较少论及,但其评点之《西厢》“读法”则有大量篇幅,故小说评点中的这一部分或许来自金批《西厢》的影响。相对而言,这一部分的内容价值最小,有的纯属无稽之谈,如张批《金瓶梅》“读法”连置七个“读《金瓶》”,要求“不可呆看”,必须“置唾壶于侧、列宝剑于右、悬明镜于前、置大白于左、置名香于几、置香茗于案”,所论过于玄虚。

小说评点中的“圈点”今人少有研究,它在古代小说刊本中虽较为普遍,但并不太为重要,因为“圈点”在宋以来的文学选本中主要针对诗文的局部艺术特性而加以标识,如“警语”“要语”“字眼”“纲领”等。然小说之成功与否不在于局部字句之警策,更重要的乃在于全部规模之完善,故而“圈点”对小说传播的影响并不大,而古人对此也绝少论及。

“圈点”源于句读,在唐代已较为普遍,唐天台沙门湛然曰:“凡经文语绝之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17〕清代袁枚也认为“圈点”始于唐代:“古人文无圈点,方望溪先生以为有之则筋节处易于省览。按唐人刘守愚《文冢铭》云‘有朱墨围’者,疑即圈点之滥觞。”〔18〕但这种“圈点”还属一般意义上的断句,与文学评点中的“圈点”不同,前者属语法层面,后者为欣赏层面,而前后之延续关系则明白显豁。文学评点中的“圈点”较早见于南宋的古文选评,一般有“朱抹、朱点、墨抹、墨点”,其标识之义涵为:“朱抹者,纲领、大旨;朱点者,要语、警语也;墨抹者,考订、制度;墨点者,事之始末及言外意也。”〔19〕谢枋得“圈点”则更为复杂,他将圈点符号增至“截、抹、圈、点”四种,又依不同的色彩如“黑红黄青”对各种符号再作分解,如“截”:“大段意尽,黑画截;大段内小段,红画截;小段、细节目及换易句法,黄半画截。”这圈点法在后世有一定影响,被人称为“广叠山法”。〔20〕明人归有光之圈点法也极为繁复:

朱圈点处总是意句和叙事好处,黄圈点处总是气脉。亦有转折处用黄圈而事乃连下去者。墨掷是背理处,青掷是不好要紧处,朱掷是好要紧处,黄掷是一篇要紧处。〔21〕

古文圈点自宋以来广为盛行,它对读者的赏读起过一定的作用,姚鼐谓:“圈点启发人意,有愈于解说者也。”〔22〕尤其是有的评点者将圈点与夹批、旁批等形式相结合,使圈点之意更为醒目,如谢枋得《文章轨范》在对文中字句警语作圈点的同时,又在字句旁标上“承上接下不断”、“文婉曲有味”、“好句法”等批语,使读者对文章的体会更为深入。当然,由于圈点之法没有形成相应的定规,各家圈点因入而异,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故也较难对读者产生强烈的效果。

小说评点中的“圈点”在功能上与古文选评的“圈点”无大的差异,即一是标出文中警拔之处,二是句读作用。为小说作圈点,这在通俗小说史上是一以贯之的,明万历十九年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就在“识语”中明确“其句读有圈点”,明天启崇祯年间建阳郑以桢《三国》刊本,其书各更明确标为《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这种在书名中标出“圈点”字样在小说评点史上颇为罕见,清以后几乎没有看到这一现象,可见在明代,“圈点”也是作为小说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进入小说刊本之中,以后便习以为常,故没必要再特为标出。

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圈点形式多样,如点、单圈、双圈、套圈、连圈、三角、直线和五色标识等,且用法因人而异,故难以对其作出总体性的描述,而对于小说圈点的理论说明文字又极为罕见,这一类文字一般见于该小说的《凡例》之中,现据笔者仅见的几例作一说明。较早对小说圈点作出说明的是九华山士潘镜若为《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明万历白门万卷楼刊本)所作的《凡例》,其曰:

本传圈点,非为饰观者目,乃警拔真切处则加以圈,而其次用点。

明天启年间刊刻的《禅真逸史》,首有夏履先撰的《凡例》,其中对书中圈点作了如下说明:

史中圈点,岂曰饰观,特为阐奥。其关目照应,血脉联络,过接印证,典核要害之处则用“”;或清新俊逸,秀雅透露,菁华奇幻,摹写有趣之处则用“○”;或明醒警拔,恰适条妥,有致动人之处则用“、”。

以上说明指出了该书圈点在于文中警拔之处,评者将小说的艺术特性划归为三类,并以三种不同的符号加以标识,看似颇为醒目,但这三种艺术特性其实本身缺少内在的逻辑区别,故而这种圈点的实际效用实难产生。

关于圈点句读作用的说明以清乾隆年间《粧钿铲传》中的《圈点辨异》一文最为详备,兹引录如下:

凡传中用红连点、红连圈者,或因意加之,或因法加之,或因词加之,皆非漫然。

凡传中旁边用红点者,则系一句;中间用红点者,或系一顿或系一读,皆非漫然。

凡传中“粧钿铲“三字,皆红圈套黑圈者,以其为题也,皆非漫然。

《粧钿铲》是一抄本,题“昆仑褦襶道人著,松月道士批点”,《圈点辨异》一文署“松月道士”,可见书中圈点由评点者所为。

以上我们对小说评点的形态发展和其中的几种主要形态作了简略的清理,从中也可看出小说评点形态所隐含的合理内涵和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小说评点是中国古代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界乎雅俗两种文化之间,容纳了文人、书商、官僚和亦文亦商等多种评点者,故而是一种融理论批评性与商业传播性为一体的批评体式。小说评点形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了自身的形态特性,这种形态特性大致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评点形态的多元化,小说评点形态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并非固定划一,而是据以不同的批评旨趣和批评对象采用不同的评点方式,批评对象内涵丰赡且以表现自身情感为主的小说评点在形态上就形式完备、论辩色彩浓烈,如金批《水浒》、毛批《三国》等,而旨在推动小说商业传播的评点则在形态上以简约的形式和感悟式的行文方式为主。这种多元化的评点形态使得小说评点既合辙于通俗小说的审美格局又适合于多层次的小说鉴赏主体,从而在小说传播中确立了自身的重要地位。二是评点形态的实用性和通俗性,小说评点依附于小说作品,其眉批、夹批、总批等形式都与作品本身密切相关,而读法类文字更是对作品鉴赏的实用性和通俗性指导,这种与作品融为一体并以读者接受为归趋的批评形态是小说评点在中国古代盛行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

小说评点形式已成为一个历史的陈迹,它在当今的文学批评中已不占重要位置,但这种独特的批评形态应该说还有其生命和价值,尤其是这种批评形态所体现的那种多层次多元化的批评格局和以接受为归、以读者为本的批评精神无疑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批评传统,亦可以此为鉴疗救当今文学批评中某些蹈虚不实且与读者较少关涉的批评弊端。

注释:

〔1〕叶朗《中国小说美学》第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以后谈及小说评点形态者一般都沿用这种描述。

〔2〕《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历十九年万卷楼刊本。

〔3〕裴松之《三国志注表》。

〔4〕《新列国志·凡例》明崇祯年间金阊叶敬池梓本。

〔5〕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九。

〔6〕李卓吾《与焦弱侯》《续焚书》卷一。

〔7〕《绣榻野史·序》明万历年间醉眠阁刊本。

〔8〕详见拙作《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第一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9〕刘廷玑《在园杂志》

〔10〕张竹坡《第一奇书凡例》

〔11〕这一统计主要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本小说集成》(1~5辑)、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和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

〔12〕详见肖东发《明代小说家、刻书家余象斗》,《明清小说论丛》第四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

〔13〕见《史记评林》,清同治甲戌仲冬长沙魏氏养翮书屋校刊本。

〔14〕见《史记评林》,清同治甲戌仲冬长沙魏氏养翮书屋校刊本。

〔15〕现知有“读法”的十种刊本为:《东度记》(崇祯八年金阊万卷楼刊本、九九老人评)、《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崇祯十四年贯华堂刊本、金圣叹评)、《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演义》(康熙十八年醉耕堂刊本、毛氏父子评)、《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康熙三十四年刊本、张竹坡评)、《绣像西游证道书》(乾隆十五年文盛堂刊本、蔡元放评)、《东周列国志》(乾隆十七年刊本、蔡元放评)、《水浒后传》(乾隆三十五年刊本、蔡元放评)、《雪月梅》(乾隆四十年得华堂刊本、董孟汾评)、《妙复轩评红楼梦》(道光三十年刊本、张新之评)、《新译红楼梦》(道光二十七年刊本、哈斯宝评)

〔16〕解弢《小说话》91页,中华书局1919年。

〔17〕唐·湛然《法华文句记》

〔18〕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凡例》

〔19〕钱泰吉《曝书杂记》

〔20〕元·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卷之二。此段内容较多参阅吴承学《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一文(《文学评论》96年1期,引文亦基本从该文转引。

〔21〕归有光《评点史记例意》

〔22〕姚鼐《与徐季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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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小说评论的形式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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