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7)12-0005-06
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从过去所讲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现在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蕴含着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指导经济发展的思路已经有了重大的调整和转变。理解和把握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后的理论依据及其对发展思路所提出的新要求，并尝试性地贯彻落实我国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服务，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从经济发展观的历史演进看“增长”与“发展”
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发展主要是立足于经济层面，与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同义词，虽然经济发展主要用于贫穷国家，经济增长主要用于富裕国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战后初期世界各国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恢复或发展经济。一些西方学者在分析不发达国家的贫穷问题时，也认为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经济馅饼做得不够大，现在的关键是把蛋糕做得大些”。此时，“‘发展’一直是意味着一个原来或多或少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国民经济，具有能够产生和支持每年5％到7％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能力”；[1]“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出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2]
基于这一发展观，人们主要关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数量，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国发展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①要提高发展水平，即从“欠发达”阶段变为“发达”阶段，就要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理论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提高归因于四大因素：资本积累、新资源开发、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其中，被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本积累。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尽管欠发达国家依靠大规模投资和工业化，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失业人数和贫困人口数量也一直增长，并出现过度城市化、社会政治动荡、分配不均、社会腐败、生态危机等一系列新问题。墨西哥就是一例。这种现象导致人们对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观产生了怀疑。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献中，对发展的解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把增长与发展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认为增长是指人均产品量的增加，它通常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的增长率来表示。发展既包含了人均产出的增加，也包括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即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此后，关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这一差别得到学术界较广泛的认同，许多学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调整所应包含的范围，以及如何以结构调整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方面。②
从经济发展观的历史演进过程看，人们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区别，是基于对一些欠发达国家所出现的“有增长无发展”状况的观察与思考。把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加以区分，认为“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拓展了发展观的研究视野。[3]它启示我们，决不能把完成经济增长指标简单地等同于实现了经济发展。当然，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必须首先启动经济增长，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但是，如果政策失误，或机制上存在缺陷，则完全有可能不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的经济发展的理想目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对经济工作的考察，应当把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大到经济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注重“量”而言，经济发展更重视发展的“质”。发展不只是一种经济的连续增长，而是一种以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4]这将有利于消除经济增长障碍或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以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我国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演进
增长方式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的大问题。我国经济建设从低水平起步，基础差、底子薄，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受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及整体技术水平的限制，我国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来推动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高投入、高增长、低效益的粗放特征。为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党和政府的各级决策层，都高度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从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逐步转变到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和经济工作者开始注意计划经济体制忽视价值规律作用、不重视效率等弊病，指出要重视生产活动中“不惜工本”的问题，并讨论了改变粗放式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方法，提出了依据价值规律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主张。20世纪60年代我国从前苏联引入了“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的概念，并分析和比较了其优劣。在这些讨论中，开始关注到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力的使用效果，形成了粗放型、集约型、外延型、内涵型等表示经济增长特点的概念。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变到以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这些提法对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个较长的高速经济增长期。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看，尽管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对粗放经济增长的害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均存在高度共识，但是，增长方式至今仍没有完全转变过来，甚至在21世纪初反而出现了由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所引发的过度投资和经济过热。根据张立群教授的研究，在1978年至1995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43％；而在1995年到2001年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则降低至27.8％。[5]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改善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提出了新要求。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将带动基础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领域的投资显著增加。到2020年，我国经济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此同时，重化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土地、淡水、矿产和能源等战略资源的保障和生态环境产生持续压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低消耗、低排放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滞后，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农业基础仍很脆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得到遏制，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区域经济差距继续拉大，区域产业特色不突出，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对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新的压力。
有鉴于此，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通过进一步深化认识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形成了新时期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并在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说明，经济增长率不应成为衡量经济成就的唯一指标，经济成就的高低还需要用其他社会发展指标加以衡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新问题，200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合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的新体会，提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从而首次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把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置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优先地位。之后，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进一步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手段，从而把过去我国一直所讲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提法富有新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蕴含着党和国家指导经济发展的思路发生了重大调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言，内涵更加丰富和深刻。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而且包括把单纯追求GDP量的扩张转变到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上来；把见物不见人的陈旧理念转变到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群众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切实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新的发展理念上来。[6]这一思路的调整，意味着在发展的手段上，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要素的投入和使用方式上，要立足于促进人本身的发展、提高人对经济生活的参与度和对发展成果的受益度。而且，在发展的目标上，再也不是单纯加快GDP或人均GDP的增长率来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是要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到发展理念的转变、发展道路的选择、发展模式的创新，实质上是解决新时期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
三、以思路的调整与创新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效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统筹规划。依照我国的发展战略目标，结合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本文认为，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效，在思路上应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调整和创新：
1.以节能减排为抓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投资率居高不下，并且投资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③从投资结构看，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我国过多的资金投入有利于提升GDP产值的重工业。这些重工业中有很大一部分(如资源开采与加工、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是一些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基于这一投资体制，在激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我国在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之间存在高度内在逻辑关联，抓好节能减排工作，就抓住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命脉。
目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正面临严峻的节能减排形势。以2007年上半年为例，我国工业特别是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仍过快增长，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及炼焦、化工、电力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合计增长20.1％，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17.2％。[7]受利益驱动，一些地方国有资本也有继续向这类企业增资扩股的迹象。人均资源少、环境压力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动态比较优势，它不仅提高了我国经济运行成本，而且也将加剧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困难，不利于在长期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压力。
抓好节能减排工作，说到底就是要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用其他行业的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在短期这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但却有利于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有利于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这一新的发展思路，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进一步落实好节能减排的各项工作，需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狠抓节能减排责任落实和执法监督，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
2.以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载体，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实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更换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根据经济发展非均衡动力学观点，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一个或几个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或区域发展极率先发展，并带动其他产业或区域发展。主导产业或区域发展极可以是自然形成，也可以是政府培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于实施赶超战略的需要，其主导产业或区域发展极的形成多是以政府培育为主。同时，从发展史的角度看，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主导产业或区域发展极依次更替的过程。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就是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逐步更替主导产业或区域发展极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推进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过程。
把以节能减排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落到实处，也需要以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载体。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地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节能减排可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影响经济增长率，这就有一个重要的权衡问题。有效平衡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一种重要思路，在于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节能减排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寻找补偿的机制与渠道，用新的思路推进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促使经济发展主要由重化工业的扩张转向产业协同发展，由区域之间不平衡的、相对封闭的发展转向区域间联动与协调发展。
从产业协同发展的角度讲，要改变当前单纯为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重化工业的趋势，必须适时发现可能出现的新的主导产业，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寻找新的动力支撑。一是用新的思路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我国正处于从经济起飞向成熟经济迈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结构进一步升级，服务业本身的附加值进一步增加，可能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还可缓解由于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所导致的就业压力，使经济发展与就业增加、经济产值增加与工人收入总额增加统筹兼顾，从而实现经济的协同发展。二是广泛应用高技术和先进技术改造和提升制造业。对于我国目前的大部分地区，制造业在较长时期仍是区域发展的主导产业。所以，提高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以提升该产业的附加值，这对于在不提高能耗和排放水平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将有着重要意义。为此，需要大力开发和使用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生态环境友好的先进技术，加速淘汰落后设备和工艺，坚决关闭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振兴装备制造业。三是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是提升竞争力的立身之本。目前，我国已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其所需的关键生产要素就是人力资源和人才，这已通过实施教育优先和人才强国战略，使我国由一个人力资源大国向一个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从区域间联动与协调发展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逐步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重要现实。这一现实与我国以地方分权为主的权力结构相结合，导致了地方经济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封闭性，使我国经济在总体上呈现出“大而全”和“小而全”的特征。这些局面和特征，是造成资源浪费严重、环境保护难以有效施行、经济效率低下的深层结构因素。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就是要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打破地方主义的狭隘视野，尊重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的事实，依照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对各区域进行分类指导，提高产业在区域间的相互承接效率，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为此，国家应在区域发展整体布局思路的前提下，以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两个基本支撑，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国家扶持机制。鼓励区域之间开展优势互补的合作，鼓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技术、资本和产业。同时，要增强国家区域政策的整合能力，科学制定主体功能区规划，建立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加大对贫困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等的政策支持，促进各区域协调发展。
以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载体，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思路上要以实现又好又快为目标，以有利于节能减排为抓手，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动力源，在培育和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和区域发展极方面，力求取得重大的新进展、新突破。
3.以体制改革与创新为保障，巩固和扩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果
根据演化制度学派的观点，如果缺乏相应的制度转变作为支撑条件，则从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向另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难以取得实效。因为，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方式都根植于一种既定的、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将导致新的发展方式与原有制度体系之间的紧张状态，要消除这种紧张状态，就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由此看来，深刻地理解从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向另一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仔细思考从一种制度体系向另一种制度体系的变迁过程。[8]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要搞好节能减排、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外，还要强化体制改革与创新的保障作用，以巩固和扩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果。涉及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因素很多，我们按照对搞好节能减排、推动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重要性，重点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体制创新。
第一，改进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完善监督机制。过去偏重经济增长指标的绩效考核体系，导致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当前利益，忽视资源环境成本和长远利益，忽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使经济发展难以抑制低水平扩张冲动和无序竞争，难以纠正各种“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应改变以经济总量和速度指标为中心的考核方法，防止急于求成和盲目无序发展的倾向。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环境保护等问题，既要将促进城乡就业增长、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列入考核内容，也要研究规范这些指标的统计监测方法和考核办法，提高考核质量。同时，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实现对政府权力部门和决策机关的有效监督，强化责任追究，防止短期行为。
第二，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政策。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不利于消除行政力量干预经济发展的利益动因，容易滋长市场保护和分割行为。政府管理经济长期偏重于微观经济指标的审批，而对能耗、排放等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规制不足，这既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又不利于鼓励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鉴于此，政府应积极实行绿色财税政策，调控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如实行资源有价开采与使用，调动生产者开发和使用替代资源的积极性，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针对当前矿产资源制度不合理的状况，可以考虑改变资源税征收办法，对储量征税，按照企业分得的资源储量来征税，或者根据煤质的不同和开采条件的变化，适时合理地调整适用税额，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减少矿产资源浪费。同时，要完善资源开发利用的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的补偿机制，做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产前产后工作。另外，要完善财税政策，制定行业标准，扶持节能产品的开发，如低油耗、低排量汽车、节能建筑，同时使用税收政策调节浪费资源的行为。今后需考虑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降低或取消高耗能产品和资源类产品的出口退税。
第三，加快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刺激了对资源和要素的过度消耗。要抑制对要素的过度需求，健全资源和要素高效利用的激励机制，最有效的办法是完善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定价机制，使资源价格真正反映稀缺程度。经验证明，在促进资源节约的四种手段(法律、行政、教育和经济)中，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很重要。没有有效的经济激励和惩罚机制，企业和个人一般不会主动考虑如何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因此，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必须推进价格改革，纠正资源性产品价格长期偏低的现象。同时，也需辅之以恰当的行政手段和税收政策，努力形成“谁节约资源，谁就能从节约的价值中得到回报”的市场机制，使企业、个人自觉地加入到建设节约型社会中来。在理顺各项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中，重点是调高能源价格、降低能源消耗系数，包括要尽快出台燃油税，提高汽油价格，还要逐步调整煤、天然气和电的价格。
四、基本结论与问题延伸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把对经济工作考察的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大到经济发展，这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创新，是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体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思路上，应以节能减排为抓手，以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载体，以体制改革与创新为保障，力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新进展。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逻辑进程，并为新时期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然而，作为一项新的任务，无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包含的内涵，还是具体的操作方式，都需要继续探索和完善。
注释：
①例如，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把各国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以上的被认为是发达国家，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以下的被认为是欠发达国家。
②对于伴随经济增长所引起的结构变化的研究，武汉大学郭熙保教授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把伴随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化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生产结构的变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简单劳动转到复杂劳动，手工操作转到机械化操作，传统的生产方式转到现代生产方式，劳动密集型技术转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技术；生产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家庭小生产转到现代的大公司。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随着经济增长，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和产值比重趋于下降，第二产业比重趋于上升，第三产业比重保持不变或缓慢上升。在实现工业化之后，第三产业相对比重迅速提高，最终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部门。第三，产品构成的变化和质量的改善。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构成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品种日益多样化。第四，居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具体表现在：人均收入持续增加，一般居民营养状况、居住条件、医疗保健条件明显改善，普通居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均寿命延长，婴儿死亡率下降，物质与文化环境越来越舒适。第五，分配状况的改善。收入和财产的不平等程度趋于下降，贫困人口减少。参见郭熙保：《论发展观的演变》，《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第48页。
③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2000年为36.4％，2003年高达42.7％，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为20％左右的水平。从增量资本的产出率看，从“六五”至“十五”的前3年，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8亿元、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和4.99亿元，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同一阶段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