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宝宏[1]2000年在《河南地方职业大学问题与出路探讨》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河南省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需要大批技能型、工艺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河南地方职业大学担负着主要培养任务。河南地方职业大学经过20年的艰辛创业和探索，先后为河南培养了3万名高级应用型人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河南省经济发展和人才相对短缺之间的矛盾，为河南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本文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利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河南省地方职业大学现状的分析，发现河南地方职业大学在为河南经济发展做出应用贡献的同时，也逐步呈现出滞后于河南经济发展的倾向，随着21世纪的到来和河南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矛盾日渐突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认识不足、观念落后。2、培养目标有所偏颇。3、特色不突出。4、办学不规范。5、办学效益较低。6、发展投入不足。7、教育教学缺乏改革和创新。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探讨性的提出了河南地方职业大学的出路：1、河南地方职业大学的发展要适应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坚持以需求为导向，扩大办学规模，满足河南省经济日益发展对人才的需要。2、解放思想，破除束缚，营造一个发展地方职业大学的良好的社会氛围。3、加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建立具有地方职业大学特色的课程体系和全方位的检测体系。4、正确处理社会需要与人的个性发展之间的关系，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确保培养人才的质量和特色。5、加大投入，提高办学效益，建立符合河南省情的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渠道。6、建构河南省地方职业大学发展的整体战略：（1）继续办好现有的六所职业大学，使之成为各自所在地方高等职业教育的中心和龙头，同时加强横向联系，形成集团的发展。（2）“二改一补”，合理布局，扩大河南省地方高等职业教育规模。
谷峪[2]2006年在《日本社会转型期的职业技术教育》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的经济改革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跨越式发展意味着我们要同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和集约化的目标。当前我国就业和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两个大的变化,社会劳动力就业需要加强技能培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培养更多的高级技工。在2005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指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社会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不但需要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才,而且迫切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我国人口多,劳动力多,特别是农民多,就业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而且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需要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因此,必须完善国民教育体系,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放在同等的重要位置。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从理论与实践上,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研究,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我们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我国的职业教育,还必须借鉴外国的经验包括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切有益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日本的职业技术教育是其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实践,充分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其职业教育事业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可以说职业技术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它的发展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对战后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执行的政策、取得的效果和经验教训等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探讨其在日本社会转型期所发挥的作用、基本特点和一般规律,对改革与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是很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 本论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工业化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型期的职业教育整体状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总结了日本在战后为了全面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高度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形成了今天的一个多层次、多类型的比较完整的职业教育网,有学校、企业和社会几大类的职业技术教育。其职业技术教育结构,有职前教育,在职教育,转业教育,水平有高有低,时间有长有短,灵活多样,互为补充,互相促进。既适应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需求,又为不同年龄、性别、学历的人提供了多种升学、培训、转业和提高的机会。
申晓辉[3]2013年在《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地方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炽热的思想感情和独特的人文情结,也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其很高的现代价值。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提,是要充分认识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是要对我国丰厚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科学梳理,在继承中不断创新,在实践中大力发展。地方高校是区域文化中心,也是地方教育机构。地方高校不仅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更要承担起引领地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任,这是时代赋予地方高校的新的历史使命。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地方高校聚集了地方大批的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对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既传承和创新弘扬传统文化,又加强了地方高等学校自身的文化建设,从而更好发挥地方高校的文化功能；既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又有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文化担当。开展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既是国际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又是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发挥文化功能的主观诉求。本研究以文化强国战略为研究背景,以高等教育功能理论、高等学校职能理论以及文化强国相关理论为研究基础,选取河南省处于三个不同地方传统文化类型的三所地方高校,洛阳师院与河洛文化、安阳师院与殷墟文化和焦作师专与覃怀文化为研究对象,以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效和策略为导向,通过对案例学校整体基本情况和所在地区传统文化资源情况的概述,考量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能力,为我们分析评价其弘扬的策略、路径和成效、困境提供了基本参照。本研究从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总结案例学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经验,探寻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面临的共同困境,探索解决困境的对策,以期实现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地方传统文化是形成地方高校办学特色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地方高校自身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地方高校要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绝对不能功利化地按需研究,这样会破坏地方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性,也不能一味迎合某些企业或地方一时的经济利益而精华糟粕照单全收,而应有所选择,有所批判。充分发挥地方高校文化引领优势,给予社会对待传统文化认识和继承的正能量,能够树立对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创新的正识见,造福一方百姓,惠泽当代文化建设。因此,本课题要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研究的理论问题；二是有关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研究的现实问题；三是有关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优化和策略保障问题。本研究以洛阳师院与河洛文化、安阳师院与殷墟文化以及焦作师专与覃怀文化为例,从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路径、成效和困境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求演绎出规律性的经验和普遍性的策略思考。本文论述了正确处理地方政府和地方高校的关系、地方传统文化与地方现代文化的关系、地方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地方传统文化与大学文化的关系、地方传统文化与地方高校课程文化的关系,然后从理论认识缺乏高度、实践操作存在难度和配套政策缺少力度三个方面,探究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共同瓶颈,并对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进行前瞻性思考并提出策略措施。通过研究,我们认为非省会、非中心城市的地方高校是所在地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地方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策源地,它肩负着知识传播、文化引领和科技创新,推动地区的经济文化转型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要肩负起引领地方文化的责任,从客观上讲,地方高校还面临着许多不足,担负起这个神圣而光荣的使命仍心有余而力不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地方高校立足自身,苦练内功,充分结合地方传统文化的特色和优势,提炼自己的文化精神；融入地方传统文化的先进元素,规范自己的行为文化；改善自己的环境文化,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其次,地方高校必须找到与地方社会的最佳结合点。搞好供需对接,引领地方传统文化就有可能,弘扬地方传统文化,才能可持续性发展。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阐释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成功路径既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也有带来启迪的规律性。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一个最高原则就是因地制宜,办出特色。因此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子,也是我们评价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成效的一个主要指标。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共同困境首先是理论认识的欠缺,主要反映在文化引领的自觉意识淡薄和服务地方的理念滞后两个层面。其次是实践操作的困难,主要体现为难以形成普遍的价值认同、难以制定可行的建设目标、难以构建有序的运行机制和难以凝聚强劲的文化动力等四个方面。第三是配套政策的不足,主要包括地方高校办学经费保障不到位、地方高校人事政策和人事制度尚不完善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地方高校必须站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高度,深刻认识地方高校对地方文化的引领作用,更新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的理念。在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操作策略上,地方高校和地方政府双管齐下,增强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初步实现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形成以地方政府保护为主、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制度保障体系,使保护和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地方各级政府和地方高校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在多元和谐互促的健康文化环境里,吸取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实现文化强市、文化强省、文化强国的中国梦。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一个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需要地方政府、社会、地方高校师生等多主体的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来完成。
吕京[4]2011年在《西部地方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们党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从党和国家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在我国农村的全面实践；是系统破解“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地方高校主要由地方政府举办,以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培养社会人才和提供智力支持为办学宗旨。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已经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建立了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明者常顺时而动,智者必因机而发”,在新形势下,西部地方高校应主动承担新农村建设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服务于当地的新农村建设。本研究的目的:论文以新农村建设视角下西部地方高校的职能作为切入点,以西部地方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的主要路径为研究对象,以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体系建设为导向,通过中外高校服务地方建设的历史、现状分析,探索政府、学校、个人分别在高校服务新农村中的地位与作用,探寻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经验。通过绵阳市四所不同类型地方高校的实证研究和分析,发现西部地方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探索西部地方高校发展的新路子,实现地方高校为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使命。本研究的意义：高等学校扩招的任务,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完成的。地方高校扮演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主力军的角色。地方高校在服务新农村建设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也面临许多挑战,需要理论上的指导。同时地方高校是新农村建设、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引领者。新农村建设对地方高校的生存、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地方高校的建设,提高地方高校的办学水平和管理水平已经成为我国地方高校建设的紧迫任务。拟研究的主要问题:假设新农村建设的难点在可持续发展,出路在农业科技进步,方向是提高农民素质和农业生产力。建立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机制需要解决好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地方高校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目标指向性的切合；二是高校内部如何深化体制改革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高校的发展关系十分紧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十分艰巨又复杂的历史任务,既要发挥农民的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更离不开高等院校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与决策咨询服务。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为高校更好地服务社会与发展自身提供了历史机遇和新的平台。因此本课题要研究的问题：地方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的现状如何?影响地方高校发展的因素有哪些?怎样为地方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建立有效的机制?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加强地方经济和高校自身的研究是地方高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前提,完善的运行机制是地方高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核心,健全的服务体系是地方高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保证。在经济区域化和高等教育改革的大环境下,实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阶段具体解决“三农”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战略举措。西部地方高校作为当地人才智力、教育科技文化中心,面向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这既是地方高校培养人才职能的实现,也是地方高校服务社会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和内容。这对当地的新农村建设起到辐射和带动的作用,同时也成为地方高校实现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途径。研究证明：西部地方高校面临的挑战有大众教育的重任;办学条件的限制；办学理念的困惑;管理体制的限制;传统阻力的羁绊及其教育全球化的压力等。地方高校只有科学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意义,剖析在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地方高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依据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社会需求,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规范服务行为,完善地方高校的科学定位,转变教职工的价值观念、教学理念以及相应的课程设置,地方高校才能在新农村建设中更加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论文内容：第一章绪论,介绍选题缘由、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和主要概念界定。第二章,阐述地方高校的教育、科研、社会职能以及地方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相关理论；第三章,从经济服务、信息服务、社会服务、文化服务阐述西部地方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内容；第四章,以绵阳市的四所高校为个案进行分析,探究理工大学、师范学院、职业学院、医学院等不同类型地方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的途径和方式；第五章,论述国外高校服务地方建设的实践及对我国地方高校的启示；第六章,在研究的基础上对西部地方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进行前瞻性思考并提出措施;第七章,结论。
易元祥[5]2004年在《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多年来,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和跨越式的突破,逐步从高等教育政策的边缘走向中心,从规模的意义上占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社会的强劲需求和高等职业教育的独特功能表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伟大事业中,高等职业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和战略性地位。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已不再是权宜之计式的应景口号,而是事关国计民生的真切行动。但是,由于文化传统和教育观念的影响,特别是由来已久的忽视和鄙薄职业教育的社会风气的制约,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曲折跌荡,在传统势力的否定和现实功利取向异化的夹击下,步履惟艰。加之高等职业教育不仅是一项朝阳事业,而且是一项教育实践先于教育理论的事业,因此,“为什么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什么样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怎样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等,对这些问题的前瞻性应答和理性审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的重大课题和紧迫任务。本文以“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研究”为题,立足于现实的实践,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力求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制度与政策等多层面、多视角来考察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分析各类促进或阻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力量与因素,探讨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以及科技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高等职业教育的内在特点和办学规律,提出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改进和发展策略。在此基础上,深化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理论问题和办学实践的系统认识。研究的目的着力于明晰和解决有关问题,即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提出的各种理论的、政策的和实践的问题。研究的基点在于:对实践问题的理论审视和对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化。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发展背景研究(第二章)。通过对社会发展与高等职业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环境、方向、目标及其任务,准确地把握其加快发展的功能价值和深化改革的社会动因。第二,发展现状研究(第三章)。主要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回顾、办学机构的现实考察以及办学实践的状况分析等方面,客观地反映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WP=4>第三,发展定位研究(第四章)。主要从认识定位、政策定位和发展定位等三个层面来审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有关的理论的、政策的和实践的问题。通过理论研究、政策分析、国际比较和需求调查,探讨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分类界定与发展理念、政策缺失与政策改进,并提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体是高等技术教育。第四,办学特色研究(第五章)。主要围绕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实践,分别从课程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和办学模式等三个层面,探讨了高等职业教育内在的特点、特征和特色,特别提出了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特色的模式、体制和机制。第五,发展策略研究(第六章)。探讨了高等职业教育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关策略,主要有:培育和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发展、注重引导、规范管理;构建高等职业教育的类型体系等。
周化明[6]2011年在《中国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劳动力流动的普遍规律是由农民一步转化为市民。在中国大陆,由于户籍世袭制度使农民转化为市民过程中停留在农民工状态。每年城市化增长约1%即近1000万人进城,中国大陆大约每天会消失300个100人的村庄,从村庄里消失的人口绝大部分成了城市里的农民工。农民工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大陆农民成为农民工已经没什么障碍,下一步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如同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是中国农民的第三大创举,第四大创举应是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开放改革后,中国农民的第一大创举是搞联产承包制使农业部门劳动力富余,第二大创举是创办乡镇企业衰落了同类低效率的国营企业。中国现代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开放改革超过三十年的今天,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已经成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核心。若大部分农民工不能市民化,中国现代化不可能成功,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事关全局的大事。农民工市民化,还得靠农民工自己的再一次创举：农民工职业发展。期望中国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推动市民化制度与政策逐步松动,进一步推动中国现代化。制度政策因素之外,必须也只能靠农民工自己职业发展才能跨越韧性更强的市民化隐性门槛,达成经济层面的市民化。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民工职业发展意愿强烈,但不懂职业发展规划,也缺乏职业发展方法。四类农民工中,职业发展主要在制造业、服务业两类,告知这两类农民工其职业发展位阶,各位阶递进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发展方法,知识精英可以通过帮助农民工职业发展为中国现代化多做出一点有益贡献。农民工工资数据分析显示,农民工职业发展四个层级之间收入差别是巨大的。通过25省市区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农民工职业发展影响显著的因素是文化程度、职业技能训练、职业关系网络、狭义细分行业工作时间长度、雷同岗位累积工作时间长度,等等。除了二元社会结构及制度政策原因,文化程度低和针对性职业技能训练欠缺,是农民进城后职业发展追赶市民的主要障碍。农民工最初学历文化程度低已成事实,只能靠继续教育改善,然而调查显示农民工对目前社会提供的继续教育的评价是负面的。农民工职业发展,靠在职针对性的职业技能训练。运用数学和经济学一般通用基础知识发展出农民工职业技能训练的理论——农民工职业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替代一般性说教劝导,农民工更易接受和信服,更容易引导和促进农民工职业发展,这点已经得到实践证明。农民工学习靠经验感性模仿,初级农民工的模仿对象是精英农民工我们可以首先帮助部分精英农民工获得进一步职业发展急需的继续教育培训：大专知识结构和针对性职业技能训练,利用这部分精英农民工职业发展的榜样效应和传染效应,使大部分农民工达成通过职业发展实现市民化的愿望。研究建议：创办服务数亿农民工职业发展的中国农民工职业大学,考虑农民工低学术性重职业发展所需的针对性知识结构和针对性职业技能训练,需创造适合于农民工时间和资金有限而要求短、平、快见效的教学方式,即需要达成高效地增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创新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广播电视大学办学模式,成为中国农民工职业大学的同盟者,共同服务于农民工职业发展。继续教育的高职大专知识结构,能够帮助农民工蛙跳式职业发展到达高级位阶。有行业经验技能的农民工再辅以大专知识结构,创业成功率高；已经创业的农民工老板补充大专知识结构,能更好地把握企业经营、提高效益。纯粹由农民工集聚而成的纯农民工企业——以珠三角服装和皮具加工小型企业为例,需要克服在研发设计、人力资源、质量和供应链这四大管理弱点,使纯农民工企业的管理提升及纯农民工企业内各层次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纯农民工企业全部存在这四大弱点是因为这些虚的又是构成核心竞争力的系统性逻辑性管理技能无法模仿得到,需要学习运用高职大专文化知识,或者靠一个个企业教练带领一个个企业内部团队练出来,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知识精英应提供这方面的支持。本文创新的纯农民工企业管理提升的外部服务模型,实践中已经有好表现。建设知识精英直接帮助农民工的平台,创办中国农民工职业大学,都需要政府政策支持。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强研究并支持实践。
张玉刚[7]2011年在《发展职业型高等教育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为经济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智力支持。然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人才培养要实现从“量”向“质”的飞跃,即合理的人才结构比数量的简单增长意义更大。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无一例外地依靠学术型高等教育,有限的职业型人才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如今,我们需要更多的职业型人才来满足日益改变的人才需求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而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转变社会传统观念,区分传统意义上的高等职业教育与职业型高等教育,倡导职业型高等教育持续性发展；提出要建立“二元”高等教育体制,即学术型高等教育与职业型高等教育并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厘清职业型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现实依据,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明确其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探讨支持其发展的分类财政政策,发挥财政资金的“汲水”功能,更好地使用教育资源,最终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职业型高等教育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首先,它适用并发展着马克思的生产消费理论,即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具体而言,职业型高等教育的生产赋予了职业型教育消费的内涵、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并创造出职业型教育的消费者。其次,发展职业型高等教育验证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即人力资本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教育可以提高人的认知能力,从而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教育投资可以转化为经济收入,人力资本投资是效益最佳的投资,人力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收益。人口质量重于人口数量,高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带来的产出明显高于技术程度低的人力；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大于物力资本投资的作用。第三,发展职业型高等教育体现了教育规律与经济规律的统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均表现出从抽象的学术知识向一般的应用知识过渡的特点,科学是基础,解决基本问题。技术包含科学的成分,突出应用性。科学是潜在的社会生产力,而技术则是社会直接生产力。大力发展职业型高等教育,培养高级应用技术型人才,高速有效地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提高经济增长的知识和技术附加值显得尤为重要。从现实意义上看,发展职业型高等教育,可以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职业型高等教育作为一项制度安排,需要并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使了产业类型由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本密集型并最终向知识密集型转变。对于解决社会阶层的分化、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分配不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职业型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缓解我国经济社会的“二元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元化”之间的矛盾,通过建立“二元”并存教育结构促进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解。第三,发展职业型高等教育是更新社会观念的前提。对转变当代极度膨胀的学历主义、文凭主义和“高消费”的用人观念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本文阐述了三个创新点：第一,厘定了职业型高等教育的概念,建立了与学术型高等教育并列的职业型高等教育体系,阐述了职业型高等教育与学术型高等教育的内在联系,对职业型高等教育的学位制度、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置、课程体系、考试招生制度、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等作出内涵式的规定,特别是建立职业技术学位的做法有可操作性。第二,强调职业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理念,提倡以“厚基础,宽口径,学理论,重实践”的标准,培养职业型人才,从而改变职业型教育只能培养“人材”而不能培养出“人才”的现状。第三,针对职业教育学院和职业型大学这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要突出财政政策的主导地位,直接资金支持与间接调控手段并用,协调好财政资金的支持、引导和鼓励作用,分层次、区别化的实施,不能单纯地依靠财政拨款,更要通过财政体制的理顺、绩效预算管理的实施、捐赠收入的增加、产学研一体化、调动民间资本、推行“校董制”等市场经济手段,探索财政支持职业型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思路。通过分析得出,职业型高等教育不是依附于学术型高等教育体系内的,两者应该是并列共生关系,职业型高等教育有自己的内涵规定,区别于传统的高等职业教育,职业型和学术型是高等教育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学术型大学有助于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职业型大学有助于高等教育的普及。缺少学术型,就不可能有科学、思想和文化的繁荣,不可能有人类历史的进步,职业型教育也会失去发展的动力；缺少职业型,知识的普及和运用则无从谈起。学术型教育是“源”,职业型教育是“流”,两者互为对方的发展条件。既然职业型教育与学术型教育是辨证统一的,二者之间就可以实现等值和沟通。职业技术学位的建立是职业型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保障,在中国具有建立并获得充足发展的条件,应当改变学术学位“一统天下”的局面。职业型高等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性,能给受教育者本人和家庭带来预期收益的同时,也能为社会带来较大收益。为此,应由政府、市场、企业、个人共同承担教育成本。职业型高等教育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软实力,有助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职业型高等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整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并最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同时,职业型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基础和制约作用。从最终的落脚点——财政政策的实践看,职业型高等教育发展的财政政策不仅要集中说明财政应该担负的责任,更应从价值判断和社会政策的角度给予职业型高等教育以必要的地位。职业型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不同,财政政策的主导地位不变,有些政策是普遍适用的,有些是分层次、区别化的。财政支持职业型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是一切从头开始,而是以现有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为基础,进行必要的调整,从调整资源配置结构入手,从而促进职业型高等教育的发展。财政支持职业型高等教育的发展更不能走“财政包打天下”之路,国家、企业、个人根据受益程度按比例承担费用,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杠杆主导作用,突出企业资金的主体地位,调动好个人出资的积极性。
欧阳林舟[8]2012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子院校的再兴及发展研究》文中指出从世界第一所女子学院建校起,女子院校的存在与“女子要不要受教育”、“女子应受何种教育”两个问题相关。社会由于性别歧视,在男性普遍接受教育的时候,对女性是否要受教育基本上是否定的。在西方女性主义者的积极争取下,女性获得了受教育权；为了证明女子不但是可以接受教育的,而且是可以和男子学习同样难度的内容,西方女子院校开设与男子院校同等标准和内容相同的课程。当基督教会女子院校在中国开设女子学院的时候,她们秉持的正是西方女子院校办学理念。世界各地女子院校的设置成为人类向男女平等社会过渡的重要教育形式。中国在“强国保重”的政治要求下也积极地倡导女子受教育。不过,中国自办的女子院校主要是师范院校,其目的是为未来国家培养师资。开设的课程正是中小学教学所需要的内容,与一般混合院校不同的是,女子院校尤其重视家政学的教学。“收回教育权运动”后,基督教会女子大学的家事科也受到重视,毕业生主要从事教职。女子院校是女子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家权力配置教育资源的模式打开了缺口,社会力量办学被鼓励,消失了三十多年的女子学校在80年代中期再次兴起,教育开始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教育学生、因性施教。女子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小,女子院校也开始出现,主要培养各行各业高级女性人才。专业／课程内容以文科教育为主。这种设置被认为是适合女性生理、心理特点的,也符合80年代高等教育学科结构调整的要求,且文科教育可以不需要太多设备就能够办起来。不过这给女子院校后期的发展留下了隐患。80年代以来的女子院校发展经过了探索、调整和稳步发展期三个阶段。这种发展与“教育体制改革”、改革开放深入、高校扩招等事件紧密相联。不过,由于这些改革并没有触及社会深层的性别(gender)问题,在面对社会变化的时候,女子院校的发展仍然脆弱。北京“世妇会”和性别平等基本国策是影响女子院校发展的两次重大事件。2000年以后,我国女子院校的发展基本稳定,并进行办学的深入探索,基本确立了特色办学的发展路径,在开展一般的专业办学基础上开设女性课程,强调素质教育和社会性别意识推广与普及,承担更多的女性研究和女子教育研究,成为中国社会迈向性别平等进程中教育领域采取的一种过渡形式。不过,女子院校目前的办学仍处于特色探索阶段,其层次整体上偏低,特色不明显,最主要的,它在学生方面的评价不高,管理方式仍停留在传统混合学校的方式,较少创新,校园生活满意度不高,这将影响女子学院后期的持续发展。
王玉丰[9]2008年在《常规突破与转型跃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98年以来,我国有一大批专科院校经合并、重组、转制等方式升格为本科院校,它们因组建时间尚短,通常被称为“新建本科院校”。客观地讲,这类院校虽然形式上已是本科院校,但实质上仍然没有达到本科院校的内在要求,正处于由层次转型向内涵转型的过渡时期,因此,如何真正实现从形式到实质的转型就成为新建本科院校发展进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正是建立在求解“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问题的基点上,以这类院校转型发展为研究的主线,遵循“一般→个别,静态→动态”的研究进路,从新建本科院校的现实图景切入,将实地研究的结论作为理论研究的依据,并力图在自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内,全面而深入地解析影响学校转型发展的相关变量,系统而客观地揭示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理性而前瞻地探寻这类院校转型发展的目标趋向,以期为这类院校的转型发展提供切实的理论指导。论文的第一部分以现实图景为立论前提,按照由面到点的研究思路,对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予以全面检视。首先,从“面”上着眼,通过对新建本科院校兴起及其成因的深刻剖析,指出这类院校的形成是历史与现实共同形塑的结果;同时,通过对新建本科院校“追赶式”发展的现实描摹以及内外部困境的立体解读,指出实施转型发展是新建本科院校摆脱当前困境、实现良性运行的理性选择。其次,从“点”上入手,分别选取三所不同类别的新建本科院校作为案例进行深度的实地研究,通过对这些院校发展过程的全景式描述,客观地展示出它们转型发展的真实状况,进一步证明了新建本科院校只有谋求常规突破,实施转型发展,才能化解前进中的危机,从而达到自身发展的最佳状态。论文的第二部分以自组织理论为分析框架,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新建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给予理论探讨。首先,从静态层面对影响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全面检索,并过滤出三个一级变量及其相应的二级变量,通过对这些变量的深刻解析,指出各变量对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影响力度具有非均衡性。其中,外源变量是转型发展的客观条件,起辅助性作用;内源变量是转型发展的现实依据,起主导性作用;而支配变量则是转型发展的内在基核,起决定性作用。其次,从动态层面深入探究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内部作用机制,揭示出这类院校转型发展的动力学机制、路径实现机制以及逻辑演进机制;同时指出各变量间竞争与协同的非线性作用是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基本动力,分叉与选择是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实现路径,渐进式发展与跃进式发展是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两种主要演进方式。论文的第三部分以上述实践考察与理论分析的研究结果为依据,在对新建本科院校转型跃迁态势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刻画出这类院校必然要从当前状态向更高一级的渐近稳定定态跃迁的转型趋势。同时,通过对我国目前高校分类的全面检视和理性审思,指出高校分类中存在的事实缺陷是导致新建本科院校盲目发展的主要诱因,并从新建本科院校实践的层面论证了教学服务型大学是这类院校转型发展的客观目标与现实归宿。论文的最后,对整个研究给予全面总结,并归纳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新建本科院校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它们当前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与问题,都是学校快速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遇到的,这类院校只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施转型发展,才能摆脱现实困境,实现学校的良性运行。第二,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并非率性而为、漫无目标地随意转变,其转型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其间体现了这类院校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是一种基于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客观结果。第三,教学服务型大学是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趋向,“战略—组织—制度”三位一体构建模式是这类院校转型发展得以实现的主要行动策略。
林莉[10]2006年在《中国高校贷款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办普通高校向商业银行贷款办学,是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进行的一项有别于以往的创新性尝试。实践中的种种乱象以及贷款办学已经、正在和即将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的重大影响,都使得这项前所未有的尝试,由最初的不为所知变为今天的广受关注。然而,这项尝试的“原创性”和“进行时”性质,不仅使得贷款办学本身前景不定,而且导致理论界在贷款办学的实践面前出现“集体性失语”的状态,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实践的发展。高校贷款的现状如何,怎样解释实践中的种种问题,高校贷款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是危机还是转机,它将把中国的高等教育引向何方,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都对理论界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有鉴于此,本论文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以高校贷款的产生——贷款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贷款的偿还为明线,以高校贷款在产生至偿还过程中政府、银行、高校三者之间的关系演变为暗线,对高校贷款中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论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其一,在实证的基础上,对我国高校贷款的产生、贷款资金的使用、贷款管理、贷款偿还等一系列问题做出全景式的梳理与分析,从整体上描绘出了我国高校贷款的现状,并抽取出若干蕴涵其中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指明高校贷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其产生的合理性的同时,论文着重剖析了贷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与危机,并就此提出了预警和解决之道,有破有立,为高校贷款的未来之路指出了方向。其二,专门针对当前高校贷款问题的重中之重——贷款的适度规模问题进行了研究。论文以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广泛适应性为目标,设计并建立了一个包括两个一级指标、四个二级指标、七个三级指标、六个四级指标和相应的测算方法在内的中国公办高校贷款适度规模指标和测算体系,对政府、银行和高校评估、管理和审核高校贷款的适度规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三,对美国高校贷款办学的历史演变和具体做法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梳理和介绍,不仅澄清了理论界关于我国公办高校贷款是古今中外教育发展史上的创举的谬误,而且从中得出了许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结论。在中外比较的基础上,论文总结并反思了我国高校贷款中的诸多深层次问题,表达了一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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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研究[D]. 申晓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4]. 西部地方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研究[D]. 吕京.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5].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研究[D]. 易元祥. 华中科技大学. 2004
[6]. 中国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研究[D]. 周化明. 湖南农业大学. 2011
[7]. 发展职业型高等教育的财政政策研究[D]. 张玉刚.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1
[8].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子院校的再兴及发展研究[D]. 欧阳林舟.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9]. 常规突破与转型跃迁[D]. 王玉丰. 华中科技大学. 2008
[10]. 中国高校贷款问题研究[D]. 林莉. 厦门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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