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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联解体，冷战顿告终结。一些战略分析家如兰德公司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对人类终于告别冷战而额手称庆，并断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已取得了最终胜利。国内许多人也纷纷由于苏联的解体而庆幸解除了中国军事安全的一大威胁而大抒一口气时，实际上我们看到“和平的千福年”并没有自动到来。缓解此起彼伏的民族、宗教冲突，制止不当的外部干涉和由此引发的矛盾，争取全球更大程度的稳定和安宁，仍然是摆在各国及国际社会面前的艰难任务之一。同80年代相比，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压力在增加，许多有利条件在改变，尤其是国际安全形势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安全观进行必要反思和修正，赋予它新的内容。这对于21世纪的中国外交战略选择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两种不尽相同的安全观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存在着两种很不相同的安全观。传统的安全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不可能具有各国内部那样强有力统治程序和权威。这种不稳定的无序状态给各国带来了种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比如对领土边界的威胁，对民族生存的威胁，对国家主权的威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并且根据“自助”的原则，制定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应对策略。这种安全观的显著特点是以制约和压倒对方为基础，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安全，认为自身越强大，安全就越有保证。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国家安全防御政策主要表现为军事实力的竞争。有人把它称之为“囚犯的困境”。其结果是各国都在增强自己的相对实力，而国际和平变得越来越缺乏保障。从中国古代的列国相争到近现代欧洲列强两次世界大战的拚杀，再到两极格局近半个世纪的对峙，都是由这种安全观演变而来的。
进入90年代，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国际安全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两极格局崩溃，世界战争、尤其是核大战的威胁日益减弱，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速发展，知识经济越来越走近我们，全球性问题如生态环保、难民救助、恐怖主义、信息爆炸和网络时代的到来等等，给整个国际社会注入了新因素，出现了新趋势。面对日益变化的国际形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传统的国防安全观，代之以新的安全观。概括起来，其主要观点是，国际社会、国际关系到了当代，虽然仍没有完全克服无政府状态，但它逐步建立起许多协调机制，显现出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强烈氛围。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尽管尚无法与国内政府和法律相抗衡，但它们毕竟变得比过去更有效、更有力。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许多传统的观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逐渐失去效用，安全观必须加以扩展、转换和充实。它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旧时的军事冲突和外交斗争有关的内容，也包括新时代出现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等。总之是一种综合的安全观，动态的安全观，相对发展的安全观。
综上所述，传统的国际安全观说到底是国家安全的某种集合，是放大了的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我们虽然很难想像一个国家不顾自身的安全而致力于国际安全，但客观上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已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安全所追求的国家利益，不应该也不可能违背全球利益。尽管不同影响力和不同外交传统的国家对这种利益融合的理解和需求不尽相同，对于具体国家来说，都可以采取“搭车战略”，从合作中免费或低费获得该合作机制提供的公共物品。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安全更多地是与全球利益和需求相联系的，它应当而且必须寓于国际安全之中。当然，在阐明上述关系的同时，还必须协调和处理各国的自主发展与全球的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没有必要的主权约束，国家自己最终也有可能受到严重损失。总之，别国的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自身的安全问题，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否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密切相关，如果不能信守国际安全的准则，就会被视为对其他国家的潜在威胁并引起相应的反映。
二、树立国家安全新观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恰当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夯实国家安全基础，必须树立全新的国家安全新观念。联系国际、国内实际，要树立以下几种观念。
第一，国家进步是国家安全的前提和保证。国家安全表现为一个国家面对某种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积极主动的竞争力和相对被动的抗风险能力。也就是说国家安全不能只限于对外部势力的防范，必须同时与国内改革、发展与稳定联系起来。一个更加开放、健康的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是国家安全的本质体现。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和全球的金融动荡从不同的侧面提醒人们，良好的经济结构、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有效的预防腐败机制，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发展才是硬道理”，〔1〕（p.377）“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1〕（p.358）“不发展就是死路一条”。〔1〕（p.370）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远不是外敌入侵和其他战争，而是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卓有成效地推进。这将是中国国家安全的第一需求，我们必须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为推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第二，经济安全愈益成为谋求国家安全的主题。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中的经济因素在逐步上升，军事因素在逐步下降。这不仅意味着各国之间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也使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起来，小则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大则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安危。谋求经济安全正逐渐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课题。那种认为经济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该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弱小，从而可能遭受经济大国的剥削和由于商业秘密被盗给该国造成损失的传统观念越来越变得陈旧。在金融国际化的今天，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外债的比例、国家政策的失误以及别国经济政策的失误对自己国家的牵连。在今天，一国要谋求经济安全，首要的问题是保持本国政治的稳定，并且尽可能少地减少政策带来的失误。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政策协调，从而使国际合作成为谋求经济安全的主要方式。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实力多么强大，都无一例外地强化经济安全措施。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就是很好的例证。要谋求经济安全就必须加强国际合作，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然，加强合作协调的出发点是在保证自己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也不能以牺牲他国的安全为代价。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在积极倡导全球化的同时，始终把本国的经济安全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内容。美国总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政策委员会处理和协调有关经济安全事务。他们始终把经济安全视作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视作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日本奉行综合安全保障，其核心内容实际上也是经济安全保障。俄罗斯在谋求经济振兴的道路上把保障经济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借鉴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了“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思想。这是基于对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演变趋势作出的准确判断，是我们面对新的挑战应该准确把握的方向。
综上可得，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是保证国家经济发展目标顺利实现的基本方略。它规定了国家经济安全的总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发挥着协调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选择、动员社会资本等资源、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各方面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安全战略。
第三，谋求“双赢”才是真正的安全。“胜者通吃”是博弈论中的一个概念，又称“全赢”。表示在一盘棋局或赌局中，胜利的标志是以不妥协精神将对方杀死或吃尽，它意味着一方利益的得是以另一方利益的失为前提。“双赢”则是通吃概念的反其道而行之，它不将自己的赢建立在对方的输上，追求的不再是单独一方的欢笑，而是力图通过满足对方的合理需求，在双方的理解、沟通、默契、合作和握手言欢中实现利益均沾。传统的国际安全观长期崇尚的理念从根本上讲就是“胜者通吃”。因此，军备竞赛就是“胜者通吃”的逻辑产物。甲国的安全是建立在对乙国军事力量有效控制的基础上，只有这样，甲国才会有安全感。如果乙国想获得安全感也必须用同样的方法提升自己的军事力量，只有达到或超过甲国时，才会有安全感。彼此竞赛，恶性循环。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就是以此作为竞争原则的。其结果是这种通吃原则最终也很难达到目的，他们所追求的安全也是极为脆弱的，最后是美苏的核军备竞赛把全球拖入核恐怖之中。实际上误入了安全的歧途。信奉这种观点的国家试图是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而新安全观则主张应该追求最佳的利益，即通过合作和协调使利益不断地增值。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导致了更多的合作，因此在国际安全领域中需要一种相互合作的制度安排。理论基础就是利益相关者原则。如果当许多国家都能从合作中获利的时候，这些国家就会产生建立某种制度安排的客观需求。制度安排不仅能够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合作的可信度，而且能使国家间通过彼此对对方行为拥有稳定的预期而减少战争的可能性。比如一些协约、准协议等规范性的制度安排。违反之，成本就升高，在其框架内行动，成本就降低。再比如世界贸易组织，虽然不是强制性机构，但各国都自觉遵守它。其原因就是它能降低阻碍合作的交易成本。但相对来说，一个国家进入并受制于这些制度安排，其机会成本就会增加，选择余地就会减少。但在团体生活中因不愿付出必须付出的代价将会承受更大的代价。然而“加入团体生活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而又值得算计的”。对于民族国家来讲，顺应全球化浪潮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国际合作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可以设计和引导的过程。关键是民族国家如何在本国经济最大承受力的基础上，寻求与世界相结合的最恰当的开放度，进而坚持相关利益原则，以较小的成本获取最佳的收益，达到保卫国家安全的目的。与此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建立在经济相互依赖之上的某种制度安排，因其难以摆脱反映大国利益的现实主义逻辑而不能不是脆弱的，不能将经济相互依赖对战争的抑制作用推向极端。当然，国际合作机制的融入并非不计条件，参加国际制度的时机选择和外交运筹同样重要。一味地不加保留地全盘接受国际规则只能损害国家利益。比如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坚持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如同成功地有条件地加入了核不扩散机制和有区别有步骤地选择国际人权机制一样，都是全球安全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相结合的结果。
第四，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是协调互动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历来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但同时二者也隐含着矛盾。一方面，国家安全是国家全部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国家安全为国家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但对国家安全的关注需要一个度，如果忽视这个度，很容易把国家安全突出到一个不适当的位置，使安全压倒一切，不计成本。比如在五六十年代，由于我们对国际形势判断的误差，过分地强调阶级对抗、意识形态斗争，过多地在军事上搞三线建设，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当然对安全威胁估计不足、安全所提供的服务不能有效地保障发展的利益，也会损害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发展为国家安全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发展赋予安全以新的意义。安全寓于发展之中。一个国家要长久地保持其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就必须有一种自我调整、更新、进步的机制。“落后就要挨打”就是最直接的表现。发展提供的部分安全服务所产生的收益，使之能部分代替纯粹安全所执行的功能，但是国家内部的稳定是以发展为基础，没有发展的稳定是不会持久的。与此同时，必须看到发展又会给安全带来更多挑战。虽然这种挑战可能并不直接对国家生存安全构成威胁，但它拓展了国家安全的界面。由于发展引起安全风险的增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发展自身的协调程度对安全的威胁。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国力、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需求等等不协调，常常给安全带来隐患。我国建国后也曾有过单项超常发展、诸多方面大大滞后而引起发展停顿的局面。二是发展的扩展对安全的威胁。当一个国家把它的发展边界扩展出国界时，它就面临着更大的安全风险。它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军事安全、文化传统都将受到更广泛的威胁。可以认为，未执行有序的渐进式的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是东南亚诸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三是发展必然涉及人们之间的利益调整，因而发展过快和发展过慢都容易导致矛盾的激化，使不安全因素增加。比如在改革攻坚阶段出现的社会分配不公、职工下岗失业、农民负担过重、腐败现象滋生等都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这些都特别提醒我们要时刻注意发展中的安全风险。
综上可得，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是协调互动的。如何兴利除弊，更好地发挥二者的作用，最根本的途径就是以发展促进安全。这里讲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安全要更好地为发展服务。一方面要综合运用国家安全手段，营造安定的国内环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家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构筑富有成效的安全体系。一是要有效地配置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资源。二是要寓安全于发展之中。安全和发展涉及等量资源在它们之间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决定了安全对发展是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在经济学意义上，可以把国家安全看作是为发展支付的一种成本，而且是一种公共成本。这种公共成本的支付直接体现为一种资源的再配置，它把私人的部分生产和生活性资源转移给公共部门，然后由它为发展提供一种服务。它转移的数量必将影响到经济发展水平。如果安全的成本超过它的效益，就是一种浪费，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害。关键是寻求一种机制来基本实现安全的供给与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平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平衡也是动态的发展，需要不断地作出调整。
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安全的内涵已拓展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方位的、综合性的、动态的国际安全正逐渐被世界各国所认同。面对新世纪的中国外交，必须适应新国际安全观的要求，明确制定外交战略重点，不断推动国家发展和进步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