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分到跨文化比较——西方的中西历史及史学比较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西论文,跨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332(2006)03-0001-07
从比较的角度研究历史和史学，是20世纪西方史学界较为常用的一种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热潮，甚至被誉为“历史研究未来最有前途的趋势之一”①，至今方兴未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学术界在这方面，尤其是中西历史与史学比较的领域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成果，其中包括学术史角度的研究。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历史及史学比较的发展轨迹及特点，也是进一步提高比较研究水平不可或缺的环节。不过，这些研究也有不足之处，即对西方的相关成果涉及甚少。西方学术界的中西历史及史学比较的历史与现状如何，其特点又如何？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至今尚未有专论。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做初步的探讨，挂一漏万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西方学者从比较的角度认识中西历史和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来华，利玛窦是其中一位②，此后的译名问题及“礼仪之争”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③。18世纪，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也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的制度进行论述，涉及中国的政体、中国人的性格、礼仪、政体的特质等④。1798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对欧洲与中国等国家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宏观的比较，提出西方主要是靠节制性的道德抑制，中国则以现实性抑制为主⑤。19世纪，历史学和社会学在西方产生并科学化，西方的殖民统治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为西方对比中西创造了条件。马克思在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形态中对东方社会有许多从对比角度的论断，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社会的特征等。这些论断经过其他学者的改装，于20世纪初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形成系统表述。
1905年，韦伯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从比较的角度对“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⑥ 进行研究。韦伯试图说明，近代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在欧洲而不是其他地方，与新教伦理的形成密不可分。韦伯还分别考察了中国、印度以及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伦理，作为他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命题的证据。经过比较儒教与清教，韦伯认为中国的儒家伦理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⑦，他还同时涉及到东西方的科学、思想、艺术、建筑、政治及社会组织等⑧。这些概括性的观点成为后来西方学者中西比较的一般范式，在基本价值判断和研究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7年，卡尔·A.魏特夫出版了《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一书，他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灌溉农业及其管理入手，把中国等国家列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魏特夫把这些地区的社会称为“治水社会”，并根据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将这些社会称为“东方专制主义”，与西方的民主制形成对比。他在第一版序言中说道：“欧洲并非没有专制的政府……但是，观察评论家认为东方专制主义肯定要比西方专制主义来得更全面，更加暴虐。他们认为‘东方的’专制主义表现了集权力量的最残酷的形式”⑨。魏特夫把东方社会视为奴役的象征，而把西方社会誉为自由的乐园，并把西方视为遏制东方专制主义的最终力量。虽然魏特夫只是把中国视为东方专制主义的一员，专门论述中国的比重也不是太大，但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说，其影响是巨大的，他的观点实际是17世纪以来西方对中西政治制度主流认识的最为系统的表述。
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一些学者从比较的角度对以韦伯为代表的认识模式提出挑战，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为德国著名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斯宾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中，用比较的方法对世界历史上的几大文明进行比较，提出文明形态的比较。汤因比则可以说是这种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并发展了这种理论，提出用多元文化观取代一元文化观作为比较的前提，并将这种理论充分体现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文明形态论是继韦伯模式之外的又一种比较中西的重要思路，对比较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学者甚至提出以此为基础，确立比较历史的范式⑩。
20世纪50年代以前，虽然宏观的较多，但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家梯加特的《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外(11)，从历史角度进行的具体微观比较并不多见。50年代以后，中西历史的比较研究逐渐多起来。一方面，一些以比较为视角的学术杂志相继创刊，1950年，联邦德国创办了《世纪——历史杂志》，195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办了《世界历史杂志》，1958年，《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杂志在美国创刊，在发刊词的前面把阿克顿勋爵的关于比较研究的话作为座右铭。以该杂志为重要阵地，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外的历史比较研究逐渐展开，并在60年代形成一个高潮。1978年，以纪念布洛赫的比较研究文章发表50周年为契机，欧美史学界再次掀起了关于比较历史及史学问题的讨论，其中《美国历史评论》杂志还开辟了“比较历史理论与实践”专题与论坛(12)。另一方面，许多代表性的成果相继面世，如科尔本主编的《历史上的封建主义》一书，其中卜德对中国古代的封建主义进行研究，并把两汉以后的分裂时期与西周和罗马帝国分裂后的西欧作比较(13)，科尔本则对比研究了西欧、日本、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埃及等六大区域的封建制度(14)。此外，《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等杂志也刊登了不少中西比较的文章，既有宏观的比较，又有微观的比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宗教、科学等诸多方面(15)，古今皆有，尤其以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等比较居多，既有求同比较也有求异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中西比较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并形成一些较大的中心和群体。以王国斌、弗兰克、彭慕兰等为主的一些加州学者从比较的角度对中西的经济社会人口等问题进行研究，出版了一些著作，如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等，在学术界引起巨大的讨论(16)。这些学者提出破除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一元论和二元对立(东方与西方)认识模式，在基本取向上持多元论，主张以双向交互比较为基础，欧洲和中国互为参照，“这些比较问的是为什么欧洲不是中国，而不只是为什么中国不是欧洲”(17)，不把欧洲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和欧洲的社会经济水平在18世纪以前虽有不同，但并没有质的区别，真正的分流在18世纪以后。
2005年斯坦福大学设立的“斯坦福古代中国与地中海帝国比较历史项目”(ACME,2005)是中西历史比较领域的又一个重大课题。该项目意在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汉代以前的中国与古代地中海帝国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在研究的范围上避开以往研究较多的思想和哲学领域，集中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领域。目前该项目已经有了一些初期成果，如谢德尔(Walter Scheidel)的《汉代与罗马货币制度研究》、《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货币分裂演进》、《中国与罗马：比较视角下的古代世界帝国》等(18)。不仅如此，谢德尔还根据彭慕兰等的“大分流”理论，提出500—800年是东西历史的第一次大分流，提倡从这个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并拟定了专门的研究计划(19)。除此之外，中西古代的科学尤其是中国与希腊的科学与哲学问题也是比较的重点，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为英国剑桥大学的杰弗里·劳埃德教授等(20)。
相比之下，史学层面的比较起步较晚。在韦伯模式的影响下，大多数研究中国史学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评价甚低，存在严重的曲解和误解(21)，因而比较的研究不多。虽然文明形态论派对此有所矫正，但由于该派主要关注社会文化层面，对史学涉及甚少。马库斯和伯考克是为数不多的做过专门研究的人。马库斯在借鉴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比较了东西方的时间及历史感，指出以20世纪为界，东西方尤其是中国与西方在这方面发生了显著的角色互换(22)。西方基督教的时间观是线性的进步观，认为它有固定的起点和终点，沿着特定的、预先设定的终极目标前进，它对过去的观念因而是历史的，成为后来西方文明进化论意义上的进步观念的元历史概念，这种观念在20世纪的西方迅速衰退，转变为如何保存社会以免它全面解体。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与此相反，虽然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变的思想，也具有根深蒂固的对过去的意识，但是建立在非线性的循环论上的，因而不能称之为“历史感”，中国人对历史的认识中并没有进步的概念。这种状况在20世纪有了根本变化，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由循环论跃升到进步观，由保存社会转变为如何确保进步得到实施。伯考克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了对过去研究的起源问题，即“历史学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是被作为问题的历史对待的，这些问题是由不同社会中的人对过去的意识引发的，以及他们如何试图对待这些问题的”。他认为，“史学就是一系列的复杂关系，即当前社会中的成员与关于它的过去的传统和文献证据的关系”，史家就是“就是用有别于传统的术语解释与过去的关系，并接着问这怎么能够发生的人，这些术语曾经服务于同样的目的”(23)。与现代西方相比，希腊史学极度缺乏与过去的关系概念，先秦时期的中国则有着极强的与过去的观念，并呈现出极大连续性，中世纪的西欧虽然有着与先秦时期的中国同样的观念，但是连续与断裂并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史学领域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逐渐兴起，成为继韦伯模式和文明形态比较理论之后的又一种中西比较的理论。这种主张超越传统的二分模式，同时摆脱19世纪以来史学领域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确立一种新的比较的模式(24)，并把史学的比较作为研究重点。一些欧美国家如荷兰、德国、美国等成立了从比较角度研究中外史学的专门机构，召开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1995年在德国召开了“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史学”国际会议，同年11月，中国与比较史学国际项目(International Project on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在纽约设立。亚洲研究学会还设立了中国史学研究小组分支机构，并把跨文化比较作为主要指导思想，研究的范围涉及时间的概念、文化历史、记忆与认同、作为文本的历史、机构化的历史、意识形态与历史批评、可比性、塑造历史变革的势力、历史思维中的转折点等，同时邀请包括伊格尔斯等在内的著名史学家加盟(25)。
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这些国际项目的成果也已经陆续面世。《历史与理论》杂志在1996年辟有“比较视角下中国史学”专题，刊登了六篇文章。略森讨论了跨文化比较史学的一些理论问题，就理论的必要性、用何种理论、比较的方法、比较的内容、历时性比较、共时性比较以及比较引发的新问题等作了分析，还提出了自己对历史思维的一般分期，即史前期(以口传传统为媒介)、历史时期(分为传统和现代两个阶段，以书写为媒介)和后历史时期(以电子为媒介)(26)；史华茨从对历史的认识角度，比较了东西方文化的异同，认为中国人的历史观中缺乏超越的上帝观，但有一种以“三代”为典范的“道”的观念。(27) 与西方一样，中国文化中对历史的观念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比较关注天道与人事的关系。施奈德根据史华茨的道与历史的关系的认识，对傅斯年和陈寅恪进行研究，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家在探索中国的现代认同(Modern Identity)问题时的两种不同取向(28)。奎林以崔述为个案，比较了清代考据学与历史主义，提出从崔述的角度来说，清代的考据学并非客观的学术研究与主观的价值判断相分离的东西，他的学术研究都是在强烈的儒家信念的驱使下产生的，学术与价值判断在他那里是互为依存的，因而具有浓厚的价值判断色彩。由于历史在基督教传统与儒家传统中的地位根本不同，因此，不能把考据学与西方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相比较。在基督教的传统中，上帝的世界与人的世界是二元对立的，神学高于史学；中国的传统中虽然神圣(sacred)(经学)高于世俗(profane)(史学)，但双方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在儒家的语境中，世俗是深深植根于神圣领域的，正如神圣领域参与世俗领域一样”(29)，所以，考据学并非“中国版的历史主义”，尽管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对比还是有启发意义的。魏格林-施魏德齐克从分析史与论的关系，即“以论代史、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三种观点入手，讨论了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30)。德利克以中国历史为例，分析了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认为东方主义不单纯是欧洲对亚洲的建构，也不仅仅是欧美现代性的一个问题。亚洲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个建构，因此东方主义也是亚洲现代性的一个问题(31)。1999年，《历史与理论》又推出“比较史学”论坛，进一步探讨比较史学的理论问题。参与讨论者都认为，“紧挨着历史比较方法或隐藏在其背后的是历史比较的政治，后者是隐藏在比较的参数选择中的”(32)。传统历史学是以民族国家为背景的，其中比较的情境至关重要，比较情境往往包含着其他民族的历史，不同的比较情境导致对民族国家历史的不同解释。要正确认识比较史学，方法的分析和政治的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解构民族国家的基本概念，比较史学有助于接受不同，并促进宽容。此外，《史学的转折点：跨文化的比较》(33)、《历史事实、历史批评与意识形态：新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史学与历史文化》(34) 等会议论文集也力求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进行宏观或微观的跨文化比较。这些研究涉及中国传统历史和史学的特点、史学的近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史学、西方史学观念与近现代史学的关系等问题，基本反映了目前该领域的现状。2003年，荷兰莱登大学还创办了《东西史学》杂志。
西方史学界对中西历史和史学的比较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从理论上看，经历了从以韦伯为代表的东—西二分法(West-East Dichotomy)，到二分法与以汤因比为代表的文明形态比较共存，再到近年来的跨文化比较几个阶段。二分法以西方为标准，强调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并演绎出西方先进非西方落后的基本价值判断，由此演绎出先进与落后、民主与专制、世俗与宗教、科学与迷信等各种不同的说法。总体说来，绝大多数研究都与这种观念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或破或立，或证实或证伪，没有跳出韦伯的逻辑(35)，即中国为何没有成为西方。文明形态比较反对东西对立及优劣观，强调各文明社会的价值均等。跨文化的比较则注重同中求异或异中求同，强调在全球化形势下的文化多样性。
从研究内容上看，则是由宏观的文化和历史到微观的历史现象，再到史学和史学史；从注重通过历史考察文化，到通过史学和史学史考察文化；从表层的历史特征到深层的历史意识、历史思维乃至集体记忆等。这种变化是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从基本价值取向看，则经历了欧洲中心论到反对欧洲中心论，再到多元中心论的转变。对持欧洲中心论观点的西方学者来说，中西比较中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只不过是验证西方标准的反面例子，不能算是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这种状况随着文明形态比较和跨文化比较的兴起逐渐得到改观，虽然如此，中西比较研究中的西欧中心论观念仍然很强大。由于西方学者在研究方法上普遍采用社会学的方法，并希望通过个案的比较得出一般的结论，作为独立的学科，无论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其基本范式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因此在操作上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的标准衡量中国的历史和史学。虽然文明形态论派承认非西方文明的价值，注重文明发展中的一致性，但这个一致性还是以西方为标准的。如卜德认为，根据动态(封建主义本身是什么)和静态(封建主义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兴起的相关条件是什么)的两个概念标准，“整体说来，周代更符合静态的标准而不是动态的标准，而分裂时期在整体上更符合动态的(尽管有所限制)而非静态的标准”(36)，科尔本则认为这六个地区都是证明“封建主义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积极证据”。(37) 文明形态论者在本质上与欧洲中心论者实是殊途同归，因为他们认为，除了西方文明外，其他文明或消亡或已失去活力，所以最终还是西方文明的天下。就连当前最反对二分法模式的学者，也难以完全摆脱这个模式，伊格尔斯在提倡从跨文化的全球视角撰写现代史学史时，也不得不采用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现代化、西方化等概念，并认为虽然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不是一回事，但三者是相互缠绕而又密不可分的(38)。
上述变化是与历史及学术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以二分法为主要特征的欧洲中心论的确立，是以欧洲尤其是西欧在世界范围内霸权地位的确立为前提的，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东方主义在历史上是与欧洲中心相伴而生的。……欧洲中心论在历史上还是与欧美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及殖民统治的确立相辅相成的。”(39)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则是与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进而成为科学密不可分的。以科学为名义的历史学在19世纪实际扮演了创造民族国家的过去的角色，并成为诠释西方主流的进步主义观念的重要工具。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统治遭到普遍反抗，与此同时，进步主义观念破产，文明形态论应运而生，在反思西方的同时，开始注重非西方的文化，承认其价值。二战以后，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终结，世界格局由欧美独霸转变为两极对立，再到冷战后的多极对立，欧洲中心论在西方的市场也相应地日渐萎缩。随着现代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的加速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的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日益显著。费正清把研究中国视为70年代的一个重要使命，并说：“中国最终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尤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因而对人类的生存关系重大……美国对中国的历史形象以及美国与中国的互动因而会有助于或阻碍我们的生存。”(40) 在这种形式下，新的价值判断体系的出现就是一种必然了，如柯文的中国中心观。
不断变化的形势使传统的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需要，寻求超越单一的中心或二元对立模式的新理论，也是自然而然的。要实现这目标，首先要破除借科学的客观主义之名，在实际上以服务于创造民族国家的过去为目的的史学。以伊格尔斯为重要代表的史学家正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从全球化的视角，通过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尝试确立一种现代史学的新模式。可以说，目前西方的中西历史与史学比较的热潮就是这种尝试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1页。
②[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兆武、何高济、李申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41页。
③龙华民、李玛诺、熊三拔、曾德昭、陆若汉等都有专文论及译名问题，虽然这些讨论的立意并非比较，但其结论却是比较的结果。[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6、77、105—106、147、214—215页。
④[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27—129、306—316页。
⑤T.R.Malthus,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Penguin Books,1970.
⑥[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页。
⑦[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79—301页。
⑧[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4—7页。
⑨[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奚瑞森、邹如山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⑩Rushton Coulborn,A Paradigm for Comparative History? Current Anthropology,Vol.10,No.2/3( Apr.-Jun.,1969) ,pp.175—178.
(11)Frederick John Teggart,Rome and China:A Study of Correlations in Historical Event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alifornia,1939( Greenwood Press,1983) .
(12)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5,No.4,No.5( 1980) ; Vol.87,No.1( 1982) .
(13)Derk Bodde,Feudalism in China,in Rushton Coulborn ed.,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ew Jersey,1956,pp.49—92.
(14)Rushton Coulborn,A Comparative Study of Feudalism,in 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ew Jersey,1956,pp.185—395.
(15)主要论著有:Ping-Ti Ho,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1368—1911,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1 ( 1959) ,No.4; Michael O.Gately,A.Lloyd Moote,John E.Wills,Jr.,Seventeenth-Century Peasant" Furies" :Some Problems of Comparative History,Past and Present,No.51( May,1971) ; Roland Mousnier,Peasant Uprisings In the 17[th] Century:France,Russia and China,Brian Pearce tran.,Harper and Row,New York,1971; Theda Skocpol,France,Russia,China: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Revolution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18,No.2( Apr.,1976) ; 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Romeyn Taylor,Chinese Hierarc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8,No.3( Aug.,1989) ; Gary G.Hamilton,Patriarchy,Patrimonialism,and Filial Piety:A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Western Europe,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1,No.1( Mar,1990) ; Joseph Needham,Time and History in China and the West,Leonardo,Vol.10,No.3( Summer,1977) ; Joseph Needham,Human Laws and Laws of Nature in China and the West( Ⅰ)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12,No.1( Jan.,1951) ; Joseph Needham,Human Laws and Laws of Nature in China and the West( Ⅱ)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Laws of Natur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12,No.2( Apr.,1951) ; S.N.Eisenstadt,Cultural Orientations,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and Social Changes: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5,No.4( Jan.,1980) ; Gary G Hamilton,Patriarchalism in Imperial China and Western Europe,A Revision of Weber' s Sociology of Domination,Theory and Society,Vol.13,No.3,Special Issue on China( May,1983) ; Robert Finlay,Portuguese and Chinese Maritime Imperialism:Camoes' s Lusiads and Luo Maodeng' s Voyage of the San Bao Eunuch,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34,No.2( Apr.,1992) .
(16)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1,No.2( May,2002) ,pp.501—662.
(17)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
(18)http://www.stanford.edu/～scheidel/acme.htm.
(19)http://www.stanford.edu/～scheidel/Divergence.pdf.
(20)Geoffrey Lloyd,Adversaries and Authorities:Investigations into Ancient Greek and Chinese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The Ambitions of Curiosity:Understanding the World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Ancient Worlds,Modern Reflections: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Greek and Chinese Science and Cul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The Delusions of Invulnerability:Wisdom and Morality in Ancient Greece,China and Today,Duckworth,2005; Geoffrey Lloyd,Nathan Sivin,The Way and the Word:Science and Medicine in Early China and Gree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 Lisa Ann Raphaels,Knowing Words:Wisdom and Cunning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China and Gree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 Stephen Shankman,Stephen W.Durrant,The Siren and the Sage: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SUNY Press,2000; Jean-Paul Reding,Comparative Essays in Early Greek and Chinese Rational Thinking,Ashgate,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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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J.G.A.Pocock,The Origins of the Past:A Comparative Approach,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4,No.2(Jan.,1962) ,p.209,p.213.
(2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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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Newsletter,16.( www.iias.nl/iiasn/16/) .
(26)Jrn Rüsen,Som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Intercultural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History and Theory,Vol.35,No.4,Theme Issue 35: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ec.,1996) ,p.20.
(27)Benjamin Schwartz,History in Chinese Culture:Some Comparative Reflections,pp.23—33.
(28)Axel Schneider,Between Dao and History:Two Chinese Historians in Search of a Modem Identity for China,pp.5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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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Derk Bodde,Feudalism in China,in Rushton Coulborn ed.,Feudalism in History,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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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Georg G.Iggers,Ideas on Writing a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From an Intercultural Global Perspective.(未刊稿，世界各国的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5年10月)
(39)Arif Dirlik,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p.111.
(40)John K.Fairbank,The Assignment for the' 70' 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 Feb.,1969) ,pp.86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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