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翻译与“世界文学”观念的构建
——以吴宓的外国文学翻译及外语教学为例
姜 筠
（北京大学 英语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晚清驻外官员及翻译家陈季同1898年首次提出“世界文学”的主张，此后，这一观念经由诸多知识分子的翻译活动及相关讨论得到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以民国时期重要的学者及翻译家吴宓为例探讨近代翻译与“世界文学”观念的构建之间的关系，考察吴宓的世界文学观形成的社会与教育背景，以及他如何在此基础上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及外语教学活动，从而肯定吴宓对我国世界文学观构建及传播的贡献。
关键词： 世界文学；吴宓；外国文学翻译；外语教学
自1827年德国文学家歌德在与青年学子艾克曼谈话时提出“世界文学”这一新的观念起，中西学界即对此有诸多讨论，却始终未能对其给予明确的定义。目前，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艺术都在发生巨变，“世界文学”也面临自身发展的挑战，包括应当如何定义、是否能够重新构建，以及如何构建、谁来构建、为何构建等，引发了不同国家众多学者的思考和探讨。① 对世界文学的讨论可参见陈跃红《什么“世界”？如何“文学”？》，载于《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2期第1-10页；查明建《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世界文学：问题与启迪》，载于《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第4期第1-9页；王宁《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我国“世界文学”观念是在中西思想文化剧烈碰撞的清末民初发生、发展及至逐渐走向成熟的，陈季同（1851—1907）、王国维（1877—1927）、周作人（1885—1967）、郑振铎（1898—1958）等知识分子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本文将要讨论的是近现代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与翻译家吴宓（1894—1978）在民国时期对构建“世界文学”的贡献。根据目前可见的吴宓著述，吴宓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并未有过明确的论述。但是，他的外国文学翻译与教学实践活动，以及相关著述，也包括对威廉·理查生（William L Richardson）与杰西·欧文（Jesse M Owen）合著的《世界文学史》（Literature of the World ：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 ）一书的译介，都体现出他构建的“世界文学”观念。此观念，通过他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相关教学活动得到传播和继承。因此，本文认为，吴宓对民国时期“世界文学”观念的构建做出了重要但被学界忽视的贡献。
吴宓，陕西泾阳人，幼年就读宏道高等学堂，后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7 年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留学，次年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文学批评家、新人文主义创始人白璧德（Irving Babbitt）教授学习文学。1921 年获得硕士学位，归国后任教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教授欧洲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大纲、中西诗歌比较、翻译等多门国内高校首次开设的课程，培养了李赋宁、杨周翰、钱锺书、许渊冲等众多20世纪外语界的优秀学者。
1921 年至1933 年，吴宓参与创办，并在后期主编《学衡》杂志，成为“五四”时期学衡派代表人物。因“新文化运动反对者”的立场，一直背负“保守派”之名长达70年，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学界才重新认识和思考吴宓及其所属的“学衡派”在中国现代历史转型时期的意义，认为他们的保守立场并非顽固守旧，而是在不摧毁本国文化精髓的同时，吸纳西方思想之精华，力求实现“中西会通”。[1]6这一会通中西思想文化的宗旨体现在文学领域就是吴宓的“世界文学”意识及构建。
1 吴宓与世界文学观
1.1 吴宓世界文学观中的“世界”意识
“世界文学”这一观念产生的一个前提认识条件是人类时间空间观念的转变所带来的世界意识。[2]歌德也正是在阅读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作品之后，突破原本的欧洲视野局限，产生了“世界文学”概念。传统中国社会里，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循环论”的时间观，以及“华夏中心论”的空间观，世界意识的建立，就必然带来传统时间观与空间观的瓦解。虽然明末利玛窦等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带来了当时欧洲对世界的认识，然而其影响毕竟有限。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世界”这一传统的佛教用语才开始有了现代的意义，并在各类出版物上频繁出现。此后，随之而来的翻译大潮，与世界知识有关的著作译入中国，历史和地理成为建立世界意识最重要的两种知识，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Behavior and Mechanism of Uranium Adsorption on Soil Medium Nearby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 Sites HUANG Junyi,YI Shuping,SHANG Jianying,ZHENG Chunmiao(14)
该书问世的同年，学者布莱恩（W F Bryan）发表书评，称此书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够令读者得以窥见文学经典之作的品质及趣味，进而激发读者的兴趣，自主阅读文学作品，探索文学的奥妙。[14]吴宓认为此书“简明精当，极合初学之用”，翻译时“加评注增补材料，以便读者”。[7]如此看来，吴宓甚是赞同布莱恩书评所言。有意思的是，当时热心于推广世界文学观念的郑振铎也曾在《文学旬刊》上向读者推荐此书，将其译为《世界文学》，[15]并指出该书的两大优点：一是所选材料较新，二是每章附有完备的参考书目，可为读者提供相关文学知识。综合这三家的观点，此书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而是更接近于一部简介各国文学史的文学学习手册。但此书尝试突破地域界限以囊括世界上主要国家之文学史，在编撰精神上接近“世界文学”之要义。当时我国尚无较为完整的世界文学史，吴宓和郑振铎都认为此书诚可作为文学初学者学习世界文学之用。吴宓指出：“文学史之于文学，犹地图之于地理也。……必先知读文学史，而后一作者一书一诗一文之旨意及其优劣可得而论。”[7]吴宓目睹当时国内盛谈西洋文学，却缺乏统观世界各国文学的全局意识，造成读书时得小失大，感到非常可惜。这也是他选译此书最主要的动机。后来吴宓动笔撰写《希腊文学史》介绍荷马史诗、霄希德之训诗等，每篇近二万余言，编写《西洋文学精要书目》以及《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收录与世界文学史、各国文学史相关的书籍，也都是为了令文学学习者能对西洋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历史发展有宏观把握，不至于迷失在一时一地一流派一主义之中。
必须指出，吴宓的“世界”意识，不是只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更有印度等重要的文明古国。1920 年暑假，吴宓的同学兼好友汤用彤当时正在哈佛大学研究哲学，吴宓请他为其讲授《印度哲学及佛教》，觉得“简明精要，宓受益良多”。吴宓还同汤用彤一道阅读印度哲学书籍及佛教经典，更与陈寅恪一起向哈佛大学教授兰曼（Charles R Lanman）学习梵文和巴利文等。这些知识帮助吴宓突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视野局限，进而产生了更加全面的世界文学观念。
1.2 吴宓世界文学观中的“文学观”
对20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患者的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原患疾病影响和转归、系统与临床表现症状,统计分析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的数据情况[2-3]。
吴宓不仅有丰富的文学阅读经验，留美期间更是接受了正统的西方文学教育，对众多文学作品及文学史书进行了扎实的研究。1917 年，吴宓初到弗吉尼亚大学，选修的五门课程之一为英国文学。1918 年转入哈佛大学后，师从白璧德学习比较文学。1918—1919学年选修课程为：卢梭及其影响、近世文学批评、英国小说、英国浪漫诗人研究、抒情诗以及法文。该学年暑期，学校选修课中有英国近世史（自1688 年始至今）和法国近世史（自1498 至今）。1919—1920学年选修课程为：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法国文学批评、18及19世纪之各体小说、法国文学史大纲、德国文学史大纲。该年暑期，吴宓选修希腊罗马史。1920—1921 学年选修课程为：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史（即1250—1550 之欧洲史）、纪元500年至1500年之欧洲学术史、欧洲政治学说史、莎士比亚时代之英国戏剧、16世纪初年至复辟时代（即1500—1660 之英国文学）。这些课程基本勾勒出西方历史的发展脉络，兼顾文学、政治、宗教、学术等各方面，其中尤以英国文学史最为精细，次之是法国、德国、希腊罗马；在文学文体上划分出小说、诗歌及戏剧三种文类分别介绍。通过学习以上课程，吴宓不仅对西方文学有且博且精的了解，还将文学研究拓展到历史、社会、宗教、哲学等方面。他从课程中学习评析文学作品的方法，并将其运用于研究实践中。例如，1918 年吴宓选修梅纳迪（G H Magnadier）讲授的“英国小说”课程，将其对伟大小说的六大标准运用于评析《红楼梦》。在课程的引导启发下，吴宓养成了独特的文学品味，1918 年因选修“英国浪漫诗人研究”课程研究雪莱，终其一生对雪莱青睐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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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正如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将文学政治化、革命化，吴宓同样拒绝将文学悬之高阁，仅仅“为艺术而艺术”。他认为文学有十种功用：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情、谙悉实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之世界、促进真正之文明。[6]59-68其中最后两点将吴宓的世界文学意识显露无疑，世界之平和必求人心之相同，而文学提供了一种化人而齐之的办法，令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在文学之下得到整合，相互理解，从而促成文明，造就大同世界。
除了世界意识之外，我国“世界文学”观念形成的另一个关键是文学观的转变。[2]文学观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文学的本质是什么？二是文学有何功用？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怀抱着民族救亡目的引入西学之时，并没有给予“文学”多少属于文学本身的空间。所以，早期以救国启蒙为目的进行西学东渐的梁启超等人并未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意识，反而是率先以翻译来实现“东学西渐”的陈季同首次提出“世界文学”。之后，由王国维到周作人及文学研究会逐渐建立起人学化的文学视野，认识到文学自有其价值，并非是完全功利实用的，使我国世界文学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
其次，依照人文主义思想，吴宓认为：“文学是关于人的，而非关于神的；是关于每一个个体的，而非民族的或社会的。”[6]14他看重文学本身的价值，而非其社会学、历史学的价值，正所谓：“读诗文名篇，乃为得其本身之趣味，之益处，而非为求知其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等也。”[7]他不满当时的文学革命者将文学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认为虽然文学确有培植道德的功用，但这是通过作品中所展现的“纯正中厚之人生观”来实现的，并非道德说教、刻意鼓吹所能为之。他批评当时缺乏严肃性的闲谈文学及充满低级趣味的消遣文学，看重文学作品所揭示的人生真理与所表达的“真诚的爱”。
总体而言，吴宓经过阅读及反思沉淀出他的文学观。首先，吴宓从广义与狭义上区分文学。广义之文学即是全世界、全历史中以各种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但吴宓并不以此为他心目中的文学，他拒绝当时主张平等与兼爱的人道主义思想，而是推崇依照标准有所选择的人文主义思想，他以马修·阿诺德所说的“世界上最精髓的思考和最优美的话语”来界定狭义之文学。[6]13可见，吴宓的“世界文学”是依照人文主义标准所选取的经典之作的总体。
综上所述，吴宓的文学观显然已经冲破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来规约文学的局限视野，走向世界文学，展现出强烈的“文学的人类意识”和“人学思想”，且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1.3 吴宓的比较文学意识
早在1911 年2 月11 日的日记中，吴宓便将英国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ryron）和法国作家雨果（Victor Hugo）分别与中国明末清初文学家侯朝宗（1618—1654）以及清初散文家魏叔子（1624—1680）类比，认为他们“性情言论以及人之对彼之感情无一不相似”，[4]20-21可见吴宓在阅读域外文学时有较强的比较文学意识。所谓比较文学，是致力于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作对比，无意一较高下，而是力求相互理解，以此寻找中西文学及文学家的情感思想之共通，实现相互尊重与宽容。这篇日记中的记载是目前可见吴宓最早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论述。这种比较文学意识为吴宓的世界文学意识奠定了基础，并贯穿于他此后的文学阅读、研究及教学。例如，1921 年，吴宓选修“欧洲政治学说”这门课程，撰写论文《孔子、孟子之政治思想与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比较论》时，就提出要将孔子、孟子之全部思想学说与柏氏、亚氏之全部思想学说作比较研究。[3]207
在这里尤其应当谈一谈白璧德对吴宓的影响。白璧德不仅是新人文主义大师，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吴宓在白璧德的影响下，对于寻求不同文明之间之共通的信念愈发强烈。
1921 年9 月，白璧德在美国东部的中国学生年会上发表演讲，该讲稿后由胡先骕翻译成中文《中西人文教育谈》，发表于《学衡》杂志第3期。演讲中，白璧德谈到东西方伟大传统之间的契合之处，西方有耶稣和苏格拉底，东方有孔子和释迦摩尼，要挽救现今的人类文明危机，就需要结合东西方伟大传统中的智慧。他鼓励在场的中国学生在人文主义的层面去获取“万世之智慧”，促进东西方知识界相互之间的真正理解。吴宓对此深以为意，他称赞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说是“综合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是超国界的”，“立论宏大精微，本为全世界，而不为一时一地”。[8]26因此，在1921 年发表的文章《评〈碎玉集〉》一文中，吴宓提出同情（sympathy）是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人实现互相理解的首要条件。他批评当时西方文学作品中对待异域文化的两种态度：一是借助陌生土地上的故事以针砭时弊，例如，孟德斯鸠的文章，大有借古讽今、以远刺近的意味。二是作者自命拥有对他国情形真实的了解，然其写作却充满着偏执、夸大，甚至是丑化。无论哪一种，都囿于个人的狭隘视野，缺乏对他者文化的同情，无法认识到全人类人性之共通。[9]吴宓坚信西洋真正之文化与我国之国粹实际上是能够互相发明的，若能兼收并蓄，则必定相得益彰。他一生都怀抱着沟通中西以融合成真正之世界文明的宏愿，将世界四大文化宗传，即古希腊思想、基督教思想、印度佛教思想以及中国孔子思想相互关联，搭建起世界文明大厦。在此基础上，吴宓有了他的世界文学构想，正所谓：“天理人情，一定而不变。古今东西，曾无少异。……惟其本质之相同。”[10]49-52全世界文学所述，无非喜怒哀乐之情，而此情为人所同具。这一观念在根本上肯定了世界文学之可能，而吴宓的比较文学意识也为他进一步构建世界文学奠定了基础。
2 吴宓的外国文学翻译与世界文学的构建
“世界文学”不仅是抽象的思想观念，它还具体化为一批具有自身内在逻辑联系和整体性，可供读者选择和阅读的实际文本，例如郑振铎1936年编写的《世界文库》。虽然吴宓没有真正编纂或参与编纂世界文学丛书，但他依照心中的世界文学观念选择文本进行了翻译。翻译对构建世界文学的意义在于，通过它，本民族的经典得以在另一个民族或国别的语境下获得新生，并且好的翻译甚至可以给其他民族或国别的文学和文化带来深刻影响，[11]在各国文学交流并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世界文学得以形成。
在吴宓与文学相关的译作中，Literature of the World ：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 一书的译介以往学界关注较少，然而该书的翻译与他对世界文学的认识密切相关，同时也是最直接使用“世界文学”一词的作品，因此，笔者认为它值得深入研究。这本书由芝加哥路易斯大学英语教授理查生和欧文二人合编，1922年在美国出版。该书共十五章，分别为：绪论、东方的文学、《圣经》文学、希腊文学、拉丁文学、意大利文学、西班牙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罗斯文学、斯堪的纳维亚文学、英国文学一、英国文学二、爱尔兰文学及美国文学，旨在简要介绍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文学概况。尽管名为世界文学，但编者的关注点显然集中在欧洲国家，对东方诸国文学的介绍总共不过一章。1924 年，吴宓得知此书，立即将其定为所开设课程“欧洲文学史”的教材，替换之前的法国学者Emile Faguet所编著的《文学入门》（Initiation into Literature ）（英译本）；还将前三章译出，登载于《学衡》第28、29、30期，译其书名为《世界文学史》，足见吴宓的重视程度。
基于以上考量，吴宓选择了当时国内尚无人问津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萨克雷（William M Thackeray），而不是与其同时代更具有现实批判意义的小说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萨克雷的《纽康氏家传》的译序中，吴宓梳理了英国小说中由菲尔丁（Henry Fielding）与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开创，后分别由萨克雷与狄更斯继承发展的两大现实主义分支，认为萨克雷在对人性的认识与描写上都高于狄更斯。[12]即使是备受民初译界欢迎的拜伦，吴宓的翻译初衷及选择标准也不同于其他译者。梁启超、马君武以及胡适，看重的都是他献身希腊革命的“豪杰”气质，但吴宓欣赏的却是拜伦“以雄奇俊伟之浪漫情感，写入精密整炼之古典艺术中”，[13]iv这全然是其作品中人生之兴趣与完美之形式的呈现。吴宓还特别注重译介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作品，如《荷马史诗》，认为它在欧洲文学全史中“巍然居首”，另有《柏拉图语录》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这些作品均不为当时的译界所重视。
吴宓以人文主义的道德及美学标准来选译经典，拒斥未经时间考验的流行之作。虽然同时期的胡适、周作人等人也都在倡导翻译名家作品，但整体上民族救亡的实用主义思维仍然有非常强的束缚力，建构科学民主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文学革命的指向。吴宓对这一文学功利现象很不以为然，他赞同理查生和欧文的论述：“凡著作纪录之具有永久之价值，人生之兴趣，完美之形式者，始得称为‘文学’。”[7]也总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评定文学作品，以外国文学思潮及流派变迁来体认该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从形式和内容上考察其价值，而不是它是否与当时的社会革命精神潮流相符合。
观察组的胸痛、呼吸困难、消化道症状的比例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临床症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的KillipⅠ～Ⅲ级例数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电力拖动是指对电动机的控制，采用继电器-接触器控制都有自己的基本控制电路。采用PLC控制也应该有自己的基本控制环节，为此而提出电动机正反转控制PLC设计讨论，寻找其较好的控制方案。
按比例分配与一到五年级学生接触到的平均分配截然不同，学生一时难以接受。所以我在问题解决第一、二课时，除了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出按比例分配问题的常用三种解决方法(列方程，常规解法，分数解法），还重在引导学生找到新旧知识的联系，让学生认识到，以前我们所学的平均分也是一种按比例分配，只不过它是一种特殊的按比例分配，是按1∶1分配，是每份分得一样多。按比例分配是平均分的拓展，平均分是按比例分配的特例，让学生体会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吴宓也不例外。1902年，9岁的吴宓开始受教于继母雷孺人，以《蒙学报》① 《蒙学报》是清末儿童启蒙刊物，除了对儿童进行道德规范教育之外，以传授文学、算学、史事、舆地等各类知识为主。 为课本，阅读《泰西新史揽要》《地球韵言》等书。[3]46-47数年后，吴宓在1911年前往北京备考并就读清华学堂，当年日记中多有记载，“阅《西洋史》及《东洋史》”，“阅《外国地理》”，“阅《中国地理》”。[4]21-29吴宓在启蒙教育及阅读中，积累了世界历史及世界地理的知识，世界意识也由此产生。专就文学而言，吴宓在入学清华学堂之前就已有丰富的域外文学阅读经历，而且这一时期读的都是翻译作品，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一百部，“宓已全读”；域外小说如《贝克侦探谈》《拿破仑忠臣传》《福尔摩斯再生第十一、十二、十三案》等；当时风靡的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入学清华学堂后，英文课选读材料既有荷马史诗《奥德赛》，也有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作品《睡谷传奇》《见闻札记》，还有约瑟夫·安迪逊（Joseph Addison)的《米尔扎的幻觉》、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等。[4]49-50，72-75，140-143，148-149，160以上文学作品在当时只是作为提高英文水平的教材，且选材杂乱无章，毫不依照文学史的逻辑条理，但这些阅读经验，拓宽了吴宓对文学的认识，也将“世界”意识带到了他的文学观念中。留美的四年里，吴宓直观地见识了异域的山水地貌、风土人情、社会现状，这些活泼泼的经历时常令吴宓反思古今中西的历史变迁及人性思想。在吴宓看来，纵然世界辽阔多样，但在最深之人性与最高之文明意义上，“古今东西，实无微异”。[5]24
吴宓不仅在选译Literature of the World ：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 时有明确介绍世界文学史的意识，在具体翻译的文本中，也处处体现出他的世界文学观。书中用约2 000 字介绍印度文学，又在译文末尾增添了近万字的按语，以补充原文。按语中，他向读者推荐另一本印度文学研究佳著以供参考，并且介绍了欧洲及中国对印度文学的研究情况、印度文学的特点、印度不同地区所使用的文字、不同时期印度文学的发展及其代表作品，尤其是《薄伽梵歌》。通过详尽介绍，吴宓殷切期盼国人“对此加以注意”，将东方思想精髓发扬光大。他肯定印度文学的价值，始终对此予以重视。《吴宓诗集》中收录有他翻译的《薄伽梵歌》篇章节选等。[16]113-1441960年西南师范学院上级要求修改“外国文学”讲义目录，将印度文学删去，吴宓“惟力言印度文学”。[8]414
2.鼓励集体创业模式，共同发展。随着大学生毕业人数逐年增加，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不断鼓励大学生集体创业。集体创业模式的推进有利于集思广益，资源共享以及大学生团结互助精神的培养，大家彼此协作，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实现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增进彼此感情的同时，大学生集体创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资源短缺的问题，壮大了大学生创业的队伍，实现了共享发展。
在该书《圣经之文学》一章末尾处，作者引用了数十条《圣经》福音书诗篇，吴宓翻译时，多次在注释中用《论语》及佛教文本“加以参证”。如：福音书中有“尔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诸人”。吴宓说：“此与《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义本相同。”[17]吴宓通过比较印证的方式来呈现世界各国文学的共通之处。
吴宓知道，要构建世界文学，实现世界文明之共融，就必然要面对民族文学在世界中的地位。成熟的世界文学观立足于全人类的价值，但还需要用民族精神来理解。为此，吴宓尤为关注海外汉学，并参与东学西渐，以此促进中国文学及文明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主编《学衡》期间，吴宓翻译发表多篇海外汉学研究文章，如《孔子、老子学说对德国青年之影响》《中国欧洲文化交通史略》等，令当时中国的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及思想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从而确立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及价值。《学衡》杂志从第13期开始，特别增加了英文版杂志简章及英文目录，向旅居中国的欧美人士及英文读者推广，这在同时期的重要期刊杂志，如《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中都难以见到。对待英文目录，吴宓十分谨慎，《学衡》第17期“佛学专号”中，《大乘非佛说辩》等一系列文章的标题，“幸赖汤用彤君指示，于‘唯识’等名词，皆用梵文原字，而不误”。[3]245他还出资将《学衡》杂志寄赠给英国博物院、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汉学家苏威廉教授（William Edward Soothill）、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东方学院伯希和教授（Paul Pelliot）、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及其恩师白璧德。通过主动输出，竭力传播《学衡》，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版图中。
既然谈到东方文学，就不能不注意书中对中国文学史的叙述。该书将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合并为一小节，甚至在“论中国文学之处多有错误”。[17]对此，吴宓忠实呈现原文，既没有更正错误，也没有多加评论，其用意正是要让读者知道“西人对中国文学所知多少”。[18]同时，吴宓特别加注推荐梅光迪的文章《中国文学在现今西洋之情形》，希望引起读者对此问题的重视。
3 吴宓与世界文学教学
“世界文学”观念的传播与民国时期大学学科建制是分不开的，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制度上的准备。张珂指出：“真正将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理性的知识在民众之中普及开来，使之具有学科意义上的自觉的世界文学观念，与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而文学史，包括世界文学史，作为传播文学知识的代表形态，也是首先出现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之中。世界文学也伴随着近代化的大学教育，逐渐为自身确立了合法地位。”[19]笔者将在此探讨吴宓的外国文学教学及其教学理念。
1917 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并在1918 年出版了以讲义为底稿的《欧洲文学史》。这一课程被认为是我国世界文学学科的发端。吴宓也曾对此予以肯定：“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仅有周作人之《欧洲文学》上册，可与谢六逸之《日本文学史》并立。”[3]222而国内高校最早开设“世界文学史”课程者，乃属吴宓。[8]398
吴宓自1921 年回国后，便开始教授与世界文学相关的课程。任教东南大学英语系期间，吴宓曾讲授“英国文学史”“英诗选读”“英国小说”“修辞原理”课程，每周授课共计12个小时。其中“修辞原理”同时为国文系选修课程。吴宓介绍该课程“将课本中所选欧洲古今论文章、写作之名篇，作出英文大纲，并译成汉文大纲，印发给学生。其目的，乃使研究中国文学之学生，得略知西人之说，以作他山之助而已”。[8]398吴宓此举旨在拓宽中国学生的视野，使之得见外国之文学，并从中获益。次年9月，东南大学成立当时中国高校第一个西洋文学系，专治西洋各国文学，不再从属于英文系。吴宓除教授英文诗歌和小说外，还增开“欧洲文学史”。遗憾的是，西洋文学系很快因为东南大学内部的问题而被撤除，吴宓被迫离开，但他的课程及教学理念在此后任教的高校里重新焕发了生机。
1925年始，吴宓任教清华大学。期间，吴宓多次与时任外文系主任的王文显谈论西洋文学课程，以及西洋文学系之事，[20]91-99，181-182，191-193并排定各教员应授之功课。1926年6月，吴宓应王文显之邀，任代理西洋文学系主任一年，该系在1928年更名为外国语文学系。在吴宓等教授的主持下，西洋文学系课程之目的，是使学生能“（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造就国内所需要之精通外国语文人才，（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戊）会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21]204-218在此方针指导下，该系要求学生掌握“西洋文学之全体”，分时代、分文体进行授课。第二学年开设“西洋文学概要”，讲授欧洲文学史全部之大要，期使学生熟稔欧洲古今重要之典籍及文学之源流，即培养其文学史意识，获得文学学习之“地图”。三年级始，进入较为细致的精深研究。按时代划分为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及十九世纪；四年级分别学习诗歌、戏剧、小说的专题研究。对于选修他系之学科，吴宓提出“特重中国文学系。盖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关系致密”，他希望西洋文学系学生毕业后，或可以西洋文学为源泉创造中国之新文学，或“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与中国”，或“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22]198-203可以说，以吴宓为主导的清华外文系所设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制定方针，充分展示出对世界文学及思想融合的自觉追求。
在吴宓的从教生涯中，世界文学史一直是他主要的授课内容。1922年，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建立，吴宓为该系设计了两门与世界文学相关的比较文学课程——“比较世界文学”和“比较世界文学史”。1924 年8 月6 日，吴宓抵达东北大学，就任英语系教授，讲授“英诗选读”及“世界文学史大纲”课程。1933 年9 月至1937 年6 月，吴宓执教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文学系（兼职讲师），讲授“英国浪漫诗人”“世界文学史大纲”课程。1938年，吴宓为西南联大开设“欧洲文学史”“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翻译”等课程，其中“欧洲文学史”为外文系学生最重要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该课程起初名为“西洋文学概要”，在1938年改名为“欧洲文学史”。“该课程内容广博，不仅包括西欧、北美文学，还兼及俄国、东欧，以及印度、波斯、日本等国文学，为学生提供广阔的视野和系统的世界文学知识”。[8]2161942 年，该课程改名为“世界文学史纲”，是西南联大外文系所有课程中学分最多的必修课，也是联大最叫座的课程之一。当时历史系学生彭国焘听过吴宓的授课之后，总结吴宓上课的一大特点是“能恰如其分的评论各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8]2411943年9月至1944年6月，吴宓执教昆明中法大学文学院（兼职讲师），教授“英国浪漫诗人”“世界文学史大纲”课程。1944年，吴宓在燕京大学和四川大学为中文系开设“世界文学史大纲”。抗战结束后，转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 年开设“世界文学史”。1948 年，吴宓受邀前往西北大学等多所高校作学术演讲，其中包括他最拿手的“世界文学史纲”。1949年底为重庆大学外文系四年级开设“世界文学史”课程。1950年4月，转任四川教育学院外文系教授，授课“英国散文选”（一年级）、“世界文学史”（二年级）、“世界文学史”（三年级）。1951 年3 月，兼任重庆大学外语系教授，授课“欧洲小说”（外三）、“世界文学史”（外四）。1963 年2 月11 日，吴宓在日记中记录，计划将“世界文学史大纲”讲义整理出版，令人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实现。
除了与世界文学及世界文学史直接相关的课程外，吴宓还在国内高校首开“翻译术”课程，培养学生沟通中西的能力，这与他本人对翻译活动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从1925 年至1928 年，《学衡》杂志第39、49、64 期登有翻译课上多位学生的翻译习作，其中尤以张荫麟、贺麟、陈铨等人为典型代表，他们后来都成为诸多学术领域的翘楚，建树卓著。张荫麟（1905—1942）是民国时期备受学界欣赏的史学人才，但他的文学造诣同样很高，除了翻译论文和诗歌，还曾将《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完整译出。清华毕业后学习德语，为我国德语文学译介贡献了歌德长篇诗剧《浮士德》全本译作。贺麟（1902—1992）是我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我国最早进行翻译史研究的学者之一。[23]39贺麟曾说：“在他（指吴宓，笔者按）的影响下，使我对翻译工作有了兴趣。……此后，我就按照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道路，以介绍与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作为自己终生的志业。”[24]这是践行吴宓教学理念的一个典型例证。陈铨（1903—1969）也是吴宓非常欣赏的一位学生，他在吴宓的鼓励下走上文学的道路。除了翻译术课堂上的诗歌翻译习作，陈铨还翻译小说，进而创作长篇小说，后留学德国，译介德国文学，将歌德、尼采、叔本华和席勒的思想介绍至中国。1933 年，陈铨在德国科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论文探讨的正是中国文学在德国的翻译与传播。和他的老师吴宓一样，陈铨在译介西学的同时努力为中国文学找寻世界定位。从他们的经历可以看到，吴宓构建世界文学的探索与追求，在代代学子们的实践中得到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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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吴宓在阅读及学习的人生历程中逐步产生明晰的世界意识，而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则指引吴宓走向非实用功利，注重人文及道德价值，二者结合产生了吴宓的世界文学观。它充分体现在吴宓的外国文学翻译中，例如：出于世界文学史意识，选译《世界文学史》；在具体文学作品翻译及相关论述中，时时注重比较沟通东西文学及思想；关注东学西渐，并有意识地输出中国文学，为其在世界文学中确立地位。不仅如此，吴宓为清华大学外文系制定外语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目标，注重追求世界文学及思想融合；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开设“欧洲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等课程，传播普及世界文学知识；开设“翻译术”课程培养人才以服务沟通中西文学之旨。吴宓的一系列外国文学翻译与教学活动为我国世界文学观的构建及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北美地区2017年的核电装机容量为113.5 GWe。该地区核电容量在2030年、2040年和2050年的高值情景预测值分别为107 GWe、94 GWe和107 GWe，低值情景预测值分别为78 GWe、36 GWe和36 G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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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Modern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World Literature”——A study of Wu Mi’s translation and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JIANG Yun
(English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recent studies,the concept of“World Literature”,in Chinese early-modern history,was initially proposed in 1898 by Chen Jitong (1852-1905),a diplomat and translator in late Qing.Afterwards,it was further developed and gradually became mature through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discussions by many intellectuals.The paper takes Wu Mi (1894-1978),an important scholar and translator in Republican Era,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ly-modern translation and the concept of“World Literature”.It begins with an observation of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Wu Mi’s education background on which his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was built,and then investigates his translations and teaching of foreign literatur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s understanding of world literature.Based on that,the paper intends to evaluate Wu Mi’s contribution to the formation and circulation of“World Literature”outlook in China.
Key words: world literature;Wu Mi;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中图分类号： H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914（2019）05-0076-08
收稿日期： 2019-07-12
作者简介： 姜 筠（1989—），女，江西高安人，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