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及其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公有制经济论文,困境论文,人士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1-0149-06
随着市场经济的稳步推进、全面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对私有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涌现了一大批私人企业主、民营企业家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最先富裕起来的部分群体，他们的迅速崛起深刻地改变着社会财富状况和社会阶层结构。人具有天生的政治性，经济地位的提升必然会引起其政治视角的改变。随着经济地位的迅速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决不会满足现有的政治地位。他们力争通过政治参与来巩固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政治发展的路径。在社会变革中，现有政治体系的不断创新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拓宽了政治参与路径，但是，由于一些参与者的参政目的不同、政治价值取向多样，因此在政治参与中出现了一些争议和困境。
一、经济地位是政治参与的内在驱动力
在政治社会中，财富不仅仅标志人的富有，而且预示着占有和控制资源的能力，为获取政治资源创造了良好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罗伯特·达尔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其政治活力也强。“一位富有和空闲的人尽可能以每周六十个小时来从事没有报酬的政治活动，而其机会成本要远远低于一位不得不每天长时间工作以维持生计的人。……权力和权力谋求上的差异与客观境况的差异有联系。”①美国政治学者维巴和尼通过研究证实，在美国，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高低，与其在政治生活中卷入的程度密切相关。
人的政治性决定了一个人拥有经济资源只是成为政治人的条件。仅仅拥有经济资源的人的不完整感和不安全感更突出，需要政治资源为其财富作坚实支撑，这就决定了他们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尽量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政治资源的拥有不仅能提高个人社会地位，而且为获取更多的财富和资源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罗伯特·达尔提出了政治体系中的资源累积效应：“假定一个政治体系中的每一个人都根据其在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上占有的相对地位来排列：譬如财富、收入、知识、声誉、对传播的控制，以及对警察和军队的支配。如果每个人的相对地位相同，从而形成一种完整的相互关联，资源不平等就会完全是累积性的。个人拥有的某一种资源越多，他拥有的其他资源也就越多。”②达尔由此现象推断出政治体系有导向累积性不平等的强烈趋势。在当代中国，富裕起来的社会阶层具有财产的富有性、政治资源的贫乏性。为了弥补政治资源的缺乏，他们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以求资源累积。
达尔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与有助于考虑影响力差异的所有三项因素都有关系：资源不平等、技能差异和使用资源赢得影响力的刺激差别。因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其政治活力也高。美国学者维巴和尼通过对美国社会群体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比其他任何单一因素更能说明参与水平差异的原因。③阿尔蒙德在对五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最积极的公民不成比例地来自富有者，而最不积极的来自贫穷者。”④显然，经济地位决定了政治参与的态度和热情程度。
经济地位的变迁、利益的大分化必然带来政治格局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实力雄厚的阶层，对他们的政治安排是党在新形势下提高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对社会改革、发展与稳定都产生重要影响。“选拔和造就一批经过实践考验，与我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⑤不同经济与政治地位的公民均需要有主动进行利益表达的愿望，这就要求政治资源向各个社会阶层重新分配，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需要。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路径
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经济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之后，对政治参与较为渴求，力图通过政治参与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巩固并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获得社会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的尊重，实现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价值取向：富贵双赢。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路径主要有正式性政治参与、非正式性政治参与和公益性政治参与等。
1.正式性政治参与
这种参与也被称为制度性政治参与，其参与形式、获得的政治地位和荣誉都是在政治系统的框架内进行，参与的原则、程序以及行为方式都得到了政治系统的认同，是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从参与的内在动因看，这虽然是制度性安排，但体现了大多数参与者的迫切愿望，是一种积极、主动、利益诱致型的政治参与。
(1)推选杰出代表进入各级人大、政协领导层。在各级人大、政协中给非公有制经济代表安排一定的职务，扩大党的参政与执政基础，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社会管理，这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富裕起来的人在经济地位提高之后就努力从经济明星向社会公众人物转化，以此提高其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在职务安排方面，有的人已经在人大、政协中担任较高职务。第十届全国人大、政协组成人员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全国政协常委3人；同时期的省级政协副主席2人。
(2)作一般形式的政治安排。这种安排主要是被推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据资料统计，第十届全国人大、政协组成人员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全国政协委员108人，全国人大代表136人；同时期的省级政协委员1100多人，省级人大代表630多人；同时期全国县级以上人大代表9000多人，政协委员3万多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民营企业家就有100多位。
(3)作实职性安排。在各级政府部门及社区中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安排实职性的职务，为推动本地区、本部门经济服务。这在基层政权中表现得较突出，尤其体现在乡村治理中。不少人在农村担任了村民委员会主任，还有的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甚至是乡镇一级的党政领导职务。据调查，1996年，部分农村大约有40％的私营企业家同时是村、乡领导或党委书记⑥，而目前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80％。
(4)在工商联、青联、妇联等群团组织中推举一些人士担任一定职务，参与相关的政治活动，这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最广泛的政治参与路径。以工商联为例，第九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233人(占执委总人数的56.0％)，其中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有8人；同期的省级工商联会长4人，省级工商联副会长274人。
2.非正式性政治参与
非正式性政治参与也被称为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这种政治参与发生在规范的政治参与渠道之外，在制度保障缺乏、参与渠道狭窄、参与要求强烈而无法满足等多种因素影响下，非正式性政治参与较为活跃。
(1)在权力部门中寻找代理人。这种参与主要表现为接近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人，在其中寻找代理人，达到政治参与的目的。例如，接近地方的主要党政领导、公检法等方面的负责人以及工商、税务、质检、环保等方面的负责人，在党政内部寻找靠山，获得生产、经营等多方面的保障，实现个人所追求的利益。这是一种较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形式，通过这些渠道，参与人能获得多方利益。这是在社会转型期制度供给滞后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不规范的政治参与现象，以私营企业主为主要代表。这种参与缓和了政治参与需求旺盛与参与渠道较窄的矛盾，也满足了由于政治取向不同而实现政治参与的要求，丰富了政治参与的形式，是对现有政治参与方面表现出的缺陷的补充。但是，其弱点甚至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同制度性政治参与相比，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具有相当程度的随机性和不可预见性，因而对政治系统的冲击和破坏也比较大。”⑦它很容易成为腐败的温床，败坏社会风气，破坏现有的经济政治程序。
(2)关系网络参与。关系网络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获取、维护自身利益，实现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重要手段。企业主利用社会关系网络促进企业生产和个人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也越来越重要。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通过关系网络能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为企业和个人发展获取较多的资源和机会。
3.公益性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形式有共同的目的，也有各自的取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并不全都为了自身的利益。其中有很多致力于增进社会利益的人，在富裕以后，不忘对社会的责任，力图回报社会。“公益性的政治心态，意指私营企业主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之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和维护公众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非一己之利。”⑧
(1)先富帮后富，带领大家共同致富。这既是党的政策，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德思想，儒家思想中的“天下大同”也就是今天共同富裕、构建社会和谐思想的早期体现。
(2)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作为对社会的回报，很多人选择了社会公益事业，他们拿出一部分所得扶贫，支持教育、卫生事业，尤其是支持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卫生事业，或者关注家乡的发展等。通过在贫困地区或者家乡兴建学校和医院，改善办学和卫生条件，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使贫困者病有所医，捐助“春蕾计划”等多种方式进行公益性政治参与。
(3)支持社会慈善事业。主要是向灾区捐赠，帮助赈灾救灾、重建家园；向贫困地区捐赠，帮其脱贫致富；向疫区捐赠，增加抗击病疫的能力。还有向残疾人机构捐助等公益活动，达到回报社会，扩大影响，提高社会知名度的目的。
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发展和壮大，不仅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格局，还在改变着政治发展格局。通过安排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入政权机关、参政机构、群团组织、领导岗位等形式，实现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满足了其作为完整的政治人的需求，完成了其从单纯的经济精英向公众人物的转化。通过有效的政治参与，提升了他们的政治地位，畅通了他们的利益诉求渠道，维护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声望。扩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政治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1.促进政治体制创新
政治体制的变迁是以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利益的分化导致拥有不同经济资源的人、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的政治诉求发生重大变化，这就要求政治体制、政治参与形式等作出相应的调整，促进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党的富民政策一直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并注重充分发挥富裕起来的人的示范作用和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在执政党方面，努力提高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提高驾驭全局的能力，不断进行体制创新、政策创新，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增强党的群众基础。在扩大政治参与方面偏向实力较强的经济阶层，努力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将社会分化中形成的新兴阶层以适当的方式纳入政治体系中，让更多的经济精英进入权力机关，分享讨论、制定或者执行政策的权力，以此提高政治体制的容纳能力，增强政治体系的活力。他们进入政治之后，由于绝大多数没有官帽要保，又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所以敢于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揭露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这些有助于推进政治生活民主化，促进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体制的形成。
亨廷顿指出，吸收新的社会阶层和团体进入政治体制，意味着该政治体制权力的扩大。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和经济制度中的财富一样，能够扩大和缩小，也能够集中和分散。一般说来，一个社会中权力的总量取决于该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影响关系，即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导致另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变化的那种关系的强度。⑨通过政治资源和政治权力的合理分配，有利于社会精英循环，能保证社会能人治理。帕累托指出：“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就是保持循环路线的畅通，以使执政阶层中总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精英。一个社会只有当执政阶层的能力、才能的平均值高于非执政阶层时，才是稳定的，而要经常保持这一点就必须借助于精英循环。”⑩精英的主动接近和对精英的政治吸纳是现代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没有各路精英都参与的政治发展本身就是畸形的，不能充分体现现代民主政治，也无助于社会稳定。因此，政治体系对精英的吸纳有利于政治民主化与现代化，也保证了政治的活力与创造力。
2.拓宽利益诉求渠道，维系社会稳定
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11)政治行为的施行，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自身利益。通过政治参与使政府注意到他们的利益诉求，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利益诉求。现实社会中各利益主体都在攫取和维护各自的利益，并为自身或群体的利益进行着相关的活动。执政党如果能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让各个政治主体都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建立起各利益主体的良性互动机制，对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就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能否妥善处理好各种政治利益关系，不仅关系到政治体系中各政治主体利益的满足程度，而且关系到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和政治社会的稳定。
政治权力的获取与自身利益的维系息息相关。占有较多社会资源和具有较高声望的人和群体获取的利益较多，其利益诉求也强烈；相反，那些获益少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也弱，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吸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政治，拓宽了利益诉求渠道，使他们能够在政治体系的框架下合法地进行利益表达，从而给政治体系以压力和推力。这种体制内的利益诉求在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的同时，对政治发展的走向和对政策的制定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从而弥补了利益的代表性缺失问题，也避免了在利益的表达渠道狭窄、利益诉求受阻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政治激进行为。
3.有政治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富裕起来后，绝大多数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当他们参与政治之后，有机会参政议政，由单纯的经济明星变成公众人物，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满足了其作为完整的政治人的要求，而且使他们具有政治归属感。同时，他们愿意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也愿意为国家和社会多作贡献，产生了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这种社会责任感产生了多种效应：(1)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他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科技在生产和经营中的作用，从而自觉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文化、技术和政治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2)注重自身的形象。通过政治参与，不仅有利于他们树立企业形象，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而且有利于他们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同时，通过政治参与，可以引导他们遵纪守法、诚实经营、照章纳税、改善劳资关系。
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中存在的争议与困境
作为社会转型期一个迅速崛起的社会阶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生产经营方式打破了延续较长时间的单一的公有制生产形式，丰富了社会生产的形式，其经济实力和政治诉求已经表现出来。他们的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个阶层政治参与的动机和目的比较单一，大多以功利性为主，属于利益诱致性政治参与。这些人士一旦进入政治层，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近权力阶层，为建立广泛的关系网络创造了机会，为自身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更有利于获取个人利益，因此，出现了一些争议与困境。
1.拓宽了权力资本化的路径
在经济转轨时期，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制度供给的滞后性，让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入政治领域，扩大了权力资本化的路径，使原有社会的政治一元化逐步转变为政经二元化，“反映到政治层和管理层，就是资本在社会关系中和权力场中所拥有的控制力也将越来越大，政治权力结构中权力资本化的色彩也将越来越浓”(12)。资本与政治的结合有利于一些拥有经济权力的人运用政治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在一些地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入政权领域改变了权力的构成形式、运行方式，政治权力中资本的影响力逐步增大，出现了明显的资本权力化，使政治权力阶层化逐步演变成经济权力阶层化。譬如，安徽省某县一个民营企业家既是他的企业的董事长，又兼任了该县的副县长，由于他的企业上了一个蚕丝缫丝的新项目，他就以县长的身份发出一个文件，规定县里所有的养蚕户不能把他们的蚕茧卖给外县，必须卖给他的企业。(13)这表明，“政治是通向权力的主要途径，而权力又是敛财聚富的主要途径……借助政治影响去捞钱比其他任何方法都省时。”(14)这样，政治参与的价值取向就直接服务于自我利益的经济价值取向。
2.资本的强势地位得到提升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追赶型的，实行的是跨越式发展战略，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快速成长为发展的首要目标。然而，在初级与粗放的生产条件下，资本的地位凸现，资本成为政府与社会竞相追捧的对象。资本的稀缺性决定了资本在生产中的强势地位。在市场经济里，政治与经济的活动以交换为原则，人们最初具备的经济资源会对其他社会资源产生经久的影响。稀缺性的、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的性质及其所有权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性质和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因为私有产权按其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已经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机遇。(15)当私营企业主取得了资本和政治的双重优势地位之后，其在社会中的强势地位更突出，在尚未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条件下，追逐利益的趋势更加露骨，突出表现为劳资关系严重扭曲，劳动者的权益受到很大损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得不到法制保护。一些用工单位不遵守劳动法规和劳动保障规范，不与工人签订规范合同，不给予工人劳动与社会保障。调查显示，71.7％的外来工和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但“霸王条款”的存在却使合同形同虚设。21.3％的劳动合同条款基本上或完全是老板定的，15.1％的工人根本没有拿到劳动合同。一些地方干脆通行集体劳动合同，把外来工的名字列在一起制成一份集体劳动合同送交劳动部门。(16)(2)劳动条件恶劣。有些企业，工人在通风条件极差、高粉尘、高毒性、高瓦斯、高噪声、高辐射的环境中工作，致使多种职业病的发病率居高不下，一部分人很年轻就因患职业病而终身丧失劳动力，却又没有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有的安全事故频发，工人伤残得不到补偿等。以尘肺病为例，据卫生部统计，截至2002年底，全国累计检查出各类尘肺病人58万多名，现存活44万余名(不含社会患者)，2002年尘肺病新增患者1.22万名，煤工尘肺和矽肺仍为主要病种，共占85.6％。年内死于尘肺病患者是矿难和其他工伤死亡人数的3倍多，也就是说，不流血的“白伤”远远大于流血的“红伤”。(17)(3)安全难以保障。一些企业老板严重忽视生产安全，致使在生产中安全事故频发，工人受伤、致残、死亡之后得到的赔偿很少，有的甚至根本没有。(4)权益严重受损。强迫工人长期加班加点，任意克扣、拖欠工资，拒不缴纳社保基金，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甚至任意打骂、侮辱工人，严重侵害人身权利。据统计，正在和曾经被雇佣的农民工中，有18.1％曾经遭受过管理人员和老板殴打、辱骂，84.5％的雇工遭遇过辱骂，有13.9％遭遇过不正当处罚，8.7％的人打骂和不正当处罚都遭遇过。这一群体中的37.2％(219人)有被扣工资的经历，次数从一次到数次不等，被扣工资从几十元到一万元不等。这一群体中的8.7％被无理解雇过。解雇时，没有任何借口的占52.5％，有借口的占47.5％。(18)
资本的强势地位还表现在，有了资本这种重要资源后能够轻松获取并掌控政治资源。在北方某县多年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一个民营企业家连续三年纳税100万元的话，他就可以当上一个副科级的官。在2001年的时候这个标准提高到600万元，到2003年为止，这个县一共有十名民营企业家担任了像县劳动局局长、副局长，还有县法院院长这样的职务。(19)
3.政经合谋，助长腐败
改革开放引起了经济权力的转移，这种转移不是权力的削弱，而是权力运行方式的转变。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权力转向了与市场的结合，权力与利益共为一体，这种政经合谋现象使腐败呈现高发期。
一些醉心于名利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通过行贿所获得的收益远比诚实生产和经营大。一些人利用各种政治参与渠道，千方百计与有关官员攀上关系，拉拢腐蚀官员，大搞钱权交易、色权交易，由此成为暴富的“最佳捷径”。“出于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物质享受等多方面的畸变，一些官员或者与对其拉拢腐蚀的私营企业主一拍即合，或者主动寻求与私营企业主‘联姻’，由此形成了官员与私营企业相互利用、相互勾结。”(20)这样，官员和企业就结成了联盟，形成官商勾结。官员要么通过资本参股的方式，要么通过权力入股的方式与企业主结成一体，其结果是，“官员就成为企业的保护伞，企业则成为官员的摇钱树”。在1998-2003年省部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及私营企业情况的数据统计中，涉及经济类的案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经济类案件中涉及私营企业案件的比例较大，这6年中有3年高达70％以上，最低也有29％。经济类案件里的涉刑案件中涉及私营企业案件数在其中4年高达80％以上，最少的年份也占67％。(21)
4.膨胀的私欲取代了对民意的负载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由于来源于不同的社会层面，其家庭背景、所受的教育、职业、社会经历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对他人、社会的认知、情感等也有一定的差别。对于少数个人修养较差、法制观念淡漠、利欲熏心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来说，他们拼命地钻到各级人大和政协里面去，然而，却不具备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各方面素质，缺乏政治、社会责任感，从不负载民意、为民代言、履行职责，而是利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顶帽子为谋取私利和规避风险带来便利，大胆去干违法乱纪的事，牟取私利，从而逃避查处。其一，违规、违法生产和经营。有的企业不遵守市场法则，独占某些行业的生产和经营。有的企业违规操作、违法经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走私贩私等)、偷税漏税、不遵守劳动法规和劳动保障规范。其二，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一些人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光环照耀下，扭曲市场法律法规，危害市场的平等参与和公平竞争，阻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形成。
注释：
①②③[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153页，第96页，第142页。
④[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39页。
⑤徐继舜《浅议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载于《新视野》2002年第5期。
⑥[德]托马斯·海贝勒《作为战略群体的企业家：中国私营企业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⑦华正学《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模式、特点及其绩效分析》，载于《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⑧董明《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9—130页。
⑩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22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187页。
(12)赵家宝《我国转轨期政治结构中的权力资本化路径》，载于《学术探索》2005年第5期。
(13)(19)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编《当今中国九大热点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6—87页，第83—84页。
(14)George E.Taylor,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Problem of Partnership,New York,Praeger,1964,p.157.
(15)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载于《社会》2006年第4期。
(16)马汉青等《广东外来工“白皮书”》，载于2005年1月21日《羊城晚报》。
(17)隋晓明《中国民工调查》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18)王毅杰等《成都市在城农民现状调查与分析》，载于《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第5期。
(20)(21)王和民《官员与私营企业间相互利用是当前经济类案件的一个突出特点——对1998年至2003年省部级官员违纪案件中涉及私营企业情况的分析》，载于《体制改革》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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