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国家”目标与日本对联合国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日本论文,外交论文,目标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20世纪50年代重返国际社会后，就把“联合国中心主义”作为外交三大原则之一 ，并取得了八次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佳绩。但从战后日本外交史来看，在70年代 初尝试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失败后，日本实际执行的是一种对“联合国冷淡主 义”外交。冷战结束后，联合国表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这使得日本在走向“普通国 家”的过程中，非常看重联合国这一国际政治资源的重要意义。日本开始摆脱将联合国 外交从属于“日美基轴”这一传统做法，通过全方位的联合国外交行动，试图在国际体 系内打破战后体制对日本的束缚，来为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服务。
删除“敌国条款”的努力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外交战略调整是围绕着“普通国家化”来进行的，联合国外交自然 也不例外。作为日本强调的“非普通”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日本被剥夺了以“国 权”为名在国际社会上行使武力的国家职能。除了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外 ，在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107条等都有针对日本等国的“敌国条款”，其中规定：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同盟国交战的“敌国”如果再次发动侵略行径，其他国家不经联合国 安理会批准即可对这些“敌国”“行使武力”。“敌国条款”的存在是日本成为“普通 国家”的巨大心理和现实障碍。如果这一条款不废除，即使日本真正修改了宪法，它在 国际上的武力行为也面临“合法性”的问题。因此，加入联合国后日本一直试图删除这 一条款。在1969年的第24届联合国大会上，日本就此问题提出了重新研究联合国宪章的 提案，但未获成功。冷战结束后，废除“敌国条款”问题被重新纳入日本的政治议程。 1990年日本外相中山太郎在第45届联大上提出了删除“敌国条款”的要求。此后，在19 91年、1992年和1994年，不仅外相演讲，就连宫泽首相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也都谈及 这一问题(注：[英国]赖因哈德·德里弗特：《愿望与现实——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的历程》，中译本，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在日本的外交攻势 下，一些国家对日本的立场表示出同情的倾向。当时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贝克称“敌国条 款”是“时代错误”，苏联外长别斯梅尔特内赫也称这项条款“落后于时代”(注：刘 江永主编：《跨世纪的日本》，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但鉴于删除这一条 款必须修改联合国宪章，实施起来难度较大，日本政府又改变策略，希望联合国通过决 议宣布联合国宪章旧“敌国条款”失效，以达到事实上的删除“敌国条款”。经过不断 努力，1995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以155票赞成、3票弃权通过了重新考虑联合国宪章 ，取消“敌国条款”的议案。尽管联合国的这一决定与日本最初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但是毕竟向前迈出了一步。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普通国家化”进程的加速，海外动用武力的可能性逐渐增大， 日本政府再次提起了废除“敌国条款”的问题。2002年9月，小泉首相在联合国大会的 一般演说中称，作为20世纪遗产的“旧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中存在的一个问题，表 达了希望删除这一条款的意向(注：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4/ ekoi—0913.html)。2003年9月，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在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讨论演说中 ，在谈到联合国改革问题时再次指出旧“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需要寻求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注：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5/ ekw—0923.html)。与此同时，川口外相的咨询机构“联合国改革有识之士恳谈会”也 多次就删除“敌国条款”问题进行讨论。2004年2月22～23日，川口外相和小泉首相在 会见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时，再次提出了希望能够重新评估并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 旧“敌国条款”问题。上述动向说明，删除“敌国条款”已经成为日本联合国外交的重 要目标。日本之所以热衷于删除“敌国条款”，主要是因为它“与威望的问题紧密相关 ”，“删除这一条款意味着宽恕日本在历史上的侵略行为，日本才能最终恢复名誉。到 那时中国这个过去受过日本侵略，而且又在地缘方面属于亚洲最重要的国家就不得不支 持日本担任常任理事国了。”(注：[英国]赖因哈德·德里弗特：《愿望与现实——日 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历程》，第116页。)
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追求
按照日本的分阶段计划，联合国外交的第一阶段是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第二阶段则是成为常任理事国(注：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日本外交的 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9页。)。但实际上，日本政治始终在同时 进行这两项工作，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外务省内部就已经达成日本应该成为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共识(注：[英国]赖因哈德·德里弗特：《愿望与现实——日本争 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历程》，第61页。)。冷战结束后，随着“普通国家化” 的逐步推进，日本已经把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整个外交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19 91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提出，在国际新秩序形成过程中，日本在负有主要责任和作用 的安理会占有一席之地是极其重要的。这表明了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19 93年7月，日本政府正式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表明“日本准备尽其所能，履行在安 理会的责任”。其后日本政府多次表示它具有担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候选资格 。1994年9月，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代表日本政府正式提出表示希望 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这一愿望落空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 后半期把重点转移到了积累实绩上，除了在1997～1998年度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 理事国外，日本在联合国外交上基本没有太多的举动。
新千年开始后，日本一改过去几年的沉默状态，在包括联合国改革在内的各个方面全 面出击，试图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实现联合国外交的新突破。2000年9月，在联合 国新千年大会上，森喜朗首相虽然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避而未提，但却 主张强化联合国机能、改革联合国安理会。2001年3月，日本驻联合国大使佐藤行雄提 出，“在实现安理会改革之际，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注：[日 本]佐藤行雄：《日本能成为常任理事国吗?》，载[日本]《外交论坛》月刊2001年3月 号。)从而再次表明了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2002年9月，小泉首相在联合 国大会的一般性演说中称：关于安理会改革的议论已经10年了，现在应该围绕扩大后的 安理会议席等问题进行讨论。2003年9月，川口外相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就联合国改革问 题系统地阐述了日本的主张，提出了召开关于联合国改革首脑会议的倡议。她指出，为 了发挥联合国在实现国际和平与繁荣方面的作用，当务之急是进行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 的改革，并强调应该在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形成关于联合国改革的统一意见。 2004年以来，小泉政权进一步加大了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工作力度。1月15日， 日本政府决定在外务省内设立日本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对策总部。这是日本 要推动联合国改革的战略之一，其目标是最终使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月19日 ，川口外相在众议院正式会议上发表外交演说时再次重申联合国改革的必要性，明确表 示要努力在2005年召开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取得“实质性成果”，并称如果日本能够成 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将“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日本把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联合国外交的重点，与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国家战略 转型是密切相关的。早在1995年，外务省事务次官斋藤邦彦针对日本的这一外交目标就 指出，“简而言之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日本通过成为常任理事国，就可以更好地维 护本国利益。另一个理由是，日本这样的国家成为常任理事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就将成 为更加顺应时代潮流的机构。”(注：[日本]斋藤邦彦：《1995年的世界形势与日本》 ，载[日本]《世界经济评论》月刊1995年3月号。)其实，从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 看，日本更为注重的是前者。“为了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国而得 到承认，就必须超越‘战后’这一概念”，只有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半个世纪前 打败日本的联合国中取得一席支配性的地位，才能“名符其实地彻底摆脱‘战后’这一 概念”(注：肖伟：《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 “对日本来说，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是目的，而不过是手段。重要的是成为常任理 事国后，对何种问题说‘是’，对何种问题说‘不’。”(注：《日本经济新闻》1994 年5月26日。)“日本的执政者更希望自己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成为‘普 通国家’的目标。”(注：肖刚：《冷战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版，第205页。)2003年10月，川口外相指出，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发生巨大 变化的情况下，必须考虑提高安理会的“正统性”和“实效性”。在她看来，在采取国 际性对策上，联合国是一个能够在法律和政治上具有“正统性”的最普遍的核心框架， 强化联合国职能，推进联合国改革，同时在实施了改革的联合国中表明自己的想法和价 值观，这对于日本外交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注：[日本]川口顺子：《日本外交面临的四 个课题》，载[日本]《现代》月刊2003年10月号。)。这说明，日本关于日本应该成为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主张，本质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积极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1954年，日本参议院在通过“防卫二法”重组自卫队时，通过了禁止向海外派兵的决 议：“本院在自卫队创立之际，按照现行宪法的条章和我国国民的炽烈的爱好和平精神 ，在此重新确认不向海外出动”(注：金熙德：《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20世纪90年 代新动向》，第90页。)。战后历届日本内阁深知海外派兵的敏感性，都竭力避免给人 以赞成“海外派兵”的印象。但早在1956年加入联合国后不久，外务省便开始暗中准备 将日本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由单纯的财政贡献发展为派人员包括派自卫队参与(注：[日本 ]《朝日新闻》1991年9月20日。)。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开始与联合国秘书处讨论有 关参加维和活动的方式问题。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经过三年努力完成的大型政论报告 《90年代日本的课题》提出，日本为了对国际和平做出贡献，不能回避参加联合国的维 护和平活动的问题(注：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编：《90年代日本的课题》经济管理出 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海湾战争刺激了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部潜在的“大国意识 ”，关于参与维和行动的议论再次升温。1990年10月海部内阁向国会提交了《联合国和 平合作法案》，虽因反对意见过大而成为废案，但却没有减弱日本政府通过该法案的决 心。1991年3月，当德国宣布将向海湾地区派遣扫雷艇后，日本政府也在4月做出了派遣 扫雷艇去海湾地区执行扫雷任务的决定，首次突破了自卫队不得向海外出动的“禁区” 。为了使自卫队的海外行动合法化，日本加紧了立法步伐。1991年9月，中山外相在联 合国大会演讲时说，“海湾战争使我们重新认识了依靠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合作来和 平解决争端的可贵性和PKO法案的重要性。对于PKO，我国以往的贡献一直体现在财政方 面，今后将不局限于资金的合作，还要加强人员上的贡献，为此，日本政府向国会提出 了相应的法案”，显示了把PKO法(《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作为对国际社会的 许诺在国会通过的姿态(注：[日本]西修：《国际贡献与日本国宪法》，载[日本]《改 革者》月刊1992年2月号。)。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PKO法。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 弘赞扬这是一个“里程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日本将从过去的在某 种意义上说是自虐的行动范围，开始走向世界性的行动范围。”(注：[日本]《世界日 报》1992年6月11日。)
自1992年PKO法通过到2003年9月，日本已先后向八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和五项人道主义 国际援助活动派出了共约4600名工作人员，是八国集团中派遣人数最多的国家。日本积 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除了是为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争取国内和国际上的支持外， 主要还是想通过联合国框架突破日本宪法对自卫队的各种限制，使自卫队能够真正像其 他国家的军队一样合法地参加军事活动，以达到其所谓进入“普通国家”行列、争取国 际军事大国地位之目的。尽管PKO法在通过时对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做出了严格 的限制，宣布暂时冻结维和行动本体业务(PKF)并提出“PKO五原则”，但自卫队毕竟取 得了出兵海外的“通行证”，而且“法律一经制定出来便已成定局，‘理由’总是后来 加上去的，所以上述五原则也总有一天会被突破。”(注：[日本]田中浩：《战后日本 政治史》，日本讲坛社1996年版，第342页。)1998年6月，日本国会参议院以多数票赞 成通过了“PKO法修正案”，将过去由个人判断使用武器改为原则上根据上司的命令使 用武器；2001年11月，日本国会众议院又以执政三党和部分在野党的多数赞成通过了“ PKO法修正案”，解除了对日本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主体业务的冻结，并放宽了 有关自卫队在维和行动中使用武器的规定，日本“海外用兵”的色彩更加浓厚。
同时，日本还不断提升联合国维和行动在自卫队军事行动中的地位。1994年8月，前首 相细川的私人咨询机构“防卫问题恳谈会”向村山首相提交了题为《日本的安全保障和 防卫力量的应循状态——面向21世纪的展望》的最终报告。报告强调，对自卫队来说， 在联合国的框架内积极参加维持和平行动等以国际安全保障为目的的行动和保卫国家同 样是第一位的任务。1995年11月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认为，自卫队除了保卫日本外 ，还应充分准备应付在社会高度化和多样化中能够带来重大影响的大规模的灾害等事态 ，并且要在日本为建立更加稳定的安全保障环境所做的积极努力方面适时发挥作用，正 式将参与国际军事事务确定为新时期自卫队的使命之一。2002年1月，日本媒体披露防 卫厅争取在2005年度拟订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时增加为维护和平进行国际协调这一内 容，同时把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提升为自卫队本来任务(注：[日本]《读卖新闻》2002 年1月9日。)。同年12月，日本官房长官福田康夫的私人咨询机构“国际和平合作恳谈 会”主张把国际维和作为自卫队“分内任务”，以便能够对基于联合国决议从事维和行 动的多国部队进行后方支援(注：新华社东京2002年12月8日日文电。)。2003年8月，日 本在发表的防卫白皮书中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视为自卫队的“本体业务”，同时考虑在 2005年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时对此进行确认，日本《自卫队法》规定，“防卫出动”、“ 治安出动”和“海上警备出动”是日本自卫队的本来任务，只是在细则中把参加联合国 维和行动定为附带任务。日本政府的上述举动有助于扩大自卫队存在的目的。如果这一 构想付诸实施，那么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来说是一个根本性转变。可以预见，在不久 的将来日本自卫队至少会在联合国的名义下以一支没有约束的正式军队的形式走出国门 。其实，90年代以来日本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表明自卫队已经开始摆脱宪法有 关条款的束缚，朝“普通”的军队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既是日本联合国外交的重要成果 ，也标志着日本的“普通国家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人类安全保障理念的提出
一个国家是否具备制定和创设国际事务规则的能力是衡量其参与国际事务水平的一个 主要指标。换言之，能否在国际社会确立一种符合本国政治理念的集体认同是国家利益 的最高表现。冷战结束后日本在联合国外交中，对提出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带有日 本特色的政治理念给予了极大关注，其最大的成果就是“人类安全保障”概念的提出与 实践。
1990年9月，以梅原猛为会长的“面向21世纪思考应当争取的社会恳谈会”向海部首相 提交的报告书指出，面临21世纪，日本应该探索一下为能长远完美地生活下去的变革的 处方和新的价值观，以在国际社会中做出与日本国家相称的贡献。在梅原猛看来，日本 今后应当深刻地重新思考的价值观首先将是方便、快适和安全的价值观，还有自由、公 正和个性，再一个价值观将是美(注：[日本]梅原猛：《森林文化——日本文化的原点 》，中译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160页。)。在这里，报告已经含 蓄地提出了“人类安全保障”的理念。同年秋季，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提出，在20世纪90 年代，必须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在这里人类的尊严受到尊重，人们享受良好的环 境，日本准备用它的经济技术力量和积累的经验，在这个决定性的事业中同其他国家和 地区合作(注：[日本]海部俊树：《日本的构想》，载[美国]《外交政策》1990年秋季 号。)。1991年6月，“推进行政改革临时审议会”和“世界中的日本小组委员会”提交 了一份中期报告，报告在把宪法前言中的“自由和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国际 协调主义”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思想的同时，还新提出了“对人类做贡献”的思想(注 ：[日本]《东京新闻》1991年6月25日。)。这可以说是关于“人类安全保障”的最初表 述。
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一份报告中首次谈及了“人类安全保障”问题。1998年1 2月，小渊首相在越南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题为《创造亚洲光明的未来》的演说，提出 要把“人类安全保障”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了在联合国设立“人类安 全保障基金”的设想。1999年3月，联合国正式设立人类安全保障基金。这项基金是针 对“威胁人类生命与尊严的危机”设立的，主要是对国际机构实施的项目提供援助。基 金的设立使人类安全保障概念具有了实体上的含义。同年6月，在东京联合国大学本部 召开了以“从人类安全保障的观点看开发”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外务省政务次官武见敬 三在基调演讲中提出，为了应对全球化、地区纠纷等带来的各种问题，要在以国家为中 心的安全保障问题外，把“人类安全保障”作为21世纪日本的外交理念，进而调整在开 发领域的政策(注：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iryo/siryo—2/siryo —2f.html)。此后，日本几乎每年都主办有关“人类安全保障”的国际会议。2001年日 本首相森喜朗在第151届国会例会施政演说中再次将“人类安全保障”作为引导国际协 调行动的日本外交的宗旨，并提出“人类安全保障”是以确保共同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 每一个人的生存、安宁和尊严为目的的(注：[日本]《读卖新闻》(晚版)2001年1月31日 。)。小泉内阁执政以来，继续推行这种外交方针，并特别注意通过提供政府开发援助 贯彻“人类安全保障”这一外交理念。自1999年到2002年，日本政府在“人类安全保障 ”问题上共支出229亿日元，对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发挥了相当大的作 用。2003年5月，由绪方真子担任主席的联合国人类安全保障委员会向安南秘书长提交 了一份关于人类安全保障问题的报告，肯定了日本提出的“人类安全保障”国际政治理 念，为日本进一步通过实施“人类安全保障”设想增强外交自主性提供了条件。
将安全保障的重点工作转向冲突的原因——消灭贫困和落后——是日本倡导“人类安 全保障”理念的公开理由。但从本质而言，“人类安全保障”主要是日本在国际社会确 立属于日本自己的政治理念的尝试，是想通过提出“领导21世纪国际协调行动的宗旨” ，使日本在全球规模的各个领域问题的解决中发挥领导力的作用。日本学者猪口邦子曾 说，“正义与理念的剥夺，是对战败者最严厉的制裁。世界应当怎样，世界应当朝何种 方向发展，为此应当做些什么，战败者丧失了考虑这些问题的权力。战败者所被允许的 ，只是对胜利者霸权国的正义、理念以及正义的体系进行听写、背诵和复述。对反叛的 国际秩序的挑战国——战败国实行‘鹦鹉化’，这是霸权战争后进行战后处理的一种传 统。”“国际秩序中的‘坐蹭车’，与其说是特权，毋宁说是一种制裁，是无条件地服 从霸权国所提倡的国际秩序的一种证明。而且，通过‘坐蹭车’，该国作为国际社会成 员的正统性也就可以被一直模糊下去。”(注：[日本]猪口邦子：《后霸权体制与日本 的选择》，中译本，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2页。)在二战中成为战败国以来， 日本虽然通过各种方式在国际社会上努力突出自己的地位，但始终没有提出明确而独特 的原创性政治理念。正是对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所处地位的这样一种解释，才导致日本提 出“人类安全保障”这一外交原则。按照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家利益固然与权力密 切相关，但本原上却根植于认同、规范及其结构之中。“人类安全保障”就是把日本在 政府开发援助上的某些做法理想化后又把这些理想化的事实看作价值，其实是一种“国 家至上主义”(注：这是加藤周一在探讨日本人的外国观时使用的概念。他认为，把日 本国理想化后又把理想化了的事实看作价值，或者企图把日本国的事实与其理想同一化 这种态度，就是“国家至上主义”。“日本是神国”之类想法，或者“万邦无比”的日 本之类想法等等，都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流露。见[日本]加藤周一：《日本文化论》， 中译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虽然这一理念以对人的关注为名义， 但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日本自身的利益，是想在自身军事作用发挥受限的情况下，通过谋 求自己制定和创设规则的权力，开辟能够自己做主的空间，为推进“普通国家化”服务 。“脱离国家的利益就是真正的国家的利益。——现在已是日本人应当理解这句话的意 义的时候了。”(注：[日本]梅原猛：《森林文化——日本文化的原点》，第185页。) 可以看作是日本在联合国外交中提出“人类安全保障”概念的一种合理的解释。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已经把联合国作为自己在不表现出同以往做法和理想矛盾的前提 下提高对外政策能力的工具。2005年是联合国成立60周年，日本已经把这一年作为实现 联合国外交取得突破的关键一年。日本在联合国外交上的上述努力，尽管有的还未成为 现实，但这些活动的进行，已经标志着日本以前发挥有限作用时代的结束，从而使日本 更加接近其“普通国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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